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侠——网络“自由间谍”
一伙身份不明的黑客通过互联网侵入了凯泽斯劳滕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利用该大学的计算机系统进入了位于美国的一个计算机系统，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用来给间谍卫星进行导航的软件存于此系统内。
在纷繁复杂的“自由间谍”中，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便是网络“自由间谍”。他们往往没有特定民间组织或集团的背景，而是凭借个人或少数搭档的特殊电脑才能，在网络天地里随心所欲。其中多数人采取破解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方法，窃取大公司、大企业甚至国家的高度机密，然后待价而沽，与任何需要这些情报的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易。早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1987年，联邦德国电脑奇才潘科就曾疯狂窃取了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VAS系列大型电脑数据保密程序、用于发展微集成电路的软件包以及上千个电脑加密源程序等资料，然后到处寻找买主，最后卖给了出价最高的苏联间谍机构。
2001年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情报分析员布赖恩也利用自己娴熟的电脑才能，窃取了包括美国可探测空投和信号位置的全球定位仪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报告以及美国如何跟踪外国间谍等资料在内的大量情报，就在其找好买家准备出国交易时，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抓获。
2002年，一名黑客利用凯泽斯劳滕大学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美国间谍侦察卫星的导航程序。
这起案件发生于圣诞节期间，一伙身份不明的黑客通过互联网侵入了凯泽斯劳滕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利用该大学的计算机系统进入了位于美国的一个计算机系统，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用来给间谍卫星进行导航的软件存于此系统内。
这起黑客盗窃事件估计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上，因为这一软件每年的许可使用费高达6000万美元。黑客们原本可能是想搜寻合适的宿主机，而发现凯泽斯劳滕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应属偶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自由间谍”的危害越来越大。对此，世界各国反间谍机关应引起足够重视。
★克格勃，黑手伸向电脑网络
斯托尔发现“入侵者”显然是企图通过使用伯克雷实验室的计算机，作为打进军事网络的通道。这个军事网路连接着国防工厂、大学实验室和军事设施的计算机系统。
1986年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劳伦斯，伯克雷空间研究实验室工作的天文学家斯托尔发现，该室的记时计算机里一笔账差了75美分，这使他警觉起来，并将此事报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请求帮助调查。因数额甚微，联邦调查局认为无碍大事，因而置之不理。但斯托尔却认为相反，如果少1000美元，他无须去追究，就像一幢房子倒了，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地震所引起的。可是发现一个小小的白蚁洞，就有可能要去调查一番，越是小问题，越会引起大兴趣。正是这笔小小的款子，使斯托尔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通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人通过电话线偷偷“访问”了计算机。在以后的四个月里，他把全部时间用在监视计算机系统上。他在该系统上安装了监视器，只要有人进入计算机，斯托尔就把他输入的内容，以及要获取的内容全部打印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程序，只要对方一进入计算机，他的微型报密装置就开始报警。这样一来，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只要对方一碰他的机器，随身携带的报警器就能使他马上进行电话和网络追踪。
经数月监视，斯托尔发现“入侵者”显然是企图通过使用伯克雷实验室的计算机，作为打进军事网络的通道。这个军事网路连接着国防工厂、大学实验室和军事设施的计算机系统。“入侵者”搜找像“核”、“洲际弹道导弹”、“生物战”、“战略防御计划”、“北美防空司令部”等类主题词。同时，他还发现，凡是“入侵者”找到的数据，都要全部“阅读”。经过几个月的追踪，他有充分证据向联邦调查局证明：“不仅有人不断地有条不紊地在入侵我们的机器，而且有人在军事、商用网络上提取敏感信息。”
斯托尔的女友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欲擒故纵的办法，使这个案件迅速得到突破。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数据，并虚设了一个“战略防御情报网”（SDINET）。
不久，“入侵者”果然上钩，花了两个多小时，阅读了网内全部数据。这使斯托尔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追联邦德国踪。追踪结果，发现“入侵者”来自联邦德国汉诺威。此后不久，匹兹堡有人给他来信，询问有关SDI网的信息。
1987年4月，斯托尔把信交给联邦调查局。经初步侦察，联邦调查局发现发信人与东欧国家政府有瓜葛。这就证明非法“入侵者”与苏联集团情报系统有关。于是，立即会同联邦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近两年的侦察，终于在1989年3月初，破获了这个计算机窃密的苏联克格勃间谍网，分别在西柏林、汉诺威和汉堡逮捕了三名间谍，这三人中有一人是吸毒者。
