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
会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白居易描写唐明皇与杨玉环的《长恨歌》里有这样的诗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早朝，就是开会——朝廷重臣、文武百官，够级别、有资格面君奏本议事的权贵人物，不分冬夏寒暑，风霜雨雪，每天凌晨五更起床，穿戴整齐，赶赴皇宫，在议事的殿堂前黑鸦鸦地跪成一片，等待主管太监宣布上朝，所以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进殿之后，还得下跪磕头，山呼万岁，皇帝佬儿说声平身，才能站起来，有本奏本，无事退朝。泱泱大国怎能无事呢？许多事情皆由皇帝独裁，朕即法律，金口玉言，朱笔圣批，生杀予夺，铁板钉钉。遇有重大事端，诸如灾荒战乱，征伐议和，皇储废立，冤假错案，皇帝有时也要垂询群臣的意见，或有意试探，藉以考察干部，这就可能引发争论，形成廷议，或曰御前会议，当然啦，最后还是皇帝佬儿说了算。也有“武死战，文死谏”的信念，直言抗上，不惧天条，以死谏君，自诩为忠心爱国之诤臣，为民请愿，招惹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但求名留青史。总之，在封建独裁统治的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这种重要的会议形式了。而唐明皇沉迷酒色，“从此君王不早朝”，大权旁落，就会酿成安史之乱。由此看来，当了皇帝，少睡懒觉，按时起床，天天开会，还是好事情。至于那些文武百官，日日早朝，唯唯诺诺，言不由衷，说假话者或可升官晋爵，说真话的难免充军发配，“伴君如伴虎”，我想，他们的大多数未必喜欢开会。
会盟
比汉唐更早的春秋战国，也开会，譬如“会盟”，那五霸七雄，就没少召开这种“国际会议”。山东省桓台县有个奇特的马踏湖，方圆数十里，由纵横交错的二百多条河道织成水网，盛产鱼虾、脆藕、金丝鸭蛋，属贡品，五万居民家家有船，出门就上船，连青年男女谈恋爱都在船上，此地被誉为“东方威尼斯”，正在形成旅游景区。我国北方的河网地带很少见，那么马踏湖是怎样形成的呢？相传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曾经在此大会诸侯，被拥立为盟主。各路兵马也在此排列方阵，昼夜操练，“千年的道儿熬成河，百年的媳妇熬成婆”，那些战车和骑兵铁蹄踩踏出来的马道，日久天长变成了河网，故名马踏湖。由此可见，这种会议的规模甚大，讨论安全和军事同盟的大问题，各路诸侯也有独立性，谈得拢就合作，谈不拢，拉起队伍就走人。今日的联合国，要想组织多国部队，也是常常召开国际会议的。安理会，北约、欧盟理事会，还在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哩。
庙会
民间也有集会。最常见的是庙会，北京的厂甸，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白云观，都定期举办庙会。商贩们利用善男信女进香还愿的时机摆摊售货，各种风味小吃，传统工艺品，应有尽有，民间艺人也来搭台演出，十分热闹。地坛和龙潭湖公园，至今还在春节期间举办大型庙会。到妙峰山进香的香会，规模也很大，连河北省的香民都远道赶来，可达数万人。解放前交通不便，城里各行业的商会在沿途搭设茶棚、粥棚，免费招待行人。现代的庙会，虽然还有宗教色彩，但参加的人士多数是为了娱乐和购物，去妙峰山的交通很方便了，人们大多也是为了旅游，观赏玫瑰花，还可以买几斤鲜花瓣儿带回家里自制蜜饯玫瑰。这种民间庙会，倒是具有群众性，为平民百姓所喜爱。
聚餐会
我在重庆读中学的时候，听说有一批自称“二流文人”的朋友定期下小馆，举行聚餐会。后来在“文革”中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说这些文化人当年组成“二流堂”，反对什么文艺主张，是文坛的“二流子”云云。因为我当时年幼，并不了解这种聚餐会的具体情况，“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没有一篇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至今不了解真情。50年代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中，又见报纸上揭露，上海的一些民族资本家，举行“星期五聚餐会”，聚餐是名，共同商议对抗公私合营是实。因我当时在朝鲜打仗，仍然不了解具体情况。90年代，我在美国参加了一次“礼拜天聚餐会”，具体情形是：与会者数百人，每人交一美元，在基督教的会堂里聚餐，一人一份炸薯条，土豆泥，一个汉堡包，一杯可口可乐，基本上能吃饱。用餐期间，谁都可以上台随意唱只歌，弹钢琴，台下的朋友们自由交谈。多数人互不相识，据说就是为了来吃一顿廉价的快餐，在基督教免费提供的会堂里玩一会儿，然后走人。至于教会为什么每个礼拜天举办一次这样的赔钱聚餐会？我不是教徒，不懂教义，所以还是没弄明白。
分赃会议
俄、英、美、法、日、意、德、奥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又有西、比、荷三国见便宜就上，参加进来，共有11个帝国主义国家，恃强凌弱，逼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及19个附件，李鸿章于临死之前抱病出席了这次帝国列强的分赃会议。割地赔款，租界驻兵，英国在东交民巷的兵营距清廷皇宫仅百米之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但是，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帝国列强仍然无视中国的权益，蛮横地把战败国德国原先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承认日本对青岛的占领，拒不废除“二十一条”。于是激起了我国人民极大愤慨，暴发“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马拉松会议
