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牧歌-绵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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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家族的历史与故乡走西口的人们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精,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云也是沙的,连太阳都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绵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赫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烘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玲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绵绵土回来!”“做什么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朴楞楞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我们村

    定襄县的砖包城墙只有三里十八步的一个圈圈儿。祖母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老舅。是一个走街串巷叫卖热包子的,每当他站在县府前十字路上,高喊一声:“热包子!”在下西关我家炕头上做活计的祖母能听得真真的。当年(三十年代)城里加上四关的居民总共不过两三千人。

    我出生在下西关。西关由于地形的原因,截然分成高低两部分,高处叫上西关,低处叫下西关。下西关比上西关的地势低三个人身,因此上西关的人总觉得他们生在高处,下西关人得仰起头看他们的墙根。村长总是由上西关的人担任,从我记事时起,村长就是王仁义的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酒鬼,脸庞呈深红色,他自称是个武举,天晓得。他院子里有一幢三丈高的养鸽楼,是全村最高的建筑。可是在全县人们的眼里,并不分什么上下西关,人们把全西关的人都看作野蛮成性、难以教化的一伙。有一个讽刺西关人的顺口溜,到现在我还记得:

    走进上西关,

    一半牲口一半人

    一到下西关,

    只见牲口不见人

    这个顺口溜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编的,童年时,就听城里人这么嘲骂我们西关人。下西关经营杀房(屠宰场)和赶集卖牛肉的人居多,少说有十几家。还有一家专门硝皮子,姓刘,院子里有两个浸泡皮子的池子,一到夏天,蒸发出的气味实在难闻。放牛的半大孩子有不下十个。因此,外村人一到下西关。闻到的是浓重的牲口味,跟任何一个村庄的气味都不同。到了黄昏,放牧的牛群回村,满街满巷涌动着因汗湿而背脊闪亮的牛,牛进了圈,满街摊着的是牛粪牛尿。有人说,下西关挖地三尺都浸透了牛的粪尿。

    顺口溜说下西关“只见牲口不见人”,是把人都当牲口看的。在人们看,下西关人跟畜类医别不大,而牛能驯服,下西关人没法驯服。由于村里人一代一代都跟牛打交道,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连我们家(三代读书人)都有全套宰牛的家什,平常闲搁在东屋的供桌上,腊月杀两头羊,才动用一回。因此,外村人谁也不敢招惹下西关人,下西关的宰牛刀子比人多。

    全县杀房几乎让下西关人包揽了。每年春天,一些壮汉子结伙到口外去赶牛,赶来的牛一次不下几十头。这些牛经过上千里的跋涉,进村时都瘦得塌了架,走路轻飘飘的。在滹沱河边吃上几个月的嫩草,肚皮很快变得溜圆。有一年我家与秀生伯伯家合伙养一头牛,让放牛孩子捎带着放养。那一年冬天,我家贮存了不少专做油茶的牛骨髓砣子,祖母让我送给宝大娘一块。宝大娘说。她一个人能吃到明年开春。

    村里有一半人走过口外,他们大都是摔跤好手,每年县里的大庙会上能获得几个冠军,扛回三五头羊回村来。大人们喝酒,吼唱口外的爬山调,从早到晚,热闹几天。他们包的牛肉大馅饺子,一斤两个,净肉没菜,一个摔跤好手,只能吃三四个饺子。我跟着佩珍伯伯他们吃过一回大饺子,我勉强吃完一十。记得是张飞的生日那天(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吃的。下西关开杀房和卖肉的人,供奉的神是张飞。供桌前竖着一杆丈八蛇矛。每年春节闹社火,秀生伯伯使的就是杀房供桌前的长矛,说使起来得心应手,如有神助一般。我十三岁时(离家前一年),在秀生伯伯手把手地调教下,练过一个冬天长矛,耍长矛是西关社火的传统节目。

    下西关人自古喝的是一口井里的水。这口井在村西边,水脉很旺,但不是真正的甜水井。因为没有第二口可供人喝的井水,一代一代的人只能喝这口井的带苦咸味的水。我喝了十四个年头,祖母喝了一辈子。村北边低洼处还有一口老井,听说早年这井里的水还能饮用,后来越来越苦,连牲畜都不愿喝。苦命的女人常常坐在井边嚎哭,或者低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这口苦水井的位置正好在一个交叉路口,大人们说,这里夜晚游魂出没,寒节那天人们都来这里呼叫自己的亡人。孩子病得“丢了魂”(昏迷),女人们来这里叫魂,她们能听见苦水井里有回声。我的祖母坐在这口井边哭过几回,她的脚奇小,从我家到井边,走走歇歇,步说得走一顿饭的工夫。听说有人早想把这口不吉利的老井废了,但没有人敢动手。

    我们的村庄真土,名副其实地土。我童年的生命赖以生根的土脉,色泽晦暗,有令人敬畏的气味(汗的,血的,人的,牲畜的),但它是我的记忆的腐殖土,离开它,我的童年绝不会活到今天。

    灰小子

    十岁之前,我得了个不光彩的称号“灰小子”。这是我有生以来名字以外的第一个外号。这个带灰字的称号几乎成为我一生厄运的起点。我们家多口语中的“灰”,有作害的含义,也有倒楣的意思。

    村里的大人们把顽皮成性、难以驯服的孩子叫做“灰小子”。全村五六十个孩子里也不过有三五个能以获得这个不寻常的“灰”的头衔。我虽不属最灰的那两个,但也被划归到了灰类里。这些“灰小子”不管人们如何责备和讽嘲,他们都置若罔闻,全然不予理会。他们玩得任性,欢快,个个生龙活虎。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家乡流行过一曲民谣:“闫锡山,灰折(音湿)翻,大洋票子擦屁眼。”“灰折翻”与“胡作非为”的意思相近,可见灰的内涵有多么严重。女人们责骂不正经的男人为“灰鬼”,一个人运气不佳,往往用灰来形容其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这个人活得灰”。

    回忆起来,当年把灰抹在我的头脸上,我并没有什么受辱的感觉。大人们叫我“灰小子”时,我能听出他们声音里,总带有点关怀或期望的好意,没有歧视和侮辱。

    上小学之后,同学们又送给我另一个外号“灰瓦”,还带着灰。灰瓦并不是捂灰色的屋瓦。我们家乡把羽毛呈暗灰色的鸽子叫“灰瓦”,是品位最低的一种普通鸽子。家养的鸽子大都讲究白的或黑的。“灰瓦”飞到天空很不显眼,与北方灰灰的天空颜色太接近了。因此,对这个外号我不高兴听,有人叫我。我从来不答应,谁都知道我的脾气犟,以后人们就不叫了。但我心里纳闷,我为什么长得如此灰?

    母亲说我的肤色很小的时候偏黑,被叫过一阵子“黑小子”。年岁稍长,黑渐渐地转成灰的,人显得很暗淡,还不如黑有生气。灰肤色缺乏血气、生气和灵气。上高小时,我患有严重的贫血,站久了,眼前发黑,浑身冒冷汗,还晕倒过一回。我的面貌肤色,从小与美不沾边;并不太丑,但容颜暗淡无光。有的小孩一经日晒,面孔红扑扑的,惹大人喜爱。我晒得再久,也从来泛不出一点血色,还是那么灰那么暗,像一块顽劣的岩石。乔治桑说她从小就已显出一定会长成一个美人。而我从小知道自己长得灰,缺乏光彩,到死也长不成一个让人看作舒心顺眼的人。因此总是皱眉头看人、看世界,眉目间渐渐地生出一道深深的竖纹,看着更惨,直到如今,也没有改变这种可悲的颜色的基调。

    老人们说,三岁看大,七岁到老。应在我身上,格外准确。生成的个性几乎改不了,生命的外貌与色泽仍是以暗色为主,从小到大,没有光彩过一天。太阳怎么暴晒,也面不改色,仍然是沙漠和戈壁的那种灰调子。我有点相信,这多半跟我的祖先的血液有点神秘和神圣的关系。在成宁干校干了五年多重活儿,也没有把我晒红过,最多疼痛地褪了几次皮,皮的下面还是一个灰暗的我。红的血在生命内部深深地循环。因此灰并不是真的悲哀,更不能看作是命运,它是能承受风暴侵袭和烈日暴晒的那种坚韧的生命的本色。当然,它经受的嘲讽、苦痛与灾难是异常深重的。

    也许家多人要亲热地叫我一声“灰老头儿”了。

    骡王爷

    我的故乡,也可以说是我的童年世界里,把天上地下的神都叫做爷爷: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关老爷、灶王爷(不叫奶奶)、牛王爷、马王爷,多得数不过来。祖母讲过一个骡子成不了神仙的故事,情节都忘了,只隐约记得一点,说:骡子的相貌和蹄腿都生得很威武气派,而且很能干活,但不算是正经牲口,它非驴非马,非公非母,命定是个苦命的奴才。神仙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骑老虎狮子的,没见过一个骑骡子的。可是我从七岁那起,就把骡子尊为神仙,叫它爷爷。我对祖母讲过我为什么把骡子叫做爷爷的理由,祖母高兴地说:“该叫,该叫!”我一直不敢对母亲说。母亲不信鬼神,也不信什么命运,所以她才胆敢怀里揣着菜刀,单身冒险去谋杀山西省督军。我四十年代写过一首诗赞美母亲的英勇行径。在家里,我只在心里叫骡子为爷爷,不敢声张,它只是我的骡王爷。

    下面说说我为什么要把骡子尊为神,叫它爷爷?得仔细地讲,否则大家莫名其妙,以为我是荣格说的那种迷恋童年的精神病患者,在痴情地说着梦话或鬼话。

    我的故乡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一到深秋,太阳在天上像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滚落到山那边,晚霞正如一滩烂柿子泥。冷风立刻吹得人直打哆嗦。但在野地里顽耍成性的男孩子们,不肯穿上衣裳,仍赤条条地跑来跑去,或者在五道庙门口的空场上,连喊带叫地摔跤。人一旦静止下来,便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去暖暖身子。

    每年的这个季节,寒节与中秋节之间,孩子们都晓得有个地方异常地暖和,那是个十分隐秘的地方,而且要冒着风险,它就是村边官道上被大车鞭压成的一段深深的车道沟,就是通常人说的车辙。由于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一段夏天常聚成一汪水,有时变成烂泥坑,秋天之后,泥坑才渐渐干涸,被车轱辘鞭成绵细的泥土,有一尺多深,枯夏旱天赤脚踏过去,脚心烧得生疼。

    五六十年之后的今天,仍记得清清楚楚:七岁那年,入秋之后,在滹沱河游了最后一回水,一上岸,浑身冷嗖嗖的,我和二蛮、元贞几个小伙伴一阵风跑向官道,钻进上面说的那个温暖绵细的土窝窝里。让一个小孩子瞭哨,看见有大车过来,喊叫一声,我们立即钻出来让车过去。车沟里的土固然绵细如粉末,但颜色黑灰,还有一股熏人的牲口粪尿味。对我们来说,牲口粪不算臭,尿味却直熏得人憋气。然而这一点点气味,只要挨过一会就香臭不分闻不见了,仿佛我们也变成一滩臭泥。这时只有一窝热热的、厚厚的细土,让我们裸赤的身体里里外外得到享受。太阳下山好久,天暗了下来,这个暖和的土窝窝,一时仍冷却不了,小身子深深地埋伏在里面,连心肝五脏都透热透热的了。这时人常常迷迷糊糊地陷入一个黑甜的泥土梦的深处。

    人像融化成梦似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梦境天崩地裂!浑身火辣辣地被什么抽打得痛醒过来。一个赶大车的老汉,啪啪地挥着牛筋鞭子,朝我们几个狠狠抽下来,身子疼得钻心,我们飞跑到路边一个土坡上,这才看明白,为我们瞭哨的小臻不知到哪里去了。大车停在离我们只有一步远的地方。一匹高大的棕红色骡子兀立着,吁喘着白气,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朝我们射来让人胆寒的严厉光芒。赶车的老汉把我们痛骂了一顿,他说要找我们的爹妈去告状,“要不是我这匹老骡子眼明心善,你们几个早已教车轱辘鞭成肉饼,去见阎王爷了。”赶车的一定惊吓坏了,他坐在路边抽了好几袋菸。他真是个好老汉,几次走近那匹骡子跟前,用手抚摸骡子汗湿的光亮颈部,回头大声朝我们喊:“还不给骡子跪下来,是它救了你们的命!”我们三个一齐跪了下来,我不由地叫了一声“骡王爷!”

