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窃取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双重间谍
当时他正准备搭乘飞往瑞士的飞机前去和俄罗斯雇主接头，当他走在机场的时候，一直跟踪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1996年11月19日，美国司法部向外界宣布，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因5年前曾试图盗取华盛顿“星球大战计划”机密，为俄罗斯谍报机关提供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犯有间谍罪而被捕。
这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加尔金，50多岁，已在美国秘密工作了16年。他被指控自1984年以来向俄罗斯出卖中情局的秘密情报，已获得10万美元的回报。
加尔金祖籍俄罗斯，父亲年轻时曾是一名军人。幼年随父亲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纽约大学获得地理学和教育学学位证书后，于1973年到美国陆军服役，1980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20岁回苏联探亲时，秘密加入苏联谍报组织。
1992年苏联解体以后，克格勃的神秘大厦顷刻倒塌，加尔金为继续自己的双重间谍生涯，潜伏一段时间后，又和俄罗斯谍报机关搭上了关系。
加尔金认为，在自己风云多变的谍海生涯中，最危险最刺激的“突出事件”是1986年被逐出葡萄牙。当时他是负责盗窃外国技术秘密的苏联间谍。在此期间，他于1991年在塞浦路斯会晤了一名叫苏布拉马尼·科塔（化名哈克巴德）的美国计算机专家，此人当时是通用数据公司的雇员。根据司法部门的证据和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谈话，科塔向加尔金提供了“星球大战计划”和其他从军事计划座谈会上搞到的3份报告，每一份报告都得到加尔金1万美元的报酬。
科塔为了金钱，多次替操纵他的“俄罗斯人”盗窃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秘密。1992年加尔金“停止活动”期间，科塔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问他想不想“恢复”同俄罗斯谍报人员的关系，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两年后，他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1994年，科塔被指控阴谋盗窃和出卖一份秘方。那份秘方的大概内容是：在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小鼠身上培养了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可用来增加人体红血球的生产。在“秘方罪证”面前，科塔只好低头认罪。
加尔金、科塔间谍案还牵连到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叫阿卢鲁·普拉萨德，在波士顿被法院起诉，被指控为与科塔和他在莫斯科的主子有勾结，企图为俄罗斯盗窃军事秘密。
加尔金在华盛顿附近一个地方法院出庭受审。检察官海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弗拉基米尔·加尔金为俄罗斯充当间谍并没有考虑国家利益，而完全是为了金钱和贪婪。
加尔金是1996年11月16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达勒斯机场被捕的。当时他正准备搭乘飞往瑞士的飞机前去和他的俄罗斯雇主接头，当他走在机场的时候，一直跟踪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将他逮捕。
在此之前，弗拉基米尔·加尔金深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赖。1982年加尔金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马尼拉，负责招收双重间谍工作；1985年在曼谷工作；1987年被调到东京；1990年成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情报站站长；1992年至1994年在吉隆坡担任重要职务。
据指控，加尔金就是在吉隆坡成为双重间谍的。在那里，他为俄罗斯工作的同时，又花大量的钱财“闹离婚”，准备去美国。在此前不久，中央情报局认定他为怀疑对象并调动工作，安排在“反恐怖小组”，以限制他与机密文件的接触。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最先发现他有间谍嫌疑是在他的经济开支上。加尔金年收入为73000美元，但是他的生活中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个离婚并有三个孩子的人为了旅行，孩子和女朋友常常挥金如土，最惊人的一次是他花费12000美元，只为孩子买了一辆汽车。
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就加尔金是间谍事件提出抗议，俄认为这纯属美国内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戴维斯说，美国政府已经就俄罗斯收买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加尔金进行间谍活动一事，向俄罗斯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戴维斯说，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已经召见俄驻美大使，就间谍事件向他提出抗议。戴维斯说，美国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发生的这一俄罗斯间谍事件有违美俄两国关系的格局。美方要求俄罗斯政府就此事作出解释。俄罗斯外交部人士就此事发表谈话时说，开始我们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美国内政，与俄罗斯无关。但是，近来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对此事件有新的见解。俄罗斯女发言人塔季扬娜·萨莫林斯在一项声明中说：“这是一个卑鄙阴谋。”她说，逮捕加尔金“违反了特殊机构之间的不成文惯例”。她还说：“对这种挑衅性行为负有责任的美国当局还没有披上斗篷，也没有收起短剑。”
正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因外国间谍活动而受到威胁。
★美购买苏联秘密档案拍摄权内幕
