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5月9日中午，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首批成员由徐炳昶、赫默尔带队前往包头。搭乘考察团专列同去包头的，还有38岁的李四光教授和他的4个学生，他们都为不能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深感遗憾。但人生何处不辉煌？正是带着这一遗憾，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立下了奇功，还在新中国地质部部长岗位上找到了大庆等一系列油田，成为享誉全球的地质学家。
按照最初的协议，考察团历时两年，但实际考察断断续续地持续了8年。考察团组建的初衷，是为了开拓贯通东西方的现代化交通路线，因此考察范围涉及内蒙古与新疆的大多数区域。这是一支规模空前的考察队伍，28名正式队员每人配备了一支来复枪、一支手枪和800发子弹。他们和助手、仆人、驮工、蒙古族随从护卫人员加在一起将近200人，并拥有400多峰骆驼。出发时，队伍恰似一条黑色的长龙。露营时，安扎在旷野上的一大片帐篷活像一个喧闹的村寨。到了这个“村寨”，几乎是到了18年后的联合国，这里通行汉语、蒙古语、瑞典语、德语、丹麦语、英语。
很快，战果就纷至沓来。中方团员丁道衡发现了中国北方最大的铁矿——白云鄂博[84]，袁复礼在新疆发现了近百具恐龙化石，陈宗器对罗布泊湖底进行了探测和地磁学研究，李宪之、刘衍准在气象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外方团员沃尔克·贝格曼在额济纳河[85]流域调查居延[86]烽燧遗址时，采集了约1万支汉代简牍。
中方团员中收获最大的，当属黄文弼。
黄文弼，湖北汉川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研究目录学，转治考古学，对西北史地学情有独钟。他平时留着小平头，戴着近视镜，胡子常常来不及刮，一脸的严谨与认真，是中方团员中唯一敢顶撞斯文·赫定的人，因此受到了对方的多次诋毁。他于1930年初从柳中城（今鄯善县鲁克沁）南下，穿越库鲁克塔格山，抵达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个泉），准备循着斯文·赫定走过的老路进入楼兰考察。
4月14日，一个在迷信的人看来不祥的日子，他在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北岸遥望，突然远远望见湖泊对岸有一座方形城墙，“城墙似为土筑，有水冲洗之迹”。这一座隔水望见的“方城”，给这位37岁的年轻学者所带来的，是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诱惑与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前方应该就是古城楼兰。
他将带来的4个油桶绑成筏子，在上面铺上木板，用铁锨划水，试图尽快到达远远望见的“古城”，可惜没有成功。实际上，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处形似城垣的雅丹[87]，楼兰城距离此地尚有30公里。
尽管没能进入想象中的“楼兰古城”，但黄文弼在寻觅道路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土垠——汉代居卢仓遗址。
那一刻，镜片后面的小眼睛放射出惊异的光。他拧开装水的新疆土葫芦，一边大口地饮水，一边欣赏自己的伟大发现：遗址位于罗布泊北岸一处伸入铁板河湾的半岛上，即北纬40°46′20″，东经90°12′15″处。它东西南三面环水，只有北面有光平的古道通向陆地。在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80至100米的范围内，是地势开阔的广场，南北端有用于防卫的壕沟。广场东部房址，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侯或后部曲侯的治所——衙署区；广场西部的一列土堆则是仓储遗址，土堆下是5间地穴式房屋，内有粮食留存。西边还有一段残存的城墙，中间是烽燧亭，烽火台上竖立着5根木杆，木杆上端凿有方孔，显然是用来举烽表的。
期间，黄文弼发掘出72支西汉木简，大量五铢钱、青铜镞，还有铁器、漆杯、毛麻织物、丝织物等。
尤其令他兴奋的是，近代在西域发现的汉晋时期的汉文木简、纸文书数量不菲，但明确有西汉纪年的文字，却只见于土垠遗址。这72支木简中，纪年最早的是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最晚的是汉成帝元延五年（前8）。其实，公元前8年汉成帝已将年号改为绥和元年，但土垠路途遥远，将士们无从得知。不管怎么说，这些木简足以证明，那时的土垠承载着四大功能：第一，它是楼兰道各烽燧的粮仓和官衙；第二，它是西域汉军的后勤补给中心、大本营；第三，它承担着交通、邮递、接待等繁重任务，还曾经是汉军的水运码头；第四，它是进入楼兰古城前的最后一道关口。
黄文弼对土垠遗址的发现，并不比进入楼兰古城者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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