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至元八年（1271），一个乏善可陈的年份。在史学家眼里，能勉强载入地球史册的似乎只有三件事：一是蒙古大汗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改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建立了中国史上著名的元朝；二是格列高利十世（Pope Gregory X）成为新罗马教皇；三是两位强权人物的对话——一支小小的驼队受格列高利十世的委托回访忽必烈大汗（Kublai Khan）。
早在六年前，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Nicolo Polo）和弟弟马菲奥·波罗（Moffeo Polo）就不远万里抵达蒙古国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为炫耀国威，忽必烈决定派使臣出使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任命波罗兄弟担任副使随同前往。不幸的是，元朝使臣在途中病倒，只有两位副使回到罗马。更不幸的是，老教皇已逝，新教皇未立，两位副使的政治使命没法完成，他们只有珍藏起大蒙古国书，回家乡继续自己的商贸生涯。
直到格列高利十世上台，尼柯罗·波罗才带着弟弟马菲奥·波罗和17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前往罗马天主教会觐见，呈上了忽必烈大汗的国书。在震惊与欣喜之余，新教皇命他们回访遥远的中国。
就这样，三个威尼斯商人肩负着教皇的神圣使命，踏上了历时三年半的漫漫途程。鉴于蒙古人的伊利汗国（Ilkhanate）[187]、察合台汗国（Chagatai Khanate）[188]、大元已经连成一片，五代十国和宋代被阻断的欧亚商贸大道重新开通，暗淡已久的丝路城镇再次焕发出熠熠的光芒，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商旅们多年未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
他们经土库曼、亚美尼亚、伊拉克王国、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189]、起尔曼[190]、塔里干（Taleghan）[191]、巴尔赫，越过帕米尔高原，于第三个年头进入察合台汗国控制的塔里木盆地。
之后的路线是，沿丝路南道，经喀什噶尔、叶尔羌、卡尔堪省（今莎车）、和阗、沙昌省（今且末），然后进入大元西部边城——罗布镇（今若羌）。
马可·波罗后来回忆说：“罗布镇位于东北方，靠近一个大荒原——罗布荒原——的入口处。此镇属于大汗的版图，居民信奉回教。所有要经过罗布荒原的旅客，通常都要在此处停留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恢复体力，另一方面可以预备将来行程所需的物品……人们必须要准备能够支持一个月的食物，因为即使从荒原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在这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经过沙地，就是经过不毛的山峰。”
对于罗布镇有多少居民，是什么人种，城镇布局如何，他没有做任何交代。他交代最多的，是罗布荒原带给他的无限恐怖：“这个荒原是许多可恶的幽灵的住所，它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可怕的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有些旅人如果在白天睡觉或被其他事情所困，落在后面，而骆驼商队却已经转过山脚，不见了踪迹，那时，他们就会突然听见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并且口音很熟。他们误以为是同伴的呼叫，就会跟着呼声走下去，而这恰恰误入了歧途，迷失了方向，最后只好坐以待毙。”
好在，他们顺利走出了罗布荒原，最终在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元朝大都。国书有了回应，忽必烈大汗自然喜出望外，三位波罗被破例任命为元朝官吏，马可·波罗还多次受大汗派遣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
至元二十六年（1289），伊利汗阿鲁浑（Arghun）的蒙古妃子卜鲁罕（Boigana）去世。临死前，卜鲁罕遗命非其族人不得为阿鲁浑之妃。于是，阿鲁浑派出三名使者来到大元，请求忽必烈大汗再赐一妃。鉴于西部蒙古汗之间的战争阻塞了陆上丝路，忽必烈大汗决定组织一个卫队护送卜鲁罕的族女——17岁的新公主阔阔真（Cogatra）从海上远嫁，并派刚刚从东印度航海归来的马可·波罗及他的父亲和叔叔护送，条件是完成护送任务方可回国。