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有过多次漫长的谈判，据参加者回忆，那真可谓马拉松会议了。先是朝鲜停战谈判美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谈判桌上理屈词穷，又想诉诸武力。我方针锋相对，坚强抗争，结果是从1951年冬到53年夏，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持续了19个月，才迫使美军侵朝司令克拉克低下头来签字，他也承认了“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此后是中美大使级巴黎会谈。由于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没有中国的参与，就很难解决，所以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这种不定期的大使级会谈，又谈了好多年，开会一百多次。
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主要阻力来自美国，一谈又是14年。我无法统计双方开了多少次会议，只知道有些会议通宵达旦，紧张而艰难，比马拉松长跑艰难得多。连朱总理都说：从黑头发谈到白头发了！可喜的是，这次谈判的结果属于“双赢”，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而且世界瞩目，因为中国“入世”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利。
最大的会议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它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环境会议，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团参加。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论。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地区战争从未消停，科技和经济也飞速发展，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都市的规模空前扩大，人口激增，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浪费和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原始森林消失80%，物种大量灭绝，多数国家和地区严重缺乏淡水，作为主要能源的石油，再过几十年也将开采殆尽，大气形成温室效应，臭氧层出现空洞，沙漠化严重，河湖干涸，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只有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文明和经济建设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是20世纪末和新世纪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之一。环境问题没有国界，亚马逊热带雨林是“地球的肺”，厄尔尼诺和拉齐娜可以周游世界，“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必须齐心协力，共同保护地球母亲。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世界性影响。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与克林顿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一项，就是“能源和环境”。这些年，我国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治理淮河污染，禁伐自然林，绿化祖国，包括北京市的环境治理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持之以恒，是可以营造出蓝天白云、绿地碧水、鸟语花香、万物竞生的优美环境的。
分身会
马雅科夫斯基在一首著名的长诗《开会迷》里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官僚主义者，说他们唯一的工作方法就是开会，两个会议同时召开也要参加，那就采取分身术，把自身一分为二，半个身子出席这个会，半个身子参加那个会。他在结尾时建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讨论永远取消这些无用的会议。由此可见，在前苏联，这种夸夸其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会议还是很多的。
官僚们对这首诗群起而攻之，罪名无外乎“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是上纲上线呀，后果相当严重。幸亏列宁亲自出面干预，说这首诗“政治上是好的”，马雅可夫斯基才保住了身家性命。这首讽刺诗也才有可能被译成中文，在新中国出版发行，被人们传诵。应该感谢列宁，如果当年把它定为“大毒草”，咱们可就读不到了。有趣的是，咱们的一些干部，虽然没有马氏所说的分身术，却也喜欢同时出席两个乃至三个会议，君不见，他们开会时迟到，说是刚从另一个会场逃出来的，坐下就发表一通讲话，讲完又要走，说是还有一个什么会议等着他，不去可不行，那怕赶上个会议尾巴，跟大家见个面，在酒桌上碰碰杯，也足以表示领导的关怀嘛。
累人会