胡佛基金会自称其宗旨是研究“战争、革命、和平”问题。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是研究如何攻击和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创办人当时说的一句令其部下至今恪守不忘的话就是：“了解敌人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国家之间有商贸协定、科技文化交流协定、军事协定、停战协定、合作开发资源协定等各种协定，但从没听说过购买历史档案的协定。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胡佛基金会却以美元为诱饵与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签订了一项西方传媒中闻所未闻的缩微拍照苏联秘密档案的协定。胡佛基金会自称其宗旨是研究“战争、革命、和平”问题。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是研究如何攻击和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创办人当时说的一句令其部下至今恪守不忘的话就是：“了解敌人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1991年8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于8月24日宣布命令，将苏联所有档案归俄罗斯管理，接着杜马又决定公开苏联部分档案。以反共为己任的胡佛基金会闻风而动，于1992年先于西方其他国家与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鲁道夫签订了缩微拍照苏共近几十年秘密档案的协定。价格为2500万页付300万美元。协议有效期从1992年至2000年。
根据协议，1993年伊始，胡佛基金会便将缩微拍照设备搬进了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雇用了五名莫斯科技术人员以每天5000张底片的速度进行拍照。
摄入底片的内容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历史文件、1917～1953年苏共历次代表大会文件、第三国际文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年）的文件、欧洲各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档案材料等。其中许多内容是一直保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档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会见并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的照片、苏联当年在古巴布置导弹的详图等。材料到手后，胡佛基金会首先将其用来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把苏联历史上因工作失误和个别领导人的错误造成的种种问题的历史原件（文字的或图片的）刊登在西方的报章杂志上加以渲染和妄评。
日复一日的加紧拍照，到1995年年底，胡佛基金会已经拍了700多万张底片。他们越来越感到俄罗斯储存的档案是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的档案。它不仅有苏联的历史档案，而且有20世纪的世界档案；不仅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档案，而且有被其占领国家的档案。胡佛基金会打算拍照全部档案目录。具有爱国心的俄罗斯档案工作者闻之愤怒异常，联合起来找到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鲁道夫并严正指出：“必须终止与胡佛基金会的协定，并不能再继续盗卖国家遗产。”还有人说，我们的责任是保存好档案，无权使用。使用档案是国家的权力。
1996年1月12日，美国向俄罗斯购买苏联历史档案拍摄权的协议提前七年被废止了，鲁道夫随之辞职。
对于为什么签订出卖档案拍摄权的协定这个问题，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管和研究中心负责人解释说，因为国家提供的经费不够用，比如两年前工作人员曾因工资原因罢工，又没办法解决电费问题，为此不得不自己想法筹措此经费。
★航天间谍案震惊印度
这个离过4次婚、浓妆艳抹的女人为了窃取情报，与两位印度高级火箭专家和一位印度特工长期保持私通关系。
1994年年底，一个有关印度太空卫星和导弹计划的间谍案轰动了整个印度。这条丑闻暴露了印度国家安全方面最大的漏洞。
这个案子的主角是为俄罗斯宇航局工作的间谍、前马尔代夫国家安全部成员玛利亚姆·拉希达。这个离过4次婚、浓妆艳抹的女人为了窃取情报，与两位印度高级火箭专家和一位印度特工长期保持私通关系。现在警方确知至少一位科学家因向她提供情报而得到25000美元的酬劳。
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是印度中央调查局。调查人还不能确定拉希达的具体雇主是谁，但他们知道，一个包括巴基斯坦中间人的间谍网在向俄罗斯、欧洲等方面的有关人员出卖窃得的印度航天技术情报。这个间谍网从印度航天开发机构中心窃取了有关卫星和导弹飞行控制系统的高度机密蓝图、计划和文件等。警方截获的这个间谍网的窃得物中，包括低温火箭发动机的设计，这是一种低温燃料技术，美国一直设法阻止印度掌握它。间谍们还获得了国营的印度斯坦航空制造公司正在开发的无人驾驶侦察机的计划。
当警方搜查拉希达在旅馆中的房间时，发现了3本日记，上面记录了她帮助马尔代夫当局追踪1988年政变策划者的过程。后来警方认定这是拉希达释放的烟幕。调查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拉希达打给航天中心负责人萨舍库马兰的电话记录上。拉希达初时声称，她给萨舍库马兰和其他同一间谍网成员打电话是让他们帮忙为她10岁的女儿找一所好学校。后来她才供认，自己与科学家们及其外国联系人有私通关系。很快，警方逮捕了萨舍库马兰、印度航天开发机构中心的科学家纳拉亚南和拉希达的后台老板福奇亚·哈桑等人，当然还有与间谍网联系的其他成员。
★以间谍卧底，美情报被盗
美国政府由于情报部门的“失职”而面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压力，因此不得不考虑它丢失在该地区储备大量军用物资和飞行训练基地的可能性。
1985年11月，31岁的美国海军情报支援中心情报分析员波拉德在华盛顿以“间谍罪”被美国安全机关逮捕。波拉德被指控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向以色列出卖了大量绝密情报。此事发生后，美以之间引起极大的外交风波，同时也影响到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防务关系。
乔纳森·波拉德，美籍犹太人，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其父是纽约圣母大学一名微生物系教授。波拉德1976年毕业于丹佛大学，3年后进入马里兰州苏特兰海军监视与情报中心组织，任文职情报分析员。为骗取海军情报机关的一份好工作，波拉德谎称曾在剑桥和巴黎的两个学术机构任过职。不久，他就成功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并且两度通过“敏感性资料”的安全考核，从而接触了最高机密。此外，他还得到了中心负责人的信任，拿到了传递机密档案的“信使证”。4年之后，他又被调入苏特兰另一个情报单位——海军情报支援中心的潜艇部，任情报分析员。所有这一切无疑为波拉德的间谍活动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波拉德常常以“SCI考核及格证”和“信使证”为护身符，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他所在的海军情报机关肆无忌惮地从事间谍活动，大量窃取以色列感兴趣的情报分析报告、科技文件、卫星照片、地图以及来往的函电记录等绝密资料。
波拉德每周与以色列情报人员接头一次，把他所窃取的机密资料供以色列人员拍照。波拉德出卖美国最高机密情报的行径被美国情报部门发觉后，美国检察官说，波拉德所窃取的资料的体积达6英尺高、6英尺宽和10英尺长，足需一个小房间才能装得下。
1985年，波拉德的表现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一次，他的直接负责人艾吉中校，在波拉德的桌子上发现一大堆与他职责无关的最高机密文件，这令艾吉大为吃惊。同年10月的一个星期五傍晚，波拉德携带了一个大纸袋悄悄离开了大楼，但还是被波拉德的一位同事注意上了。这名雇员将这一情况向上司作了报告，艾吉对此事引起了重视。