    当天晚上,才晓得骡子救我们的详细经过。

    村里人说,天快暗下来,那拉炭的老汉想尽快回家,啪啪啪地一路扬鞭,一路吆喝,车走得很快,当大车赶到了我们温暖的土窝窝的一瞬间,骡子猛然收住蹄腿,一动不动,同时咴嚷地仰天长啸起来,显然是想唤醒面前的几个沉睡的生命。老汉一鞭一鞭地抽打骡子,那骡子死不肯迈步,耳朵被抽出血,还是不动,赶车的老汉坐在车上,感到有些怪,朝前朝下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想想看,我们几个孩子只把脸露在土外面,脸上蒙了一层土,灰灰的一片,天又有些昏暗,真分不出是人还是土。但长“夜眼”的骡子眼尖,看见有一个孩于在车道沟里。有些大牲口夜里能看清路,庄稼人说它们生着“夜眼”蠕动了一下,也许闻到了人的气息,骡子仰起头朝后稳住了车。

    只要骡子再迈一步,我们几个必定死在车轮之下,世界上就不再有我了。

    我们从地上爬起来,一起拥到骡子那里,摸摸它汗涔涔的头部,哇哇地都哭了起来,仿佛生命又一次得到诞生。

    骡子既然晓得救人,它一定有一颗仁慈的心灵,当我们跪在它面前,抚摸它的头部,它心里不知想些什么?我只听见它的鼻孔很响亮地喷着白色的热气,还看见它的蹄子不停地捣动着。它一定是在跟我们说话哩,说什么不知道,但大意我明白,它说:“我很高兴。”

    那个夏天,我用胶泥塑造了许多动物,我想塑一匹骡子,我到东古城挖了一篮子胶泥,那里荒芜的树丛中有一个洞穴,里面的胶泥质地异常好,棕红透亮,正好塑那匹棕红的骡子。这里的胶泥,父亲说,城里的孔夫子、财神爷,还有许多庙的神都是取这里的胶泥塑的。我心里想,用塑神的腔泥塑这匹有灵性的骡子,一定能塑出一个真神。现在,我写这篇散文,词语为什么这么质朴,因为我总想着必须用胶泥塑骡王爷!

    六十多年过去了,许多神都已死亡,骡王爷却神一样地活在我心里。

    滹沱河和我

    从我三四岁时,祖母常两眼定定的,对着我叹气,说:“你这脾气,真是个小滹沱河。”每当我淘气得出了奇,母亲和姊姊也这么说我。但从她们的话音里,我井昕不出是在骂我,似乎还带着点赞美,可她们那严正的眼神和口气,却分明有着告诫的意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跟滹沱河一块说。

    滹沱河离我们村庄只一里路光景,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滹沱河。什么是河?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概念。只晓得这个滹沱河很野,很难管束。真想去见见他,看我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同之处。我想他多半也是一个人,比我长得强大,或许只有他能管住我。

    过了不多久,记得是个春天,我随着姊姊和宝大娘带着竹篮和小锄到滹沱河边挖野蒜,野蒜长在沙性的土里。宝大娘是我父亲奶哥哥乔宝的老婆,就住在我家院子里的一间小屋。宝伯伯在口外草地,隔三五年回来一次,我还没见过。一路上宝大娘手牵着我,她没有孩子,特别喜欢娃娃们。我问宝大娘和姊姊:“滹沱河是个什么模样,见了他我怎么喊他?”她们说:“不用喊,它又不是人。到那儿以后,你就晓得了。”她们的回答我还是弄不清楚。说真的,我长大之后,如有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难以回答。

    当我们走向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旷野,宝大娘朝远远的前面指给我看:“那就是滹沱河。”但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哪里有漳沱河呀?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灰灰的沙滩,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除去沙土之外,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原先说的滹沱河是横冲直撞的大水,眼前却一点水都见不到。我感到异常地失望,滹沱河啊,你丢尽我的人了!我怎么会像眼前的这个喊不应打不醒的滹沱河?

    姊姊和宝大娘说说笑笑地在岸上的树林子里低着头挑野蒜。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向她们说的滹沱河走去,找寻我那个失落的梦,在滹沱河那里寻找我心中的滹沱河。

    我刚从岸上走下河滩,姊姊大声地喊我:“不要去那里,快上岸来。”我莫名其妙,不懂得岸是什么,抄土和石头有什么可怕?我还是只顾往里走。姊姊风一般跑下来,不由分说把我拽到树林子里,说:“就在岸上待着,不要下去,大水会把你冲走。”我瞪着眼睛同姊姊:“哪里有大水?”姊姊对我说:“有,说来就来。”姊姊向我解释:“几年前,有人从河这岸到河那岸去,在沙滩上走,突然看见滹沱河来了。它高高立起,冲了过来,还没来得及转身,那人就被冲得没影儿了。”

    姊姊这番话说得我头发都格巴格巴地炸起来了。我怀着真正的恐怖朝着几步以外的滹沱河望去,它真的说来就来吗?从远远的左边望到远近的右边,那灰灰的沙和灰灰的石头似乎都滚动了起来,看不到头尾,我恍惚觉得滹沱河是一条其大无比正在飞动的蛇,这沙滩是它蜕下来的皮,那数不清的石头是皮的鳞。这时我才感觉到这没有一点生气的皮(不管它是蛇的,还是河的)跟在草丛里曲曲折折飞动的蛇一样的可怕。我知道,蛇说来就来,你还没瞅得清,它早已从草上窜走,滹沱河也一定能。

    我没见到滹沱河,但我真的已被它镇住了。回家的路上,宝大娘牵着我的手,说:“啊哟,你的手这么冰?”我不吭声。她们没有想到我是被那个没见过面的滹沱河吓的。不仅手冰,心都冰了,我自己知道。

    回到家里,我第一句话就问祖母:“我怎么能像滹沱河?”祖母笑笑说:“你见到滹沱河了吗?滹沱河是什么样子你说说看。”祖母心里一定晓得现在是看不到真正的滹沱河的。我说:“滹沱河是干石头干沙。”“那不是河。”“河在哪儿呢?”“河还没有来哩。”。那什么时候来?”“就像你的坏脾气,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清,怕你自己也说不清。”祖母说的竟然与姊姊说的完全相同。现在我才明白她们为什么说我是个小滹沱河。

    算起来是一九二九年的秋天,我已在村里小学校读一年级,一天,窗户才透亮,我梦醒似的睁开了眼,仿佛被谁猛推一下,我首先感到了一种大到似乎听不见的声音,它应当是声音,但天和地因有它而变得异常地寂静了;一切已知的和熟悉的声音都被它吞没了。我问祖母:“这是什么动静?”祖母小声说:“大河发水了。”我一骨碌从炕上下到地上,衣服不穿,拔腿朝门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为什么不叫醒我?”“它半夜来的,谁也不知道。”这时,我似乎听见全村的几百条狗都在呻吟,哪里是叫!我家的两条狗正仰着脖子,它们的声音被滹沱河吞没了。狗也觉得奇怪,不叫了,缩着脖子伏在地上,两只耳朵直竖了起来。它们并没有见过滹沱河。那声音,不,那滹沱河一会儿像是从深深的地下喷出来的,一会儿又觉得天空在打闷雷,像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祖母又一次对我说:“这就是滹沱河。”这时,我虽还没有见到滹沱河,却真的已感到它来了。这一片呻吟般的狗吠声。村里人远远近近的呼唤声,平常谁的声音我都能听出来,此刻全分辨不出来了。还有,充满整个空间的胸部感触到的动荡不安的气氛……这就是滹沱河来了的气势。

    祖母双手伸开,拦着不让我去。她哪里能拦阻住我,我不是个小滹沱河吗?滹沱河的声息越来越大,大水仿佛淹没了我们的村子。我听见有谁立在房顶上闷声闷气地喊:“后生们,快堵水去,带上铁锹,带上四齿铁钯!”我当然是个小后生,照吩咐地扛上锹,跑向大门外,人们全都朝大河那里跑,我融进了人流之中……

    前几天,不断下暴雨,但今天并没有云,天却令人感到是黑沉沉的,而且很低。我不歇气地随着大人们跑着,一过关头,赫然地望见了滹沱河,它不像水在流动,像是一大块深褐色的土地在整个地蠕动。看不见飞溅的明亮的水花,而是千千万万匹野兽弓起了脊背在飞奔,一伸一缩的身躯拉长了多少倍,形成了异常宽广的和谐的节奏。滹沱河分成了明显的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凝重的水的大地,上面是飞奔的密密匝匝一色的野兽,它们仿佛悬空地飞奔在水的大地上。我所听到那淹没一切的声音,正是这千千万万匹野兽的狂吼,还有它们践踏的水的大地的喘息声。

    姊姊和宝大娘挑野蒜的那片树林子已不见了,引起过我伤感和惶恐的灰灰的沙和石头全都不见了,显然都被滹沱河活活吞没。我现在才明白姊姊说的岸是什么,岸是河时刻想吞噬的颤栗不安的大地,岸,并不安稳。大后生们不准我和别的小后生们走向岸边,但我还是钻过了赤裸的与滹沱河同色的脊梁和腿脚的栅栏,走到河的跟前。我觉得脚下的地似乎不由自主地扑向河,我伸手到混浊的河里,我想摸摸滹沱河,它几乎要把我揪到了它的怀抱,我感触到它强有力的手掌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有一个汉子把我提起来,扔到人群的后面。

    姊姊来寻找我,她并没有强迫我回家,死死地抓着我的手,立在一块高地上,这高地我上回来时记得还有一个高粱秆搭的瓜棚。越过人群,我看见岸边的河,水上浮着一层木屑般的泡沫,这里是一个弯曲处,许多勇敢的汉子从河里用四齿铁钯捞起整棵的树、淹死的羊、木椽、窗户、门扇,还有衣裳……但没有人下到河水里。

    来到滹沱河跟前,我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连大人们的喊叫都听不见,只看见他们张大的嘴和翕动的鼻孔,河的声音变成为整个凝固不动的空间。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渺小啊!

    几天以后,洪水消退,我去看了一次滹沱河,岸又显出来了,石头又露出来,滹沱河似乎没有远走,像是整个地陷进了深深的大地的内部,它随时能走出来。

    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又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那颤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几十年来,每当濒于绝望时,我常常被它的呼吼声惊醒过来。

    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

    说的是上小学,也就是我第一次踏进学校那天的情形。回首往事,一片苍茫,许多情景已从浑浊的脑海无声无息地漫漶了、消失了,再也不能确切地忆述当时的一切。值得庆幸的是,五十年代中期和以后的十多年里,我的头脑还没有如现在这么木木然寂寂然,全部人生的图像和音响,都录记得清清楚楚,有声有色,否则交代不清非得承受更大的磨难不可。但是六十多年前上小学那天经过的情景,却始终深深地刻印在心灵的深底处,丝毫没有淡忘,就像苍茫的脑海上空翩翩而飞的白鸥。

    记得1929年春节前几天,流寓北京城的父亲,写回一封家书,说他不久将返回家多,还说为我买了一个很结实的书包。在信中他提醒母亲,说我已到上学的年龄,不能总在家里顽皮作害,该念点书了。父亲还没有回来,书包自然没有见到。上学那天,我双手空空,穿戴齐齐整整,跟在母亲的后面,一路上遇到的人,都高兴而诚恳地对母亲说:“这娃娃是该上学了。”口气里听出一些别的含义,也有人夸奖我一句:“今儿可干干净净像个人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整洁过。祖母说握笔写字不能用玩泥的脏手,逼着我把“粪叉般的手”和“车轴般的黑脖子”(引号里的话是祖母的原词儿)用麻雀粪(当肥皂用)搓了又搓,洗了又洗,把祖母专为我烧的一锅热水全部用光了。

    母亲拎着一包从城里点心铺文盛斋买的槽子糕(蛋糕),油都明晃晃地渗出了包装纸,十分地馋人。这点细节,到现在还记得。我乖乖地走着,真想吼唱一段新学的西口爬山调。上学堂之后,就多半吼唱不成了。学校在“子方庙”里,“子方”只是记音,一直不清楚庙里供的什么神,供神的龛,前两三年被纸封了起来。