我小时候听说过一个闹鬼的故事：某甲不听人劝，廉价买下一套凶宅，果然夜里有鬼哭。他遍请和尚道士，画符念咒，均不见效。一天，有位工友上门，说他能驱鬼，又说，他从前就在这套宅院里当听差，知道主人是怎么死的，夜里的哭声来自原先主人的鬼魂，只要新主人雇用他，就能把那鬼魂赶走。某甲听了个半信半疑，只好试试看。夜里，又闻鬼哭时，工友立刻背诵《总理遗嘱》，果然把那鬼魂吓跑了。鬼魂为什么害怕《总理遗嘱》呢？原来国民党每次开会，都要先念《总理遗嘱》。那位原先的房主人就是开会累死的，现在成了鬼魂，忽然听到《总理遗嘱》，以为又要开会，吓得望风而逃，免得再次累死——人死了变鬼，再次累死，可就连鬼都当不成啦！
从前有这样的顺口溜：“国民党的税多，八路军的会多”。如果这话当真，我们的干部里有没有开会累死的呢？大概没有，因为历史在前进，今天的干部总会想出一些高招儿，不让自己累死。少开会，开短会，都是好办法。据说，难办的是上级召开会议，指定厂长、书记、局长等等领导干部必须参加，一开就是十天半月，你想开短会，能由你决定吗？好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之不能因为开会累死人呀。于是就在领导班子里增加干部，安排几位专职开会的官儿，名曰“会议厂长”，“会议书记”，“会议局长”，“会议县长”，以应付党政工青妇、农林牧副渔、五讲四美三热爱、扫黄打非倒计时……条条块块之各种会议。“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颗针”，据说有位“会议县长”在上面开会40天，回来只传达4个字：“买房。下岗。”唉，他的分工本来就是专门应付开会的，并不承担实际工作，你想让他有什么责任感，难矣哉。
舞会
50年代，生活清苦，思想工作严密，娱乐项目很少。出版一本新书，譬如《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红岩》、《青春之歌》，大家都争着看，几乎是同时在阅读一本书，而且肯定是革命书籍。电影也很少，国内平均一个星期只有一部新故事片，“政治标准第一”的影片，也是大家同时争着看。没有电视，没有旅游，没有卡拉OK，没有足球联赛，不准搓麻将，更不敢“偷听敌台”广播，连《参考消息》也只供县团级以上的干部阅读。幸亏当年有个“一边倒”的政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网开一面”，提倡向苏联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学习姑且不谈，只说文娱，苏联老大哥喜欢跳舞，那么跳舞就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玩艺儿，所以中南海以下的各级机关、部队、大专院校，都敢堂而皇之地举办舞会。什么舞？交际舞，快三步，慢四步，没有探戈、霹雳、迪斯科，一男一女搂着转圈儿，如斯而已。
我们志愿军部队在战斗间歇、休整时，也频频举办舞会。战争年代，部队有个不成文的“二七八团”军规——男性现役军人恋爱结婚的条件是27岁、8年党龄、团级干部，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许多军人带着老婆孩子，怎么打仗？所以这条军规是合理的。所以，违反“二七八团”军规者就是犯了“贪图享乐”的错误。所以，在大型防空洞里参加舞会的都是团级以上军官。女伴来自文工团、卫生所、通讯、机要等部门，她们若愿嫁给团级以上的首长，当然不受限制。我那时是军文工团的正排级团员，20岁，“带翅膀的飞（非）党员”，根本不够谈恋爱的资格，却是每晚参加舞会。君不知，举办舞会是文工团的政治任务，姑娘们去伴舞，便于和首长建立感情，我们小伙子要去点汽灯，拉手风琴，敲锣打鼓，“嘭嚓嚓！嘭嚓嚓！”敲得山响——我们的首长，虽然舞姿欠佳，但是都有跑步出操的基本功，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相当熟练，只要锣鼓点儿敲得响亮，他们就能抱着女兵跳个满场飞，跳到深夜也不踩女伴的脚。我们的军长堪称舞迷，他创造了一种“推车舞”，还告诉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兵，说他从小就会推独轮鸡公车，走山路也没翻过车，“推车不用教，全靠屁股摇”。他还说，“推车舞”让他不忘当年饿着肚皮给地主家推鸡公车的滋味。君莫笑，那就失于浅薄了。须知，这位雇农出身的军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功赫赫，今天又令朝鲜战场上的“十六国联军”闻风丧胆，是彭德怀打败麦克阿瑟的铁拳头！
在罗马尼亚六周年国庆的那天，我们军文工团接到命令，由团长率领20名女团员，到平壤的罗马尼亚大使馆去参加联欢舞会。当时的平壤已被侵朝美军轰炸成一片废墟了，罗国使馆设在一幢被毁大楼的地下室，依然灯火辉煌，桌子上的金纸巧克力堆成小山，还有红红绿绿的鸡尾酒，悠扬的《蓝色多瑙河》乐曲娓婉动听……这在战火纷飞的北朝鲜，恍如梦境。与会者主要是苏联老大哥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平壤的大使、武官，伴舞女郎则是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演员，她们一个个烫成卷发，描眉涂唇，穿着无袖衫、超短裙、高跟鞋，颇具欧洲风情。只因为协奏团的伴舞女郎不够，才临时邀请志愿军文工团的女兵参加，可惜，我们的女兵相形见绌，穿一身绿色连衣裙，不涂脂粉，漆黑的头发扎成两把小刷子，又过分老实，没见过这种花天酒地的西洋舞会呀，进得场来便怯生生地躲在文工团长背后，像一群小鸡雏在老母鸡翅膀下扎堆儿。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名扬四海的威武之师呀，我们的女兵也备受欢迎，一露面就获得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不知是出于礼貌，出于热情，还是出于鸡尾酒的兴奋力，大鼻子武官一拥而上，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我们的女兵拽进舞池，疯狂起舞。最要命的是贴胸舞，贴脸舞，搂抱得太紧呀，他长着铁丝胡子，还要跟你擦脸，疼痛好几天。还有“跪手绢”，他掏出一方手帕铺在地，两人对脸跪在上面，搂着你亲嘴玩。文工团长大惊失色，也无法救援……回到驻地的防空洞里，女兵们气得直哭，文工团长发誓：今后就是枪毙，也不率领女兵参加苏联老大哥的舞会！