情报中心立刻对此事展开调查，结果证实那一纸袋文件是电脑中心有关中东地区来往函电的记录。于是艾吉中校对波拉德加紧了监视，发现他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五，将更多的机密资料带了出去。艾吉中校立即将此情况向安全机关作了报告。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的特工为了取得证据，暗中在波拉德的办公室安装了微型摄像机，并准备在波拉德下一个星期五进行窃密时将其逮捕。
11月18日下午，正当波拉德携带文件，走出办公大楼时，被调查局特工人员截查，搜出许多高度机密文件。经过安全人员的严厉盘问，行迹败露的波拉德供认，从1984年开始，就已将美国的数百份绝密情报资料提供给了以色列在华盛顿的情报人员。
已被美国安全部门抓住把柄的波拉德伺机逃跑。11月21日早晨，波拉德逃脱了监视，突然开车进入了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但10分钟后，以色列使馆人员将波拉德送出了使馆大门，守在使馆门外的联邦调查局人员立即一拥而上，将波拉德逮捕起来。1987年3月，美国地方法院对波拉德窃取国家机密一案进行审理，并判处波拉德终身监禁。
此案事发后，很快就在美以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波拉德间谍案已严重影响了美国机密情报工作。因此命令国防部官员在情报方面减少与以色列合作。
间谍工作是一种相互渗透的事情，面对美国的指责，以色列官员也谴责美国不断在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窃取以色列的机密情报。但是，以色列的态度令人出乎意料。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先是声称，以色列从不对美国进行“任何间谍活动”，继而又承认波拉德是以色列间谍，但又煞有介事地称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由一个“不负责任的”单位，未经政府允许而自作主张的行为。为此，他公开向美国道歉，并且交还了窃取的文件，同时还欢迎美方派5人调查组到以色列审讯有关人员。
波拉德一案不仅仅涉及美以两国，在查获波拉德窃取的情报中，有60多份情报内容牵扯到几个阿拉伯国家防务安全方面问题。
1987年3月18日，阿拉伯联盟驻美首席代表、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大使在华盛顿召开的阿拉伯联盟的年会上讲：“这一案件意味着，美国卫星情报系统所收到的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情报已经为以色列泄露。其中有些情报促使以色列对突尼斯发动了空袭，这些情报可能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情报肯定损害了几个阿拉伯国家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美国应该明白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不愿在军事安全方面与它打交道的原因。”
美国由于情报部门的“失职”而使得阿拉伯国家不愿在安全方面同其打交道，使得美国政府面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压力，从而不得不考虑它丢失在该地区储备大量军用物资和飞行训练基地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将大大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此外，还会导致美国在世界战略地位的下降。波拉德窃密案对美国安全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美国自己出了这么大个漏子，却又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在具体处理上，又只能采取安抚政策，以调和各方的不满和失意，以此平息事态。
★体育竞争背后的情报战
体育竞争由于掺杂着政治背景，又有很强的经济利益诱惑力，所以体育情报战犹如兵战一样激烈、复杂。当前各国体育间谍在体育情报战中无孔不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原始方法与现代化的器材同时运用。
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一定会有间谍情报战，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在体育竞争中不但从未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体育是一种具有很强竞争性的运动，如今其比赛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人类当初为锻炼自身体魄的目的，而越来越多地被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商业色彩。
我们看到，体育比赛可以振奋国民的精神，左右一个民族的情绪，有时一球之胜，能使全国为之振奋，群情激昂；而一球之负，则会使全民沮丧，甚至引发骚乱。如1998年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当巴西队击败荷兰队闯入决赛后，巴西整个国家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许多球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彻夜不息。而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街头却是一片凄伤，许多球迷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有的相拥而泣。
体育比赛还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一家公司赞助的足球队如果获胜，不仅运动员可得奖金数万美元，而且该公司也会声名大振，其商业利润则会随之直线上升。因此，现代体育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竞争的结果更是十分重视。
重视体育情报，也就掌握了战胜对手的主动权。1982年羽毛球汤姆斯杯大赛中，我国名将韩健对印尼的林水镜是关键的一仗。交手后，双方先各胜一局，第三局又打成14平，场上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可在加赛的3分里，韩健连取两分之后，发了一个小球到对方的左侧，林水镜挑了近网短球，只见韩健一个箭步扑上去，一拍下去又夺得一分，终于取得了胜利。原来，韩健为战胜林水镜事先已多次观察了林水镜的羽毛球打法，掌握了林水镜接这种球必挑近网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一套对付办法，从而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招夺胜。
忽视体育情报，就会削弱与对手竞赛的能力。在1998年第十三届亚运会上，由于中国代表团情报欠准，信息不灵，比赛中吃亏不少。如在田径项目上，赛前，我国田径队虽然对南亚、中亚的选手近两年的竞赛能力有所了解，但对其中几名主要选手到底有多大能耐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对第一手资料掌握不够，以致斯里兰卡和印度选手抢走中国的强项女子200米、400米栏的金牌。在全部田径项目中，我国仅得15块金牌，比原保守估计的18至20块金牌少得到3至5块。情报不准还使我国的部分运动员赛前盲目乐观。如参加男子100米比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在赛前一天还认为争金牌有望，直至比赛后才发觉我们并不完全掌握对手的实际情况，由于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导致名落孙山。男子举重69公斤级金牌失落后，举重队在总结时也认为：中国男子举重此次成绩不太理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信息不灵，缺少对国际举重运动的调研。