    母亲与老师冯百成是熟人,冯老师与我父亲同过学。冯老师在东屋住着,一进他的门,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给冯老师叩个头。”我规规矩矩行了跪拜礼。冯老师说我一定聪明,长得很像我父亲,他把我钡到教室,就是庙里坐北朝南的大殿,为我找了一个座位。

    老师刚走出教室,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学生,我认得他,他是自称武举的王村长的儿子王仁义,朝我走过来,说:“你既然已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就得刺个梅花点。”“什么时候刺?”“当下就刺。”已经有人拿来砚台,正在研墨,我不在乎这个,问“刺在哪里?”“左手臂上。”王仁义伸出自己的左臂,上面真的有一个五点形成的梅花。村里大人们有不少刺过的,似乎人长大成人就得刺上这个标志。王仁义墨刺手艺很在行,先在我左手臂上涂上黑墨,立即用针扎起来,一个点至少扎十几次,五个点就得扎八、九十次之多,只觉得有点刺痛感,仁义问我:“疼不疼?”我笑笑说:“不疼。”这点疼比起黑肚母蝎子螫人的那种钻心疼真算不了什么!我这两年就被蝎子螫过三次,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我的左手臂墨刺的部位肿疼了十几天,显然发了炎。没有治,咬着牙关硬充好汉捱了过去,我的左手臂于是有了自己的梅花点。

    过了好多年,逃难到大后方上中学,同学们常常好奇地问我,手臂上刺的梅花点有什么意思?我从来说不明白。说它好看说不出口。与我同过学的成百成千的学生真还没有见过一个手臂上有墨刺,渐渐地觉得光洁的手臂上刺上几个黑墨点,实在不光彩,几乎变成愚昧与野蛮的标志。我常常见那些江湖卖艺人或兵痞的手臂胸前刺着些花纹,更感到羞耻,因此,即使天热,也不愿穿短袖衬衫出丑。这种心态苦恼了我许多年。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把它看轻了,知道这种历史的痕迹不必伤什么脑筋,而且与一个人的品德绝无内在联系。道理归道理,但一看到它还是有些不顺眼。

    前十几年,有个朋友劝我把它去掉算了,医院把这看作很小的手术。我犹豫了好久,觉得无太大的必要。我看见有人掉脸上的痣或瘊子,还是留下点浅浅的疤痕。我的左臂即使作了手术,也不可能了无痕迹。我一看见它,心里还会想到它过去的阴影。因此,直到现在,我的梅花点还依然牢牢地长在手臂上。我说它“长”,一点不假,记得王仁义为我刺上它时,五个点圈起来不过指甲大小,但是,它随着我的躯体不断地在长大,现在几乎已长大了两三倍,但色泽似渐渐变淡,近于浅蓝,它与我同时衰老了。

    这几年,我偶然看看左手臂上的梅花点,却生出了另一种怀旧的情感。想起我的愚昧而迷人的童年,想起童年时那种苍凉而原始的人生境界,它几乎成为童年和故乡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六岁时刺的墨点居然还明显地活在我的生命之中,它决不只属于手臂,把这种情绪仅仅说成是伤逝或衰老是不全面的·因为它给我带来的不再是不光彩或羞耻,连愚昧也说不上,它真正成为我生命最初的一个与胎记相似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绝不可遗忘的往事,它与我手臂上这五个梅花点有关。1945年8月,我从汉中到天水去看望我已有八年未见面的母亲。两年前她从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弟弟到了天水,与我父亲团聚。1937年之后,父亲一直在天求教中学。

    当我走进父母住的天水北城根那个院落(我过去来过)。知道我家住在南楼上,我站在院当中,大声地喊:“妈!妈!”同院的人知道我是谁,也跟我一块喊。我看见我母亲慌慌张张(她一生总是慌慌张张的)下楼,几乎从楼梯上摔下来,望着面前陌生的儿子,她不认识我,她望着我直发愣,“是成汉?~是。”我扑到母亲的怀里,但没有哭。母亲从来不流泪,她也没有哭,她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她摸摸我的两只耳朵,我知道小时候我的一个耳朵有点压歪,她说:。看不出来了。”她突然抓住我的左臂,把衣袖捋上去。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五梅花!”当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那五个黑点时,咯咯地狂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热泪,。是,是,是成汉!”什么都变了,个子从一米五长到一米九,面孔不似小时候那么发灰,而且还戴了近视眼镜,真的变得陌生了。只有手臂上的五个黑点没有变。母亲久久地摸着我左手臂上的梅花点,说:“啊!真好看!”

    我把墨刺的梅花点珍惜地留在我的生命里,好看或不好看。愚昧或不愚昧,对于我早已不成什么问题。

    我的第一本书

    前几天诗人蔡其矫来访,看见我在稿纸上写的这个题目,以为是写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说:“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他笑着说:“课本有什么好写的?”我向他解释说;“可是这一本却让我一生难以忘怀,它酷似德国卜劳恩的《父与子》中的一组画,不过看了很难笑起来。”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间感应到的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幻梦。

    我们家有不少的书,那是父亲的,不属于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带回一箱子书和一大麻袋红薯。书和红薯在我们村里都是稀奇东西。父亲的藏书里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还有《新青年》、《语丝》、《北新》、《新月》等杂志。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认字,认画。祖母嘲笑我,说:“你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开本大的杂志里面,夹着我们全家人的“鞋样子”和花花绿绿的窗花。书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我父亲在离我家十几里地的崔家庄教小学,不常回家。

    我是开春上的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不停地轰赶麻雀,祖母最讨厌麦子里掺和上麻雀粪。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得发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倦梦。父亲把我喊醒,我见他用手翻着金黄的麦粒,回过头问我:“你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摸摸我额头上的“马鬃”,欣慰地夸奖了我一句:“不错。”祖母在房子里听着我们说话,大声说:“他们班一共才三个学生。”父亲问;“第三名是谁?”我低头不语,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黄毛。”二黄毛一只手几个指头都说不上来,村里人谁都知道。父亲板起了面孔,对我说:“把书本拿来,我考考你。”他就地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书认字难不住我,我怕他看见那本凄惨的课本生气。父亲是一个十分温厚的人,我以为可以赖过去。他觉出其中有什么奥秘,逼我立即拿来,我只好进屋把书拿了出来。父亲看着我拿来的所谓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第一册,他愣了半天,翻来覆去地看。我垂头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课本哪里还像本书!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没有头尾。我以为父亲要揍我了,没有。他愁苦地望着我泪水盈眶的眼睛,问;“那一半呢?”我说:“那一半送给乔元贞了。”父亲问:“为什么送给他?”我回答说:“他们家买不起书,教师规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摆在课桌上,我只好把书用刀砍成两半,他一半我一半。”父亲问我:“你们两人怎样读书?”我说:“我早已把书从头到尾背熟了。乔元贞所以考第一,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把史承汉的‘承’字中间少写了一横。”父亲深深叹着气。他很了解乔元贞家的苦楚,说:“元贞比你有出息。”为了好写,后来父亲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亲跟乔元贞他爹乔海自小是好朋友,乔家极贫穷,乔海隔两三年从静乐县回家住一阵子,他在静乐县的山沟里当塾师。

    脸又黑叉皱,脊背弓得像个“驮灯狮子”(陶磁灯具)。

    父亲对我说:“你从元贞那里把那半本书拿来。”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送给人家的书怎么好意思要回来?元贞把半本书交给我时,哭着说:“我妈不让我上学了。”

    晚上,我看见父亲在昏黄的麻油灯下裁了好多白纸。第二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子里,把两本装订成册的课本递给我。父亲的手真巧,他居然把两半本书修修补补,装订成了两本完完整整的书,补写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样好看。父亲把两本课本用牛皮纸包了皮,在封皮上写上名字。元贞不再上学了,但我还是把父亲补全的装订好的课本送给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于元贞来说,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书。

    父亲这次回家给我带回一个书包,还买了石板石笔。临到开学时,父亲跟我妈妈商量,觉得我们村里的书房不是个念书的地方。老师“弄不成”(本名冯百成,因为他干什么事都办不成,村里给他取了这个外号),我父亲很清楚,他,人忠厚却没有本事。父亲让我随他到崔家庄小学念书。我把这本完整的不同寻常的课本带了去。到崔家庄之后,才知道除了《国语》之外。本来还应该有《算术》和《常识》,因为“弄不成”弄不到这两本书,我们就只念一本《国语》。

    还应当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第一本书,我真应当为它写一本比它还厚的书,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灵去赞美。

    我们那里管“上学”叫“上书房”。每天上书房,我家的两条狗(一大一小)跟着我。课本上的第一个字是“狗”,我有意把狗带上。两条狗像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等我。我早已经把狗调教好了,当找说“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几声,当我说:“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几声。“弄不成”在教室里朗读课文时,我的狗却不叫,它们听不惯“弄不成”的声调,拖得很长,而且沙哑。我提醒我的狗,轻轻喊一声“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来。我们是四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引得哄堂大笑。课没法上了。下课后,“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看在你那知书识礼的父亲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罚我立在院当中背书,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地背了出来。两只狗蹲在我的身边,陪我背书,汪汪地叫着。后来“弄不成”老师还夸我的狗聪明,说比二黄毛会念书。

    抗日战争期间,二黄毛打仗不怕死,负了几回伤。他其实并不真傻,只是心眼有点死,前几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乡里几代人的尊敬。听说乔元贞现在还活着,他一辈子挎着篮子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叫卖纸烟、花生、火柴等小东西。

    诗人蔡其矫再来我这里时,一定请他看看这篇小文,我将对他说:“现在你该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书宴在应当写写,如果不写,我就枉读了这几十年的书,更枉写了这几十年的诗。人不能忘本。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1935年,已记不清是什么季节,三舅牛佩琮在我们家乡被捕,是被当时北平当政的头头何应钦派来的密探在定襄县汽车站抓的。那天姥姥有事去忻县,三舅去送,没有料到早有人盯上了他。三舅当时是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很活跃的学生,《清华周刊》的主编,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他受到进步教授的掩护,何应钦在北平几次要抓他都没有抓到。三舅在朱自清先生家的楼上躲了几天,逃到了日本,几个月之后,潜回家乡,在东力村大姨家里平平安安地住着。

    我当时在城里高小读书。教学老师齐雨亭是三舅的岳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异常冷静地对我说:

    “你三舅昨天被捕了,不知是不是已解往北平,还是暂时关押在定襄的监牢,我不好去打听,你赶紧找你父亲去问问,回来把情况告诉我。”我立即请假到县立中学去找父亲。县中在旧晋昌书院,离高小不远,我一路飞跑着,刚爬上高高的县中大门,就碰到了父亲,一块回到他的寝室,父亲不像齐老师那么沉着,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当着我的面哭了。

    我平时很爱哭,三舅又是我崇拜的长辈,却没有跟着父亲哭,主要因为我年纪小,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父亲说:‘昨天早晨我已有预感。上厕所把裤腰带掉进了粪坑。”父亲说,几天前三舅托人把一包书送来,让他收藏起来,其中有英文版的《资本论》,父亲当天就把书带回西关家里,藏在黑娘住过的那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埋在煤堆的下面。

    齐老师是个很古板的人,父亲比他消息灵通,知道三舅羁押在县看守所。不会过多久,就得解到北平去。当时我的老爷(外公)还活着,是县税务稽征局的局长,一个很有权势的绅士,他当天就花了钱,买通了看守所和北平来的密探,使三舅免受皮肉之苦。

    三舅在县里关了不到一个礼拜。那几天,我请假,回到家里住,为的是给三舅天天进两顿饭。看守所的饭不如猪狗吃的(十年之后,我也领教过)。母亲让我在城里肉铺割了几斤羊肉,祖母擀了白面面条。羊肉梢子汤面,盛在一个黑色的有提手的瓷罐里,我小心地提着。临走时,祖母一再叮咛我:“千万不能跑,稳着脚步走,小心洒了。”可我的性子急躁,稳不住脚步,一路小跑,我觉得跑得已经够稳了。幸亏瓷罐口扣了一个碗,没有洒得太多。但还是从罐口荡出了不少油汤。把裤子弄脏了一片。祖母埋怨我;“为什么要跑?”我说:“不能慢慢走,羊肉汤一凉,就不好吃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看守所的大门,立在门口,我大声喊叫:“我是来送饭的!”一个老头认得我,因我常到稽征局看望老爷,稽征局在看守所斜对面。老头儿很客气,立刻把三舅叫了出来,我看见三舅从深深的里院默默地走来,没有上镣,面色显得发黯,听母亲说,在车站被捕时,他与几个探子厮打了一阵,被绑了起来。三舅身体本来异常的结实,是清华大学的足球队队员,他笑得都不似以往那么爽朗了。他对我说,他头天夜里没睡觉,被跳蚤咬的,第二天换了一间干净点的牢房。