如今已经没有苏联老大哥了。我们国内的舞会也不再由机关单位免费举办。然而，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KTV包房，星级宾馆的舞池，大约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大款挥金如土，公款连土都不如，三陪小姐只会笑，不会哭。群众不是创作了这样的新诗吗？“……更喜小密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亮相会
这种会，可视为“文革”中的副产品。当年很多领导干部成了“走资派”，很多学者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很多文化名人成了“黑线人物”，纷纷被扣上“叛徒”，“内奸”，“特务”，“黑帮”，“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了，“靠边站”了，被“群众专政”，关进“牛棚”了，隔离审查，或被逮捕，“监护”，关进监狱，迫害致死，致残，或生死不明。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就创造了这种亮相会，譬如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或出席什么大会在主席台就座，会见外宾，乃至参加什么追悼会，报纸都要披露一串名单，让他们公开亮相。读者也很重视这种名单，如果看到老首长、老朋友、老同学、亲戚，乃至自己的名字公开上了报纸，就会非常高兴，还可能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名字见报，就说明这个人还活着，而且是“好人”，不是“牛鬼蛇神”，是“同志”，不是“阶级敌人”，即使有的已经是“走资派”，被打倒了，现在能够公开亮相，也说明他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已经属于可爱的“人民内部矛盾”，被解放了！至于看到自己的名字上报，更重要的好消息，因为，尽管允许你参加了某某的追悼会，并不等于“文革”当局就宣布你不是“牛鬼蛇神”了呀！现在上了《人民日报》的“好人”名单，它就是一纸护身符，造反派就不敢随便揪斗你，红卫兵就不敢抄你的家，你的亲属子女就不会受欺辱，连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小脚侦缉队”也不敢随意上门“检查卫生”了。甚至，亲朋好友看到了你的名字，还会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喝四两“二锅头”哩。
这种亮相会，是中苏合造的土特产。它具有中国特性，因为“亮相”原本是京剧的传统表演程式，不论关羽、张飞、赵子龙，一旦上场，必然先来一套亮相的表演，外国发明的电影、歌剧、话剧，都没有这一套，专利权只能属于中国。苏联创造了“名单学”，不论领导人登台，就座，还是名单见报，必然是第一书记打头，再按照官阶和权力的大小鱼贯排列，绝对不准出现差错或顺序颠倒，那在国内会引起恐慌，外电则会认为铁幕后面发生了政变。这种“名单学”是否受到了中国小说《封神榜》和《水浒传》里聚义厅梁山好汉排座次，谁坐第几把交椅的影响？我没调查，不敢乱说，可留给历史学家仔细考证。不过，说这种亮相会加名单学是中苏合造的土特产，大概不错。
这种亮相会和名单学，实在是具有特异功能。让谁见报，不让谁见报，谁谁出席了会议却不见报，谁谁没出席会议却见了报（连报纸上的新闻照片都可以搞“换头术”嘛），这些官场奥秘，真不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是怎么弄懂的？你听过他说的绕口令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荣誉会
某某参加了一次什么代表大会，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者观礼台，或者参加过一次国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都可以成为终身荣誉。因此，让谁获得此种荣誉，不让谁获得此种荣誉？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保卫部门，统战部门，民委，教委，体委，科委，工会，妇联，文联，青年团，每年都要忙活好多次，分配名额，呈报材料，逐级审批，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若干小型讨论会，协调会，资格审查会，“过了筛子又过箩”，还常常因为“摆不平”而苦恼。假若出席一次大会，不算什么重大荣誉，可能各个部门也就不会如此重视了。换言之，假若各个部门不是如此重视，出席一次大会也就不至于成为重大荣誉了。可惜呀，上级部门过分重视，下级单位和社会舆论也就跟着重视，互为因果，水涨船高，自我加码，进入怪圈，形成习惯，骑虎难下，一件寻常事，变成了包袱。
例如，有位劳模出席代表大会，与毛泽东主席握过手，他感到非常幸福，会议期间便舍不得洗手，回到原单位之后，又跟很多工人去握手，让大家分享伟大领袖给予的这份温暖和幸福。对于一位工人劳模而言，他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然而，报纸对此事进行大量宣传，用政治化、庸俗化的语言加以渲染，好像握过“领袖的手”之后，这位劳模的手也具有了“活佛摩顶”般的魔力，足以向众人传递吉祥——这种宣传，实属“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
