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
有时候，“更好”是“好”的敌人。对于外国同行们步自己后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斯文·赫定心中五味杂陈，三分是自豪，七分是苦涩。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便想尽千方百计旧地重游。
1926年11月，斯文·赫定第五次来到中国。起因是汉莎航空公司为开辟一条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欧亚民用航空线路，决定资助在中国西北有着丰富探险经验的斯文·赫定来中国，从北京经内蒙古到新疆做一次实地考察，为他们收集开辟航线所需的气象和地理方面的相关资料。斯文·赫定之所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然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顺便进行地质学、考古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考察，借机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期间，他先后拜会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以及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经过斡旋，北洋政府的外交与军事部门，同意斯文·赫定在中国进行无条件考察。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所派出的考察、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大肆盗掘、收买、骗取文物的行径，特别是清朝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的软弱可欺，令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义愤在胸，扼腕难忍。北洋政府批准“文物贩子”斯文·赫定无条件考察的消息一经传出，如同向人群里扔了一束炸弹，中国文化圈立刻群情激昂。1927年3月5日，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发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国立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会、国立京师图书馆、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清华研究院等14家学术单位的代表近20人，在北京大学研究所集会，决定在中国古物保护法、古物出口法、古物采集法未出台的情况下，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不久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一方面，监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任何探险、考古行动，不准其随意挖掘、购买或假名窃取我国文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另一方面，各学术机关应积极配合、补助，自觉主动地发掘、采集、保存学术材料开展研究。集会者于3月10日在《晨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外国人为主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提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考察研究。
3月19日，刘半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袁复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时任清华大学教师）等人代表北京学术团体面见斯文·赫定，对他签署的考察协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和限制性建议，要求他在两天后予以答复。对此，斯文·赫定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并于22日安排11名团员按原计划从北京赶赴包头。第二天，斯文·赫定就收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信中指责他违背诺言，并说整个学术界都将起来反对他的考察，信件落款处郑重写着“刘半农”的名字。很快，抗议活动从北京波及全国，反抗声一浪高过一浪，抗议团体还致电绥（绥远省）、甘（甘肃省）、新（新疆省）地方军政长官，要求阻止斯文·赫定一行入境。外交部也警告斯文·赫定，如果学术界极力反对，政府将收回已经签发的允许考察的证明。
是中途搁浅，还是寻求妥协？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斯文·赫定面前。这位“老狐狸”当然不甘心空手而归，于是，他被迫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交涉。
谈判过程艰苦而富有戏剧性，有当面交锋，有私下倾谈，有书信往来，就连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员也分成两派：一派较为激进，主张禁止外国的一切考察活动；另一派以曾在美国留学并有中外合作考古经验的李济（清华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人类学讲师）、袁复礼为代表，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性，主张在保障中国主权前提下与对方合作。
为给斯文·赫定施加足够压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批里程碑式的人物站了出来，除了刘半农、李济、袁复礼，还有周肇祥（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书画家）、沈兼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语言文字学家）、马衡（故宫博物馆维持会常务委员，金石考古学家）、李四光（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徐炳昶（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教授）……
据近代学者魏建功回忆，作为一个“老狐狸”，斯文·赫定当然不甘心就范，他向主持谈判的刘半农声称，自己是诺贝尔奖评委，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获奖名额。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地球上的每一个著名作家都梦寐以求，对彼时尚属空白的中国作家圈更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当时，有人向刘半农建议推荐梁启超，但刘半农认为鲁迅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快人快语、口无遮拦的刘半农怕在鲁迅那里碰钉子，便委托台静农向鲁迅函询。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不仅表示了自己的谦逊风度，还严正而坚决地拒绝了“戴着学者面具的文物大盗”斯文·赫定的“诱惑”。这就是后来被媒体一再炒作的所谓“鲁迅参评诺奖”的由来，也是斯文·赫定的阴谋没有得逞的原因。
连这样的“糖衣炮弹”都打不倒中国文人，斯文·赫定只能徒唤奈何。
1927年4月26日，已经是双方的第九次谈判会了。会议当日主席周肇祥与斯文·赫定代表双方签字，终于议决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由瑞典考古学家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组团考察，名称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工作由中瑞双方团长共同负责。瑞典方团长为斯文·赫定，成员有瑞典人那林（Erik Norin，地质学家）、拉尔生（F.A.larson，探险家）、沃尔克·贝格曼（Warlock Bergman，考古学家）、赫默尔（David Hummel，医学专家）、乔格·生瑞恒（George Soderbom，翻译）、丹麦（Denmark）人亨宁·哈士伦（Henning Haslund，传教士）、德国人郝德（Waldemar Haude，气象学家）、米纶威（Herr Fritg Muhlenweg，会计）、李伯冷（Herpaul Liberen，摄影师）及德国飞行员马学尔（Reherr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华志（Majir Walz）、钱默满（E.Zimmermann）、海德尔（Walter Heyder）、韩普尔（Claus Hempel）、戴特曼（Hans Dettmann）、马森巴合（Eugen von Massenbach）、冯考尔（Bodo von Kaul）；中方团长为徐炳昶，成员有袁复礼（地质学家，曾任中方代理团长）、黄文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考古学家）、丁道衡（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地质学家）、詹蕃勋（华北水利委员会地图测绘工程师）、龚元忠（摄影师），有北京大学学生李宪之、刘衍准、马叶谦、崔鹤峰，还有采集员白万玉、庄永成、靳士贵，以及后来加入的地磁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与刘慎谔、气象助理胡振铎与徐近之。采集的科学标本归中国所有，瑞典方可获地质学副本。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筹集。
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人再去挖掘，那就是为中国而挖掘。如果外国人再有发现，那也只能是为中国而发现。这次联合考察，开创了外国人来华考察必须与中方签约的先例，被参加交涉的刘半农称之为：“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还被称为近代以来第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准确地说，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学者维护国家学术主权并赢得胜利的第一个记录。为此，中华民国政府于五年后发行了纪念邮票。
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节日啊，名称应该叫“中国文物保护节”，因为它曾经让无数爱国学子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听到这个消息，远在南国的鲁迅也难得地笑了。那时，鲁迅刚刚因为学生被抓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职务，恋人许广平也不在身边，他正处于情绪的最低潮，刚刚与“猪”打过一架。
其实，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发表过《中国地质略论》，其中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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