    第三天,母亲跟我一起送牢饭。母亲怕我又把羊肉汤洒了出去,饭罐由她提着,可她比我还性急,一路走,一路洒。我在后面直提醒她,她似乎没有听见。母亲让我跑着去南门瓮城里买五个油酥烧饼,家乡叫做“油馍馍”。我买到新出炉的。飞一般地跑到看守所,油馍馍一点没凉。我见了三舅,说:“先吃油馍馍。”三舅一连吃了三个,说:“真好吃,押到北平,就吃不上了。”

    母亲在看守所门口见到北平来的探子(看穿戴就知道不是家乡人),冲着探子破口大骂:“我这个三弟弟,是世上心最好的人,你们来抓他造大孽,你们这辈子都不得好死!”探子并没有生气,还笑着说:“我们是奉命办公事,下辈子变猫变狗也由不得自己。”母亲要进看守所里,看看住的条件,几个探子拦着她不让进,她跟他们吵了一顿。我直催母亲:“不要吵了,羊肉面条凉了。”三舅说他已经吃饱了,羊肉面条让我们带回家自己吃”我们当然不肯。三舅端起罐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浓浓的羊汤。这点细节我一直没有忘记。还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记在心里,三舅摸摸我的头,突然说:“成汉,再为三舅学一次公鸡打鸣。”我毫不迟疑,仲起脖颈,使出全身的力气,像真正的公鸡似地鸣唱了起来。我学得非常像,接连鸣唱了几遍。最后一遍,三舅跟我一块鸣唱,我们像两只公鸡那样鸣唱得十分尽兴,三舅鸣唱得流出了眼泪。

    后来,三舅关在太原监牢。听说有时还为同屋的犯人们学公鸡打鸣。三舅一定是带着企盼黎明的心情学公鸡打鸣的。

    我自小为什么喜欢学公鸡打鸣?我想得很单纯,第一,觉得公鸡叫得好听,有气势,鸡、鸭、鸽子、麻雀的叫声,都不能和公鸡高唱时的激情与声音相比。第二,学公鸡打鸣,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行,不论心肺,还是喉咙,甚至四肢,都得一块兴奋起来,是一次生命整体的合唱,而不是仅仅从喉管发出的声音。学公鸡打鸣。浑身感到痛快。我看见公鸡呜叫时,鸡冠充血,发出红光,羽翎一根一根地直竖起来,并且抖颤不已,连颈部细密的羽毛也向四周威武地伸展开来,让抑止不住的激情充分地、不受阻挡地发泄着,这样声音才能传播到远远的地方。如果你心细,还能看见公鸡的趾爪有力地向下抓着,不论泥土或岩石,都能感触到公鸡鸣唱时极度的躁动。我学公鸡打鸣时,三舅说我的脸红得像关公,两眼直冒火。回忆起来。这些感悟,童年时,只能直觉地感受到一些,直到后来,我痴迷地写起诗,才更深地理解了公鸡鸣唱时的激情和深厚的内涵。

    三舅被押解到太原,关进牢里。母亲跟着去了。母亲为三舅送牢饭,还缝了上镣的囚犯穿的裤子,因为睡觉不能下镣,裤腿分成两片,睡觉时可以脱下来,白天用带子把两片裤腿紧紧系着。三舅离开定襄看守所时,我正在学校,没有能送他。也许是悄悄地被押走的,谁也无法知道他是怎样离开自己的故乡的。

    十年之后,我因参加民主学运被捕,囚在陕南汉中省立第二监狱,有一个定襄籍的老乡为我送过几回牢饭:一海硫肉丝炒榨菜,够我吃好几天。母亲一个人穿着一身黑布衣裳,从天水来汉中,本是来收尸的,她听说我的脑袋被砸烂。人当然活不成了。一见我还活着,母亲隔着两道铁栅栏,望着我笑了好一阵。我跟他一块笑。我们母子一直没有哭一声。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在牢狱》,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场面。

    1946年春天,三舅在晋东南根据地,我想他多半会在《解放日报》看到了我被捕的那条消息。他不可能为我送牢饭,但他肯定想过我为他送牢饭的事。不知他当时是不是想到我在狱里学公鸡打鸣?我真的在阴湿的牢里,学公鸡打过几回鸣。我的鸣唱比童年时更为嘹亮,我是在黎明时候,像真正的公鸡站立在黑洞洞的牢门内使出全身的气力鸣唱的。我鸣唱得流出了眼泪。公鸡打鸣有时也会激动得流出眼泪,我相信。我曾听人说,鸟类不能流泪,公鸡当然不会流泪。但是你敢说打鸣的公鸡鸣唱时不流泪吗?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追念死去的第一个朋友

    童年时,我是全村公认的顽童,爬墙上树,四处撒野,实纳帮子的布鞋顶多穿半个月光景,身上挂的伤从没有断过一天。直到考入城里高级小学(正榜无名,列为不光彩的备取生),必须住校,管教得又非常严,才不得不规矩点。穿上操衣(制服),戴上鳖壳帽(圆形带沿的),祖母笑着说:。这才像个人的样儿。”

    高小的校址是文庙,大成殿修得像北京城的太和殿,十分有气派。殿里塑着孔夫子的坐像,一年四季门窗关得死死的,麻雀勉强可以从窗眼里钻进钻出。殿里面黑洞洞的,只有孔夫子的琉璃眼珠子是亮的,一闪一闪,异常可怕。“五四”运动那一阵子,城里城外庙里的神像几乎都被捣毁了,只留下三个神没敢动手,这三个神是:财神,关老爷,还有孔夫子。因此,孔夫子仍能稳稳地坐在大成殿里。

    我总想进殿去摸摸这个圣人,就是进不去。

    校长赵良璧,外号赵驴头,这是由于他的面孔又丑又长,说话时声音特别洪亮的缘故,其实他是个很正直很热忱的人。1937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了县城·赵校长高唱《满江红》忧愤而死。当年,每天早晨,他高高地站在大成殿前面的祭礼台上,带领全校学生练“八段锦”,晚自习的中间,领着大家唱《月明之夜》和《可怜的秋香》。还唱《满江红》,这曲歌赵校长唱得最动情,沉郁悲壮如洪钟。我们的歌声常常把大成殿里的麻雀惊得吱吱乱叫。

    有一年的旧历七月的一天,赵校长说文庙将要有个隆重集会,大成殿的里里外外必须打扫干净。我们全班学生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才把殿里厚厚的尘埃和麻雀粪清扫完毕。不安分的我,想摸摸孔夫子的面孔,对赵校长说:“禀告赵校长,孔夫子一脸的尘土,我爬上去给他老人家擦一擦吧!”赵校长摸摸我的头,夸了我一句:“好噢,小心点,不要伤了神像。”我的鞋后跟有两个蘑菇铁钉,脱下来让好朋友白面书生王恒德替我搁起来,连布袜子都拔掉,生恐臭味熏了圣人孔夫子。我赤脚攀登而上立在孔夫子的膝盖上,把圣人的眼珠子用汗湿的手掌抹了又抹,果然亮得更见神采。又用鸡毛掸子把孔夫子浑身上下的尘埃和雀粪挥扫了一遍。我突然发现背后中央有孔圆圆的洞,想伸进手去摸摸里面有什么,王恒德对我呼叫:“成汉,里面说不定有蛇和蛐蜒,小心!”他递给我一根小棍,我在洞里搅动了好一阵,听见“硝”的一声,碰到个硬东西,手伸进去,没有摸着,只摸到一把腥臭的羽毛。“麻雀在圣人肚子里作窝孵小鸟了!”我对恒德说。还抓到一条完整的透明的蛇蜕,赶紧扔回去。我探信里面还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藏着,心里想:从古到今,受人膜拜的大圣人,难道肚子就如此的空空洞洞,连心肝五脏都没有?

    但是赵校长在殿里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只好爬下来。我顽性不改,悄悄把大殿后窗户一个窗闩拔了,思谋着有朝一日找机会跳进殿里,在圣人肚子里仔细摸个清楚。这点鬼心眼让恒德瞅在眼里,他没有声张。回到寝室(我和恒德同炕睡,而且挨着),我把准备掏孔夫子肚子的秘密告诉了恒德,一向谨慎的恒德这一回竟然同意跟我一块干,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一个人干不行,我为你瞭哨。”他做事一向仔细,诚心要保护我,星期日下午的半后晌,我和恒德提前返校,一块来到大成殿背后。我敏捷地推开那扇虚掩着的窗户,像一只猫,轻手轻脚钻了进去,随手把窗户又掩上。我飞快地攀登到孔夫子后身,在洞里摸了好几遍,终于摸到了那个能口当口当响的硬东西。好不容易才把它掏出来,定睛一看,是一面古老的锈迹斑斑的铜镜,正面平滑,我照见自己发白的变得陌生了的面孔,心里一阵恐怖。镜子背面有葡萄花饰,十分好看。我家也有这样一面铜镜,背面也是两束葡萄,搁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母亲做活时,不时在铜镜上面磨一下针尖,夜里还能爆出一闪一闪的火星星。我把沉甸甸的铜镜揣在怀里,心跳得咚咚直响,仿佛多了一颗心,仿佛铜镜会跳动似的,我顿然悟知这铜镜端的是孔夫子的心。否则它如何会跑动!常说“心明如镜”,真是这么回事。恒德也说铜镜一定是孔夫子的心。他主张当天送回去,否则大家来祭孔,圣人的心都被掏空了,实在是桩不可饶恕的罪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返校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只好把铜镜带回寝室藏匿起来。

    当年我和王恒德都笃信鬼神,以为这面铜镜既然是孔夫子的心,一定有神灵附在上面。

    晚上,当寝室的油灯吹灭之后,我和恒德把铜镜搁在热的胸脯上,摸来摸去,冥冥中以为这颗圣人的心能感到我们对它的抚爱,因而他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上课时,我把铜镜揣在怀里,不但安不下心来听课,心慌得咚咚直响,总觉得孔夫子的心也在一块儿跳动。由于上课思想不集中,非但没有得到神灵帮助变得聪明起来,成绩反而下降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孔夫子在惩罚我哩J恨不得立刻把铜镜还回去。王恒德虽然没有揣过铜镜上课,由于心不在焉,功课也有些下降,他本来是全班的优秀生。那几天,他的眼神都有些恍惚,像生了病一样。

    总找不到机会把铜镜送还孔夫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提前返校再说了。再不敢在夜里悄悄地摸弄孔夫子的心了。铜镜成了我和恒德的一块心病。

    我家在县城的西关,路走的少,我早早地返回学校。恒德家在很远的西乡,左等右等,不见他返校。心里十分焦急,我又不敢独自跳窗户送还铜镜。因为恒德一再叮咛:“一定等我返校后再一块千。”他深知我是个冒失鬼,难免会出什么差错。我不可失信。

    但是直到天黑之后,恒德还没有返校。

    我一整夜几乎没有入睡,慷平时那样,我把他的被高铺好,夜里还迷迷糊糊不断用手摸摸,希望被窝鼓鼓囊囊地,恒德真的已躺在炕上了。

    天亮了,仍不见恒德的人影……上午上完一节课,休息一刻钟。我小跑回到寝室,一推开门,不见恒德回来,却看见一个大人,半坐半立地呆在恒德的铺位前,他的圆圆的面孔自得发冷,两只眼红红的,用低微的声音对我说;“我是王恒德的爹,你是成汉?”我说是。我已预感到有什么天大的灾难袭来了,焦急地问:“恒德生病了?”恒德爹两眼的泪大河决堤似地流淌下来,一句话不答,走了过来,紧紧抓着我的手,“恒德昨天耍水淹死了……”耍水就是游泳,恒德今年刚学游泳。我哇哇地哭了起来。

