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科举是以进士科出现作为起始标志的。进士科举在中国延绵了一千三百年，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进士科建立于隋代，因此在中国科举史上，隋代虽然短暂，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隋炀帝始建进士科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据史载，于开皇三年（583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五年（595年），正式废除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的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人，所谓“进士”，即进受爵禄之义，由于狭义的科举是指进士科举，即从进士科设立之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命官职，因此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科举与以往的选士制度有承袭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以往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员的推荐作为选士的关键，所以又统称荐举；而科举则是以统一考试的成绩作为选士的基本依据，所以考试是科举的核心。
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举”是分科取士之意，它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由于不限制应考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把持仕途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入仕参政开辟了道路。由此扩大和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有利于大一统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使选拔任用官吏有了相对公平的客观标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由此充任各级政府官吏，给国家管理带来了若干新气象，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有力支撑和文化教育的导向。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还开通了一条士人应试从政的新渠道，虽然一开始进士科还只是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小溪，后来却发展成为最宽阔的仕进主流，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各朝一直沿用不废，遂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科举时代。
（二）唐代的科举发展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科举制度，并使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
1.生徒和乡贡
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生徒”和“乡贡”两种，他们是科举者的主要来源。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中央有国子监（下属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学、县学。仅国学生就有八千余人。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学、县学都要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来自学校的考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被称为“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者，可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每年十月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特产一起解赴朝廷，所以称之为“乡贡”。州县考试称为“解试”，解试获第一名的称为“解元”。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2.常举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大体可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则为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就是常举。
常举的科目，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其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其中常设的仅有明经、进士两科。此两科最初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试策、帖经。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科始设于隋代，唐代正式确立该科的地位。明经科考试最初仅考时务策，唐高宗（650—683年在位）时增加帖经，到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增加墨义，并最终定型为帖经、墨义、时务策三场考试制度。
所谓帖经，是指考官任取经书的一页，将左右两边遮盖，中部只露出一行，另用纸盖住三五个字不等，要求被试者将所盖的字填出来，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每十帖答对六个以上的算及格。
所谓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称为“口义”。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所谓时务策，是指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作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就在此处。
明经这种考试方法，以帖经墨义为主，注重儒家经典的背诵，在于测验考生对经典死记硬背的功夫，无法涉及对精神义理的理解，更谈不上个人有什么见解发挥，无助于启发人的聪明才智。有些考生把经书及注解背得滚瓜烂熟，却对精神义理茫然无所知，因此明经科较之进士科，始终为人所轻视。不过，由于是死记硬背，因此，在唐代常举各项科目中，明经科取士最多，每年约百名左右，而进士科每年不过三十名，所以明经一科是入仕要途。但是，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的及第者。
进士科最早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7），唐代继承隋制，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式开进士科取士。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杂文。至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唐代进士科最终实行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考试制度。
帖经的考试与明经科相同，但难度低于明经科，时务策的考试内容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书堆中爬出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从汉代以来，选拔人才即用策问方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行之既久，题目未免陈陈相因。而对于绝大多数来自乡贡、生徒的考生来说，他们还没有什么从政治国的经验，往往也只能对着试题发些空洞的议论。于是社会上一般士人就拼命收集历年考试的策题和及第者的对策文章，研习揣摩，熟记硬背，上场后临时拼凑应付。
进士科考试最关键的一场是杂文二首。所谓杂文，泛指诗、赋、铭、表、赞之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为诗、赋各一首。完全是测验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人把进士科称为“词科”，后世也称唐朝“以诗赋取士”。
由于经文全赖背诵，诗赋则需发挥，因此，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每年录取进士名额为三十人左右。与明经科录取百人左右相比，考进士要难得多。能考取进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才子，许多人穷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大诗人白居易27岁得中进士，作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像他不到而立之年就得中进士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秀才科在汉代已有，隋时得以正式确立。唐初继承隋制，以秀才科作为考试的最高科目。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荐参加秀才科考试未被录取，考生所在州的州长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到唐高宗时便废除了此科。
