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反右斗争”中受批判，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处于失业状态，几经周折，才分配到新建的农机研究所当秘书。这百把人的小单位要两个秘书，分管党务和科技。我不是党员，又不懂技术，怎么工作呢？所长张清同志是小八路出身的“机电迷”，会开车，会修理拖拉机和收音机，当过国营农场的机务场长，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机运用学专家。他跟我谈话很直率：“哪儿有现成的专家？学习嘛！你的家庭出身不好，这没法选择，但是可以改造思想，脱胎换骨。还有另外一种脱胎换骨，就是把自己改造成技术人员。你才二十八岁，只要肯吃苦，我就送你到农机学院当旁听生，白天尽可能地去听课，晚上住在研究所，开夜车完成秘书工作。边干边学，三五年就能变成内行。”
我接受了所长的“设计”，决心完成这两种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实践证明，变内行的难度小一些，我把家务和教育女儿的事情推给了妻子，一周乃至一个月才回趟家，用五年时间学完了农业机械化的专业课程，虽然没有文凭，却能应付工作，因而在研究所和农机局工作了二十一年，还是先进工作者。改造思想的难度就大一些了，从我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算起，接受考验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三十三年。入党也不算脱胎换骨——我仍然热爱文艺，离开了农机战线。但我心里始终编织着“犁之梦”，常用笔来描绘农业机械化的美景。
试点春秋
学习农机专业，首先要学毛泽东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大量论述。少年毛泽东干过一些农活儿，后来的革命生涯，无论创办农民讲习所，领导秋收起义，还是指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南征北战几十年，基本上没有离开农村，应该说他是了解农民疾苦的。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的1955年，他提出用二十到二十五年时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沸沸扬扬，似乎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批评国务院迟迟不成立农机部，说“我来当农机部长”！这大概也是一种缘份吧，在全国纷纷建立农机机构的时候，我才有幸进入农机研究所，跟铁牛作伴儿，跟农民一起“修理地球”。
1960年国家科委八十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第一项，就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具系列化试验点”，当年投资80万元，试点设在北京郊区，由几十位正副部长和市委农业书记赵凡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我们研究所承担组织工作，张清所长兼办公室主任，我也就成了试点办公室的秘书。
这个试点声势浩大，在“开门办学，深入实际”的教育和科研方针指引下，把北京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和农业大学的一千多师生，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国营农场的干部们组织进来，成立耕作机械、收获机械、排灌机械、畜牧机械、菜田机械、水田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十个专业组，又细分出几百个研究课题——譬如犁，就有半机械化畜力7寸步犁，双轮双铧犁，机械化的7铧犁，5铧深耕重犁，开荒圆盘犁，浅耕旋转犁，水田犁等许多种。按照“选、改、创”的方法，展开了选型引进，改良设计，制造样机，试验定型和推广使用等多方面的工作。这只是一项犁呀，再加上别的项目呢，因此又要与许多机电工厂联合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