至元二十八年（1291）初春，送亲队伍一行上千人，乘坐14艘帆船从泉州起航，过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在两年零两个月后到达忽里模子（今伊朗霍尔木兹岛）。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航程呀，白浪滔天、暗礁密布，那些可怜的小帆船被喜怒无常的大海玩弄于股掌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可以说，在没有蒸汽机驱动的年代，海上丝绸之路简直就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惊涛骇浪，600多名船员和乘客死去，而公主及其侍女却被安然送到了目的地，因为阿鲁浑已经病逝，她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合赞汗（Ghazan Khan Mahmud）。
相对于风浪无常、气象诡异的大海，没有战争危险的陆路显然更为安全。在休整了9个月后，三位波罗带上新伊利汗赐给的类似通行证的金牌，在沿线蒙古军人护卫下，弃船走陆路，经大不里士、特拉布宗（Trabzon）[192]、君士坦丁堡，终于在元贞元年（1295）回到了阔别24年的威尼斯。据说因离家太久，他们曾经被远亲拒之门外。
很多人虽然认出了他们，但仍然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为了消除疑虑，他们在一次宴会上，扯开自己的旧外套，从里面掉出一堆晶莹夺目的宝石、红玉、翡翠和钻石。即使如此，马可·波罗仍然受到背地里的议论和嘲讽，一直生活在狭小城市里的邻居们对他的“无稽之谈”不屑一顾，还给他起了个类似于中国“牛皮大王”一般的绰号——马可百万，因为马可·波罗总对他们渲染忽必烈大汗是多么富有，他宣称朝廷的宫殿令人目眩，里面有个极大的餐厅，能同时容纳几千人用餐；他说诺亚方舟（Noah's Ark）仍然在亚拉腊山（Mount Ararat）上，只是山高而陡，终年积雪，没人能登上去看个究竟；他还提到中国的黑色石头可做燃料。特别是当他说起中国高大的城墙可以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时，当地人大笑不止。人们怎能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呢？傻瓜才会相信世界上竟有可以燃烧的石头。至于城墙嘛，整个欧洲的城堡加起来也不及他说的三分之一。
祸兮福所倚。人们应该感谢公元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那场战争。在古尔查拉海战中，带着自家战舰参战的“马可百万”和他的7000名威尼斯战友一起被热那亚人俘虏。战后，富有的马可家族企图用赎金赎回这个俘虏。按照常规，一般战俘会因此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在阴冷闭塞的牢房里，百无聊赖的马可·波罗向狱友们描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的官员。中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墙壁上镀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
故事引起了他的敌人——热那亚人的极大兴趣，他因此受到了优待。被故事所吸引的，另一个战俘——比萨[193]通俗小说家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决定记下马可·波罗东方之行所看到的一切。经马可·波罗口述，由鲁思梯切诺用法文笔录的《东方见闻录》（后改名《对世界的描绘》《马可·波罗游记》）于公元1298年问世。马可·波罗也因威尼斯和热那亚讲和获得释放，然后咧着大嘴回家娶妻生子。
《马可·波罗游记》一经问世，就被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被誉为“第一奇书”。遗憾的是，原稿已经佚失，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有140多种版本，而且没有哪两个版本是完全相同的。
尽管译本五花八门，但这反而提升了书的影响力。他讲述的元朝丝绸、炼糖和城市盛况，令所有欧洲读者心向往之。就连他生吞活剥有关无头的人和三条腿的鸡的故事，也再没有几个人敢去怀疑。
它是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自古至今，还没有哪一本书能给读者提供如此丰富奇妙的新闻，能如此激发自认无所不知的欧洲人对一个崭新大陆的无穷渴望，能在被战争与瘟疫肆虐的欧洲刮起如此强劲的新风。马可·波罗的回忆录，在欧洲直接引发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东方寻金热”，一批又一批胆大包天的职业航海家开始扬帆远航赶往遥远的东方，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来到了。
陆上丝绸之路受到进一步冷落，他曾经光临过的罗布镇再也难以见到外国人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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