“体育情报”包含很多内容，诸如竞争对象的战术、技巧、比赛经验、习惯动作、性格、情绪及当地的饮食、居住条件、天气和地理环境等都属于体育情报的范围。当前各国体育间谍在体育情报战中无孔不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原始方法与现代化的器材同时运用，并非常讲求谋略和手段。
直接派人现场观察和记录是比较传统的搜集体育情报方法，它对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情报人员既要精通所观察的运动项目，又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记忆力，还要能够掩护自己。英国的克莱德·迪肯就是最早的一名职业足球间谍。他以体育记者身份为掩护，搜集将与家乡林梅尔乡村球队相遇的客队情报。迪肯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不仅观察客队踢球技术，还注意观众的评论和场上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然后回来写成详细的报告。比赛前一两天，将报告发给林梅尔乡村球队的每个教练员和队员。
当前，许多国家仍然重视派体育间谍现场直接观察，只不过搜集来的情报除情报人员自评外，还须经过“情报分析专家”集体研判，然后整理和分类，供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考。
1997年就发生过一起外国体育间谍潜入我国足球训练基地窃取中国足球队秘密的事件。1997年2月12日，某国家队主教练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足球队的实情，派他的挚友来中国搜集体育情报。此人依仗着有双重国籍，持护照进入我国足球训练基地昆明市海埂，他的正式身份是辽宁队请来的外援。但在2月13日体能测试中他没能及格，而他却并没有在乎自己在体能测试中被淘汰，在海埂基地的每一天他都高效率地工作，观看了中国队的多场训练课，甚至连中国队保留的秘密武器——6名健力宝小将的技术特点都了如指掌。到中国队2月18日出征登喜路杯赛前，他已经窃取了大量的足球情报。但仍嫌不够，还不时通过其他外援打听到了许多中国记者都未必能知道的中国足球机密，钻了中国足球队急于找外援的空子。没花一分钱，就了解到中国足球队的老底，给中国队备战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1997年中国队在英国进行的热身比赛实况就曾被中国队在十强赛中的对手获得。当时，中国队正同切尔西队比赛，有人发现两名外貌极像阿拉伯人的观众出现在比赛场地，一直偷偷地用手提包里的微型摄像机在拍摄比赛全过程。由于当时观众较多，而且这两人夹杂在切尔西队的球迷中间，所以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中国队同阿森纳队进行比赛时，这两名不速之客再次出现在比赛现场。由于这场比赛观众不多，而且大多是华人，所以他们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中国驻英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出于好奇向他们询问来自何方时，这两人拒绝回答，随后悄悄离去。
体育竞争由于掺杂着政治背景，又有很强的经济利益诱惑力，所以体育情报战犹如兵战一样激烈、复杂。一些国家针对对方欲探寻己方体育情报的特点，故意制造一些假情报，通过公开渠道泄露出来，使对方信以为真，受骗上当，从而在判断和行动上出现失误。
在欧美一些国家里，电脑体育情报员特别是网络情报分析员和体育软件程序员是最受体育俱乐部欢迎的职业杀手。他们的薪水通常是普通工作人员的3～5倍。这些网上情报分析员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甚至还透露些某国体育队的“秘密”，实质上他们是受雇于他人，充当网络体育诈骗人的角色。战阵之间不厌诈，竞争对手无真言，我们对此千万不可轻信上当。
我国是一个已经走向世界的体育强国，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体育竞技和白刃化的体育情报战，我们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有效地保护我国体育秘密，特别是要保护在奥运会和亚运会等世界大赛上有优势的项目的体育秘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和改进我国的体育情报搜集工作，为迎战奥运会作好充分的准备。
★探测苏潜艇，海豚立奇功
它虽然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却知道只要把嘴里叼的小东西（探测仪）往那三个长而圆的大东西（潜艇模型）底部一贴，主人就会奖励自己好吃的。它游到最近的一艘核潜艇旁边，把嘴里的探测仪往底部一贴，立刻掉头游向大海深处……
1985年初夏的一天，美国的一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经过修整，然后又潜入太平洋底朝东北方向的阿留申群岛缓缓驶去。当“洛杉矶”级核潜艇行驶到日本千岛群岛附近水域的时候，舱内的警报器突然鸣叫起来。嘟嘟的警笛声使得潜艇官兵们慌作一团。他们从各个角落奔向自己的岗位。
核潜艇的声呐探测仪、潜望镜、导航雷达、DSM天线等等传感器，把所捕获的信息综合反映到了液晶显示器上：在他们前方约10公里处的水底，有两艘苏联籍核潜艇迎面向他们驶来。二对一，明显处于劣势。
美潜艇官兵们惊恐之余，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苏联核潜艇怎么会一下子窜到他们眼皮底下来呢？
苏联核潜艇的技术装备虽然也相当先进，但它们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水下航行时螺旋桨的噪音太大；美国和北约的反潜部队通过探测噪音，能完全掌握和控制苏联核潜艇的行踪。美国核潜艇通常可以探测到300多公里之外的苏联核潜艇螺旋桨的声音，有时甚至一艘潜艇能够同时跟踪监视两艘苏联潜艇，因此苏联核潜艇不可能窜到美国人眼皮底下而不被发觉。
不管美国人如何困惑，两艘苏联核潜艇就在他们前方不到10公里处。如果苏联人发射反潜鱼雷的话，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会粉身碎骨。
苏联人当然也发现了美国核潜艇。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武器装备也不弱，但苏联人并不想挑起事端。他们与美国潜艇对峙了一会儿，然后改变航向，驶进了鄂霍次克海。
苏联核潜艇消失了，美国的潜艇官兵们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两国核潜艇此次在太平洋里的邂逅相遇，却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他们驾驶着核潜艇迅速返回美国，将邂逅苏联核潜艇的情况，向美国国防部作了详尽的报告。
美国的国防官员们看到报告后同样大吃一惊，立即命令海军情报部对苏联核潜艇的情况展开调查。
于是，美国海军情报部向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派出了间谍。