犁，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标志。我在清华大学一位研究农具史的老教授那里吃惊地看到《中国农具图谱》上，西汉的畜力木犁已经相当完善：由弯曲的犁辕、犁柱、犁托和铁制的犁铧组成，其设计完全符合力学原理。再听教授讲课，才进一步知道，西汉木犁是我们的祖先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的重大创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它代表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更令我震惊的是，两千多年之后的中国人，普遍使用的还是这种“西汉木犁”！粮食亩产也仍然停留在两百来斤的“西汉水平”上。这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常稳定”的可怕现象啊。而那些后来居上的欧美各国，已经有二百多种先进的机耕犁了，农业生产水平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这件事，在我心里掀起波澜，决心学农机，干农机，投身老教授编织的“犁之梦”。
两千多人的试点工作一旦铺开了摊子，便成骑虎难下之势。且不说师生们雷厉风行地来到田间上课，食宿问题多么困难，只说这几百个研究课题开展起来，纷纷申请经费、钢材、工具、仪器，国家拨给的80万元哪里够用啊。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处于畸形的“听话”状态——经历了57年“反右”，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如今响应号召走出了课堂和试验室（大多是写了决心书，打锣敲鼓欢送出来的），那就是“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了。
试点办公室设在北郊农场的两间平房里，各种申请报表如雪片飞来。尤其是那些可爱的教授、专家（课题负责人），热情比天高，拿不到急需的资金、物料就“泡”着不走。办公室门庭若市，张清所长的眼球上布满了血丝，还说他“就喜欢这样干工作”。我这个秘书可就惨了，只好硬着头皮到农场的食堂去赊账打饭，让恩师们吃饱、吃好——此时正值“瓜菜代”的困难时期，我到田间听课，知道教授吃的是玉米面菜团子、南瓜汤，现在应该让他们吃上白面馒头、大米饭才对。至于赊账，钱还好说，张所长批个条就能报销，只是我欠食堂的粮票日渐增多。我们的口粮定量都是每月30市斤，其中粗粮票20斤，面票和米票10斤。听说有位教授在周总理家里吃了一顿饭，邓大姐还要收他半斤粮票呢。由此可见，我大胆赊欠食堂二百多斤粮票，相当危险，搞不好还得受处分。为什么不向恩师收粮票呢？说来惭愧，他们的面票米票都留在了家里（留给老人、幼儿和浮肿病人），自己既然下乡，就是来和学生一起吃菜团子的。全怪我这个旁听生“尊师重教”，主动端来馒头米饭，那年月，可是不吃白不吃啊。
这一年仍然处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中，试点工作进度很快，难题越来越多，小小的农机研究所一件也解决不了，只能给上级打报告。单项报告之外，张所长还叫我每夜写一份情况简报，打印50份，必须第二天上午送到试点领导小组成员的办公室。我们没有小汽车，天不亮就开着拖拉机进城，去各部委送简报。哪位领导有批示或解决了某项难题，在下一期简报里必定写明，张所长说，“这样可以调动领导的积极性，瞧，这位部长给了钢材，那位部长就不给油料吗？”
钢材是计划经济时期最难搞到的“一类物资”，而农机则是“吃钢大户”。况且，我们需用的钢材型号复杂，“薄板”最多。一次，领导批给20吨钢材，没承想拿到手的竟然是首钢“超产”的钢锭，4吨重一个，不敢不要哇，它也顶指标嘛。换不到“薄板”，只好租用5辆汽车，把它运到贵州去“开坯”，再运到河北宣化去轧薄。浪费了多少汽油、加工费和时间？这在计划经济、“条条专政”的年月，也只能夸我们“政治挂帅，不计成本”地克服困难了。
张所长是个“年轻的老革命”，工作很有魄力，他经常在北郊农场召开试点领导小组现场会，几乎每月一次，大多安排在星期日。这一天，总有包括吉姆牌高级轿车在内的几十辆小汽车来到昌平县这个农场的场部，连公安局都为之加岗放哨。农场书记、场长也是试点办公室的副主任，自当竭尽“地主之谊”，从内部“调剂”出一些“淘汰鸡”、“毛蛋”、“小牛肉”（牛场因缺少饲料而屠宰的牛犊）、“奶豆腐”（因屠宰小牛而多余出来的“初乳”，特浓，不宜上市，却能制奶酪），还有榨油厂的一项“秘密发明”——从榨过油的豆饼里再次“高温提炼”出来的“超产油”……这些都属于“计划外”的精美食品，再加上不知用什么名目“调剂”出来的大米、白面，每次都为试点领导小组会议提供几桌丰盛的午餐，每位收费8角，免收粮票。此事有几点内情不妨在40年之后公诸于世：一、由于我与姚依林同志是邻居，听他说，在人大会堂开会至深夜11时，便供应每人一碗肉丝面，收费8角，粮票3两。