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歇·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
时隔50年，我们从一个外国人口中得知，罗布人的首府名叫阿不旦，位于喀拉库顺岸边。
这个偶然闯入罗布人领地的外国人，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在《从伊犁经天山到罗布泊》中写到，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至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阿古柏的亲信扎曼伯克“陪同”下，普尔热瓦尔斯基走遍了罗布人的每一个村庄。在阿不旦村，他见到了罗布人的领主、清朝册封的五品伯克昆其康。昆其康见了这伙外国人，既不意外，也不排斥，而是不卑不亢地略尽地主之谊。
昆其康告诉俄国人，原来定居在罗布泊岸边的罗布人有550户，分布在11个村落，其中三分之二以渔猎为生。长期的自我封闭，使得罗布人无法抵御外来的任何病毒的冲击。就在咸丰六年（1856），一场可怕的天花夺取了大多数罗布人的生命。如同西班牙远征军将天花带进南美洲与中美洲，使印第安人印加帝国、玛雅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人数锐减，走向崩溃一样，经过这场烈性传染病的浩劫，罗布人元气大伤，那11个村落有4个成了无人居住的荒村，如今固守在喀拉库顺岸边的只剩下300人。
罗布人的茅屋大概是世界上最简易的房子了，一概用芦苇把子扎成。半天工夫，就可以造出一座院落来，有正房、偏房、围墙、大门，遇风起响，隔墙听涛。如果是月白风清的夜晚，银色的月光就会透过苇墙的缝隙挤进来，把一抹银辉洒在男欢女爱的罗布夫妻身上。
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罗布人茅屋的四壁有的甚至不如茂密的苇丛遮风，房间内的地上铺满了芦苇，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火坑，烧饭与取暖，全靠芦苇。
一次，为了避风，他来到一户罗布人家滞留了一天，他记录了这家罗布人的全部家当：自制的胡杨木器——两条独木舟，两只木碗，一个木盆，一只木桶，几把木勺；从若羌县城买的铁器——一个生铁锅，一把斧头，男主人的小刀和剃刀，女主人的纺车和纺锤；每人一身罗布麻织的衣服；全家的积蓄就是几串鱼干。在这个家里，锅开的时候少，嘴开的时候多。他感慨道，大自然是罗布人的后娘，与贫穷、饥饿、严寒长期搏斗，在这些人的性格里留下了冷漠、忧郁的烙印！他所见过的罗布人从无笑意。
光绪十六年（1890），另一位俄国探险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M.V.Pevtsov），沿着两年前病逝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足迹，再次来到喀拉库顺岸边。很幸运，他也见到了昆其康伯克，伯克向他介绍了罗布泊周边的地理并为其提供了探险方便。
在塔里木河入湖处往上4公里的阿不旦村，他遇到了110岁的阿布都尔克力木老人。老人告诉他，罗布泊在自己年轻时代，也就是90年前，西南部看不见芦苇，只有一条平缓的岸，广阔的水面在东北方向一望无际。当年的塔里木河入湖口在今天的入湖口以西4公里，正好位于现在的阿不旦村对面。当年的湖水比现在深，岸边有不少村庄。由于湖水消退及芦苇生长，这些村庄的居民不得不迁往车尔臣河流域，土尔库里、巴亚特、罗布、喀拉库顺等村庄就随之消失了。说到这里，老人发出一声含混但深长的叹息。
他还了解到，罗布泊逐年变浅，整个罗布泊盆地现在只剩160户近800人，其中300人居住在昆其康伯克所在的阿不旦村。当年那场天花，来势凶猛，死了约400人，大多为儿童和年轻人。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六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在两个罗布人向导的陪伴下，斯文·赫定乘坐独木舟，沿着20年前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路线，抵达了喀拉库顺岸边的一个无名渔村。
见到外来人，罗布人马上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有刚刚打捞出的鱼，野鸭蛋，芦根，甚至还有馒头。吃晚餐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围着斯文·赫定和他的向导，叽叽喳喳地交谈着。斯文·赫定精通突厥语，可以与罗布人结结巴巴地交谈，这一点让当地人十分开心。青春少女们一点儿也不怕羞，和家人一起参加了聚会，她们健康、活泼，尽管以欧洲人的标准算不上美丽。