另一位劳模时传祥，出席代表大会时与刘少奇主席握过手，这场景被拍成照片发于报端。时传祥是掏粪工人，国家主席跟他握手，说明新中国的领导人与普通群众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这本是一件既正常又平常的好事情，然而，“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仅仅与他握过一次手的时传祥，立即受到株连，也被打成“工贼，粪霸，假劳模”，游街批斗，迫害致死！若干年后，刘少奇的冤案得到昭雪，时传祥的冤案也随之平反。呜乎，出席一次大会，与领导人握一次手，或可名扬天下，或可打入地狱，这种被迫获得额外荣誉的“暴发户”，浑身粘满泡沫般的“附加值”，很可能变成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人物。
福利会
60年代，我在北京农机研究所当秘书。一次，主管行政的副所长召开中层干部会，说是上级发给一笔困难补助金，数目很少，要是撒胡椒面，平均分配，等于打水漂儿，不起任何作用。要是让全体职工去讨论，评比谁的生活最困难？既伤和气，影响工作，大家叫苦，还会给社会主义抹黑。就算评出十几位最困难的职工，每人也才补助30元，这就会把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成了众矢之的——你就拼命干吧，稍有差错，或者迟到早退，必遭白眼，“你还是吃了国家补助的哪！”因此种种原因，副所长建议把这笔钱分给中层以上的干部，又说，现在是经济困难时期，“瓜菜代”，家家吃不饱，谁比谁更困难哪？他讲话之后，没人反对，事情就这样办了。我和会计不是中层干部，但此事瞒不了我们俩，副所长特别关照，我二人也得一杯羹。这是我投身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给自己分钱”的福利会议，分得30元昧心钱，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我们北京文联的宿舍楼建成了，僧多粥少，出现了“分房比盖房还难”的局面，于是党组退到幕后，让各协会推选一名委员，组成分房委员会。按照该委员会公布的条件，我可以分到房，但却没有。另一位著名作家，已经有了四套房，还给子女要房，极不合理，某位书记仍然特批“照顾”，还分给他。我自从有了上次私分30元昧心钱的亲身经历，思想也就变坏了，敢发脾气了，就去当众质问分房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儿？她回答：“虽然你二人都是专业作家，但是知名度还不一样！”我说：“他有四套房啦，现在是给儿子要房，我就跟他儿子比知名度行吗？”互相争吵几句，嗓门儿不小，效果甚佳：另一位书记出面抹稀泥，承认“比知名度是错误的”，给我分了房。而且“赵大年要跟某某的儿子比知名度”的事，一时传为美谈。
福利分房，弊端甚多，所以必须改革。平心而论，领导对我还是照顾的，也还比较客气，作家无权，但有一支惹事生非的笔，动不动就把猫溺公之于众，实在讨厌！由于我没当过什么官儿，无缘参加各种福利会议，其中还有多少猫溺？也就不敢妄拟了。现在讲究法治，作家也不能乱写，以免吃官司。上述研究所和文联的事，写了就不怕，谁敢起诉，他一定败诉。
包装会
30多年前的“广交会”上，我们摆出来的各种产品，还很不讲究包装。我听过一次内部情况介绍，说当时的玩具熊猫，一美元一打（一箱装12只），港商买去之后，分成漂亮的小包装，卖一美元一只，反而畅销。哪位妈妈一次给孩子买一箱熊猫呢？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的玩具厂长却想不到，因为他只管制造不管销售，只抓产量，不关心利润。同样的原因，东北出口的人参，250美元一木箱（10公斤），外商以为是人工种植的，嫌贵，不肯买。还是港商聪明，买回去改成精美小包装，使这些珍贵的吉林野山参，卖到10倍以上的价钱。为此，外贸部专门召开过包装会议。一些厂家也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学院的毕业生，进行出口商品的包装设计。可是属于内销的产品，仍然不重视包装，因为不论米面鱼肉糖果饼干肥皂火柴服装电器，都凭票证限量供给，价格也是固定的，搞不搞包装，于厂家于商店皆无影响，何必多此一举呢。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重视商品包装就会吃大亏。出口商品如此，国内变为买方市场，也是如此。譬如，湘西出产一种优质白酒，取名“酒鬼”，又请著名画家黄永玉设计了酒瓶——宛如一只装粮食的麻袋，用黄陶土烧制而成，古色古香，使“酒鬼”大大增色。这种酒好喝，酒瓶包装也很好。里外都好，相得益彰，为厂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然而，也有另外的情况：只讲包装，货色不佳，锦绣其外，败絮其内。这样的包装，变成了欺骗消费者的华丽外壳。
广告也是一种包装。80年代，我在电视上看到广告：有位秃顶男士，使用一种生发灵，长出了满头黑发。我也是秃顶，就到西单商场去买这种生发灵，柜台上还有某医学会的鉴定书，说经过多家医院临床使用，有效率高达97%！售价相当贵，那也买，用了一瓶又一瓶，结果无效，心想，人家讲97%的人用后有效，我一定是属于那倒霉的3%啦。不久，电视台作了揭露：广告上那位秃顶男子是个哑巴，他原本长着满头黑发，先拍照片，剃成秃顶之后再拍照片，两张照片颠倒着播放，不就是秃顶长出黑发了嘛！应该表扬电视台，它播了假广告，还有勇气加以揭露。可惜没见到那个为假生发灵出鉴定书的医学会公开作检讨，不肯承认错误，就让人怀疑你这个医学会，有可能变成假货、假药的包装会。
劣质化妆品充斥市场，已经不是秘密。报载，外国医生对一千多种染发剂进行化验，结果发现半数以上含有致癌物质。立刻就有中国医生站出来写文章，说染发不会致癌。可惜他的论断缺乏科学根据，说不出他化验过多少种染发剂？有没有劣质的？就大包大揽地给所有的染发剂打保票，让人怀疑他也是在为染发剂做包装。前不久读到一则真实的笑话：某人到鸟市买鹦鹉，绿色、黄色的属于大路货，不值钱，唯独一对黑头鹦鹉，很罕见，他花一千元买回家，怕鸟儿带有传染病菌，就给它洗澡，结果“黑头”恢复了绿色，盆里的水却变黑了！原来是鸟贩子给鹦鹉染了头，而且用的是劣质染发水。
为假医假药做包装的也很多。那本《发现皇帝内经》，就是为江湖骗子胡万林做包装的“广告文学”，胡万林用芒硝治死了人，成为罪犯，为他做包装的作家就没有责任吗？