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美丽的港口城市，是苏军在远东的唯一海军基地，也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太平洋边防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美国选派了一位核潜艇专家，手持中立国的护照，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并在当地秘密情报关系的协助下，顺利接近了军港。
接近固然是接近了，但美国间谍却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情报。军港内外戒备森严，哨岗林立，非特许证件，无关人员是根本无法进入的。美国间谍想了各种办法企图混入，但均告失败。有一次还险些被苏联人识破抓住。迫不得已，美国间谍只好放弃潜入行动，只在港口外面找了个隐蔽点，用特制照相机对港口内停泊的核潜艇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溜回美国交差。
无法搞到苏联新型核潜艇的详细情报，美国海军情报部陷入一片焦虑之中。情急之下，一位年轻的海军情报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苏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戒备森严，没办法派人进去，那么可不可以派动物进去呢？比如说是一只海豚……
他的设想引起了情报首脑的兴趣。这位情报官走访了有关动物学家和水族馆的海豚训练员，很快就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海豚行动计划”，并得到了国防部首脑的赏识和认可，迅速付诸实施。
首先，他们从一家仪器公司定做了几枚微型探测仪。这种仪器能吸附在核潜艇的底部；并能将核潜艇的燃料、动力、航速、噪音等方面的信息记录下来，然后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后转换成具体数据。这就是机密情报的来源。
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间谍窃拍的苏联新型核潜艇照片，制作了三艘潜艇模型，分别是“迈克号”、“西拉号”和“阿库拉号”。所需器具准备停当以后，海军情报部立刻派人前往日本冲绳岛。在冲绳岛那霸市北面的国头郡，建有一座占地约77公顷的海洋公园。美国的情报官们看中了该公园海豚剧场里的演员——海豚和训海豚的日本人。他们出高价秘密地收买了一名日本驯兽员和他的海豚，让其协助完成“海豚行动计划”。美国人自己的秘密行动，为什么非要让日本人来协助不可呢？因为美国人不可能从太平洋上派出海豚间谍，距离太远，海豚不容易找到目标；他们必须到日本海去近距离释放海豚。海豚固然聪明，但毕竟比不上人。被秘密收买的日本驯兽演员，按照美国海军情报部的要求，开始训练他的海豚了。日本驯兽员将美国人仿制的苏联三艘核潜艇的模型停泊在一个港湾里，然后按照预定的距离，让他的海豚用嘴叼着微型探测仪游向核潜艇模型，并把探测仪吸附在模型潜艇底部。待海豚返回来后，喂它些最爱吃的鱼和乌贼。过一段时间，他再命令海豚游向潜艇模型，将吸附在模型潜艇底部的微型探测仪用嘴叼回来，又喂它一些爱吃的鱼和乌贼。如此循环往复，让海豚逐渐形成条件反射。
被训练的这只海豚，原本就是个动物演员，有很好的受训基础，因此在几个月之内便学会了新的课目，能准确地将微型探测仪送去和取回。美国海军情报部随即将“海豚行动计划”的核心项目付诸了实施。
这时已经是同年的9月了。这天，美国海军情报部从佐世保雇用的一艘大型日本渔轮按时出海了。渔轮上悬挂着日本旗帜，船员们也都是日本水产公司的渔业职工。美国的情报官、驯兽员，以及间谍海豚，就隐藏在这艘渔轮上。渔轮穿过对马海峡，沿日本海北行，一直来到大彼得湾的南部。海湾的对面即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母港了。这是预定的位置，可以影影绰绰地望见军港内的舰船。船舱内，美国情报官打开无线高速发报机向岸上发出了联络信号。很快，对岸作出反应，传来同样的信号。这说明派往军港进行现场观察的间谍，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并且，苏联新型核潜艇正停泊在军港内，暂时无离港出海的迹象。情况正常，可以行动了。美国情况官向收买的日本驯兽员下了行动指令。
驯兽员在船员们的协助下，用绞车将盛海豚的大水箱放入海中。憋屈了许久的海豚，立刻蹿出水箱，在大海里畅游嬉戏起来。驯兽员接着下渔轮，坐上了一只机动小艇。他驾驶着小艇，一边招呼着欢悦蹿跳的海豚，一边向大彼得湾行驶。
距离军港越来越近了。港内停泊的舰船已变得相当清晰。驯兽员停住小艇，将海豚招呼到跟前来，把特制微型探测仪送到嘴边让它叼住，然后轻轻地摸摸它的后背，向前一推。训练有素的海豚立刻领悟了主人的意思，叼着微型探测仪朝前方的军港游去。
间谍海豚顺利地游进了军港。港内停泊着许多军舰，海豚一时间找不到它所熟悉的那三个长而圆的东西（核潜艇模型）。它叼着微型探测仪，在港内舰艇之间来回穿梭游动，寻找目标。海豚在港内无拘无束地转悠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核潜艇的停泊位置，于是欢快地游过去。它虽然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却知道只要把嘴里叼的小东西（探测仪）往那三个长而圆的大东西（潜艇模型）底部一贴，主人就会奖励自己好吃的。它游到最近的一艘核潜艇旁边，把嘴里的探测仪往底部一贴，立刻掉头游向大海深处。
在日本渔轮上焦急等待的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收到信号后，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虽然海豚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主人的希望，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因为那只微型探测仪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虽能记录核潜艇活动时的各种信息，却不能及时把所录取的信息自动传回来。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它自动发回电波信号。显而易见，若给微型探测仪设置了自动发射信号的功能，美国情报人员虽然能够及时收到信息，但苏联潜艇的传感系统也能收到，这样事情就会败露。美国人必须让苏联人毫无知觉。
安置完毕探测仪，美国情报人员带着间谍海豚，又乘坐日本渔轮返回了佐世保。接着是耐心等待苏联新型核潜艇出海活动。
苏联核潜艇终于离港出海了。它们静悄悄地驶出大彼得湾，经日本海，穿过宗谷海峡，驶入辽阔的太平洋。
几个星期后，苏联核潜艇完成了出海任务，又返回军港停泊。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立刻又乘日本渔轮出海了。他们像前一次一样，把间谍海豚派了出去。海豚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核潜艇的停泊位置，用嘴把那个微型探测仪从核潜艇底部取下来，叼着游回了主人身边。至此，“海豚行动计划”全部完成。
接下来，美国人对探测仪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分析。他们很快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新型核潜艇之所以噪音低、速度快，主要是制造潜艇推进器的技术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推进器的精密程度，基本赶上了西方国家的水平。但是，苏联人的制造技术为什么会提高得这么快呢？美国人却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搞清原因，于1986年年初，美国国防部派出了许多间谍，秘密地潜入苏联境内进行调查。很快，他们便把原因查清楚了。原来“罪魁祸首”是日本的东芝机械公司和挪威的孔斯贝格公司。这两家大公司合谋，于1982年12月至1983年6月，以77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了4台可以制造核潜艇推进器的大型电脑控制先进机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使得苏联的核潜艇制造技术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不用说，这笔机床生意自然是在令美国头疼的苏联克格勃的暗中保护下干的。