我告诉了农场赵场长，他才援例收费8角。二、赵场长说，“人大会堂不种粮食，应该收粮票；咱是农场，收粮票影响不好。”我便乘机请他批准“豁免”了欠农场食堂的二百多斤粮票。三、每次领导小组的现场会，分别视察我们的小麦割晒机，玉米剥皮机，奶牛场、养鸡场和养猪场自动化系统，张所长事先布置好，让专家教授当面向部长们提出所遇到的难题，有些当场就获得了解决，一如现场办公会。四、散会前，赵场长总能不失时机地派人把一些“不宜上市”的食品悄悄放进小汽车里，而且一律向家属或司机收费，不让领导干部为难。五、开领导小组会怎么还有家属呢？这都是张所长和赵场长的精心安排：首先是把会期定在星期天，第一次开会和“丰盛的午餐”时，他们就说：“占用领导同志的休息时间，很过意不去。不是星期日也轮不上我们召开现场会呀。下次请把夫人和孩子也带到乡下来玩吧，就算郊游，两不耽误。”于是，便有一些家属跟车前来参观农业机械化。关于这些内情，读者朋友千万不要认为是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相反，我旧事重提，倒是有点儿心酸，您想啊，这些部长，不是和我们一样处于“瓜菜代”的艰苦生活状态，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么？若不清廉，他们怎么会缺少几斤“毛蛋”呢！
这个试点只办一年就停了。原因甚多，主要是经济力量不足。譬如，专家设计并在北郊农场建成的万头机械化猪场，由于精饲料没有来源，仅仅饲养一百头猪，作个“示范表演”而已。建成的十万只机械化养鸡场，无人投资，也因为饲料短缺，根本没有进鸡。水田机械化的“电犁”和“闪电施肥”的电网架设起来之后，由于管理和培训农民的工作跟不上，反而造成耕牛触电，也拆除了。但这并不等于试点失败。《试点总结报告》是我执笔写的：通过“选、改、创”，初步获得了数十项适合北京地区使用的农机具；选购拖拉机和维修设备，装备了北郊农场的机务队和农机修配站；许多设计方案和图纸资料，留交北京农机研究所继续使用。“失败”的项目也是收获，它告诉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主要应由农场和公社自力筹集，国家只能支援带有科研性质的少数项目。写到这一点时，有个例子被张所长删掉了——北郊一户农民养48只鸭子，卖鸭蛋赚了些钱，上级就批判他违反“以粮为纲”的方针，不准搞这种“损公肥私”的家庭副业——我写此事的本意是说，农民手里没钱，怎么为农业机械化筹集资金呢？何况鸭子和鸭蛋都是市面上奇缺的食品呀。可是张所长说，鸡鸭会偷吃集体的粮食，要是社员养的鸡鸭多了，私心也就重了，必然分散为集体干活儿的精力。他还严肃地批评我“不懂政治”。
“自古种菜如绣花”
北京的农业要为大城市服务，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农机部也要求我们成为蔬菜机械研究所，并于1962年投资一百万元建所。张所长叫我兼管基建，便在西三旗买下北郊农场的37亩粮田，每亩才52元，便宜得令我吃惊。只因为市委不同意我们太专业化了（还得兼顾粮田和畜牧机械），所以才没有挂出蔬菜机械研究所的牌子，但在内部力量分配上，仍然侧重蔬菜机械。
近郊区有30万亩基本菜田，以四季青公社为代表，种植着几十个品种的鲜菜，供应首都市场。菜农说，“自古种菜如绣花”，农艺要求很细，而且占用大量劳力，“一亩园，十亩田”，老北京人把菜田叫园子，称菜农为把式，园头，七百年帝都嘛，菜农有着精耕细作的传统。譬如六十年代的菜农播种小葱，还是把那薄如纸屑的葱籽儿含在嘴里滋润一会儿再喷出去。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细菜，先在阳畦里育秧，然后移栽到菜田去，而趴在阳畦边上起秧，人头朝下，一干半天，脸都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形时，自然会感到蔬菜机械化的迫切性，和研制这些“绣花机”的难度。
四十多年前的四季青公社，并不能真正做到“四季常青”，它的细菜产量还很低，尤其是解决不了全年均衡上市的需求。夏天的西红柿一毛钱一筐，冬天可就全靠贮存的大白菜和大萝卜了。大白菜是咱北京人的“看家菜”，从秋后吃到来年春天小白菜、水萝卜、菠菜上市。每年11月中旬大白菜集中上市的时候，市政府都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运、售、贮”战斗。送大白菜的马车、汽车、拖拉机阻塞街道，连交通警也没了脾气。菜店门前的大白菜堆积如山，市民连夜排大队购买，职工买大白菜误工算“公假”，副食品商业局的职工和居委会全体动员，给白菜分级、发票、过秤，乃至协助居民搬运。11月下旬霜降，如果销售拖沓，或寒潮提前，那大白菜一冻一化就会流汤。我见过成堆的烂菜泥，臭半条街！即使不受冻，大白菜在收割、装卸车和销售的过程中也会损失很多菜叶，居民买到家里，要给它晒太阳，除去一些水份，再剔除一些残帮败叶，码放在不冷不热的地方贮存，此后每隔十天半月还要倒垛，摘除“烧心”的烂叶，以免它从心里往外烂掉，吃的时候又要把外层干菜帮除去——此时的大白菜已经损失过半了。我不厌其详地诉说大白菜，因为我这个老北京不但吃了几十年大白菜，深知大白菜是一宝，又为年年糟蹋那么多的大白菜而心疼，内疚——好赖咱也是个农机技术员呀，就不能为大白菜机械化多做点贡献么。