据他们交代，1985年春，克格勃在联邦德国的几名中间人分别接触了他们，并向他们提供毒品与金钱。之后，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威胁。他们去东柏林与克格勃官员会面，并向其提供了许多有关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联邦德国的高度敏感的信息。此后，又不断地向克格勃的官员提供如何“访问”这些国家数据库的信息，主要是提供代码、通行字和程序，使克格勃得以从这些国家的军事、科研要害部门的计算机中窃取情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的核武器核能研究所、美国“星球大战”研究中心计算机、美国防部总数据库、日内瓦欧洲核能研究中心、欧洲空间研究机构、联邦德国海德尔堡核研究机构、法国汤姆逊工业公司、美国国家宇航局及美驻联邦德国的军事机关等。这些间谍已经入侵了这些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入侵者”曾企图打入450个计算机系统，并成功地从其中45个系统中窃取了情报。
由于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心和机构的计算机系统是内部联网，因而，一旦“入侵者”打入联网里的一个中心后，只要他们搞到访问代码，就可以访问任何一个想阅读的数据库。这个案件中，“入侵者”是将欧洲核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系统，作为打开西方秘密数据库系统的“突破口”的。他们的方法是将普通的家用计算机连到电话线上。
这个案子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情报专家认为，“这是继1975年的纪尧姆事件后最大的间谍案。尽管当时还不清楚这个间谍网已经给西方安全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所窃得的信息代表着莫斯科在间谍战线上的一个惊人成功，使我们面临一种新的间谍形式。”专家们认为西方政府和企业家至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重建障碍，防止克格勃继续“访问”他们计算机里的存贮数据。
★高科技间谍——卫星拦截系统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军事分析家约翰·派克如是说：“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每次打国际长途电话，都会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听。”
间谍卫星拦截系统（ECHEIDH）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根据1948年签署的一项秘密协议而建成的，其分布在全球的秘密监听站已静悄悄地运作了几十年，随时窃听着全世界各国角落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信号情报。
这一系统如同一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吸收着全球各个地面卫星发射站的电子通信信号，通过超级计算机“辞典”和人工智能处理设备，以及先进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关键词”文本搜索程序对各种信号情报进行着分类整理和输送。
最大的一个秘密监听站在英格兰约克郡的高沼，由英美两国共同控制，站内至少有25个圆球状建筑，每个建筑物里都装有用于截获某个特定的电子通信目标的高技术天线。其他一些监听站主要分布在英国康沃尔的莫文斯顿，美国的舒格格罗夫、弗吉尼亚，华盛顿的亚基马，波多黎各的萨瓦纳塞卡，加拿大的利特里姆，新西兰的怀霍波，以及澳大利亚的杰拉尔顿。1997年，新西兰一家电视公司潜入怀霍波地区，拍摄了秘密监听站的照片。那个站看上去“空空荡荡，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窃听的信号是被自动从新西兰转送到美国和英国的这种猜测”。
按座次排列，在这个系统中美国是头号大老板，英国第二，其他国家包括后来加入的日本、韩国等协议国成员只能享受“第三方”的待遇，即他们必须向美输送情报，而分享他国情报的机会很少。
长期以来，间谍卫星拦截系统的秘密一直被掩盖着。布莱尔政府的要员在回答记者对此的提问时声称，“有关英、美、加等国之间定期进行信号情报交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然而，1999年5月22日，澳大利亚防御信号理事会（DSD，相当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主席马丁·布莱迪在“9个网络的周日节目”中透露：澳大利亚定期通过印度洋、太平洋上空的卫星截取和侦听传真、电话和互联网上的通信信号，所获的信号情报按照“秘密协定”的规定，经计算机筛选查出“关键词”后，再将有价值的信息，转发到设定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GCHQ和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安全局（NSA）。尽管布莱迪先生不愿讨论详细情况，但他还是证实了DSD“的确与英美等协议国的信号情报部门进行合作”，以“确保国家利益和政策得到他国的尊重”的情况。而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两位已退休的信号情报官员听到布莱迪的话后说，“不仅如此，同盟国之间在相互交换对方公民的秘密信息的同时，为了表示对伙伴国家的‘优惠’，有时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也对他国公民进行窃听。”
加拿大通信安全局（CSE）的前情报官麦克·弗罗斯特透露，1983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要求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对撒切尔政府的两位要员进行窃听。他说，当时GCHQ驻加拿大的联络官告诉他的CSE的上司：撒切尔夫人询问，加通信安全局能否帮助她查明她的两位内阁大臣“是否在合身份的位置上讲话”一事。弗罗斯特的同事弗兰克·鲍曼被派往伦敦，他的提箱中有一台特别的接收机。鲍曼使用英国同行提供的频率，在加拿大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处，对英内阁大臣的电话交谈进行了窃听。完成任务后，鲍曼把录音带交给了GCHQ。
