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金：《我是来学习的》，载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2]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载《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

    [3]徐开垒：《巴金传·续卷》，38、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4]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载1952年4月9日《人民日报》。

    [5]巴金这一时期的“鸣放文章”分别见于：《“鸣”起来吧！》，载195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独立思考”》，载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粮食》，载1956年8月8日《人民日报》；《笔下留情》，载1956年9月15日《文艺月刊》（9月号）；《“恰到好处”》，载1956年9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秋夜杂感》，载1956年10月3日上海《文汇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的这些文章均用的是“余一”的署名，而非用巴金这个文艺界熟悉的名字。需要追问的是：他为什么在1956年之际恢复了使用“笔名”的历史习惯，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采取了匿名的发表方式的？而这，又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巴金的内心世界，它将促使我们思考一些什么问题。

    [6]巴金：《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载1959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时题为《新年试笔》。

    [7]曹禺：《要深入生活》，引自《迎春集》，北京出版社，1958。

    [8]梁秉：《在曹禺身边》，1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9]张光年：《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载《剧本》1955年3月号。

    [10]在曹禺身上，我们发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借批判别人来“洗刷”自己的“错误”，并力图证明自己已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

    [11]张耀杰：《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载《黄河》1999年第5期。

    [12]巴金：《友谊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

    [13]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14]巴金：《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15]此文曾于1926年4月刊印单行本，后经修改，发表于1929年5月《平等》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署名黑浪。

    [16]巴金：《我的中年的悲哀》，参见《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署名黄树辉。

    [17]巴金：《怎样做人及其它》，《人世间》第2卷第1期，1944年5月1日。

    [18]巴金：《我和文学》，见《巴金选集》，第10卷，4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149-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曹禺：《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曹禺全集》，第6卷，3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21]曹禺：《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鞭策》，载《人民戏剧》1977年1期。

    [22]原载1945年10月22日《新华日报》。

    [23]《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曹禺全集》，第6卷，3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24]《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于紫光阁），见《周恩来论文艺》，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6月19日），见《周恩来论文艺》，102页。

    [26]《周恩来论文艺》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7]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载《剧本》1957年7月号。

    [28]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载《剧本》1957年2期。

    [29]《周恩来论文艺》，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0]《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载《文艺报》1955年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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