我们研究所始终抓住“大白菜、大萝卜起垅播种联合作业机”不放。因地制宜，不违农时，是农机工作的天条。北京地区在6月中旬开始麦收，月底才完。又要赶在7月底雨季之前完成大面积的大白菜、大萝卜的整地和播种。北京市民不能缺少大白菜，农民更不能缺少大萝卜（腌咸菜，天天吃），为了抢农时，这种联合作业机深受欢迎，钢材紧缺，市里也如数拨给，价格贵，公社也买。因为它能一次完成起垅、开沟、播种、镇压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播种的质量还好。
参加技术服务队
苏联政府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一大批（30万台）拖拉机投放到集体农庄，结果是没用两年全部报废。因为没有培训出熟练的机手和修理工，没有形成合理的农机管理机制和维修网。相比之下，我们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如人家的庄员。有鉴于此，北京市于1965年组成大规模的农机技术服务队，由王纯副市长任总队长，下设四个分队，以市属农机、机电、生产资料等部门的二百多名技术人员为骨干，以“滚雪球”的方式开展工作——下到区县，相关的技术人员就参加进来，下到社队，负责“机、电、水”的管理人员也参加进来，总数达到两千余人，分片分期地进行农机普查和检修，同时举办电工、机手培训班，既上技术课，又带领机手共同检修他们自己使用的农机具，并建立农机档案。
我所在的分队，有骨干队员四十多人，负责房山、丰台、昌平、延庆四个区县。大家背着简单的行李、专用工具、仪表和紧缺的零件，由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吃千家饭，住百家店”，从春到冬干了一年，收获很大。
与全国农村相比，北京郊区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队有电和通了简易公路，所以各种农机具的数量也比较多。然而，突出的问题是社队干部文化水平偏低，管理不善，社员群众更缺乏机电常识，加之国产农机具的质量不过关，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率甚高，还经常发生伤人事故。譬如，有一种铡草机，在房山县就发生50多起伤手事故，社员叫它“铡手机”！我们给上级打报告，责令生产厂家停产整顿。又如，服务队的技工在检修机具时说声“缺机油。”生产队长就回家宰了老母鸡，送来半碗鸡油。
农村机具普遍缺少维修、保养。昌平县的不少水泵坏了，弃置不用，或另买新的。我们把坏泵拆开看，有些是吸进砂石，打坏了叶片；有些被杂草、水蛇、死猫、烂耗子堵塞。而那些还在使用的水泵，进水口也不加护网，有的还把清水泵当污水泵使用。并非所有的机手都缺少这点常识，此中还隐藏着奥秘：社员出工有“甜活”与“苦活”之分，壮劳力干一天记10分（满分），妇女和半劳力记5分，雨雪天气不出工就不记工分。而机手属于“专摊专业”，全年记满分。年终结算，按工分计酬，且与口粮挂钩，“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因此，通常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子女当机手，而招工、当兵、上学、提干等“农转非”的机会也优先让给他们，女机手“一嫁军，二嫁干，嫁个工人吃饱饭，高低不嫁庄稼汉”，所以机手队伍很不稳定，有点经验的老机手走了，新机手也并不安心，往往以此为跳板，一拨一拨地换人。就此问题我们给上级写过报告，要求对农村电工、机手采取考试上岗的办法，破除干部子女的特权，以促进机手的学习积极性和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但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官本位”习惯势力的制约下，王纯副市长大概也难下批文。