欧洲议会对间谍卫星监听系统在经济谍报战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关注。欧盟的安全专家们发现，美国家安全局已经对欧盟卢森堡办公室中，欧盟官员工作联络用的电子邮件进行拦截窃密。
1993年，美国家安全局窃听了巴西官员与法国THOMOSON-CSF公司之间的电话，发现该公司企图通过行贿，弄到一笔140万美元的交易，以便为亚马孙雨林工程建造环境监测系统。美方将窃听的信息当作筹码，最终让美国的防护承包商得到了这笔买卖。
尽管有人说，美国家安全局必须向国家安全法庭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对某些美国公民进行窃听，如果无意中偶然窃听到了不该被窃听公民的通信信号，必须将其毁掉。然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军事分析家约翰·派克却说：“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每次打国际长途电话，都会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听。”
弗罗斯特说：“从来没有过分夸大这些机构滥用间谍卫星地面侦听系统的这种权力，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五花八门的窃听术
以色列利用软件技术窃听了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其他重要部门的电话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与控制系统的计划，还包括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谈话。
中国有句老话叫“隔墙有耳”，指的是原始的窃听术，而今高科技的发展，使窃听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
1985年5月，美驻苏使馆保安、海军陆战队队员克莱顿，与使馆雇员、俄罗斯姑娘谢依娜谈恋爱，接着被苏联情报部门策反，克莱顿不但绘制了美驻苏使馆大楼的平面图，详细地描述了大使办公室的情况，还在大使及其副手和安全官的官邸安装了窃听器。直到1986年3月克莱顿服役期满才结束。由于苏方使用不当，克莱顿东窗事发。美国从前苏联运回120个装有各种仪器的箱子，经过X光和红外线仪器探察，最终在电脑打字机上发现了窃听器。这更使中情局的专家感到困惑，因为打字室克莱顿根本进不去，也没有他进去的记录，技术检查没有发现外人潜入的痕迹。这个窃听器是如何安装上去的，至今还是个谜。
以色列利用软件技术窃听了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其他重要部门的电话内容，其中包括美国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与控制系统的计划，还包括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谈话。这一事件使以美关系处于尴尬境地，它生动地说明，在情报战线，没有密友，只有国家利益。
美国监控前苏联海底电缆通信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代号为“常春藤之铃”的计划大胆而又危险，美方在鄂霍次克海寒冷的海水里寻找苏联海军铺设的海底通信电缆，其直径仅12.7厘米。要在400米深的汪洋大海中寻找这么细的东西，真可谓大海捞针。但美国人找到了，并且在电缆上安装了一个6米长的窃听装置，每月取回录音带，送到美国本土进行分析。此事到1980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罗伯特·拜尔顿向前苏联告密才终结。
我国驻外使馆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内部人员在保密室讨论如何发展与驻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讨论中，翻译引用了一句英文。事过几天，在一次外交活动中，驻在国的一位官员与我外交人员交谈时，突然冒出了这句英文。我方人员十分震惊，从此再也不敢在保密室开会。如今的窃听手段五花八门，你检查了，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因为窃听技术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心头大患。
有一年，我国某厂的几个技术员组队赴国外调试机器，他们在房间里议论晚上睡觉太冷，第二天床上就增加了一床棉被。陪同者暗示我方人员，如果想商量什么事情，最好到户外空旷的地方。他还引用了一句老话，白天在屋里说话，有人在窗外听；晚上在屋里说话，老鼠在洞里听。
有一次中方与俄罗斯的一家公司谈生意，双方为价格争持不下。俄方代表说，你们先商量，我们出去一下。我方就在会议室进行最后的讨论，确定了价格。俄方代表一进屋就说，就按你们商量好的价格办吧。
窃听活动防不胜防，连身为此道高手的美国都害怕。1995年，美驻俄使馆遭到火箭袭击，使房屋墙壁内的反窃听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美国人慌了，除了用微波技术扰乱俄方的窃听装置外，还在使馆里建了一个全钢特制的密室，供讨论秘密事项用。中情局甚至还委托设计航天飞机的专家，想将建造太空舱时使用的精密技术用于防范窃听。
现代的窃听技术花样翻新，钢笔式、纽扣式、领带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具有遥控、跳频、自动停止等功能的窃听器也十分普遍，红外激光窃听器甚至可以通过声波来还原声音。有一种类似听诊器的窃听装置，可以用吸盘将话筒和发射机固定在窗户、墙壁、天花板或地板上，穿过50厘米厚的墙壁进行窃听。高技术使窃听器越来越小，米粒大小的窃听器，可以用专用手枪从25米至30米处无声地射进墙壁，窃听方圆20米以内的谈话。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窃听国家，用于窃听的经费每年至少有80亿美元。中情局有一个精锐小组，大约有100多人，它的工作就是在对手的电话和室内安装窃听器。美国还发射各种间谍卫星，用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甄别，搜集目标电话或交换机号码，然后对密码进行解密。此外，他们还投巨资设计出一种能够识别语言、录下电话、自动归纳谈话内容的软件程序，当目标出现时，同时实施监听和录音，并完成初期的分析、整理工作。
