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说：“我们还有老滩地簿子哩，这簿子是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上面记载着乙山辛和甲山庚的说法。”
这老人叫相知山，今年67岁，精神矍铄，说话响亮有力，是过去的村干部。
我很想看到从清朝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老滩地簿子，我无法想象那发脆发黄的纸张，在我手指下发出的那种执拗的呻吟和它不可抗拒的威力。
他说：“你若想看，我给你找找，不过在村委会里有一块石碑上还有记载，可惜这块石碑成了断碑，上面的记载已经不是很完整了。”
这天中午，我穿过一条条巷道来到了村委会。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五六位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微闭着眼睛悠闲地度着无忧的晚年。不大的村委会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妻，他们是专门守护村里这块石碑的。在一堆柴草里我刨出那块断碑，抹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凑近身子努力辨认着上面的一个个汉字，倾听着这块古老的断碑对我无声的述说。我隐隐约约看到二百多年来，黄河两岸老百姓为争夺河滩地的一些记载：
……秦晋滩地俱以黄河为界，由来久矣。嗣后秦人，不遵旧规，遂于康熙……不意，乾隆十二年间，一河分为两河，中出一滩，两省穷民互争……大肆控争……讼三载，幸刘马二大人……均分，晋人得十之六……北界乙山辛定向，南界甲山庚定向……西属秦，东属晋，昭然各不相越。乾隆十四年以后，河涨水发坍退不常……后复同治二十八年至道光十八年，秦人不轨越河侵界……刻铭立于本村五龙庙，以便考查，抑或后有争端……
断碑上没有年月，落款却是：“生员郑维周谨撰并书丹上浣吉日”。
这块石碑上字迹清晰，从清朝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已难以确定，它又是如何成了断碑，今天的长旺村人也说它不清，它却清晰地记载着村庄四周的界线和定向，记载着乾隆十二年间，两省以黄河为界，不料黄河却分成两条支流，中间出现了一片滩地，面对这片滩地，两省的“穷民”大肆争夺，官司打了三年，最后还是一个姓刘和一个姓马的官员加以解决，将这片土地十分之六归山西“穷民”，十分之四归陕西“穷民”。官司刚结束，河涨水发，这片多出的河滩地瞬息间让水吞没……石碑存放在村里的五龙庙里，作为证据，避免以后再为土地发生纠纷。
看完，我禁不住抚碑哂笑，原来黄河从古以来就和我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它是在炙烤着我们的灵魂，还是在历练着我们的意志？它用自己执著前行而又腾挪善变的身躯，在这片平坦如若宣纸的土地上，给我们人类书写了一条不变的生存哲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边的人读懂了这句话，在不定的黄河面前，黄河怎么流，黄河边的人就怎么活了。
离开村委会后，这对老夫妻重新用柴草把半块断碑小心地遮掩起来。在他们看来，这块历经沧桑的断碑就是长旺村人眼里的命根子，是他们永远不变的土地。
在村委会门口，我和几个晒太阳的老人闲聊起来。原来3700口人的长旺村，土地仅仅有1000余亩。土垣上的旱地人均二分三，这些土地没有井水浇灌，每年收成好坏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滩地人均也只是三分。1994年12月实行30年土地不变的政策后，好多家庭只添人口，不添土地。没有土地，只好外出打工，村里有一大半的人都打工去了，有的在别的地方承包土地。
长旺村也有过他们的辉煌，这种辉煌也只是在他们的父辈和爷爷辈短暂地出现过。那时，黄河西移在很远的陕西那边，长旺村和匼河村一带有着看不到边的黄河滩地，村人们早出晚归，家里孩子四五岁时都认不清自己的父亲。人们只有过年时节才能闲下来，那几天，村里骡马满巷，家家户户的骡马大车整天都丁当作响走亲戚。村里四大庙——五龙庙、娘娘庙、三皇庙和龙王庙，这些庙都有宽大的献殿，带着腰廊的房子，庙里整天香火缭绕，唱戏祭祀，热闹非常。这四大庙后来全部毁在日本人手里。
黄河从什么时候东移？他们谁也记不清楚。只记得这些大片的河滩地，在他们父辈手里就开始一天天减少，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父辈的声声叹息和无奈的眼泪。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咔嚓咔嚓地裂到了黄河去，这咔嚓咔嚓的崩滩声，夜以继日地切割着他们的血肉和心灵。
20世纪40年代以后，所有的河滩地终于全部让黄河水吞没，滚滚黄河水绕着村庄流淌，缭绕在村庄上空的是夜以继日的波涛声。那些他们往昔耕种的土地，奇迹般地移到了黄河的另一边。坐落在“龙头”上的村庄随着黄河而富有，也随着黄河而败落，他们生存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掌握在游移不定的黄河手里。
失落了土地的村庄，就这样开始了它艰难的生存跋涉。
解放后，1952年，中央政务院发出了山、陕两省以黄河主流为界的指示，并从国家财政拨出41亿元（旧币制），补偿黄河边这些缺少土地和没有土地的农民。但这却无法补偿长旺村人对土地的渴望。1963年，长旺村人无视政务院的指示，越过黄河不管不顾地耕种大片的荒地，导致了这年秋天震惊中央的两省农民械斗，从此，长旺村人在陕西韩城一带有了“仇板”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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