    赵校长来了,恒德的父亲把儿子的铺盖打点好,卷起来。还有课本和文具,都收拾到一条牛毛口袋里。

    真想把偷铜镜的事对恒德的父亲坦白出来,但赵校长一直陪着,与恒德父亲不停地说话,当时我心里只翻腾着一句话:

    “我把恒德害了!”我偷了孔夫子的心,却让恒德替我的罪了。

    当天夜里,熄灯铃摇过不久,我摸黑走到大成殿背后,一心想把铜镜放回孔夫子的肚腔里。但那扇窗户早被闩起来,推了几次推不开,我站在那里愣怔了半天,不知怎么办才好。这面铜镜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身边了,送不回去,也不该随便扔了那更加造孽,我慌乱得哭了起来。我想返回寝室。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明伦堂前面的一棵杜仲树,枝叶在夜风中瑟瑟地响着,前天下午我和恒德为它才浇过水,“啊,何不把铜镜先埋在杜仲树下面,总比揣在身上要心安一些。”我把铜镜深深地埋在树下面。没有遇见一个人。我哭着回到寝室。一夜没有合眼,手不停地抚摸着恒德的已经空了的铺位。我知道我巳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好朋友王恒德,再也见不到他那温厚的微笑和文静的身姿了。我和他同岁,他在人世上只活了不足十一个年头。

    那面铜镜,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送回孔夫子的肚腔里。孔夫子失去了心怎么办?人没有心活不成,这谁都明白,然而圣人或神没有心却仍能活着,仍能泥塑木雕地巍巍然坐在那里,受人膜拜,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这不仅使当年的我感到困惑不安,而且愚昧的心里竟然还十分同情他们,甚至有几分怜悯,否则我和恒德就不会那么恐慌,怕圣人暗中惩罚我们了。

    那面铜镜我最终未能送还给孔夫子。五十八年之后的今天,它是不是仍埋在那棵杜仲树的下面?

    回想起来,我当年对于孔夫子的死活其实并没有一点真的伤感,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愚昧和好奇而已。令我一生懊悔不已的是王恒德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他的死与我当年的愚蠢行为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铜镜的事才使得王恒德为我而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在滹沱河里游水的时候一定思想不集中,心里想着第二天返校之后与我一块儿送还孔夫子的心的事。而且那几天他明显地消瘦许多,连睡觉也很不安稳,半夜醒来一再小声地叮咛我:“以后可不能冒冒失失了。”这句话我一生没有忘记。检点自己一生的经历,更觉得悔恨不已,十分对不住死去的王恒德。

    王恒德是我失去的第一个朋友。他的短促的一生是很渺小而平凡的,世界上有几个人现在仍能记得起他?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之中也早已十分的模糊了,就像浮现在天边的一抹烟一般缈茫的风景。但是他的死却已成为一种永恒的沉重,压在我的心头上,这沉重的内涵就是无法消失的悔恨,我一直不能忘记他,就是由于他的死。如若他当年没有死,还活到了今天,没有这个悔恨,也许我早已把他忘却了。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的,悔恨常常比生命还不易消亡。

    喂养小雀儿

    小雀儿,不是名贵且娇情的在笼中养的那类小鸟儿。我的家乡把麻雀叫做“小雀儿”,大概是因为它体形小,或者是身价微不足道,才这么叫的。

    我家东房有两个鸟笼,制作很精致。从我记事时起,它就被废弃不用,搁置在墙角。我父亲过去可能养过鸟,也许我祖父养过。我见过祖父的照片,长袍马褂,眼睛很美,是县里的一名廪生,他多半是一个玩鸟的人。

    父亲带我到东古城逮过几回红脯鸟,说是要给我逮一只养在祖传的鸟笼里,但是从没有逮着过。我们只入迷地听着好多会唱的鸟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父亲把捕鸟的夹子安好以后,坐到一边抽烟沉思,鸟儿逮着逮不着,他并不在意,他似乎不是带我来逮鸟,而是来听鸟唱的。

    我问父亲:“为什么总逮不着一只呢?”父亲不回答我。我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他一定认为这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不必认真对待。我感到跟父亲一块逮鸟受拘束,不能任着性子跑动,我对他说:“回家吧!一已经听鸟叫听了半响多,尽管鸟唱得有趣,但是我惦记着家里养的那两只小雀儿,该到喂的时候了。

    我逮了几十只肉多的蚂蚱,用草茎把它们串起来。小虫没有死,还在挣扎,嘴里吐着泡沫。我急着想回家,我要喂小雀儿活食。父亲对我说:“逮鸟并不一定真的要逮着鸟。能逮着当然好,逮不着,坐在这里听听鸟唱也是一种享受。”是的,那些飞鸟唱得真自由自在,它们仿佛一会儿在说着有趣的话,一会儿在尽情地嬉笑,一会儿又相对唱恋歌,跟我们村里人场上的情景差不多。回家的路上,两个捕鸟夹子一前一后搭在父亲的肩上,他似乎比逮着鸟还要舒心。他真有点像住在荒废的磨坊里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怪脾气。

    我们家那两只鸟笼总是空着。城里有不步卖鸟的,八哥、百灵都有,父亲就是不买。

    五、六月间,麦子发黄,正是小雀儿从窠里出飞的时候。我在村里的小巷常常转悠,我晓得哪一个房檐下有小雀儿的窠,从小雀儿在窠里发出的声音,我能断定到不到掏的时候。

    刚生的小雀儿是粉红的小肉球,吱吱地细声细气地叫。这时千万不可掏,养不活。我养过这种内蛋蛋,成天张着嫩黄的大嘴要吃,不住地喂它去掉头去掉腿的小虫,让它吃最软的食,可不到两天,肚子撑得圆鼓鼓地胀死了。小雀儿死时,它痛苦,我也痛苦;它眼睛慢慢地闭起来,没毛的肉翅和腿脚抖动个不停。小雀儿死了以后,身子还是热呼呼的,这使我心里最为伤心。我从此就不掏刚出生的小雀儿了。

    要是听到窠里的叫声变粗,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啾唧,就是小雀儿长大了。但仍很难断定该不该掏。如果掏出来的小雀儿已经长出会扑扇的小翅膀,嫩黄的嘴尖变成褐色,就是把它抓到手,也无法管束它,养不出感情来了。它要么吃的很多,要么干脆气得不吃。这种鸟只能用绳子拴起来。它疯狂地反抗,叫得刺耳,养它干什么?但是你真的把它放生到院子里去,说:

    “你飞吧!”虽然它拚命地向上窜,但终究因翅膀还没完全长硬长全,只能贴地平飞,一会儿撞到墙上,一会儿栽到地上。常常有几只老的小雀儿,从房檐或树上嗖地落到挣扎的小雀儿的身边,去搭救它。这老的雀儿多半就是它的生身父母。我祖母一看这情景,就骂我:“造孽,下辈子也让你变只小雀儿。”有几次,我把掏出的这种小雀儿又送回到窠里。

    一般说,我能从小雀儿的叫声的粗细和声调,断定正是好喂养的时候:它的肉翅上刚刚生出一点儿羽毛芽子,已能够站着走动,从眼神看出它似乎懂得了一点什么。这种小雀儿可以喂养得很依人。但即使它长到成年,我也不会把它养在笼子里,我不用笼子养鸟,养在笼子里,为的是听鸟唱。我不是为了听才养鸟。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诗,题目是《飞翔的梦》,说的是我童年时常常梦到自己凌空飞翔。祖母对我说:“梦见自己飞,是长筋骨的好兆头。”回想起来,我常做飞翔梦的那几年,正是我入迷地喂养小雀儿的时候。

    我喂养小雀儿绝不是为了把它养大,让它唱好听的歌给自己解闷。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有什么好听的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把一只小雀儿养到它会唧唧喳喳叫的时候。

    我把小雀儿养在点心匣子里,匣盖上钻几个窟隆,匣子里铺上些旧棉花,有时候干脆在掏小雀儿时连窠端来。我天天观看小雀儿全身上下发生的细微变化。从肉里长羽毛的时候,那小雀儿一定浑身发痒,它总在不停地抖动着,在盒子上磨蹭着从肉里扎出来的一根根很醒目的羽毛。我想小雀儿一定也在做飞翔的梦。那时,我和小雀儿的生命形态实际上处于同一个阶段。喂养小雀儿正是喂养一个飞翔的梦。用手抚摸小雀儿柔软的初生的羽毛,会感到生命的喜悦和快感。小雀儿第一次扑扇着翅膀的神态十分地动人。也就在此时,它的叫声变得宽阔起来,欢快起来。我想,它一定想唱什么。

    喂养小雀儿,我全神贯注,处处为它着想。开始喂养时,不喂粮食颗粒,我到野地里逮昆虫,还到房檐下捅下马蜂窠,掏出自生生的蜂儿子(螨)。当小雀儿张开大嘴,翅膀抖动着,我的嘴里叽叽有声地逗着它时,这一切仿佛都是生命天然的契合。

    喂养小雀儿能给生命以乐趣,能激发我生出许多的幻梦。小雀儿的翅膀一天一天变硬时,这种喜悦是最纯净无私的。我和小雀儿相依为命。白天我注视着关切着小雀儿的神奇的翅膀在变幻,夜里我就梦见自己在飞翔。

    我的梦也是小雀儿的梦。小雀儿或许不会做梦,我替它做梦。

    童年的梦里梦到自己生出翅膀飞翔的那几年,痴迷地喂养着小雀儿,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心灵的追求。我现在才有点明白其中的奥秘。写诗的痴迷,很像童年喂养小雀儿的痴迷,有些诗,就是从心灵里飞出去的小雀儿。

    掏甜根苗

    我自小喜欢那种自自然然的甜,带着自身本来气味的甜;不愿吃死甜死甜的东西,只有甜,咀嚼不出别的什么滋味。祖母燕新鲜玉米时,从锅盖里蒸发出的味,用一个“甜”字不足以说明它的特点。

    我常常独自坐在远远的角落闻,尽情地呼吸着它。所以我不大买甜腻腻的麦芽糖吃。若以甜为特点的食品,则只想吃“甜根苗”,就是大家熟悉的甘草。不过,不是指枯干了的,或者切成片在中药房能买到的那种。我说的是刚从地里掏出来的湿润的、充满原有汁液和气息的甜根苗。

    学着大人们那种吃法,含在嘴角吮吸着。大人们干裂的嘴唇含着一节金黄的甜根苗,不用牙齿咀嚼,只咝溜咝溜地吮吸,从嘴角挂下黄色的涎水,我望着特别的馋。后来知道甜根苗是地里野长的,不用钱买,带个小锄头就能掏到。现在我已不记得是谁领我第一次去掏甜根苗了。从我两三岁到离开家,这十年光景,每年深秋,我都要起早摸黑地掏一阵子甜根苗。这不仅是因为想尝到一点甜,掏甜根苗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它给我极大的乐趣。掏甜根苗越掏越有瘾,自己掏,自己吃,是真正的享受,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家乡把掏甜根苗的“掏”字念成去声,跟套马套车的“套”是一个音。掏甜根苗是虔诚地求索和发现的过程,甜根苗深深地藏匿在土层的深处,让人切切实实地感到是在“套”一个难以猎取的神秘的活物,比套马套车还要难得多。你看不见它,它仿佛老躲着你,不让你发现。据说在东北深山老林里挖人参也有这种令人心神迷乱的感觉。

    我多半跟乔元贞做伴去掏甜根苗。元贞是我最忠实的伙伴,他土地般沉默着,半天不说一句话。但他的左耳垂上挂着一只小铜铃铛,总在摇响着。说是乔海大娘没有闺女,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说是如果夜里妖魔来偷元贞,铃铛一响。赶紧去拦阻,万一被诱惑走了,只要听见铃铛声,总可以把元贞找回来。父亲对我说。耳垂上挂铃铛,不能简单地说是迷信,是人对幼小生命的祝福。铃铛是人世间一个好东西,不论挂在哪里都能发出悦耳的声音。我喜欢跟元贞在一起,默默地掏甜根苗,他的耳垂上的铃铛声可以打破沉重的寂闷。

    东古城太远,我俩不敢去,总到西古城去,这块地方离我家祖坟很近。西古城不像东古城那样地荒凉,是一道略略隆起的土坡,灌木丛不多。一到秋天,这里可以摘到野果,酸的、苦的居多,甜的少。但这里到处能找到甜根苗,我一眼就能从葳蕤的杂草之中认出它来。我跟元贞各自悄悄地掏,他一向比我掏得多,元贞总是默默地耐心地掏,而我爱出声,一会儿骂,一会儿笑的。甜根苗仿佛是我的老相识,我一心想找一根长得粗的,成了精的。因此,我多在陡峭的土壁缝隙里找,心想:“我要是甜根苗,我就躲在这里,让谁也攀登不上来。”我仰望着一道道风雨浸蚀的缝隙,那里滋生出来的甜根苗的枝叶特别茂盛,但土坡壁立,很难爬上去。我蹬在元贞的肩头上,举起锄头,仍然够不到,元贞说:“算了。”我说:“它躲在高处,专气我们,一定得挖下来。”折腾了一上午,也没够着那根甜根苗。

    下午,我回家里扛梯子。临走时,祖母问我:“又掏麻雀?”