窃听器材泛滥是窃听活动社会化的原因之一。全美有几十家零售商店在互联网上提供微型录音录像设备和反监视监听设备。有可以藏在领带后面或者棒球帽下面的摄像机，把电视信号送到500英尺外的VCR（盒式录像机），花上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索尼EVO，这种世界上最小的摄像机，可以在不到1英寸的小孔中进行窥视。可以说，只要你有钱，窃听器材就应有尽有，就像买BP机那样简单。在中国，私自制作、出售窃听器材的违法事件也屡见不鲜。
呼机、手机、电话、传真、电脑，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些现代化的通信设备，我们也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窃听器材所包围，逃避是非常困难的。
★“臭虫”无处不在
后来盖贝才发现，鳄鱼身上装了一架微型电视摄像机，通过鳄鱼的“眼睛”拍摄了对着鳄鱼180度角范围内的一切。盖贝的竞争者通过这种方式，将盖贝家里保险柜藏着的秘密文件的内容窃取了……
德国的《明星》杂志曾经报道：“在波恩这个莱茵河上的德国首都，很难有什么事能够保密。我们的记者断言，在作出各种重要决定的地方都有微型谍报器。在情报机关的行话中，这些微型发报机被叫做‘臭虫’。‘臭虫’放在烟灰缸里、墙上、电话听筒里、画后以及地毯下。记者莱格用一台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在政府机关区窃听了办公室和私人住房里的谈话。他听到了有关各种谈判、联邦国防军的活动的谈话，关于提高薪金、地产买卖，关于德国驻里斯本大使施密特·震里克斯的自杀的谈话。”
在多数情况下，值100到1000马克的微型谍报器，可以用50马克私下买到，而一个人只要具备物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就能够安装。诚然，法律禁止使用这些谍报器，但是并不禁止出卖。科隆警方1976年初偶然在一家五金器材店里发现了230部微型谍报器和5万多个零件。这家店和一份买主名册被没收了。警方发现有许多驻波恩外国大使的名字、各种杂志、派出所的地址和几百名私人的地址出现在名册上。
美国工业家盖贝是“牙膏大王”之一，有一位朋友给他送了这样一件礼品：一只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的鳄鱼标本。
盖贝夫人有一天说：“这只鳄鱼老是奇怪地望着我！”
后来盖贝才发现，鳄鱼身上装了一架微型电视摄像机，通过鳄鱼的“眼睛”拍摄了对着鳄鱼180度角范围内的一切。盖贝的竞争者通过这种方式，将盖贝家里保险柜藏着的秘密文件的内容窃取了……
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1974年进行了一次有关工业间谍活动的调查，列举了其中的一些超现代化的装备：火柴匣和其他类似的东西，装着由于漫不经心而偶然留下，而里面却装着无线电发报机；装在自来水笔和打火机内的磁带录音机等。该委员会最后对未来可能的受害者们提出了几项忠告：看一看别人送给你夫人或女秘书的花束有没有藏着电视摄像机或者无线发报机；在吞下阿司匹林之前先把它化开，因为里面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发报机，它在陌生人的肚子里会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几个小时内说的话传送出去；另外还得查看一下你办公室里悬挂画的钉子是不是传声器。
在现代化的间谍作案工具里，光学仪器常被使用。有一种超微型传声器，可以安在上衣领子反面，重只有5克左右。许多国家的工业间谍现在使用这种传声器。但这还不是最新技术成就。集成电路时代已经开始，集成电路体积之小，使得传声器可以装在任何地方而不致被发现。
晶体管无线电接收器，由于体积小，它可以装在每一只标准的电话上，因此被称为“小电话”。它的工作原理是很简单的。由于利用电话的能量，这种装置可以与电话一样持续不断地工作，把一定范围内讲的话传送出去。“小电话”的生产者——美国东海岸一家公司称，这套装置用几秒钟就可以装上，卸下也同样容易，就像换一只烧坏的灯泡那样轻而易举。
电视机在工业间谍活动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微型电视摄像机只要有助听器电池所提供的电力就能工作。这种微型的、无所不见的“光学间谍”几乎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装：旅馆、办公室、住房、枝形灯架、镜子后面和墙上的各种空隙里……
黑暗对于防范光学方面的间谍仪器也无济于事，借助于辅助器材，这些器材能接收人体发出的红外线热波和其他热源。靠着这些器材，在30米距离内就可以断定什么人在哪里，在大约150米的距离内可以确定物体活动的大致情况。
现代的技术手段利用普通的红外线照明，甚至能够做到拍摄封在信封里的信。此外，有人还设计了一种微型针状灯，这种灯可以插进封住的信封里，这样，信中的内容就会被有经验的专家了解到。
有人还设计了一种光学仪器，可以以一小时840页打字稿的速度进行翻拍。
由此可见，德国的《明星》杂志并非言过其实，“臭虫”确实无处不在，令人防不胜防。
★长在玻璃上的耳朵
利用这种装置，可以在几百米距离内，把激光射向玻璃窗。当光从玻璃上折射回来的时候，就能把声波引起的最小的震动都传回来。随后，折回来的光又在电视屏幕上变成图像。秘密就变成了公开的事！
在较早一些时候，如果把“间谍”这个词同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秘密战争联系在一起，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间，人们发现，诡秘莫测的间谍战已经不局限于军事、政治和外交上了，工业间谍大战犹如一股巨大的暗流向人们袭来。
1975年一个秋日的傍晚，恩德尔·莫特尔公司的经理和股东跟往常一样，仍在纽约一座摩天大楼第24层波斯厅里举行定期会议。会议开始前一小时，在主管技术的经理的陪同下，一位男子手里提着一只漂亮的手提包走进了会议厅。他脱下外套，打开手提皮包，手脚麻利地取出一件有点像微型地雷探测器的仪器，一台显微镜，还有放大镜。接着他戴上耳机，开始检查桌子、椅子、通风口，连枝形吊灯也不放过。他掀开地毯和壁毯，仔细地查看一番；然后又逐个打开电话的听筒，用手指弹弹烟灰缸，捡起桌子上的几只死苍蝇，在显微镜下煞有介事地观察了一番。