随后，他又拜访了另两个罗布村庄——切尔盖恰普干、青格里克。4月9日，他们顺流而下，终于抵达了罗布人首府阿不旦。
获知有外国探险家抵达的阿不旦村民倾村出动。独木舟还未靠岸，斯文·赫定就发现人群中心有一个沉稳、威严的老人，尽管身材不高，只有1米6多，穿着稍显陈旧的白蓝条纹相间的袷袢，但周身散发着一种无法令人俯视的气度。他马上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著作的插图认出，这就是“末代楼兰王”——罗布酋长昆其康伯克了。
一上岸，斯文·赫定立刻向昆其康致敬。而昆其康也将对方视作自己的客人，并直接把客人领进了家中。在一次次的倾心交谈中了解到，昆其康的祖父怒买提伯克，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后，阿不旦村就是他创建的。怒买提是从北方的古罗布泊迁居到西南方喀拉库顺岸边的第一代人，迁徙时间大概在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1720年—1750年之间）。而自己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尽管年逾古稀仍每年亲自赴库尔勒向清朝办事大臣述职，并代表罗布人面呈象征性的“贡品”，以示对朝廷的忠诚。昆其康还告诉客人，最贴近喀拉库顺的罗布村落是库姆恰普干，离这里有舟行一天的距离，在那里才可以看到罗布泊的真正湖岸，建议其去那里看看。
“好的！”斯文·赫定通过翻译回答，“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罗布村庄。”
在罗布人最东部的村庄库姆恰普干，斯文·赫定不仅探知了古罗布泊的位置，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意外收获，就是药死了一只新疆虎，收获了一张五彩斑斓的虎皮。可能考虑到这是一次对珍贵野生动物的残忍杀戮，他在书中一直没有披露。但中国考古学家杨镰1990年前往斯德哥尔摩参观斯文·赫定故址时，看到他的办公椅上铺着一张新疆虎皮。工作人员介绍，他死于1952年，是坐在这张虎皮上离开人世的。
据罗布人回忆，斯文·赫定走后两年，阿不旦就废弃了。遗憾的是，他这样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居然没有预感到阿不旦面临的极端严峻的生态危机。更遗憾的是，在他离开罗布人两年后，昆其康伯克就以88岁的高龄辞世了。
老伯克的辞世，形同一个魔咒。阿不旦地下水位上升，许多房子被水泡塌，附近出现了盐碱沼泽，蚊蝇滋扰，冬季酷寒，已经成了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新伯克只能忍痛下令放弃了这个坚守了150年的家园，集体迁往西南方向，据说新村庄距离老阿不旦有3天的路程……此后，那些外国探险家拜访的所谓阿不旦，已是新阿不旦。
老阿不旦废弃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新的定居地——奥特开提干乌依，可是刚搭起萨特玛（芦苇小屋），就在一次用火熏蚊蝇时，不慎把全村都点着了，红色的火焰烧透了罗布泊苍茫的夜空，全体村民只好扛起行囊，选择新的定居地。
由昆其康和尼牙孜两大家族世袭伯克的罗布人，如同突然散架的木屋，分居在了三个村落。由于尼牙孜的儿子——新伯克买买提·尼牙孜住在玉尔特恰普干，而昆其康的儿子托克塔阿洪做了“苏皮”（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成了罗布人第一个麻扎的守护人，自动放弃了伯克继承权，所以玉尔特恰普干就占有了“阿不旦”这个名称，成为新阿不旦。
据说，“昆其康”在吐火罗语中是“日出”或“朝阳”的意思，而他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是昆其康晚年所生，“托克塔”在突厥语中是“等待”的意思，在罗布方言里则有“最后”的意思，难道名字里含着这个罗布家族的玄机？
放弃伯克继承权的托克塔阿洪，除了守护麻扎，还担任过斯坦因的向导和驮夫。人们从他脸上，并没有看到多少失落与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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