    我说:“不是,是去西古城掏甜根苗。”祖母担忧地说:“那里蛇可多,小心别挖到蛇洞里去。”听说曾祖父与曾祖母合葬时,在墓穴里就有一窠蛇。有几十条。西古城一带,常常看见在野草的枝茎上挂着飘飘扬扬引魂幡似的苍白的蛇蜕,阴森森怪怕人的。终于登着梯子接近了那一棵姿态出奇的甜根苗。还是由我爬上去,元贞说:“悄悄挖,不要出声,免得把甜根苗惊跑了。”

    我先用手把小树丛般的甜根苗揪一揪,如果根扎得浅,揪一下,土就松动起来。可是这棵甜根苗,我一揪,就知道扎得很深,我把枝叶砍掉,觉得去掉了它的枝枝叶叶,甜根苗就失去了腿脚。

    更容易擒住它。但土很硬实,锄太小,累得我浑身冒汗,刨了很深,还没找到甜根苗的“头颅”。甜根苗都有一颗头颅,有的小,有的大。头颅越大越好。牛很喜欢吃甜根苗,所以苗总长不高。它年年滋生,年年让牛啃,它只能气鼓鼓地憋着往下长,这种被牛年年啃的甜根苗,根总是憋得很粗。而这棵甜根苗从来没有被牛啃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牛无法啃到它,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着,也许已活了几十年了,比我还大。终于挖到了,它的头颅却小得奇怪,我真有点失望。我让元贞上来看看,元贞说,没见过这样小头的甜根苗。我们决心把它挖出来,看看它究竟成不成器。“成不成器”是我父亲的口头语。在平地上的甜根苗,头颅往往很大,但根并不很粗。这一根真正特别,头跟身子一样粗,几乎有锹把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的。我们村里孩子把甜根苗晒干了,一捆一捆带到中药铺去卖·大指头粗的就算上品,越粗越贵。这一根甜根苗我们当然不卖,当时我甚至想,“它太神了,怎么忍心吃它呢?”西古城的土是夯筑过的,经历了上千年(听说是隋朝建的),还是那么结实。甜根苗怎么扎进去的,真是难以想象。它哪来的那股钻劲,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它扎了进去,而土城下边并没有什么泉水,它多半是为了躲藏,只能有这个解释。我们掏了整整一下午,才把它掏出来。根掏不到底,太深了,我们掏到的甜根苗已有三尺长,只好把它砍断。让留下的那段根去逃命吧。它的表皮是黄褐色的,用指甲去掐,像碰到石头,但它不是石头,用舌头舔舔,味儿真浓。

    回家后,用刀砍成两半,我和元贞平分。我这段甜根苗,每天用刀砍下一小段,去掉皮,塞到嘴里,满屯屯的,感到满足。

    也像大人似的,我一边走,一边咝溜,咝溜累了,把它吐出来,搁在口袋里,不知为什么,满嘴更觉甜滋滋的。这种滋味,没有经过炮制,是大自然的精气。有一点近似新鲜玉米汁的味,但又比它浓烈十倍,我这一辈子吃过千百种味,哪种滋味都不能代替它。

    掏甜根苗自始至终是一种带有探险和神秘的经历。它不像割羊草挖甜苣莱那么简便。一根甜根苗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和智慧才能把它从神秘的深处掏出来。现在回忆起来,掏甜根苗的整个过程的确是一种心灵的锻炼和享受。

    去摘金针菜的路上

    麦收那几天,祖母起得特别早,她对我说:“乘天凉快,你去摘一篮子金针莱回来。”临走时,祖母又叮咛我一句,“带上小铲子,捎带挖点野蒜。”

    我又高兴又发怵。高兴的是,可以到河滩去玩耍半晌,那里有大片杨树林,村里娃娃们大都在那里放牛。使我发怵的是,去摘金针菜的路上有几处可怕的地方。祖母不让我带小铲子的话,我自己也会带的。有了铲子,胆子壮点。

    当时我不过五六岁,胆子很小,总觉得世上处处隐藏着鬼怪和神秘的事物。这多半是因为天天晚上听大人坐在炕上讲述各种神鬼的故事而形成的幻觉和心态。比如说,朝北一出村,首先碰到一眼苦水井,井水苦涩得人不能喝。牲口都嫌。以前不止一个女人在这里跳过井。一年前一个黄昏,家里找不着祖母的人影,母亲对我说,“你到苦水井那里去找找。”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恐怖,跌趺跄跄往那里跑,狗跟着我一块跑,远远地就听到祖母低抑的哭声。我跑到苦水井那里,祖母好像没看见我似的,仍然念念有词,双目紧闭,抽噎地哭泣着。我靠着祖母坐下来,也禁不住哭了,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感到一种与黄昏同样苍凉的气氛越来越沉重,只有自己听着自己哭,才可解脱困境。过了好一阵,天黑下来,祖母停止哭泣,对我说,“咱们回去吧!”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我死了多年的叔父的祭日。但村里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苦水井边去哭,后来我也弄明白了,因为那儿正当十字路口。孩子病得昏迷不醒时,大人们总要到这里叫魂,手里端着一盏油灯,还拿着一块红布和什么别的,多半由妈妈边走边喊孩子的名字,据说真能听见孩子的回应声。黑沉沉的夜里,井边的灯光晃摇不定,显得格外神秘。我陪母亲叫过弟弟的魂,母亲用哭腔呼唤着,声音拖得很长,生恐灵魂迷失远方的孩子听不见,井口附近好像是一处阴阳交界。

    使我很害怕这一块儿地方,还有另一个缘故。从苦水井往东,有一条深深的沟,两边是几丈高的黄土坡,淘里是一条大车无法回头的官道,深夜常听到骆驼队通过,沉闷的驼铃声一到淘里,突然地响亮了起来,而且回声缕缕不绝,一到冬天,几乎天天听到驼铃声。拉骆驼的老汉总爱在沟里扯着嗓子吼唱。我从来没有从这沟里通过一回,我望都不敢望它,它似乎要吮吸人的灵魂,但这是一处必经之地,因此我非常的怵它。

    另外往北还有一处,更阴森可怖,那里耸立着一段黑黝黝的古城墙,有点像南京的台城,不过没有砖石,全是黄土夯筑的,上面长满了灌木和酸枣丛。人们把这段古城墙叫做“关头”,大概早年是一个城门或者要塞的关隘。关于这一带,流传着很多鬼怪的故事。当时我觉得那些故事都没有成为过去,故事里的情景永远也不会消失。说有些深不可测的洞穴,住着一家一家的狐狸,有的老狐狸修成了精,坐在路边,两眼一眨一眨地盯着行人,吱吱地笑。如果你被它迷住了,就性命难保,把你的魂勾到洞里。希腊神话里有一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能使航海的人因惑乱而溺毙,要想不被迷惑·得用蜡塞住耳朵。而我们也有制服狐狸精的法子,它吱吱笑时,你就大声唱,狐狸最怕人唱。说是我们唱时,狐狸看到我们嘴里吐出的是火焰。这一处也是必经之路,我如何不怵?其实,从村边去长金针菜的地头那里,不过一里来路,这两块怵人的地方,不过半里地而已,当时却觉得路十分长。恶梦里才走这种路;看着近,拼命跑却跑不到尽头,只有梦醒了路才消失。一经过这里,我既不敢闭着眼睛,也不敢跑。

    麦收这几天,路上断不了有人,因此,这一回,我一路上无忧无虑。从村边到关头全是坡地,一色绿茵茵的谷子地,眼界很宽。能听到官道上赶车人的吆喝声。说起来也怪,每次去摘金针菜的路上,很少碰见人。我只好一路走,一路唱歌,好壮胆子。唱什么呢?唱我从姐姐和村里女人们那里学会的秧歌。

    我最喜欢唱的是“水刮西包头”。刮是冲的意思。唱这支歌,嗓音须拉得很长,提得很高,几乎成为吼叫,必须把胸腔的气唱得一丝不留,只觉得把胸腔唱空了,连心肝肺都唱飞了,唱得才叫痛快呀!孩子唱得好坏就看谁一口气唱得最长。现在我还记得清楚头几句:“当天……一格朵朵云……,哦……哦……,水刮那西包头……”这歌,唱时为什么最凄惨不过?因为村里世世代代走包头的人很多,有不少死在那里。村里有好多穷人娶不起老婆,便到包头带一个老婆回家,据说是自给。我们村里有几个这么来的包头女人,眼下我家下头院就住着一个包头女人,是侯四的媳妇,人瘦小得可怜。所以不论谁一唱这歌,便可以牵动多少家人的心。我自小喜欢吼唱这支歌。我听见过几个中年妇女唱,其中有我的奶伯伯(父亲奶妈的儿子)乔宝的老婆,我叫她宝大娘。乔宝多年走包头,三五年不回家一趟。她们唱的当然不合什么唱法,她们唱的是自己的命运,唱的是她们共同的痛苦,她们真正在尽情地哭号,唱过之后,她们心里才能平静几天。我唱这首歌时,也莫名其妙地会哭喊起来。听人说,我唱的腔调很像宝大娘的哭声,说唱得既悲伤,又好听。

    一过这个“关头”,我就好像走出了地狱。现在想一想,童年时的胆怯主要是对世界的不可知和神秘感引起的,也说不上是迷信或者愚昧。它反映出童稚的心态,最初接触人生和大自然时的好奇和梦幻。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当时并没有吓破我的胆子,还给予我许多神奇的梦境。

    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低洼地,远处是白茫茫的滹沱河,没有水,河床全是沙石,在阳光下闪射出雪白的亮光。河边的一片杨树林虽诱惑人,我家的地垅上生满金针菜的“三尖子”(这块地的名字)就离这片树林很近。只有到这时,我才突然听到关头那里树丛中有许多小鸟在唱。这里有不少的画眉鸟。我小跑似地直奔“三尖子”地。

    路上碰到赶车的大人,都笑着问我,“是摘金针的吧?早该去摘,你家的金针长得最好。”金针菜应该隔几天摘一次,而且越摘越多。一个夏天我家最多去摘三五次,大部分让别人摘了。

    “三尖子”这一带全是水浇地,庄稼长得格外葱郁,连空气都很湿润。一到。三尖子”地,嚯,金针花正开得金黄金黄,什么黄颜色都比不上金针花黄得好看,它像在燃烧。是火焰的结晶。我一朵一朵地掐,把没有绽开的留下,金针花的露水都是香的,我忍不住用嘴击吮吸那一珠一珠的会滚动的露水,黄色的花粉吸得满嘴,腮帮上也沾满了花粉。我把金黄的花一朵一朵地摆在篮子里,一会儿工夫就摘满蓬蓬松松一篮子。篮子里装不下,我就把肚兜脱下来再包一包。随后我把它们寄放在地边荫凉处,带着小铲子朝河边的树林走去。

    到了林子里,才看到不但有一伙放牛的,全是本村的,还有三五成群的小闺女们在挖野蒜。在这里,偶然能采到一窝窝的蘑菇。野蒜遍地都是,要多少有多少。其实用不着铲子,手揪着那细长的青苗苗,往上一提,就提出一颗圆溜溜的雪白的蒜头,拇指头大小,我们叫它小蒜。一股辣味带着清香和根部的泥土味,让你越拔越兴奋。拔出一堆以后,把小蒜挽成一辫一辫的。树上的鸟儿飞来飞去。叫个不停,可能是被蒜味呛的,也兴奋了起来。