看到这位男子的样子，主管技术的那位经理感到奇怪，禁不住开了腔：“奥利弗，你听着，我不干涉你的工作，不过，难道死苍蝇也会……”
这位叫做奥利弗的男子一边工作一边回答：
“先生，会的！利用死苍蝇是最新技术成就！这是加利福尼亚伊温有限公司的专利。他们找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它的背上安装一台配有拾音器的微型无线电报机。整个装置虽然不比大头针的头大，但是可以工作4小时！正好你们的会议要开那么长。如果有人要利用苍蝇窃取情报，通常是通过锁眼把苍蝇塞进来的。谁会去注意一只苍蝇，何况又是一只死苍蝇呢？而这只苍蝇却能够向20米以外的地方送发材料！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连最细小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安全代理行的这位工作人员检查完会议厅之后，给所有的锁眼和空调的通风口喷上一种特殊的塑性涂料。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满意地说：“老板，现在一切正常。我没有找到任何暗藏的拾音器。你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开会，不过，不要忘记放下金属百叶窗，因为现在玻璃也是长耳朵的！”
听了奥利弗的话，主管技术的经理吃了一惊。奥利弗胸有成竹地向他解释是怎么一回事：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作了宣誓的情况下，前不久询问了著名的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向该委员会告发说，这家公司研制了一种秘密装置。如果利用这种装置，就能够在几百米距离内，把激光射向玻璃窗。当光从玻璃上折射回来的时候，就能把声波引起的最小的震动都传回来。随后，折回来的光又在电视屏幕上变成图像。秘密就变成了公开的事！这样的事让人听起来简直就如同天方夜谭，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
鉴于存在这样的风险，工业反间谍部门的专家向实业家们提出忠告，在特别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要同时放送惬意的音乐，以便“淹没”激光。
★手机泄密，不可不防
本·拉登的得力助手——“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阿布·祖巴耶达赫曾因使用手机暴露藏身地点而落网；俄罗斯车臣叛乱分子的头目杜达耶夫因手机泄密，被俄军发射导弹击毙……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每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活动都与信息密不可分。现如今，手机已成为新时尚的代表，“手机热”已使全球升温。公园、商场，大街小巷，几乎有人存在的地方，都有悦耳动听的手机铃声飘荡回响。一机在手，漫游全球，不管你身在何处，要找到你易如反掌。这美妙神奇的手机的存在，无疑给“地球村”的村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机会。其实，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国家的安全带来了隐患。
20世纪80年代末，手机开始在中国出现。到2002年4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到1.6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为全球客户规模和网络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公司。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充分认识手机具有双刃剑的两面性，我国的国防、经济、科技信息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尤其关系到国家秘密的特殊部门，手机实际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大泄密隐患。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手机的通信原理，即手机的通信过程：语言信号传输到移动通信网络后，再由移动通信网络将它变成电磁频谱，通过通信卫星辐射传送到受话人的电信网络中，受话人的通信设备接收到无线电磁波，再转换成语言信号接通通信网络。由此可知，手机通信是一个开放的电子通信系统，只要有相应的接收设备，就能够截获任何时间、地点、人物的通话信息。
关机状态下是否还会被窃听呢？答案是肯定的。手机在这种状态下依然会被人窃听。因为关机状态下，手机也要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换，产生电磁频谱，因此很容易被识别、监视和跟踪。还有一些手机本身就具有隐蔽通话功能，可以在不响铃、不显示的情况下由关机状态转变为通话状态，由此泄露天机。即使不用手机，也可通过简单的电信暗码，遥控打开你的手机，窃听任何谈话内容。
有些手机在制造过程中就已被人在芯片中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有电池，手机就会悄悄地把你说的话接收下来，并且自动通过卫星发送给所需之人。由此看来，自己的手机竟成了别人的窃听器，这份“特殊的功能”将暴露你很多的秘密。那样的话，购买此种手机，无异于给自己安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泄密的可能。
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曾签署命令，颁布一项修改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明确规定：“严禁将移动电话带入作战室、情报室、机要室、通信枢纽、涉密会场、军用飞机和舰船、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等场所；在设有有线通信工具的场所工作时，不得使用移动电话办理公务。严禁使用移动电话、寻呼机谈论、传送涉密信息。”其实，一些发达国家的情报部门、军方和重要政府部门早就禁止在办公场所使用移动电话，关闭的手机也不允许。
