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933年6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已年满六岁。侵华日军已经越过长城，兵进冀东，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与此同时，由甘肃河州回民首领马仲英发起的“河湟事变”愈演愈烈，新疆督军金树仁被迫下台，金树仁手下的张培元、盛世才为争夺督军一职发生内讧，已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的马仲英正准备带领新编36师再入新疆。
此时，69岁的斯文·赫定在北平结识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崇杰。当双方谈到因“河湟事变”引发的新疆内乱时，斯文·赫定警告说，通往新疆的道路，国民政府必须尽快修筑，如果不然，新疆很可能分裂出去。而从经济角度出发，穷困的大西北，也需要与外界沟通。他建议，从长远考虑，修筑一条铁路最好，在铁路尚未修通前，可以先修两条简易公路。为此，他还拟定了一条经绥远穿过戈壁沙漠进入新疆，另一条沿官道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的公路修筑备忘录。
写到此处，我不由自主地搁笔沉思：斯文·赫定，一个局外人，在抗日烽火即将燃红长空之际，站在国民政府的高度，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合理化建议，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心存愧疚？是为延续在中国的考察博取一点资本？还是为再赴新疆设计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勿论他此举出于何种目的，但就建议本身而言，的确显示了一个世界级探险家令人叹服的敏感度、洞穿未来的前瞻性和不容置疑的政治智慧。如果没有他在中国文物流失方面犯下的那些不容饶恕的罪行，我恐怕会有点喜欢这个精力充沛、智商超群的干巴老头了。
以上设想，后来在新中国都得到了实现，中央政府迅速织就了纵贯东西的新疆公路网，长达2400公里的兰新（兰州至新疆）铁路于1962年全线通车，数条公路线、铁路线、空中航线将新疆与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
当时，他这些理由充分、事关大局的建议，也引起了国民政府上层的高度重视。8月，斯文·赫定应邀赴南京，会晤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等。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聘请斯文·赫定为“铁道部顾问”，委托他负责勘探绥新（内蒙古至新疆）公路、甘新（甘肃至新疆）公路路线，并支付勘探队薪金5万元。
于是，“铁道部顾问”斯文·赫定带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新疆，履行勘测公路路线的职责。
当时，新疆新任督军盛世才与回族将领马仲英激战正酣。斯文·赫定探险队的四辆卡车被溃逃的马仲英强行征用，马仲英得以顺利逃往库车。因为涉嫌“帮助马仲英脱逃”，他们被盛世才请来的苏联红军扣押在了库尔勒。
1934年4月1日，属于斯文·赫定的一个好日子。他们在库尔勒被扣押两个月后，终于获得了自由。探险队被马仲英征用的汽车也返回驻地。
据斯文·赫定在《游移的湖》一书中回忆，苏联红军将领转达了盛世才的命令：“你们应该朝东移动，到罗布泊附近的沙漠地区考察待命，两个月内先不要去省府乌鲁木齐，因为路上仍会遇到马仲英部的逃兵和劫匪，很不安全。”就这样，由于一个歪打正着的命令，斯文·赫定得以再次亲临塔里木河下游返回旧河道之后的罗布泊。
他们从库尔勒启程，车队扬起漫天的尘埃，跌跌撞撞地行进在覆盖着野草、起伏不定的松软土地上，一会儿陷进水洼，一会儿压塌小桥，费尽周折方才抵达孔雀河沿岸的尉犁。
鉴于汽车一再陷入泥潭，探险队在尉犁县地方长官和昆其村民的帮助下，得到了14艘独木舟并雇用了11位船夫，然后他们登上满载着粮草的船只，沿孔雀河及库姆河顺流而下，“前往未曾有人类进入过的秘境”。
春天的孔雀河像运河一样平静而温顺，两岸芦苇摇曳，红柳俯仰，偶尔还能看到俄罗斯画家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ya Yafimovich Repin）笔下美丽的胡杨林。斯文·赫定坐在两条小船之间铺就的木板上，充当写字台的木箱上摊开着地图，地图上放着指南针、日记本与铅笔。在船夫们此起彼伏的歌声中，他时而测量船队所在的位置，时而用铅笔创作素描，忙碌而惬意，难怪他称这次考察为“牧歌般的旅程”。
下午6点钟的时候，太阳挂在地平线上，灌木、树干、河岸披上了一层暗紫色的霞光。斯文·赫定船头的桨手萨迪克突然大叫：“奥尔得克[88]——开勒迪[89]！”
斯文·赫定急忙抬头，以为遇到了此次航行中的第一只野鸭子。他顺着萨迪克手指的方向望去，才发现河岸上有两个骑手正纵马追来，其中一个白髯老人正是自己从前的向导奥尔得克，另一个人是奥尔得克的儿子。
斯文·赫定急忙让船夫靠岸，奥尔得克快步滑下将近6英尺的河岸，一步跨到船上，张开饱经风霜的大手，眼含热泪向斯文·赫定走来。
在斯文·赫定离开新疆的32年里，奥尔得克已经变成了71岁的老人。他瘦弱干瘪，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长长的胡须打着绺挂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皮帽，腰间扎了一根布带子，身上的袷袢褪色且破烂，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无情的痕迹。
“奥尔得克，我们分手后你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还算舒心，但早已断了再见到您的念头。”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从这里经过？”
“32年前我们在喀什噶尔分手时，您曾答应我们，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我们等呀盼呀，您过去的好多仆人都去世了。差不多一个月前，有人到我英库勒（今尉犁县塔里木乡英库勒村）的家里告诉我，您来到库尔勒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不停地找您。”
说这些话时，两双大手一直紧紧握在一起。
在野外宿营地，奥尔得克向斯文·赫定讲述了两人分手后的生活，两人还共同回忆起发现楼兰那激动人心的日子，奥尔得克则记得寻找铁铲的每一个细节。
篝火照亮了他们的脸，也燃烧起两人对大漠探险的无穷力量。
突然，老向导说：“我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我感觉应该告诉你，这也是我一直想再次见到您的原因。”
“什么样的发现？”
老向导说，楼兰城的发现，使自己忍不住总想再去碰碰运气。大约十年前，也就是1924年，自己从现在已经干涸的阿乌鲁库勒湖东行，结果走进了一座像船一样排列有序的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棺材内侧有精美的雕刻与彩绘，棺材里除了裹在丝袍中的干尸，还有写着奇怪文字的卷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古迹。墓穴附近有一幢房子，狭小的窗户里透出耀眼的光芒，考虑到那有可能是鬼神，自己一直没敢靠近。
老向导还说，从墓穴向东，他发现了两座高大的烽火台；再往东走，还见到了一座可能是楼兰时期的菩萨庙。
斯文·赫定的眼睛又一次亮起来。
我们的问题是，他会再一次深入大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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