    采蘑菇最奇妙不过,看见有一处拱松了的土,仿佛下面有什么活东西朝上顶,仔细瞧,已经有的露出了灰白的头。不是头,是蘑菇的眼睛(灰白的眼睛也是眼睛),它正朝外面窥望哩,清香的味儿一缕一缕地向上冒。千万不能粗鲁地去刨挖,你只能用手轻轻地把沙土抚摸掉,慢慢地就能露出一个一个蘑菇。下面的根很长,有一两寸,用小铲往下挖很深,然后向上一扬,整个蘑菇就刨了出来,白嫩白嫩的,真是喜人。我赶忙到附近地里扯几片南瓜叶子,把它们小心谨慎地包起来。这时候,我才开始和同村孩子们滚在一块打闹。

    娃娃们全都是赤条条的,本来都穿着鞋,全脱掉了,汗热的脚掌在林子里湿润的沙土走动,实在舒坦,从脚心一直凉到了心上。我来之前,他们已摔了好一阵跤,有几处践踏得坑坑洼洼的。沙土上摔跤顶有趣,第一。摔不痛,第二,人身上沾满了沙粒,抖落时浑身有痒酥酥的感觉。张蛮比我大两岁,是全村的孩子里数一数二的摔跤手,在这儿,他当然为王。他摔跤异常机灵,最会扳人的腿脚,他两只手臂挥动起来如鹰翅一般,在对方的眼前不停地晃动,把对方的眼晃花了,仿佛看到有几十双手臂(我就看到过),用手猛推对方的胸脯,对方只要趔趄一下,他就乘势把对方的脚踝扳起来,只听到咕咚一声,人早已仰面朝天摔倒了。我在这一群孩子里从来地位很特殊,人家把我看做念书人家的孩子,经不起摔打,我在他们中间显出几分文静,一眼望上去,皮肤也远没有他们晒得那么油黑。

    张蛮提醒我该回家了,他把他采的蘑菇全送给我。这时我发现闺女们早走光了,我赶紧往回走,放牛的孩子到正晌午才回家。因此我还是一个人上路。我把。三尖子”地寄放的篮子取上,这时太阳已明晃晃地升得很高。地里收麦子的人、拾麦子的人到处都是。当我走近“关头”时,我看见三五个闺女们正钻在树丛里玩,大概是找什么东西。她们怎么一点不怕狐狸精呢?

    回到家里,祖母看见我篮子里的金针花,还有蘑菇,夸奖我几句。金针菜大部分晒起来了。午饭时,祖母照例为我蒸了一碗金针和蘑菇。我吃现蒸的金针菜和蘑菇跟全家人都不同,他们要蘸上调料(不过是一点醋和盐),我却喜欢白口吃。蒸蘑菇和金针菜时,老远老远就可闻到,好像藏在蘑菇和金针里面的味儿热得熬不住了,从锅盖缝里都跑了出来。我就喜欢闻这种鲜活味。每次摘金针菜,采蘑菇,直到放到锅里蒸煮,我的心灵都得到一番美的享受和大自然的熏陶。

    羊群回村的时候

    十月的天,灰沉沉得化不开,已经酿了几天雪,不见有一星星的雪落下来。

    放羊的老汉不识字,却懂得天文,每年不迟不早,准在第一场雪下来的前几天,把羊群从十几里外的南山赶回村里。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两天后下雪?”他笑笑说:“蚂蚁知道,蚂蚁都进窝了。”

    羊群进村的时候,多半在后半晌。

    羊群里有我家的十四头羊,我早已盼着羊回来。

    “羊进村了!羊进村了!”

    还没有望见羊的影子,村西头的那个叫傻二狗的孩子(比我大两岁),就大呼大喊起来:。喂,各家快出来认羊!”他从村的西头一直喊叫到村里的一个空场上。

    “羊回来了!”孩子们一眨眼工夫聚到了空场上。

    还有几个大人,他们怕孩子认不出自己家的羊。

    没有见羊的影子……孩子们冲着傻二狗问:“你哄人?”

    傻二狗反问:“我什么时候哄过人?”

    他的确从没哄人。

    从村西头那个高高的过街门楼下面,浩浩荡荡地涌来了雪白发亮的羊群,一条猎狗汪汪地吠叫着,使劲摇着尾巴,跑在羊群的前头。满街扬起了团团的尘雾,只有娶媳妇才会有这个欢腾气氛,就差没有响器班子奏起《得胜还朝》的曲子了。

    我从家里跑到空场上,等着认领我家的十四头羊,全家人只有我认得清它们。我问傻二狗:“羊还没进村,你怎么晓得,你一定在村外演武厅上的高坡瞭见了羊?”

    傻二狗笑笑说:“我坐在炕上闻见的。”

    “闻见的?闻见了什么?”

    “羊味。”

    “羊毛味,羊粪蛋儿味?”我不信,疑疑惑惑地问他。

    傻二狗朝我温厚地笑笑(多么像他爹的笑,他爹是走草地的汉子):“我闻到了青草气。”

    “青草气”三个字顿时让我清醒过来,仿佛真的闻到了刚回村的那些羊身上的气味,那气味,不是难闻的羊膻味。青草气特别浓,苦中带甜。几天前我到滹沱河边割过几回羊草,草的液汁几乎稠得流不起来,在镰刀刃上粘了厚厚的一层。这气味牲口都喜欢闻。我回过味来了。从南山回村的羊群,当然带着满身的青草气,青草气,老远就能闻到,它生性会飞。

    不过,傻二狗的鼻子真灵。他家不养羊,他给村里开杀房(屠宰场)的赵毛放牛,他天天割草,对青草气特别敏感。

    刚回村的羊,个个毛色白净发光,它们在南山深深的山谷里,神仙一般度过了半年多时光。南山一带有许多泉水,是全县唯一能产大米的水乡。南山上还有几十里松树坡(出名的风景区),传说霍去病曾选中了这块丰美的草野屯军。在这里放牧的羊群怎么能不带青草气?连那些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风里雪里走好几百里路,身上的牲口味和草腥气还死死地恋在他们的身上。

    放羊的老汉,个子不高,面孔红扑扑的,他在羊群里前前后后扬着响鞭,并非为了驱赶羊群,而是要显一显他和他的羊群的气势。羊咩咩地呜叫着,鞭子叭叭响着,挂在狗脖子上的铃铛不停地摇响,加上孩子们的欢叫,使全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样的情景,一年只有这么一回。放羊老汉披着翻羊皮袄(毛在外),头上罩着羊肚子手巾,活像一头站着行走的带头老羊,连他的黄褐色的眼珠和平静的眼神,都闪着羊眼的那种宿命的温顺。

    我们那里的民间传说,羊遇到危难的关头,突然会站立起来,两只尖尖的角冒着火焰,比狼还高大,比狼还凶猛,狼从来没见过站立的羊,于是被吓退了。牧羊人把会站立的羊看作羊神,几百头羊群里或许才能有一头,叫作“头羊”。我相信这个传说。

    放羊的老汉就是羊神,每只羊都信奉他。

    当我把十五头羊赶进我家的大门,狗摇着尾巴扑上来欢迎我和羊。今年又多了一头小羊。还有一头黑脸羊,怀着大肚子,我一眼就看了出来。

    秧歌进村

    每年从“破五”到元霄节期间,是我们那里乡间一年之中最消闲与欢快的时候。大地和人都在休养生息。村村有一代一代形成和流传下来的表演节目,我们下西关闹的社火,是武行,与下西关的粗野民性相符,我是其中的一个不显眼的成员,因为我气色灰暗。上西关耍绿毛狮子,北关表演大脑袋李翠姐。离我们村十来里的王进村的秧歌全县出名,行头鲜亮,唱得有味,演员大半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在省城见过大世面,他们不害羞,敢表演。王进村秧歌队到下西关表演的那天招引的人最多,男女老步一两百号人,早已热热闹闹聚在关帝庙前的空场上。王进村的秧歌队还没有离开北关的无粱殿,村里的社首赵毛就派人在村口放了三响铁炮,比“震天雷”(响声最大的鞭炮)还震人,震得全村的麻雀都逃到了天上。远远地传来了响器班子悠悠扬扬的吹奏声。我们的社火队正好没出去,我跟几个调皮鬼爬到了孤零零的一棵槐树的枝根上。秧歌队蹬着高跷,老远老远就瞭见了他们像一丛丛高挺的鲜花。响器在前边开道。不出家门的祖母,一听说王进村的秧歌进村,也面带笑容地立在大门口,祖母年轻时是个唱秧歌的好手,祖母年年都站在我家的大门口,远远地看,静静地听,她在回昧自己逝去的青春。

    秧歌队在关帝庙前的条凳上歇了一袋烟工夫。全班人马站起来在空场上转圈,亮相,响器吹成一片翻腾的音响的海洋。这时,派秧歌的老汉(就是当今演唱会主持人的那个角色)穿戴得很气派,他个子不高。声音很亮,听说是兵工厂造大炮的工人,他慢慢地走到空场中央,很权威地朝响器班子一挥手,吹奏立时就哑默,他笑着朝人圈拱拱手,高声地唱道:

    秧歌本是男人扮,哄得女人绕街转。

    上关撵到下关看,把绣花鞋磨成稀巴巴烂。

    六十多年过去了,老汉唱的开场白,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会唱(此刻,我停下笔,闭起眼睛唱了起来),我现在的年纪比当年派秧歌的那个老汉要老得多,仍能像童年时不走调地学着他的腔调唱。前三句唱词儿声音拉得很长,末一句词儿不是唱,是快嘴说,带着调佩的情趣,引得全场人咯略地笑了起来。他是个很智慧的人,他的开场白音调相同,但到什么村编什么诃儿,决不重复。

    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已无法改变我的一生的命运了。如果我一直活在家乡,我不可能写什么诗,倒可能成为一个会逗人喜欢的民间派秧歌的老汉,而且我一定能编出一套套的唱词儿。

    扫霁人儿

    我是个多梦的人,梦醒之后什么也记不得,因此我绝对不是个擅长说梦的人。然而,有三两个童年的梦,几十年来却不断地梦了又梦,而且梦境越来越完美,仿佛我有第二个生命活在梦中。弗洛伊德把这种梦叫作“经年重复的梦”。有一个不朽的童年的梦,异常的神奇,也许全人类只我一个人做过这个梦。在这个梦中,我变成一个扫霁人儿,在乌云密布、骚动着雷电暴雨的天地间,不停地挥动一把扫帚,我——扫霁人儿,要把天空清扫得明明净净的。

    我的故乡在雁门关内的滹沱河上游地带,那里三五年多半要遭一回旱灾。可是,一旦阴雨连绵或下几场暴雨,野性的滹沱河便从云中山脉滔滔而下,我家租的那几亩河滩官地(多半种高粱),就被冲得颗粒不收。祖母只要听见滹沱河从远方呼吼而来。便立即在昏黄的油灯下(奇怪,洪水多半深夜来),制作一个小小的扫霁人儿。她把我从梦中喊醒,大声说:“大河发永了!”我光身子登上梯子,把扫霁人儿悬挂在房檐下。也许由于有风,也许因为我的手抖动不已,我觉得那个扫霁人儿真的是个活泼泼的精灵。因此我深信她能够把天扫霁。我当年以为她既然穿的是花衣裳,一定是个女的。

    扫霁人儿像城里开当铺人家的媳妇,穿花袄花裤,头戴一顶玉米皮剪制的草帽,手里拿一把扫帚(只有松鼠尾巴那么大小),样子十分的可爱。在闪电劈来的一瞬间,我看见那扫霁人儿在空中摇摇摆摆,真的像是在不停地扫着什么。祖母双手合十,喃喃地祷告着:“扫霁人儿,扫霁人儿,快快升上天去扫云,使坏了扫帚再给你换一把新的!”