1986年年末，美国国防部正式向日本提供了有关东芝公司出售给苏联先进机床的材料。日本政府不敢怠慢，一方面严厉处罚东芝公司，一方面派人向美国道歉。与此同时，日本警视厅也出动警力，逮捕了参与机床交易的有关人员，查抄了公司事务所和14名职员的家，4个人被起诉到法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也被逼“引咎辞职”。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东芝事件”。
★原子能专家出卖法国核机密
坦珀维尔的间谍活动有时看起来简直到了可笑而又原始的地步。他多次在原子能中心秘书处办公室，放心大胆地复印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居然没一个人过问或注意他在那里干什么。
1992年夏天，伦敦有个自称叫奥钦柯的人（前克格勃招募的间谍）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前克格勃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有关情况，其中涉及坦珀维尔。9月11日，英国内务部长致函法国司法部长，向他通报了奥钦柯的上述供词。信中特别指出：“有迹象表明，俄国最高领导人已下达命令，要其情报人员在严格遵守一切必要防范措施的前提下，继续与坦珀维尔保持联络。”
法方接此情报后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第二天就派出两名特工在坦珀维尔所在地奥尔斯市对其进行严密跟踪。
1992年9月14日上午9时，坦珀维尔一脚刚迈出家门，这两名特工和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冲出来。这人还没回过神来，他们便蜂拥而上，用手铐死死地将他铐住。
挡不住的金钱诱惑
坦珀维尔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小城。他9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自幼聪明过人。从踏进小学校门到大学毕业连连跳级，学习成绩一向全优。大学毕业前夕，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刚开始工作时就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核物理学家了。他的优异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因家庭生活拮据，他边上课边在一所私立学校代课。他好像天生就是当教师的料儿。他那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的讲解总是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紧紧地吸引住，每每赢得学生们浓厚的兴趣和交口称誉。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讲课挣来的钱不仅解决了坦珀维尔的学费，而且口袋里还有足够的零花钱，再也不像昔日那样囊中羞涩了。他就这样完全靠自力更生上完了大学。坦珀维尔也许是从这讲课中尝到了甜头吧，被分配到萨克尔研究院（法国原子能中心分院）工作后，仍然继续抽业余时间在一所学校讲课。但坦珀维尔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由教学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
一切都得从1987年年初讲起。
一天，一个自称叫谢尔日的人亲自找上门来。这人1.8米以上的个头，西装革履，风度潇洒。一见面，他就彬彬有礼、满脸笑容地说是慕名而来，因为他早就听说坦珀维尔学识渊博，课讲得生动活泼，常常博得学生满堂喝彩。接着谢尔日又异常谦虚地说他的物理学成绩还马马虎虎，但对数学却完全外行，因此他想请坦珀维尔为他补习一下数学。每堂课他愿支付300～400法郎，而且还是现金。至于其他情况，谢尔日一概避而不谈。坦珀维尔也不是好奇之人，所以也就未加细问。
听这人的口音，坦珀维尔竟认为他是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商人。实际上，谢尔日的真名叫谢尔盖·斯米廖夫，系克格勃军官，时任苏联驻巴黎使馆二等秘书。他的任务是在法国原子能中心及其下属单位物色合适人选为克格勃充当间谍，进而提供法国有关核武器研究与试验等方面的情报。
尽管此时的坦珀维尔出有轿车，入有华室，早已不是学生时代的那种穷酸相，他对谢尔日刚才的“报价”仍然怦然心动，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请求。
谢尔日心中窃喜，第二天便来听课了。这位新“学员”勤学好问，竭力与坦珀维尔套近乎。他借口学习需要，待混熟后便开始向这位老师索取一些文件资料。坦珀维尔对他这位学生用功学习深表钦佩，很乐意满足他的要求。
但起初他向谢尔日提供的资料仅限于各种杂志、工作报告及其他一般性科技资料。这些都不涉及法国在核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谢尔日并不以此为满足。为博得坦珀维尔更大的信任，谢尔日除按时支付“学费”外，每次都特意多给一些，隔三差五还请坦珀维尔到饭馆吃喝一顿。
就这样一来二往，他们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后来简直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精明的谢尔日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便趁势向坦珀维尔提出更多的要求。那口气也变得不容置疑，越发具有威胁性了。由此坦珀维尔跌入谢尔日煞费苦心设置的陷阱。
1988年1月至9月间，谢尔日和坦珀维尔每两个月接一次头。会面地点是巴黎市郊的一些小酒馆，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几乎每次都是坦珀维尔前脚刚通过小酒馆的门槛儿，谢尔日就像是突然从天而降似的，后脚紧紧地跟了进来。
他们装作普通顾客，一边美餐对酌，一边开怀畅谈，说到兴头时，毫无顾忌地纵声大笑。每当酒足饭饱走出酒馆，坦珀维尔总要在浓重的夜色里，将从萨克尔研究院带出的机密文件不动声色地悄悄递给谢尔日。作为回报，谢尔日每次都塞给坦珀维尔一个鼓鼓囊囊的纸包，内装两千至四万法郎现钞。
越陷越深
“为提高谢尔日的专业知识水平，我曾多次向他提供机密文件。谢尔日说他是在一个什么科研部门工作，但他没说单位名称，我也没问。”
被捕后，坦珀维尔这样回忆说：“当然，我意识到我这样做无疑是卷进了一种危险的游戏。但谢尔日威胁说，即使我躲到天涯海角，他也能把我找回来。我总感到他对我的私生活简直是了如指掌，远远不是我对他讲的那些。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谢尔日的手心中了。”坦珀维尔就这样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坦珀维尔在待人接物方面很会耍手腕。他善交际，人缘好，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平素他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生活，爱爵士乐，人称“快乐单身汉”。坦珀维尔酷爱读书，博学多才，工作出色，深得上司赏识和重用。