包装会，真是一种奇怪的会，奇特的发明。有的作家，一本书刚问世，就跟评论家打官司，还召开记者招待会，也能起到包装会的作用，为这本书促销。有的作家公开骂另一位作家，报刊记者大感兴趣，共同炒作，彼此出名，赚钱。
自我包装，塑造形象，国外也有。叶利钦的女儿，就是她总统父亲的形象顾问。美国总统也很注重自己的身材苗条，这有利于竞选，或连选连任。前总统福特，上大学时是运动员，直到当选总统，体重一磅也没增加。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上下飞机舷梯或讲台，还要当众（也是当着电视机前更多的观众）来几步小跑，以显示自己年富力强，步履轻盈。克林顿本来就年轻，也喜欢电视台播放他晨跑的画面。这些包装，还说得过去。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明星，其自我包装术又有新突破，譬如，有的歌星影星，互相打官司（不是没有一点纠纷，至少是小题大作），对簿公堂，记者趋之若骛，把法庭也变成了记者招待会，成为星星们扬名的自我包装会。
研讨会
出版一本书，一套书，使用什么纸张，怎样装帧，设计封面，选择插图等，都是必要的包装。近十几年，流行起来的种种研讨会，其学术价值逐渐减弱，也具备了“功夫在书外”的包装属性。本来，对一部优秀作品，或者有创新、有探索意义的作品，文联，作协，科协等有关单位，为之举办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评论家、读者，共同分析研究，各抒己见，进行评论乃至争论，报刊也把研讨会的信息和见解介绍给广大读者，或可引起更大范围研究评论，这样的会议，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科学方针，对于活跃学术思想，帮助作者总结提高，都是很好的事情。因此，这种正派的研讨会，大多是由主办单位提出，并且提供会场和“清洁的”也是少量的会议经费。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评论家、读者、记者，并不收取报酬，乐于参加，因为他们也需要学术交流，记者也需要获得信息。可惜的是，由于多种原因，包括不良社会风气，庸俗的名利思想，许多研讨会变质了，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具体表现是：由作者自己或已故作者的亲属提出举办研讨会，把研讨会视为一种荣誉，待遇，乃至福利，互相攀比，“某某都开过两次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开研讨会？”有关单位也难以招架，回答往往是“没钱”。于是就由作者出钱（有本事的向上级要钱，或者拉赞助，没本事的自掏腰包）。既然是作者出钱，被研讨的作品也就很难保证是“优秀的，有创新、有探索”价值的了。讨论一部平庸之作，专家、学者、评论家也就失去了兴趣——没关系，兴趣可以转移——送“红包”，其实不用红纸包，一个信封即可，内装几百元“阅读费加车马费”，还有纪念品，还有丰盛的“工作餐”。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于是会上一片赞美声，甚至不惜使用“划时代”、“里程碑”、“经典”之类耸人听闻的言词。参加研讨会的已经没有真正的读者了，因为这样的作品不值得认真阅读，或无法卒读，用几分钟翻一翻，会上也能发言，反正是说空话、唱赞歌嘛。只要有钱，这样的研讨会可以开到人大会堂的某某厅里去，还可以请到年迈的大干部，够了级别，还能上电视。这样的研讨会，必然遍请新闻记者——他们是真正的主角，不必发言，也不须阅读，有现成的新闻稿连同“红包”一起奉送，非常省力，但求见报，协同炒作，扩大影响。开这样一次研讨会，有时要花几万元。当然啦，有的出版社也愿意投资，目的是为本社出版的这些书促销。有些什么协会、学会，也乐于主办有人出钱的研讨会，办得多了，照样可以从中赚钱。由于学术研究已经名存实亡，为了大家节省时间，索性叫做新闻发布会，由一两个人唱赞歌，当然不会忘记介绍到会的名流贵宾，其它规格不变，也能热热闹闹地炒作一番。
鉴定会
从前，主管生产的部委、科委明文规定：新产品必须经过鉴定合格，才准许批量投产。一般都由上级单位和有关部门的专家、教授、科技干部组成鉴定委员会，对新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性能进行测试审核，讨论认可之后，形成书面决定，主任委员签字（负责），颁发鉴定合格证书。如果不能通过鉴定，上级连资金和原材料都不拨给，你想搞伪劣产品也没门儿。其实，当年的厂长们并不想搞伪劣产品，因为工厂盈亏与他和职工的经济利益无关。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一般来说也是认真负责的，没人给他们送“红包”。这并不是说从前就没有劣质产品。出现劣质产品的原因，一是“长官意志”，瞎指挥，鉴定不合格，但是急需，也得投产，“边生产边改进”嘛，建筑工程也可以“边设计边施工”，质量根本没保证。第二，即使新产品鉴定合格了，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大量压任务，赶工期，搞“献礼”，放“卫星”，“萝卜快了不洗泥”，变成了粗活糙活儿。三是受到工艺、设备、原材料、零配件等等的制约，设计新产品和制作样品、样机时好解决的问题，成批生产时就不好解决了。还可以举出几条。总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劣质产品也是很多的。但是不叫“伪劣产品”，假货不多——厂长们对于“造假”、“冒牌”、“盗版”并不感兴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产品鉴定会的功能迅速扩大，开会的方式方法也变幻多端。首先是热情接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住高级宾馆，吃生猛海鲜，洋烟名酒水果茶，卡拉OK桑拿浴，“红包”外带纪念品……那测试审核也就好说了。其实，在原材料市场放开，“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量发展的今天，许多新产品不经国家主管部门鉴定也可投产，那他们为什么还喜欢召开鉴定会呢？主要是为了扬名，为了好听好看，便于贷款，有利销售。说白了，就是花钱请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教授、科技人员来为他的新产品做广告。让别人说好，比“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更隐蔽、更含蓄。还可以制造假“鉴定委员会”，譬如偷梁换柱，请一些非专家、非教授、非科学家的文人、艺人、名人当委员，开个热热闹闹的假鉴定会。或者买通什么学会、协会、研究会，给他的伪劣商品出具假的、半真半假的、夸大其词的认证书。还可以花洋钱从国外买回个什么金银奖，买回一张出处不明的洋文认证书来。有的刚开罢鉴定会，马上就跻身某协会的“名牌榜”，很快又宣布自己的品牌“销量第一”，只是消费者无法加以核实。