对于机主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通过手机，许多重要的国际机密出现在国家安全局语言学家的耳机里。”
本·拉登的得力助手——“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阿布·祖巴耶达赫曾因使用手机暴露藏身地点而落网；1996年4月，俄罗斯车臣叛乱分子的头目杜达耶夫因手机泄密，被俄军发射导弹击毙……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已经具有了识别事物的功能——如有的手机具备“指示地点”功能，别人能通过这种服务随时跟踪你的位置；台湾有一种十分畅销的手机，其实就是一种手机窃听器，被称作“间谍手机”。这种“间谍手机”的制作十分简单，只需在一般的手机里植入具有窃听功能的晶片，电话一拨通就启动了窃听功能。
通过卫星传输的移动电话很容易被窃听，尽管手机用户通过自己国家发射的卫星传送，外国情报部门也可以通过地面接收站进行窃听，并获取重要情报。
小小手机关系着国家信息安全的大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通信保密问题将在不同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美国核机密硬盘失窃案
一切危险似乎都过去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电脑硬盘中的数据毕竟不是艺术孤品，它完全可以在短时间里被复制成千上万次并通过网络传到各个地方。
2000年5月，美国墨西哥州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位于火区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准备转移重要资料时竟然发现——载有重要核机密的两个硬盘不见了踪影。这两个硬盘储存有如何解除或销毁美国、俄罗斯、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核武器设施的高度机密情报。这样重要的机密资料不翼而飞，一旦泄密真称得上是天机泄露。
这件事情立刻引起整个美国的震动。而美国政府却持谨慎态度，有关官员只是低调表示，尚不清楚这些丢失的文件到底是被人错放在了其他地方、被盗还是不小心被毁掉了。但美国国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对政府提出批评。有议员甚至说，这是美国自古巴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事件发生后，最忙的还要属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大批特工进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能源部的数十名调查人员也协同作战，对实验室的各个角落进行“地毯式”搜查，同时对可进入存放电脑硬盘地下仓库的实验室人员展开调查。
就在美国各方为丢失的硬盘忙得不可开交时，两个硬盘又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出现了。
硬盘是在实验室设计核武器的地方找到的。此前，调查人员曾在这个区域里翻过两遍，6月16日，调查人员惊喜地发现——在该区域某间屋子里的复印机后，两个电脑硬盘好端端地放着。
一切危险似乎都过去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电脑硬盘中的数据毕竟不是艺术孤品，它完全可以在短时间里被复制成千上万次并通过网络传到各个地方。
“能否找到”的苦恼过去了，“是否被复制过”的苦恼又来了。虽然有关人士反复强调，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事件是间谍行为，但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测谎结果表明，有几个人的说法相互矛盾。美能源部反间谍局局长说，我相信其中有犯罪行为。
6月18日，失而复得的两个电脑硬盘在严密保卫之下，被送到了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将动用一切手段对硬盘进行电子分析，确定它们是否被拷贝过或是篡改过。
关于硬盘失踪的推测很多。有人说，也许是大火临近时，有实验人员正在使用电脑硬盘，由于实验室命令火速撤离，惊慌之中将两个硬盘扔到了复印机的后面。这种直观推测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也有人分析说，这可能是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人员针对实验室安全上的漏洞开的一个玩笑。据说国家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和负责警戒的军人素有芥蒂，因为科学家一直强烈要求与外界沟通以便促进研究，而军方安全员却总是想方设法阻挠，不让科学家知道其个人的成果是如何被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实验室中以前就有科学家以骗过安检人员为乐，险些受到处罚。
硬盘丢失事件的调查仍然没有结果，但有一个消息让美国人稍稍安了点心，那就是美政府将成立一个新的核武器领导机构，中情局副局长约翰·格尔顿上将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以确保核机密的安全。
★“窃取尿样”行动
当阿萨德总统向保镖询问厕所在哪里时，保镖将其领到了这间卫生间。在那里，他的尿液不是流入下水道，而是流入了一个储尿罐。
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医生通过一个人的尿样就可以获知他的健康信息。在各国政府首脑和要人的健康状况都被列为高度机密的情况下，窃取尿样就成为了解其健康状况的非常手段之一。
1999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去世，一贯很少出国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反常态，亲自率领代表团飞赴安曼参加葬礼。以色列间谍对阿萨德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便与约旦的特工组织合作，借此机会，窃取他的尿样，目的是判断他还能活多久，两国将据此调整外交政策。