在技术服务队的后半年，我担任分队长，还学会了修理深井泵。昌平和延庆的山区，由国家贷款钻了一些百多米的深井，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这些价值三万多元一眼的深井，更没人检修保养，有的使用不到一年就坏了。可惜我们也不会修理。请示总队，回答是全市只有几位师傅懂行，已经派往密云、平谷山区。我立即带上技工前去学徒，还赶制了专用工具。回来修理时仍然提心吊胆：我们用三天时间，手拉倒链，把两米五长的泵管一节节提出来，几十节之后才是那大冰糖葫芦似的九级泵。检修时，要凭眼力调直几十根两米五长的传动轴。“机器匠，拆了装，装不上，咋交账”？我们再用四天进行组装，保持传动轴与泵管、井管“三同心”，慢慢放回井里去。难就难在我们完全是手工操作，如有一节泵管没夹牢，或者滑链，这三吨重的深井泵掉进井里，深井就得报废！如有一根立轴没调直，或者组装时有个螺母掉进泵管，那就前功尽弃——得重新把它提出来……真是诚惶诚恐啊，为保持手感灵敏，谁也不敢戴手套，磨出血来也不戴。
当年的机电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生产厂家并不关心销路，也没有“保修包换”之类的售后服务。像深井泵这样的重要产品也没人管。我学会了这手活儿，在京郊小有名气，以致“文革”中被“专政”期间，还有人找到“牛棚”，请我去修深井泵，军代表也不敢拒绝“贫下中农的请求”，只好“放牛”归山。
认识了水的艰难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谷农村劳动，不久，市里又要办农机试点，便把我抽调到大华山公社“帮助工作”。这次的农机试点共有四处：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区，大华山公社代表山区，通县小海子大队代表平原，顺义北军营大队代表丘陵区。这四个社队基本上概括了京郊农业机械化“因地制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农机试点的规模小得多，由农机局与试点社队合办，专职人员十几个，资金十几万，坚持办了十几年，出了许多好经验。
“半夜驴铃响，火把点点亮，下山驮水忙”——这是我在一篇调查报告里描述大华山公社李家峪村民寻求生活用水的情景。住进深山村李家峪，才认识了水。这里历来蓄存雨水，农户用缸，小水窖，集体建有蓄水池，以解决人畜饮水。雨水不洁。小水窖里孳生孑孓。生产队和农户都养驴，它是山区的主要畜力，驴群也到池边饮水，泥土和驴粪便落入蓄水池。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村民说，“李家峪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半肚子驴粪蛋儿！”
这样的水也贵如油。村民们“一水多用”：先淘米，澄清后洗菜，再澄清后洗脸（全家人用这半盆水，当然不能搓肥皂），再澄清后洗碗筷，此后已无法澄清了，便用它煮猪食。老下是接受“再教育”的，自然应该依法用水。但有一点特殊化——我把脏衣服攒起来，每月回城时，大洗三天——可算有了自来水啦，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放量喝茶，想把自身里里外外冲刷干净。
每逢旱季，李家峪的蓄水池干涸，便出现家家赶着毛驴，打着火把下山，往返20公里驮回两桶水来的夜景。白天还要抓紧这无雨的时节，清除水窖和蓄水池里的淤泥，并且修补渗漏的地方。他们年年打井，从未见水，却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打出井水来的希望。在国家投资、贷款和工厂支农小分队的协助下，李家峪全村出动，昼夜修路，架电线，还钻出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机井。村民第一次吃到清甜的井水，真是欣喜若狂啊！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四人帮”的极左气焰受到打击，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下放干部恢复了工作，我也回到市农机局——关系回城，人和行李还留在大华山——这是我主动要求的差事，继续搞山区农机试点。有人说我傻。但我忘不了那“西汉木犁”和李家峪人民缺水的情景啊。我在平谷县下放劳动和“蹲点”工作十年，结交了许多社队干部和农民朋友，无话不谈，受益良多。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更相信这句话了：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人生在世，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并不容易。有了在李家峪跟社员半夜下山驮水的亲身体验，我至今不能容忍浪费水的现象，不论在哪儿，看见龙头滴水，我就要去把它拧紧。尤其受不了招待所和宾馆卫生间的“常流水”，非叫服务员来修不可，否则我就动手修，上街买零件也得修好。我曾写文章问道：“咱们的卫星能上天，为什么就解决不了马桶漏水呢？”当然啦，工业和农田灌溉是浪费水的大户。我对北京市下决心加强用水管理，包括提高水费，都举双手拥护。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金钥匙
