1848年，资产阶级企图用革命办法来解决统一问题，许多邦都爆发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在巴登自由派夺取了大公国的政权，宣布了“人民主权的时代”的到来。在巴伐利亚，革命迫使国王路德维希一世退位，自由派唐—吉特马尔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在黑森、符登堡、拿骚、萨克森等邦也相继爆发了革命运动，并均提出了改革的要求。3月18日柏林起义后，资产阶级企图走合法的议会道路，主张召开全德国民议会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两个月后，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不久便通过了帝国宪法并建立了帝国政府。但由于各邦、各派对法兰克福议会本身如何限定权力范围，中央政府是采取君主立宪还是采取君主专制，又由哪个邦来主导整个帝国的命运等问题上意见不一，不久普鲁士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在各地镇压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终于失败。德意志统一问题被搁置下来。实现民族统一的任务之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失败，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德意志还不够强大，其次是各封建诸侯的力量过于强大；第三是在德意志还不存在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第四是在各诸侯中还未形成足以完成统一的领导中心。
然而，1848年革命之后，在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德意志农业按“普鲁士式道路”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所谓“普鲁士式道路”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道路。它有这样几个特点：（1）它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改良来实现的，因此地主经济不是被消灭，而是被保存了下来，并在农业中占据着优势；（2）这种地主经济在废除农奴制后逐步而缓慢地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3）它保留了大量封建制残余，因此农民受着双重的剥削。这条道路从1807年施泰因改革即“十月敕令”开始，由1850年的“调整法”确立，在19世纪60年代最后完成。1807年敕令宣布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保留了与土地占有有关的一切封建义务。1811年哈登堡“调整法”允许农民赎买关于土地的封建义务。1821年又规定将被占的原农村公社的土地归还公社，然后在公社成员中进行分配。1850年法令规定，次要的封建义务（如打猎）无偿地取消，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劳役和地租）则要通过赎买，赎买可交赎金，也可出让土地代替赎金。据统计，1816—1848年间，普鲁士已有35万农户赎回了封建义务，变成了份地所有者；而在1850—1860年间，赎买了封建义务的农户已上升到102.7万户。尽管在德意志还保留了大量封建制残余，但这些改革已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第二，从3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决定性阶段。德意志的现代工业起源于19世纪初，最早用英国机器装备的现代型工厂是由英国人在滑铁卢战役后建立的。1821年，普鲁士政府在柏林建立工艺研究所，在德意志人中传播工业方法新知识，为普鲁士政府培养技术官员和工业教育人才，到该所建立16年之后即1837年时，柏林已拥有蒸汽机30台，而整个普鲁士拥有的蒸汽机马力达7500匹，至1846年更增至2.2万匹。大约从1830年起，具有相当规模的股份制企业已在德意志冶金业中普遍采用，其资本主要来自科隆的商人。由工艺研究所的学生波昔格开办的机器制造厂自1837年在柏林建立以后发展很快，10年后所雇佣工人达1200人。英国式纺织机在30年代已普遍使用于亚麻、棉花和羊毛纺织业，1831年时仅普鲁士纺织业使用的织机就达9000架，而同年棉织业中使用的这类机器更达25500架。至1846年，柏林有4个毛纺厂，平均每个厂所雇佣工人在25人至30人之间。行会制度在德意志特别严格，虽然普鲁士在1810年就着手废除行会制度，但在其他各邦这一工作进展迟缓，所以1840年以后这一封建制度才在整个德意志被逐渐废除，到1869年才最终在整个德意志消失。所以，德意志工业革命的真正起步是1840年以后的事。据统计，从1850年至1870年，在整个德意志，棉花消费从1.8万吨上升到8.1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提高到139万吨，煤产量从470万吨提高到3400万吨，钢产量从5900吨增加到17万吨，铁路线从6000公里发展到18800公里。到1860年时，全国已有机器制造厂300多家，主要集中于普鲁士首都柏林，柏林已成为整个德意志制造业的中心。
第三是“关税同盟”在德意志的建立和扩大。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德意志长期处于诸侯专政状态，封建割据情况十分严重。据记载，直至1800年时，一宗货物通过易北河从汉堡运到马格德堡要付14次通行税；而通过美因河从班堡运到美因兹则要付33次通行税。直到19世纪初，这种状况才逐渐有所改变，并于在50年代基本被解决，其标志就是全德关税同盟的建立。早在1818年，在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普鲁士首先废除了它的国内关税，至1826年一个被称为“关税同盟”的组织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起来，它包括了北部六邦。1828年，一个与北方同盟对立的南方同盟建立起来，但它只包括了巴伐利亚和瓦登堡两个邦。但在第二年，一个更大的关税同盟诞生了，这就是1829年组成的中部关税同盟，其重要成员有萨克森、汉诺威以及提洛林邦和汉萨城市。中部关税同盟的建立对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同盟构成了威胁。为了打破这一威胁，普鲁士与南方同盟订立了条约，迫使中部同盟就范而加入其中，最终在1834年合并为“德意志关税同盟”。至此，这个同盟已包括了德意志18个邦，占了整个德意志2/3的领土。1835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已扩大为21邦，到1852年其范围几乎涵盖了德意志全境，只有奥地利被排除在同盟之外。这个关税同盟以普鲁士关税原则为基础，实行统一的贸易法、票据法和度量衡，成为统一的资本市场形成的标志。
上述经济上的一系列变化要求在政治上作出相应的改变，所以统一问题在50年代又具体地提上了日程。当时，在整个德意志存在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其结果必然是民主共和制；另一条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其目标是保持君主制。1848年革命的失败以及1848年革命后的情况表明，要按革命的方式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是很难的，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没有做好用革命方式完成统一的准备，因此改良成了统一德意志唯一的道路。但在如何以改良的方式统一德意志的问题上，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1861年建立的“自由进步党”主张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即“小德意志方案”；而中部和南部的一些资产阶级和贵族则主张在奥地利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是为“大德意志方案”。因此，从50年代初起，关于如何统一德意志的斗争主要是在普奥之间进行的，其核心是争夺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起初，双方力量势均力敌，所以在1850年5月于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代表会议上，决定由普奥轮流担任“邦联议会”主席。但不久普鲁士即开始采取措施以争取优势。本来，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后就保留了1848年宪法，保留了在革命中夺取到的“人权和公民权”以及众院的批准赋税之权。现在，它又实行军事改革，大力增加军费并把军役时间由两年改为三年，使兵力由14万增加到21.7万。并通过任命莱茵区的资产者为财政部长，公布财产私有者法和统一的矿山法等，保护和发展工商业，还于1862年9月任命著名的强硬派人士俾斯麦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其结果就使普鲁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占据了优势，并使之成为统一德意志的领导者。
俾斯麦是一位资产阶级化的容克，曾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公使，既对德意志的现实有深切的了解，又有丰富的外交和内政方面的经验。一上台，他就于1862年9月29日在下议院发表著名的“铁血”政策的讲演，提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先是联合奥地利于1864年发动对丹麦的战争，夺回了施勒苏益格和霍尔斯坦。然后又联合意大利，于1866年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建立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北德意志联邦”，并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最后，又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通过篡改“埃姆斯”电报迫使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并最终打败法国，扫清德意志统一的最后障碍。1871年1月18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终于宣告成立，其皇帝便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其首相即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这样，便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由于是通过王朝战争的方式完成的，给德国留下了很深的军国主义传统，后患无穷。但统一是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民族任务，铲除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封建诸侯专政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统一后的德国虽然采取了帝制，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皇帝之下有一个选举的帝国议会）基础之上的，因而它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为以后德国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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