2月8日，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约旦方面为阿萨德总统准备了只供他单独使用的卫生间。当阿萨德总统向保镖询问厕所在哪里时，保镖将其领到了这间卫生间。在那里，他的尿液不是流入下水道，而是流入了一个储尿罐。阿萨德总统不久后乘飞机返回自己的国家时，他的尿样被送到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泰勒·哈绍梅尔医疗中心。
尿样有助于确定阿萨德总统糖尿病患病程度，并可反映出其尿中是否含有癌细胞。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病理学家和生化学家可以通过分析尿样，查出在阿萨德总统长期患病期间所服用过的药物。以色列间谍根据尿样的分析为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准备了一份阿萨德总统的全面健康分析报告。
通过对阿萨德的尿样进行分析证实，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并且有癌变迹象。以色列病理学家和生化学家还发现，其尿样中含有止痛药的成分，这表明阿萨德的病情正在恶化。分析报告称这位总统的身体每况愈下。另外还有迹象表明，阿萨德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几个小时的地步。他没能出席以叙和谈会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健康问题。
★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秘密交易
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密码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们神秘地将其称为“计算机之源”。它被秘密地贮藏于计算机大厦11层楼350磅重的保险柜中，只有两名最高级经理能够接触它。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出一套自适应数据库系统（ADADAS）程序。这是一种用于加强计算机化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它可使计算机软件技术效益提高10倍。它是用于美国许多战略计算机中的一种标准程序。国家安全局利用它进行电子窃听；五角大楼利用它部署、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军队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将它用于绝密情报的分类工作。
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市场价格估计在1000万美元左右。像这样优秀的软件，当然是间谍窥视已久、必欲得之而后快的东西。
然而，计算机软件不同于常规性军事设施。要想按照一个偷来的样品复制它，并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为了复制出一个完善的程序，首先需要搞到保密的源程序——用于解释工作程序的一系列密码和符号。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密码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们神秘地将其称为“计算机之源”。它被秘密地贮藏于计算机大厦11层楼350磅重的保险柜中，只有两名最高级经理能够接触它——马圭尔就是其中之一。
马圭尔是这家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拥有该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有人向他下手了。
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机场，一位比利时人对他说：“你想要一张瑞士银行的支票吗？接过去，它就属于你了。我全不在意此事，我没有参加。”
使马圭尔有些动心的是那独特的付款方式——开立瑞士银行账户或付大笔的美元现金。但是，马圭尔保持着沉默，在他上衣里面，一台录音机正转动着录下了每个字。
“我们一次性地成交此事，”比利时人继续谈着，“无字据，无合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马圭尔趁机更加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位比利时人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约5英尺10英寸，红润的脸上长着连鬓胡须，几缕棕色卷曲的头发残留在光秃秃的头上，而且还挺着一个大啤酒肚。他名叫马克·安德烈·德吉特，1949年2月6日出生于比利时。马圭尔对此人并非不了解。
两年前，德吉特曾与附近某家公司的一位雇员有接触，他竭力劝说该雇员去偷盗IBM公司的技术情报。在那之前，他还因类似的企图被人抓住，并被比利时的原工作单位解雇了。无论他过去的历史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像马圭尔这样一位品行端正、在美国处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公司的老板，是不可能与德吉特为伍的。
约翰·马圭尔与这位比利时人谈话是另有原因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他这样做。联邦调查局要求他对德吉特的建议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与此同时还提供给他一部录音机，以便为日后的法庭审讯留下证据。
德吉特第一次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打交道是在1979年5月，他先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加利福尼亚办事处的一位销售员詹姆斯·艾迪斯有了接触。他自称是一家比利时工程公司的经理，要求得到一份高技术产品的清单。不久，他给艾迪斯挂去一个电话，安排在希尔顿饭店见面。会面时德吉特未加任何掩饰，他对购买公司秘密情报公开表示出兴趣，声称准备为此支付15万美元。德吉特建议或是通过瑞士银行付款，或是现金付款，这种洽谈生意的手法，与日后他对付约翰·马圭尔时完全一样。