计划经济的藩篱，阻碍着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我多次参与制订北京市农机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分配计划，深知办公室里的计划订得再详细，也跟不上千变万化的实际需要。举几个小例子：我们按照顺义县的拖拉机保有量，一年分配给他们200个轮胎用的气门针，结果拖拉机站根本买不到。哪儿去了呢？几番调查，才发现是生产队的马车把式抢先买走了。马车轮胎也用这种气门针，却没有一个“马车局”为他们制订计划。由于缺少气门针，拖拉机就“趴窝”停用；为了几毛钱一个的小零件，公社常派人到外地去买，花几十元乃至几百元差旅费，还未见得能买到。再就是请客送礼“走后门”，向机电供应单位“求援”。
“三夏”大忙季节，正在使用的手扶拖拉机轴承坏了，哪儿都买不到，生产队长派机手进城，说了气话：“买不着你就甭回来！”结果在这个夜晚，北京手扶拖拉机厂抓到了“小偷”（从停车场的新拖拉机上卸了一副轴承），保卫科刚要扭送他去公安局，又在那台新拖拉机的轴承座里发现40元钞票——正好是买一副轴承的价钱。农机局长听说之后，深感内疚，叫工厂立即放人！向这位机手道歉，轴承让他买走。并且在干部会上说：“这件事暴露了农机经营管理体制的‘老大难’问题——只生产整机，不保证供应维修用的零配件，这不成了卡农民脖子吗？”话说得很透彻，可是这个“老大难”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北京市生产手扶拖拉机较早，郊区的保有量较多，维修上的问题也多。丰台区有个真实的笑话：生产队的一台手扶拖拉机经常出毛病，一坏，机手就赶着小毛驴把它拉到修配站去。次数多了，只要往小毛驴身后一套手扶拖拉机，不用人赶，它就会自动拉往修配站。这样的笑话，您听了大概也笑不出声来吧？
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胼手胝足几千年”，直到毛泽东同志预计的1980年，也未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不是农机战线的干部职工不努力，更不是农民群众不想机械化，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前景啊。那么，发展缓慢的症结何在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从大的方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就给农业机械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若干障碍（如前所述的种种弊端）。从农机事业上看，有两个关键的“瓶颈”或“怪圈”被突破了：
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从何而来？“等、靠、要”国家投资，没有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还会挫伤积极性），怎能办得成大事？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全包下来。反过来说，农民群众根本没钱自行投资，在“小学生双手捧着个鸡蛋，到供销社换半斤盐，几盒火柴，或者一支铅笔”的情况下，农民拿什么买拖拉机呢？就算银行拨给一些贷款，社队也无力还贷，只好“挂在账上”，这填不满的无底洞，是第一个“怪圈”。
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主要是解放劳动力和减轻劳动强度，那么，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我们的农机试点社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人享机器福，马长机器膘”，富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但是人人要吃饭，所以仍然跟着大伙儿一同出工，参加记工分和年终分配，造成“一个人的农活儿两三个人匀着干，一碗饭两三个人分着吃”的窝工现象。生产队的开支没有减少，反而多了一份机器、油料、维修方面的经济负担，或曰“双重开支”——机械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加大，工分值下降，社员变得更穷了，这是第二个“怪圈”。