看片会
一部影片或电视剧，刚摄制完成，甚至还没有全部完成后期制作，就急忙组织看片会。主要是邀请新闻记者，当然也要有一些评论家、教授、名人当陪衬，住进高级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提前看片，发表观感，赠送“信封”，联络感情。看片会不同于新产品鉴定会、订货会，也不同于作品研讨会、评奖会，不需要审核技术指标，不强调学术性，更不必组成评委会，搞什么无记名投票。虽然评委投票也能搞猫溺，但是那种戏法毕竟复杂一点；看片会就简单多了，根本不用拉选票。大家自由发表观感，说好说坏，悉听尊便，但是见报时，您放心，只有一片赞美声，所以新闻记者是主角。大概没有哪位导演、制片、星星敢于得罪新闻记者的，“无冕之王”嘛，“信封”里装少了都不行。怎样算多，怎样算少呢？记者们心中有数，熟悉行情，你大方，我也大方，多说好话就是回报。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部国产彩色宽银幕影片，公映之前搞了一番新闻炒作，主要是由电影圈子里的权威人士出面写文章，发表于文艺报刊，夸赞此片“编、导、演俱佳，属于上乘之作”。可惜，放映时上座率太低，譬如，报纸披露：上海的一些影院，还要“搭配”一张抢手的外国电影票，才能卖出一张这个“上乘之作”的门票。别的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列举此片的种种缺陷，而且指出，权威提前定调子，是欺骗观众的行为，属于不正之风。
从这件事，或可看出几点情况：一，当年的电影还处于行政领导的直接干预之下，说好说坏，往往是领导干部一锤定音；然而，国家毕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写文章的权威人士仍然习惯于秉承“长官意志”出来拍板，文艺报刊不敢不发，观众和别的报刊却不买账。二，这部电影公映前也是开过看片会的，然而看片人员主要是文化、电影部门的领导干部，以及从属于他们的权威人士，新闻记者是不受重视或不被邀请的，当然更不会给他们送“信封”。三，打倒“四人帮”之后，正处于“拨乱返正”的大气候之中，人们敢于说真话，评论界也敢发表不同意见，除了直属文化、电影部门的文艺报刊之外（它的记者编辑大概知道“上乘之作”出于某某领导之口），别的报刊记者还是愿意“实事求是”的。
此后20年，看片会的功能变成了包装会。譬如，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的看片会，邀请各路“无冕之王”集居高级宾馆，其它待遇规格不菲，但要耐着性子看它几天也是苦差呀，况且，记者捧场，新闻炒作，并不需要全面中肯的评价，只须大声造势，对不起观众，对得起“信封”就行啊，于是出现了并不奇怪的奇迹——连续剧还没看完，看片会还没落幕，赞美诗已经沸沸扬扬地在各家报纸上暴炒起来了。哇，这部佳作，“搞好了是《红楼梦》，搞不好也是《飘》”！为避免打官司，既然引用了某某这句名言，我就得把自己的本意说明白。窃以为，他只不过说了一句幽默的话，满族作家的语言常有“自嘲”的意味儿，可惜被某些缺少幽默感的人当了真，发于报端，把它变成了“自炒”。
吃喝会
记得“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不饱，“瓜菜代”，若能参加一次会议，吃几天饱饭，实在有益于身体健康。某次，在西苑大旅社（现在是四星级的西苑饭店）开会，每人每餐要交一张餐券，管饱。我没有忘记正在给婴儿哺乳的妻子，就在早餐时吃个贼饱，中午把她叫来，用我的餐券去吃顿饱饭。我还可以在晚餐时找补回来嘛。今日旧事重提，以证明困难时期开会也比家里吃得好。
70年代，某兵种总部在北京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按规定，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副食品，主要是（市场上凭票证限量供应的）鱼肉禽蛋糖油和香烟。可惜，为了保守军事机密，他们临开会时才通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已来不及筹集了，未能如数供应。我有个朋友在副食品商业局工作，他说，对不起解放军同志呀。市里一直在扩建冷库，争取多储备一些副食品，我们真怕各部委在京开大会。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变化太大。现在的宾馆、饭店、商场、酒厂，包括鸡场、鸭场、猪场、鱼塘、果农、菜农、旅游区（不光是北京，而是全国各地），都热情欢迎你到他那里去开会，尤其是开大会，“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会议的主办单位就是财神爷，与会的衮衮诸公属饕餮，大吃大喝已略输文采，名优特洋也稍逊风骚，还要讲究天然、绿色、防癌、壮阳，以及连吃带拿。
从“瓜菜代”发展到“生猛海鲜麻辣烫”，你不能说不是进步。多开会，开大会，能吃掉压库商品，促进消费，刺激生产，这些作用你也不能完全否认。只是花钱如流水。据说，某个欠发达的县，干部们一年就吃掉了几百万元。大多是在各种名目的会议中吃掉的，接风、送别、奠基、开工、竣工、开张、洽谈、签字、表彰、庆功、颁奖，乃至开学、毕业、婚丧嫁娶，皆需宴会，外来一两位客官、客商，就有十倍的主人陪吃陪喝。嗟乎，此县若是经济发达了，真不知要吃掉多少公款？大概很难统计全国官员一年的吃喝费用。可能比发行国债的数额还要多吧？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家的）钱哪去了？被官员们吃掉了。