由于秀才科科第最高，取人又非常严格，所以及第人数极少。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到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唐政府共举行过二十一次秀才科考试，共录取二十九人。
明法科是为唐王朝选拔法学人才，属专业性的科目。明法科首次开科时间约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以后。
明书科又称“明字科”，属于小学、文字科，主要考《说文解字》《字林》等，旨在选拔对书法、文字有专长的人才。
明算科属于数学科，考试内容为两类。一是试算学，考《九章算术》三条，包括《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等内容。另一个是试《缀术》《缉古算经》。旨在选拔精通算术的数学人才。
一史：指《史记》，旨在选拔精通《史记》的人才。
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主要是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著作的全面人才。
开元礼是对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大唐开元礼》内容进行的考试。主要是关于礼仪制度方面的考试。
道举只在唐玄宗在位时实行过，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
凡十岁以下能熟习一部经书以及《孝经》《论语》的儿童，可以参加童子科考试。能背诵七卷的可授予出身；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韩愈的《送张童子序》称童子张某仅九岁，可以熟背经书，自州县至礼部试，一举而进，于是就被授予了官职。
3.制举和武举
唐代制举，科目往往临时设置，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科。制举考试的日期和项目都由皇帝临时决定。平民和官员都可以参加制科考试。一般都要考时务策，自唐玄宗以后又加试诗赋。考中后，有官职者升迁，无官职者由吏部授官。
制举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办法，但是往往不为人们所看重，认为非正途出身。张朗兄弟八人，其中七人以进士出身，一人由制举出身，于是大家就不愿和这一“兄弟”坐在一起，称他为“杂色”。应考常科或其他科目得官以后，还可以再应考制科。诗人贺知章，先应进士科，耀选及第，以后又应制科考试。传奇小说《游仙窟》的作者张，进士及第后，又先后七次应不同名目的制科考试，全部登第。许多士大夫之所以在制科、常科间辗转应试，多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希望利用这一机会痛陈己见，以补时局。
常科、制科之外还有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和明经科、进士科的乡贡一样，由各州选送。不过，武举是由兵部考试，分为平射、武举两科。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唐代武举只实行一段时间便停止了，却为后世开创了先例。
4.通榜和行卷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考生的姓名笔迹都明白地摆在卷面上，这给考官在科考过程中舞弊留有余地。为了能录取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唐代科举公开采用一种“通榜”的办法，即主考官可以委派专人或亲自调查考生在社会上的才德声望，制成“榜帖”（名单），以供录取时参考。在调查过程中，社会名流、文坛巨子、达官贵人的推荐和赞誉就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主考官就已经根据“榜帖”内定了及第者。
由于“通榜”制度的存在，以及在唐代，诗风大盛，达官贵人、骚人墨客皆以能诗为荣，考生能否在科考中赋得好诗，对自己的科举成绩影响也非常大。因此考生们常常在应试前多方奔走，最重要的活动方式就是“行卷”（也称“投卷”）。即考生将自己平时所作诗文择其佳者，投献给当时的名公巨卿、社会贤达，以期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帮忙。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浙江考生朱庆馀的那一首《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位张籍张大人得到此诗，甚为高兴，也作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因此诗而得中进士。
当然，像朱庆馀这样的幸运儿还是少的。这种类似走后门的行卷，一方面使得一些权贵势力经常干涉科举；另一方面使一些考生在行卷上弄虚作假，他们或者抄袭别人的好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弄清受卷者的好恶，作些投机文字，竭力巴结权贵，因此让一些并非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得中，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却要名落孙山。大诗人杜牧去参加进士科考，虽然献上了自己的名作《阿房宫赋》而被考官大加赞赏，并且也有其他人推荐，但因为前几名已经事先被安排好了，杜牧不得不屈居第五。
行卷的风气延续至五代仍然盛行。直到北宋实行糊名和誊录制度，阅卷和录取工作都秘密进行时，行卷方才停止。
5.及第与荣誉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通常士子参加礼部省试后，其文送中书门下省复核，通过后放榜，省试取中称“及第”，或称“登科”“登第”等。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唐代各科中以进士及第最为显赫，又因当时举子多惯于穿白色麻布袍衫，故进士及第后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的美称。因进士科备受青睐，故当时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意指犹如鱼过龙门而腾空为龙，转瞬间身价百倍。
放榜，有“榜帖”与“张榜”两种。主司以黄花笺写上及第者的姓名，遣人持笺报之，称作“榜帖”，因有金花押其下，故又称“金花帖子”。“张榜”又叫“金榜”（因放榜书以黄纸），即抄录及第人姓名公之于世。因进士放榜多在春二月或三月初，故又有“春榜”之称。放榜后，新科进士们要举行庆贺活动，如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春风得意，荣宠尽极。
6.曲江宴、雁塔题名
曲江宴，为新科进士最盛大的庆典宴会。设于曲江岸边的杏园，亦称“杏园宴”。正当杏花怒放之时，红杏遂被称为“及第花”。新科进士们还要在同榜人中选出两名最年轻者，充当“探花使”或“探花郎”（后世科举称进士第三名为“探花”，即源于此），骑马遍游长安的大街名园，采摘各种早春鲜花。中唐诗人孟郊的《登科后》是唐诗写“探花”的名作：“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长安官民游春之众，更为盛宴增添欢乐气氛。公卿豪贵之家也“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在新科进士中选择东床快婿。
雁塔题名，也是新科进士们极大的荣耀。雁塔即今西安大雁塔、俯瞰曲江，是京师最高建筑，当时又名慈恩寺塔。新科进士们登楼眺远，题名留念。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白居易及第时，年方27岁。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曲江宴与雁塔题名向世人展示了士子及第后的显赫、荣宠，以激励未第士子奋发而为之。同时，它也是一种无言的社会教化，有益于提倡礼教文事，敦促民间的文化学习。
7.释褐试与仕途
当然，科举及第的人，虽可“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宗耀祖，但不意味着士子们马上就被授予官职。若要取得做官的资格，得到实际的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合格的才授予官职，“选试”又称为“释褐试”，即通过“选试”合格的人，可脱去粗布衣而换上官服，离开平民队伍而进入官吏行列。此时，由礼部将及第者的材料移交吏部，再由其进行选试，谓之“关试”，因关试时间一般在春天，故又称“春关”。吏部“关试”考试的内容为身、言、书、判四项，具体就是考查考生的体貌、言辞、书法、批审公文能力四项内容。四项皆合格，可以授予官职，谓之“注官”，然后把全体考试合格者集中起来，当众点名授职，谓之“唱官”。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通过了“关试”的考生一般所授官职在八、九品之间，职位都不太高。如果有的考生在“选试”“关试”时没有被通过或没有参加“关试”，那么他还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就是请权贵为之推荐任某官职，二是到地方藩镇去做一段时间的幕僚，再争取被举荐。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之后才踏进官场。诗人李商隐也曾遭此挫折，他进士及第后，应吏部“选试”未过关，考了两次才得以被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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