詹姆斯·艾迪斯对他的话深感震惊，并立即将这一切汇报给他公司的管理部门。当比利时人乘飞机前往洛杉矶、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进行其他约会时，艾迪斯向约翰·马圭尔作了详细汇报。马圭尔立即将这一切报告了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呢？因为德吉特曾公开说他是作为莫斯科某进出口公司代表而办事的。
马圭尔向那些对计算机领域不甚了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们解释了所有的一切。为了将谈话的内容准确地转达过来，他们在马圭尔身上安装了监听装置，并将他送到了约会地点——国家机场。
现在，这位比利时人加紧了攻势。他三番五次地强调说，这笔买卖不会有损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地位。显然他认为莫斯科将永远不会把这笔交易的秘密泄露给马圭尔的西方竞争者，这个事实是他做这笔生意的有力论点。他又公开承认，自适应数据库系统列入莫斯科的购物单中，已有三年之久了。起初，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技术，但现在，德吉特解释说，进出口公司变换了重点优先项目，一再坚持要他尽可能快地搞到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软件公司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竟是如此重要，以至莫斯科方面威胁德吉特，如果不能把它搞到手，将断绝他与东欧其他有利可图的买卖。从长远观点看，此次失败则意味着德吉特将失去数百万美元的生意。因此他急不可待，如坐针毡。
而马圭尔则敷衍着他，因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他们指示马圭尔尽量拖延以争取时间。这样在国家机场的首次会面就毫无结果了。
在随后的日子，这位比利时人与马圭尔互相之间进行了20多次会谈。酬金从最初的15万美元，上升到20万美元，接着又上升到25万美元，以至最后上升到45万美元。
但是在交货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马圭尔（以及联邦调查局）希望交货能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因为这样可以逮捕比利时人。德吉特则希望成交在布鲁塞尔。在那里，莫斯科专家可以在一间专门实验室里监测该计算机磁盘的可靠性。经过一番磋商，德吉特建议他俩一同飞往苏黎世，马圭尔在那里可以接受他在瑞士银行里的酬金。除此之外，德吉特不愿再让步了。
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79年10月3日早餐以后，地点是希尔顿饭店。到此时，他俩都清楚这次买卖不会谈成了。于是这位比利时人和这位美国人分道扬镳了。经过历时7个月的周密计划和耗资巨大的跟踪监视之后，联邦调查局引诱马克·安德烈·德吉特落入圈套的尝试失败了。
联邦调查局将大量有关这起案件的资料汇集到一起，但未发现违法行为。同非法贩毒交易一样，法律上需要有确凿的买卖行为后才能予以定罪。因此仅凭其意图实行逮捕是不行的。
又过了几个月，联邦调查局官员们由于担心他们的调查会前功尽弃，便派了两名特工人员去纽约德吉特下榻的饭店房间对其进行盘问。比利时人承认了全部事实，其中包括他作为莫斯科某进出口公司代表一事。但是他认为自己与莫斯科的生意是一种及其正常的商业往来。
经过一番严格的盘问之后，执法人员向德吉特发出了一个严重警告，然后就离开了——他们相信德吉特再也不会有从事类似买卖的企图了，也一定不会留在美国国土上了。但是，他们想错了。
1980年2月6日，就在德吉特与联邦调查局人员遭遇仅仅两天之后，他又重返交易市场了。这次他的接近目标是查尔斯·马西尼——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这家公司与软件股份公司同在一幢楼中办公。这回，德吉特向马西尼讲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银行、石油族长和百万美元账户的离奇故事。德吉特声称，他的“阿拉伯”主子正在兴建一座超现代化的计算机中心，并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表示出了特殊的兴趣。如果马西尼能够帮助他物色到一位合适的提供程序的人，他准备支付2.5万美元的寻找费。他特别强调要谨慎小心，尤其不能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约翰·马圭尔知道这件事。
使德吉特感到意外的是马西尼很快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4月16日，德吉特终于见到了这个人。这位准备偷盗自适应数据库系统源程序的男子是软件公司的一位雇员，名叫蒂莫斯·克隆德。
他们俩就这一宝贵的计算机磁盘的合适价格，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最后，在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通话中，他们同意以50万美元现金的形式成交这笔生意。他们商定5月18日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会面。但是，当德吉特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581号班机于下午2点抵达时，他并没有携带两人事先定好的现钞，而以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取而代之了。据后来查证，德吉特的账户上，存款余额只有800美元。很显然，德吉特在玩一场骗局。蒂莫斯·克隆德也没有携带货物去那里。他把精心准备好的假磁盘装入公文包中，以代替绝密计算机源程序。
实际上，克隆德根本不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雇员，他的真正雇主地处华盛顿宪法大街——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职业特工人员。就在德吉特移交支票的一刹那，德吉特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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