吃纸会
作家都是吃纸的人，且不说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就是出版一本书，也得吃掉千斤纸。相比之下，会议吃纸更多，首长的讲话稿，会前的讨论稿，修改稿，会中的简报，建议，提案，决议，总结，会后的传达，宣传和文件汇编，加起来是多少纸？诚然，会有大小之分。联合国大会是当之无愧的吃纸大户，它的正式文件都要用中、英、法、俄、西5种文字印刷（附带说一句，中文汉字显示出简炼省纸的优越性，同样内容的文件，拼音文字比方块字费纸多一倍），而且一律使用木材制造的优质纸，开一次大会就要吃掉一大片森林。
美利坚也是吃纸大户，不仅是它遍布全国的快餐店每天都要吃掉大量一次性的纸杯、纸盘、纸盒、纸巾，它的总统丑闻，独立检查官考克斯不厌其详的“黄色调查报告”（900多页呀），莱温斯基小姐因此而畅销的自传体小说，再加上全球性的翻译炒作，所消耗的木材，不啻于燃起多处森林大火！不过，平心而论，美国佬也有优点，他能发明因特网，促使人类节省纸张。
东汉文官蔡伦发明造纸术，对人类记载、传播和发展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山会海”这个词也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非常形象，透露出一种不堪重负的强烈感觉。若能将众人从文山之下、会海之中解放出来，也是重大的贡献呀。
旅游会
据说，国家严格控制各单位在北京召开大型会议。那好，中国大得很，就到全国各地去开会嘛。听说，一些省不准把会议开到外省去，这也没问题，我们一个省的地盘不亚于欧洲一个国，人家也未必都把会议开到国外去。然而，开会总要找个好地方，喏，夏天去北戴河，溽暑顿消。冬天去从化温泉，百花盛开。而且眼光越来越高，“张家界归来不看山，九寨沟归来不看水”。那么，还可以包乘豪华江轮边开会边游三峡嘛，最好是坐飞机去三亚，海角天涯群英会，人生何处不相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桂林山水甲天下，长安砖瓦皆文物，豫鄂争夺诸葛亮，春城无处不飞花。不到长城非好汉，少林棍僧功夫片，一歌成名太阳岛，翠翠酒鬼吊脚楼。雾淞冰雕，坝上草原，昭君青冢，洛阳牡丹，潍坊风筝，聊斋狐仙，西湖龙井，孔府酒宴……各地打出王牌，招徕游客，既赚洋钱也收人民币，原本是件好事情，可惜难以审计，其中有多少是公款——会议费？
会议可以繁荣旅游业。旅游可以促进宾馆、餐饮、购物、歌舞、交通、特色服务的发展。不能说这些会议百分之百地“不务正业”，但是它的日程和内容，主要是游山玩水吃喝娱乐，恐怕也属实情，足以定名为旅游会议。
茶话会
从字面上看，茶话会，应该是最清廉高洁的会议了。清茶一杯，“所需唯水更无求”——这是朝鲜诗人赞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句，说我们的一切军需物品皆由国内运去，向朝鲜索取的仅仅是水——茶话会上则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以文会友，交流思想感情，切磋学术文艺，拒绝“红包”之类的俗物。
我参加过几次茶话会，亲历亲见，绝不妄拟。一次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京开会期间，某单位抓了个星期日，把“两会”代表中的文艺界同仁邀集到某饭店的多功能大厅举行茶话会，加上首都的文友们，共计二百余人。会上，欢声、笑语、友情、文艺、学术、思想、牢骚和清茶一杯之外，还多了几盘点心、几色水果，绝对没有“红包”，没有纪念品，然而会议费上万元。何至于花这么多钱呢？一打听，原来那多功能大厅的“场租费”就占了大半——它生来就是赚取会议费的，不论你是富商还是穷文人。它，远不如西北高原的风雪旅店，“哪里来的骆驼队呀？有钱没钱你请进来！”
另一次茶话会规模较小，只有三十几人，在一家茶馆召开，讨论学术问题，除清茶一杯之外，连点心、水果也不用。但是有个固定的项目，三位小姐免费表演茶道，温文尔雅，动作轻巧，不影响客人交谈，你也无法拒绝——中国是茶的故乡，我辈也算文化人了，怎能拒绝茶文化的表演呢。然而会后结账，竟然超过五千元！细看账单，并没有任何附加费，只不过一杯茶要160元。女经理笑眯眯地说：“这是您点的碧螺春呀。两千元一两，不是最贵的茶。”
“那么，最贵的多少钱一两？”
她依然笑眯眯，“黄金有价茶无价。”
悲夫，我们所讨论的“学术”价值几何呢？
钓鱼会
20世纪80年代，报刊编辑部召开组稿会，往往是请吃一顿饭。后来，我辈穷作家肚子里也不缺油水了，旅游笔会又流行过一阵子。渐渐的，名山大川去得多了，“没爬过峨眉山的是白痴，第二次登金顶的是傻瓜”，于是乎，钓鱼笔会应运而生。虽然垂钓用渔竿，写稿用笔杆，两者长短不一，但是事物都可以转换，权钱可以交换，活鱼跟文稿也能交换。钓鱼的好处说不完，对我辈自我禁闭于鸽笼斗室、终日俯案笔耕的苦行僧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放风，郊游，效果良好的体育运动。喏，来至池边，空气新鲜，绿树碧水，亲近自然。眼观鱼漂，忘却烦恼，如练气功，意守丹田。起竿遛鱼，其乐无比，磨炼性情，益寿延年。愿者上钩，口福不浅，免费垂钓，妙不可言！也有游戏规则：一般都是编辑部出面，企业家出钱，作家并不白玩，随叫随到，风雨无阻，迅速交稿，绝不拖延。
虽然我说的是钓鱼笔会，但是，90年代，只说北京郊区的垂钓场所，大大小小，包括冬季也能钓鱼的温暖大棚，就迅速发展到一千多处，全国又是多少？作家才有多少？怎么消受得了？不言而喻，除了款爷款姐和有车阶层自费垂钓之外，绝大多数还是公费报销——纳入会议费。当然不叫钓鱼会啦。那叫什么会？咳，别死心眼儿，欲开之会，何患无名！
最后申明一句：这篇杂文属于“遵命文学”，连题目和字数都是由编辑小姐策划的，只可惜她不谙行情，也许是吝啬吧，并没请我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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