1989年10月1日，坦珀维尔正式上调到了法国原子能中心。到任后又经严格审查，他获准接触国防机密。谢尔日得知后高兴极了，不禁又对他大大夸赞了一番。不久，坦珀维尔便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同其他核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法国在穆鲁罗瓦岛历次核试验的结果。随后他又获准接触法国在太平洋地区多次进行核试验的代号为“火山”的大量情报资料。
谍海畅游，得心应手，坦珀维尔喜不自胜，从此便越发无所顾忌，大胆放手了。
1989年9月至翌年4月，坦珀维尔先后向谢尔日提供4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有原子能研究中心年鉴。年鉴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法国在军事方面实际利用原子能的详细情况。
坦伯维尔在为苏俄充当间谍期间，先后向其提供的各种机密文件达6000多页，其中大部分标有“火山作战计划”字样。这些文件包括“火山作战计划”工作总结、1979至1990年穆鲁罗瓦岛近40次核爆炸分析报告以及1991年4次核爆炸指标。
虽然以上文件只涉及到法国一种核武器的有关情况，只字未提其制造方法，但透过这些情况却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法国在1989年至1990年间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从而使获得这些文件的国家得以借此改进其核武器或从事核武器研制。以上核心机密的泄露对法国国防无疑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坦珀维尔的间谍活动有时看起来简直到了可笑而又原始的地步。他多次在原子能中心秘书处办公室，放心大胆地复印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居然没一个人过问或注意他在那里干什么。坦珀维尔把复印好的文件（内有许多是照相复制件）装到日常用的塑料袋里，下班后大模大样地走出原子能中心，谁也没想到去搜查他。这一切不禁使人联想起一部很糟糕的间谍影片，甚至约定的暗号也像是取自这部影片似的。比如奥尔斯市一个游泳池旁的电话亭跟前放的橙子皮表示应紧急会面。如果谢尔日有什么问题要找坦珀维尔，他就把一些玫瑰花瓣撒到奥尔斯桥下。当谢尔日将坦珀维尔放置的文件包取走时，他就放下一盒“丹希尔”牌香烟。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日的要求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他不再仅仅要坦珀维尔提供法国核试验方面的情报。1991年6月的一天，谢尔日一见到坦珀维尔就急不可耐地要他设法调往拉哈格核材料加工厂工作，因为该厂引起了克格勃浓厚的兴趣。
此外，谢尔日还希望得到法国最新的代号分别为“西尔瓦”和“普柳里尔”的国民计划与军事计划方面的情报。
然而坦珀维尔这时却另有打算。几年来，他靠出卖情报已经捞了个钵满袋鼓，暗暗打算洗手不干，找个地方躲起来。于是坦珀维尔于1991年7月辞掉了在原子能中心的工作，在距巴黎不远处的艾松镇开办了一所物理学校。他重操旧业，又走上讲台讲起课来。
“那些日子，我昼夜都在想如何与谢尔日断绝来往，但同时又担心他决不会轻易地放过我。”被捕后坦维尔仍心有余悸地这样对检察官说。
的确是这样。不论到哪儿，他都逃不脱克格勃的手心，谢尔日照旧死死地盯着他。经过多方努力和奔走，两个月以后，坦珀维尔总算在法南部城市奥尔斯落下脚。他本想可以安下心过轻闲日子了，可没料到，谢尔日又像鬼影一样紧紧跟来。
转眼到了1991年12月，这时苏联宣告解体，俄罗斯全盘接过了克格勃在法国的活动。谢尔日也把与坦珀维尔联系的事交给了他的一个同事。此人自报家门，说叫列涅，其实他叫瓦廉京·马卡罗夫，系俄罗斯情报机关军官，当时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处三等秘书。此后，坦珀维尔依然没有打消摆脱俄国人纠缠的念头。
他曾这样回忆：“列涅待人接物不像谢尔日那样生硬，所以我感到我能逃离这地狱般的陷阱。像谢尔日一样，列涅也常对我发号施令，但许多事我都一口回绝了。整个1992年间，我都在暗暗考虑向谁说我打算甩掉列涅这恶魔，可我就是不知道该去找什么人。”
法国政府对坦珀维尔间谍案立即作出了反应。官方人士惊呼：“这是二战后军事间谍活动中最重大、最严重的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本案着实有点奇特，坦珀维尔本人也实在糊涂得可以，因为直到入狱，他多半还不知谢尔日和列涅到底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向他要这要那的真实企图。不过有一点他是不糊涂的，这就是捞钱。
法国情报部门认为，坦珀维尔在1987年至1992年期间大约获得俄国人200万法郎的报酬。对坦珀维尔来说，每个法郎都像是久旱的甘露。他对钱是多多益善。
坦珀维尔被囚禁在巴黎某监狱的一个单人牢房里，因“向外国间谍提供情报罪”，他必须在这里度过15年的铁窗岁月。
★“集装箱”窃走苏联军事情报
该套设备可以发现放射源、记录和积累中子和伽马射线的强度、频谱组成及总剂量，记录经过的距离、大气压、温度，能准确判定地理坐标，并且沿集装箱经过的地方进行全景照相。
1986年年初，前苏联克格勃的反间谍机关破获了一起前所未有的反苏间谍情报活动。从日本发出，经苏联国土——由远东的纳霍得卡运到苏联西部的列宁格勒，再运到德国汉堡的一只集装箱，货物名称为陶器，而实际上集装箱内装有一整套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用以自动侦察苏联由东到西铁路沿线的一系列重要的有关核武器生产、运输、储存、部署的军事情报。
这是一起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日本和德国情报部门参与的情报活动，但是事发后谁也不肯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
原苏联克格勃“苏联国土内反美间谍活动侦察处”处长克拉西里尼柯夫少将公布了在他领导下侦破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
1985年深秋，苏联的克格勃对外侦查部门获取到关于境外间谍机关将利用集装箱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情报。
情报指出将有一只装有电子侦察设备的集装箱由日本发出，经苏联转运至西方，只此而已。
此类集装箱有上千只，想从中找出一只可疑的集装箱颇为困难，因为不可能打开所有集装箱的铅封逐个查看。
侦查人员仔细研究了同类集装箱的外观，分析了对方可能使用的侦察设备及其工作方法、可能使用的伪装方式及同其他上千只集装箱相比可能出现的不同之处。经过长时间耐心的寻找，终于发现一只可疑的集装箱，它的四面都有一个窄小的窗口，估计并不是普通的通风口。仔细观察后发现通过窗口可以看到集装箱里照相机镜头。
另外一个使间谍集装箱暴露的特征是它的序列编号——CTIU-1317221。不仅其数字排列有差异，制作方法也不同，不像通常那样用白漆写上去，而是印在纸上贴上去的，初看起来，同用白漆写上去的一模一样。
打开箱之后，又发现一些印好的带编号的标签，这些备份的标签可保证在使用时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在需要时也可以贴在其他集装箱上。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集装箱到达目的地后，再一次经苏联领土反方向运回，贴上已准备好的新标签。
小心打开铅封和集装箱的门，首先看到的是码到顶棚的纸箱，箱内装有装饰用的陶器，看到这些工艺品，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货物同间谍活动有关。
取出两排货物之后，露出了木制的隔墙。拆去隔墙，人们大吃一惊，这简直是一套奇妙的试验室。
根据克格勃专家的结论，这是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的、处于工作状态的设备，其罕见的技术功能使人震惊。该套设备可以发现放射源、记录和积累中子和伽马射线的强度、频谱组成及总剂量，记录经过的距离、大气压、温度，能准确判定地理坐标，并且沿集装箱经过的地方进行全景照相。
