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顺路参加了两个有关女性研究的会议，一个是复旦大学12月16～19日召开的“‘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一个是厦门大学12月19～22日召开的“中国女性文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我结识了来自美国德儒大学的柏棣、来自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的苏红军以及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王政。她们都是海外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华裔学者。在复旦大学的会议上，美国华裔学者是会议主办方之一，王政、柏棣在主场圆桌讨论做了中心发言，在厦门大学的会议上，她们三人作为会议特约贵宾被安排进行了一场与国内学者互动的演讲。在她们的发言与国内学者的对话中，感受最深的是海外华裔学者与国内学者在研究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错位。在复旦会议上，柏棣与王政不约而同地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与电影给予了肯定，柏棣认为“样板戏所体现出的‘革命女性主义’理想是对自辛亥革命至1976年各个时期的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诉求的继承和发扬”，“为全球女性主义，特别是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具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理解革命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最佳文学文本”；王政分析了电影《八女投江》，认为陈波儿等八位女战士是批判父权国家和男权意识形态的真正的女英雄，是女性解放的范式与样板。这些思想被带到厦门会议的演讲台上，同时柏棣、苏红军在厦门会议上还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入侵提出批判，号召国内女性主义学者抵制资本入侵，她们认为女性抵制资本入侵就要“去女性化”，拒绝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化女性的生活消费品。这些观点遭到了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的质疑与反驳，国内学者否认“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作品中“女性男性化”式英雄是女性解放的标志，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女性异化、非解放的表现；国内学者也不认同女性要与男性平等就一定要拒绝“女性美”、一定要“去女性化”的观点，她们认为张扬女性美就是在彰显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很多国内学者表示难以理解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会提出如此的观点。会后，我与柏棣、苏红军聊天（我跟她们开了两个会议，与一般国内学者相比与她们更熟近一些），她们也难以理解国内学者：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与倡导者，怎么能追求“女性化”？她们对是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看你的穿戴是否被“资本入侵”，她们的穿戴是很质朴、很“男性化”的。何以出现如此的错位？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与学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及由此接受的文化价值导向有关。柏棣与我有相似的经历，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70届毕业生，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她80年代去了美国便在那里定居了。这30年来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们自然不能亲历。美国的女权主义有着强烈的反男权的政治意识，争取女权的政治诉求是文学观照的重要尺度，甚或是唯一尺度，很多学者坚持着这样的尺度。而中国8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的主要诉求就是去政治化，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审美自律，女性文学批评在对“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中将“女性男性化”的猛烈反击中开始复苏女性的审美意识。如此，错位是必然的！讲述这件事在于说明，任何理论乃至理论的坚持都是语境性的，中国有中国的语境，西方有西方的语境，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不甚适合中国女性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也不甚适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状况，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建构。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结项成果，参与本书写作的，有的是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已取得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有的是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王纯菲设置全书体例与修改稿件，具体分工如下：

    王纯菲：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

    李静：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崔桂武、刘虹：第七章；

    修雪枫：第八章；

    王影君：第九章。

    此外，任艳、韩亚楠、张立君为本著作研究做了一些前期资料搜集的工作。

    感谢责任编辑高雁，她付出的辛劳使本书的出版工作进行得轻松而愉快！

    王纯菲

    2014年8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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