怎样突破的呢？靠的是乡镇企业大发展。京郊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镇企业，给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从经济利益上讲，只有一个农民在工副企业里创造的价值超过（或远远超过）他从事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时，他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好处。也只有农业机械化解放出大量劳动力，充实和促使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才有力量向机械化投资，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这种良性循环，终于使人们找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金钥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党的富民政策，使北京郊区向着现代农业大踏步前进。我熟悉的这些地方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您还记得每年“龙口夺粮”时节，都要动员大批职工、战士、学生下乡帮助拔麦子吗？现在靠联合收割机，麦田里看不见几个人。顺义的麦田最多，一周之内就能完成全县的麦收战斗。通县大稿村的两千亩农田，从前要600个劳动力干的农活儿，现在由16人的机务队全部承包。节省下来的人员，干工商业，建筑业，服务性行业，青少年一律上学读书。虽然粮食产量翻番，农业收入倍增，却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这样的村庄多得很，农舍建筑和设施不亚于城市，所以通县、顺义、房山都改为区了。
四季青乡真正实现了“四季常青”，现代化温室里一年收获八茬黄瓜，寒冬腊月也“顶花带刺”，鲜菜、细菜全年均衡上市。外地（远如海南岛）的瓜果蔬菜也供应北京，冬天的菜市场里也有几十种鲜货任你选购。北京人已经不必家家贮存大白菜了。当我听说北京的大白菜也能出口时，真是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啊。
“遥望大华山，石头连着天，来到大峪子，磨破鞋底子”——这是我当年日记里写的实情。大峪子村是我住过的地方，村前有二百多亩荒河滩，我们试点干部就发动村民在河滩里种树，先挖个一米直径的坑，用试点的拖拉机从远处运来黄土回填坑内，再运来核桃树秧栽进去……如今已是果树成林。望着那挂满枝头的青皮核桃，便想起“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老话。是呀，功在群众，但这里也洒下了我的汗水，内心还是有几分骄傲，几分欣慰。当年大华山的银白杏只卖2分钱一斤，靠人背驴驮运不出去呀，大多烂在沟里，以致山泉带酒味儿。柿子、红果、大枣6分钱一斤，核桃、板栗一毛钱一斤，卖得如此便宜，主要是缺少运输能力。那年柿子丰收，装满筐的柿子在公路两边摆了几里长，等待当地驻军派汽车来帮助外运。现在华山的大桃成了名品，坐飞机远销海内外。平谷县有许多旅游景区，“果秋”时节还开放多处果园，举办“采摘旅游”活动——这种欧美中产阶级的时尚，也飞到了京郊山区。
当我重访李家峪时，这里已经钻有五眼深井。有自己的汽车、拖拉机，有商店、学校、工厂。更可贵的是他们坚持造林，遍山郁郁葱葱，“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涵养水源，改良环境，林茂粮丰，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水土保持先进单位。当我情不自禁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李家峪的水”时，没料到老外也会说中国话“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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