由此可见，这套设备的任务是侦查与生产、储存、运输核材料包括核武器和装备核武器有关的军事目标。
经过计算机对两台专门制作的执行器里面已经积累的信息分析，计算机可以显示带有坐标系的沿铁路运送的核弹药和弹头、带有核武器的装置及其他放射源的位置。
所有信息记录在有加密功能的磁带里，其容量允许记录0～1000次放射源资料。所带电源可以保证设备不间断工作三个月。
这套间谍设备是1982年生产的，后来又予以改进。所用仪器标有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公司的商标，主要部分是美国公司的产品，如计算机是“NCR”公司和“RSI”公司的产品；电瓶是“NP”和“MRC”公司的产品，电池产自“NRC”和“TNC”公司，这些企业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都有自己的生产标记。但这并不能就说明是这些公司或者他们国家的情报机关参与了这次行动。
是谁制造和拼装了这套复杂而稀有的设备？是谁设计了利用间谍集装箱沿遥远的西伯利亚干线进行侦察行动的计划？谁找的日本发货人和汉堡的收货人？又是谁作出这样冒险的决策？
集装箱的“旅行”由日本开始到德国汉堡结束。集装箱应该是在日本领土上精心伪装和安装的。箱中装有非标准货物——数吨重的间谍设备，安装这些设备需要时间，要有专门的场地以便掩人耳目，需要懂行的熟练人手。
很明显，没有官方的参与或默许是办不到的。但是日本政府对苏联官方就间谍集装箱提出的交涉实际上没有作出答复。
日本的集装箱运输公司“CNENPD-MAPY”可以从嫌疑人名单排除，因为它只是将已铅封的集装箱运到苏联港口。
作为中间人和转运人的“TKK”、“C·H”公司也只是接触到已封闭和铅封的集装箱，何况“TKK”本身也是受害者。
因为由于这一事件给苏方造成了损失（未预见的海关支出、集装箱总站的“多余”工作、集装箱的滞留），苏联当局对“TKK”公司罚款50万美元。
1987年2月5日“TKK”公司向日本东京地区法院起诉“C·H”公司（发货人）和“MCY”公司（海关代理和理货员），因欺骗货物中转人并为其带来损失而要求赔偿1亿日元。
1990年4月，经过三年的审理，该案件以无结果而告终。法院无法找到间谍集装箱的装配和发货人；无法确定集装箱中23的陶器是怎样被换成间谍设备的；边防和海关官员怎么能放过这样的货物也成为解不开的秘密。
法庭曾经提到一名叫霍利·卡多罗的人——陶器的实际发货人，他是亚洲马鲁得金运输公司的业主，日本人，50岁，加利福尼亚大学附属商业学校毕业。1968年成为美国公民，住在夏威夷岛火奴鲁鲁市。
该人1985年12月6日和7日将陶器装入由美国“h”公司租来的集装箱内，12月9日用“TKK”公司提供的铅封封好箱子，然后将集装箱运至横滨港集装箱总站，并经过“MCY”公司转给“TKK”公司。
当苏联克格勃截获间谍集装箱后，霍利·卡多罗失去踪影，从地面上蒸发了一样再也无法找到他，无法传唤到东京。克格勃曾试图找到这位在非常关键的时刻消失无踪的人，但未能如愿。
显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会再让他出头露面，这是整个间谍行动的关键环节。只有这一招才会使这一事件在暴露之后无从查找，不了了之。
那么从收货人那一方能否查出线索呢？
间谍集装箱的收货人是汉堡的居民，名字是拉曼·格列斯·普莱斯，公开身份是几家小餐馆的业主，但据说经济状况不太好。
1985年年底为了购买和运输这批装饰陶器，普莱斯向日本C·H公司董事长支付了一笔巨款。有趣的是“丢失”装有彩陶的集装箱之后，他并没有去报失和查找。
就间谍集装箱一事苏方曾正式向德国当局通报，并要求查明收货人普莱斯的情况，但是迟迟没有回复。
这一间谍故事由于当事人——发货人卡多罗和收货人普莱斯都无从查找，苏联当局只能自认倒霉。
★美国务院隔墙有耳
联邦调查人员携带经过伪装的探测仪，在高八层，占地两个街区的国务院方形大楼的走廊里秘密搜寻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无线电信号是大楼内一个会议室的窃听器发给外部间谍的。
2000年12月，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显示，自夏天以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古谢夫窃听了美国国务院50～100次的会议内容。
古谢夫年方55岁，系莫斯科间谍机关技术部雇员。在被发现操控一个安置在美国国务院高层会议室内的窃听器后，古谢夫在美国国务院附近被联邦调查局及国务院安全部门的特工逮捕，并受到了短暂的拘禁。不过，由于他享有外交豁免权，所以没有被起诉，但他已被美国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而必须在10天内离境。
美国特工从2000年夏初注意到，一名俄国外交官开始定期光顾美国国务院外围的街道。通过对他每周一次的活动进行周密观察之后发现，他停放汽车的位置表明似乎是在接收电子信号。联邦调查人员携带经过伪装的探测仪，在高八层，占地两个街区的国务院方形大楼的走廊里秘密搜寻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无线电信号是大楼内一个会议室的窃听器发给外部间谍的。一名官员说，为了激发窃听装置启动工作，俄国间谍必须把汽车停得很近，也只有在这时才能搜寻它的位置。为此美国采用反间谍手段查到了古谢夫的秘密——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官员在国务院会议室假装开会，故意让古谢夫窃听，引诱他上钩，最后终于挖出了他。
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虽然俄罗斯间谍在美国务院安装了窃听器，但窃听器并未安装在经常讨论重要事务的办公室，俄间谍未偷听到高度机密的情报。
窃听器安装在国务院大楼七层，进行海洋、国际自然环境和科学等问题研究的会议室墙边木缝里，那儿离奥尔布赖特的办公室很远。一些官员说，他们对俄国间谍选择在这个房问里安装窃听器感到很困惑，因为那里所发出的消息可能是外国毫无兴趣的。尽管这个办公室偶尔也会用作讨论别的问题。
窃听器的安装手法十分专业，而且还特意涂成与会议室相近的颜色，普通人难以发现。令人奇怪的是，美国调查人员至今仍未发现有任何证据显示，古谢夫曾经进入过国务院大楼，所以在楼内安装窃听器的无疑是另一个人。调查人员相信俄间谍一定得到大楼里的人的帮助，因为安装窃听器不是进入大楼一两次就能办到的。而且安装窃听器的手法不像是俄间谍干的，因为他们不会将窃听器安装在那么硬的木头里，还涂上迷惑人的色彩。
美国调查人员已经与国务院大楼内的几百名官员分别谈过话，力图发现这一窃听器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安装的，但一无所获，只好在报告中说大楼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在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安全部门的官员紧张地追查后，国务院发言人吉姆·科雷说，经过大规模的搜查，相信大楼里已没有第二个窃听器了。
为加强防备，一位美国资深官员要求每个官员进入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前都要接受检查，每次会议开始前对会议室进行检测、录像，并将所有的材料封存以备事后审查。
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一官员则指责华盛顿此举不过是在玩“以眼还眼”的游戏，是为了对在此之前一个月一名美国外交官被俄罗斯驱逐出境而作出报复，他还声称华盛顿对古谢夫作出的指控“站不住脚”。白宫高级官员也听取了这起事件的简报，但没有立即发表评论。这起间谍案被视为美俄两国在冷战时期间谍案活动高峰的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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