    尽管扫霁人儿在空中摇摇摆摆地扫云,雨仍在哗哗地下。我觉得扫霁人儿虽是个精灵,毕竟是个秀秀气气的女的她扫得太苦太累。夜里,我清醒地做起了梦,我变成扫霁人儿,忽忽悠悠地飞进了黑古隆冬的天空深处,我使出了全身的力量。不停地用我家扫场院的那把大扫帚,向黑的云天挥扫着。我看见又黑叉重的云,一块一块被我扫落到下界。嚯,我居然扫出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我更加信心十足地挥扫着。突然一个炸雷轰得我翻了几个跟头,我死死地握着扫帚不松手。我相信云一定怕扫帚。我终于把虚张声势的一群雷扫走了。原来雷是几大块黑油油的石头在互相撞击,撞出的火星就是下界看到的闪亮闪亮的闪电。我不停地挥扫着。在我面前,黑云一块块地坠落下去。但是我觉得云还是那么密不透缝,还是那么森森严严。云像是千万匹黑色的野兽向我扑过来,如果没有扫帚挥动,我早已被云一口吞吃了。我毕竟扫出越来越多的星星,还有几处天空透出了一点微微笑的蓝色。远远地我看见那个穿花袄花裤的扫霁人儿正在远远的天边横扫着云,黑黑的云块在她身边向下坠落着。我想朝她喊一声,却喊不出声音。一个炸雷击中了我,我觉得我被炸得粉粉碎。人已粉碎,我居然还能看见我手里的扫帚被电火烧着,如彗星般划过天空,我呜呜地哭了起来……祖母把我推醒,说:“你哭什么?”我说;“我把扫霁的扫帚丢了!”祖母知道我做梦,笑着说:“你又不是扫霁人儿,丢了就丢了吧!”我说;“我梦见我变成了扫霁人儿,我还要去扫霁!”

    我哭得更伤心。窗外,雷还在狂暴而示威地轰响,雨还在哗哗地下。我对祖母哭诉着:“我还要回到梦里去!和扫霁人儿一起扫霁去!”后来,每当阴雨天气,我就在梦里变成扫霁人儿。

    这个扫霁人儿的梦,我还没有做完,说不清哪天夜里,我还要进入这个神奇的童年的梦境。这个梦所以做不完,是因为它深深地潜埋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不断地去梦它,亲近它,把梦中和梦外的黑沉沉的云天扫霁。

    阳婆和月明爷

    ——祖母讲的神话(我们家多一带,把太阳叫阳婆,把月亮叫月明爷。)天上有一个天神,管天管地。他有一对儿女,男的是哥哥,女的是妹妹。天神要派他们俩管理天地。

    天神把儿女叫到跟前,问:“谁来管黑夜?”

    做哥哥的说:“黑夜阴森森的,我是男的,又是哥哥,当然该我管黑夜。”

    但是妹妹固出天花,满脸是麻子,一旦白天露面,下界会看见她的真实面孔,妹妹很为难。怎幺办?

    天神很聪明,他说:“这不难,给妹妹脸上栽满发光的金针就行,谁瞅她,金针刺疼谁的眼睛。”

    祖母说:“于是天神的儿子管黑夜,咱们叫他月明爷。月明爷的妹妹管白天,咱们叫她阳婆。”

    祖母说:“阳婆有满脸金针刺人的眼,可是仔细瞅,还是能看见她脸上有不少黑麻子。”

    这个神话我觉得很美,有人情味。如果没有太阳慈祥而温暖的光芒抚育人间,人间万物都无法生存。

    阳婆,天地万物古老而永恒的母亲,多么温暖,多么慈祥,多么光明!

    月明爷,我向你敬礼,有了你的冷峻的光,黑夜才不那么寂寞,不那么阴暗,千万年来,夜行的旅人都衷心地感激你!

    南山

    当童稚无邪的年代,我莫名其妙地向往两个地方:一处是口外的草地,一处是南山。口外的草地太远太冷,我做梦都梦不到那个野茫茫的地方去,果真梦到那里也会把我冻醒的。南山虽说近,立在我家的院当中,不必抬头,用眼一瞟就能望见,但对我来说,它同样是陌生的,可望而不可即。

    到我长大点能在院子里跑动时,听说第一天就指着南边莽莽苍苍一动不动的那个庞然大物问:“那是甚?…南山。”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回答的,“为甚叫它山?”“山就是山……”姐姐去过一回南山,她当然知道什么是山了,可我还是不晓得山是什么。

    一个落雪的夜。两只猫毛毛爪爪的猛地钻进我的被窝,把我折腾醒了,就在同时听见房顶上咚咚地响了几下,我问祖母:“谁在上面走动?”祖母小声说:“不要嚷,从南山下来的豹子。”“豹子,它为甚下山?…大雪封了山,豹子饿得前心贴后心,它们下山来找吃食。”

    有一天,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佩珍伯伯送给我一枝酸刺子,金黄的豆粒大小的果子挤成了堆。我头回吃,酸透的嘴过一小会儿却甜起来。我问佩珍伯伯:“酸刺子长在哪里?”

    “南山。”

    还有一回,放羊的老汉把我家十几只羊赶进圈,祖母对我说:“今年添了两只羊羔。”我向这个面孔红得像醉枣的老汉同:

    “这么长时间,你跟羊去了哪里?是去了口外的草地?”老汉笑笑,说:“全村拢总这么点羊,不值得去口外。我们去的是南山。”

    他提到南山时,声音变得异常柔和。他说的“我们”,是指他和他放牧的几十只羊,并没有另外一个人。

    哦,总是那个南山!

    我天天好奇地望着南山,天晴朗时,山上的树都看得见,有时云天雾罩的,感到几分怕人。我相信南山那里一定跟草地一样,什么都有。如果草地没有珍宝,我家祖祖辈辈为甚总有人去那里?在我家东房墙角的杂物堆里,我已经不断地发现了不少稀奇而有趣的东西:乌黑的树叉一般的鹿角,转圈镶着花边的尖顶毡帽,重得像石头似的马鞍……祖母和母亲不准我乱翻,说这些东西是上几代的老祖宗从草地辛辛苦苦带回来的。毡帽是我没见过面的祖父戴过的。这些宝贝的颜色都显得发暗,发着一股刺鼻的汗腥气和牲口气味,有点像骆驼的气味:汗加土加盐的气味。我当时已见过两回骆驼,跟牛的羊的狗的气味全不同。我还不晓得马身上发着什么气味。我的嗅觉自小十分的灵敏。几十年后,我的有些诗就是凭着嗅觉触动的灵感而写出来的,我能闻到远远的地方飘来的气味,从天上的飞云能闻到雷的气味,童年时我跟祖母说过,她不信,说:“你又不是雷公!”

    童年的南山和草地多么神秘啊!

    记得是一个秋夜,我刚钻进了被窝,祖母在院子里大声喊我:“成汉,快来看!”祖母向来不哄人,她的话全是真的。我翻身下炕,一出家门就看见祖母和姐姐已经站在东房顶上了,她们是两个黑影,祖母比姐姐高半个头。祖母因脚缠得特别小,平常难得上一回房,这回居然摸黑上了房,一定望到了什么迷人的远景。母亲正带吃奶的娃娃。听见我慌慌张张上梯子的动静,从地房子里冲我吼了一声:“不要上房乱跑!”我看见祖母在平坦的房顶上盘腿坐着(她因脚小,站立不稳),“成汉,朝南山那儿看!”

    我看见了,正是南山那儿,数不清的红色的星星闪烁着,仔细一瞅,每一颗红星星都在活动。一摇一晃地向上浮动着,仿佛千百只风筝正挂着海琴和灯笼朝天上默默地升了上去,只是听不见海琴吹奏出的声音。

    天上星光灿烂。虽然因天太黑十里外的南山连影子都瞧不见,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会动的红星星,南山离我们显得近了,觉得它就近在跟前。

    祖母对我说:“今天是七月一日,南山七岩寺有庙会,会已散了,大人们正举着灯笼火把,领着女人和孩子翻过南山回家,山上的豹子和狼怕灯火,要不它们会伤人。”她又说:“夜里翻山不仅要举灯笼火把,男人还得带上铁齿禾叉。”七岩寺是县里的名刹,有北魏石刻,还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读书楼。我上小学后去过。

    我以为那一溜一串的灯火,升到高头就让风吹灭了。祖母对我说:“不是风吹灭的,是翻山的人到山顶了,再走,就下山,灯笼火把到了山的那一边了。”

    我觉得平常那个莽莽苍苍一动不动的南山变了,灯火给山染上了神秘的颜色,整个山仿佛动了起来。

    我们看了足有两顿饭的工夫,南山的灯火还不见稀少。祖母真有耐心,比我还看得入迷。后来我知道,祖母自从嫁到史家来,就不大出家门,至多在村子里走走。她的一生像一棵树生了根,又像南山那样,一动不动守着自己的命运。她只去南山赶过一回庙会,那还是她当闺女的年代。祖母家姓刘,是南关有名的会做面食的,在我们村子里,天天听到有人喊:“热包子啊!”那叫卖的人就是祖母的弟弟。庙会期间,他们全家去山下的留晖村卖肉包子。祖母因脚小,走不了山路,是搭别人家的大车去的,男人们早两天就得去搭棚安灶。女人们忙得连上山的工夫都没有。自从来我家,每年的这一天,祖母总要上房久久地观望南山的灯火。她的心灵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爱美。

    她的世界,最远的边沿就是南山。

    第二天我一醒来就到院子里看南山南山看去一点没变样,仍像过去那样静穆地立在那里。可我总觉得它的神气与往日不同了。我想到,昨天夜里我们观望南山灯火的那个时候,山上的豹子和狼,都远远地伏在丛林里,望着不断的灯火从它们眼前走过去,它们的心里不知想些什么,快活,还是惧怕?它们与我们坐在房顶上观看南山灯火的心情是绝对不一样的。今夜我如在南山,一定想法看一看华丽的豹子。我讨厌狼,祖母说:

    “狼浑身发着臊臭。”它们伤不伤人,我并不怕。

    沙漠

    沙漠,像一个漠远而荒古的梦,用恐怖的灰色的翅帷,压盖着人们底心,永远不敢去掘发,让它的灵魂在孤寂里生锈。

    沙漠是多么沉默,静穆,粗野,而叉纯洁……抄漠是世界圣洁的面容。

    ——永远奔扬着原始的生命力!

    沙漠,大地原始的衣。而今,古老得已失去温暖,草莽像囚犯头上蓬蓬的长发,沙窝,如老年人干涠的深陷的眼瞳,贮满阴郁与困厄,用疲倦失色的光泽探寻着生命的泉流。而沙漠,多少年代生命寄托给干涸的河流,希望,永远在寂寞的岁月中埋葬着。

    这寒寂的沙漠,干涸的河流,在悠悠的世代里也曾哺乳民族的婴儿,文化的硬果;在寒冷的风沙里燃着希望的热情,在濛濛地幽暗中瞅见上帝描绘出未来;河流也会激荡出洪波,像理想的眼睛,翩翩地穿着风沙,洒向行人,而又呼啸着耀向太阳,沙漠用先驱的步伐,领着祖先们仁慈的精灵,喂养出无尽的希望和生命的花朵,它涨滚着,用壮阔的波涛把整个民族涌起,胜利而骄傲地站着,把生命交给人类和土地,于是人类的文化像野花开放在田边,而它却渐渐地衰老了……

    沙漠,民族的衰老的母亲!它。连结着人类的心,燃着原始的爱。

    当沉重的天色坠到耳边,夕阳滚下沙野,斜晖用未来派的红色抹出希望,牧民以落日唤回牛羊,纯洁的歌声让风卷向天野,像海鸥的轻歌掠过海波——

    伊呵朗,沙漠!

    贝伦河边草茫茫,

    钻风涉水牧牛羊,

    肩扛着太阳和月亮。

    沙漠,我的亲娘!

    撒下欢乐的种子

    在这土地上——

    唔啊,姑娘,

    让野火在寒夜

    点燃起热情高涨;

    歌吧!姑娘!

    火焰的金箭穿过太阳;

    同听着的冰河欢唱,

    翘望那红云追着黄风变幻

    唔呵,沙漠我的亲娘……

    沙漠上,没有路,也没有足迹,路有如灾难的流星飘落在天野;只有自己才会走出路痕……

    赶驼人坐在驼背上吹出沙哑的歌声:

    金钉铛,银钉铛,

    钉钉铛铛过天山

    炒米赛不过伊犁河的芙蓉香

    狐皮裳,软马鞍,

    格啊登凯,鼻烟杆

    嗨呼嗨呼伊里朗……

    黄昏,帐幕前的草地上,少女用灼热的胸膛,亲切地贴着大地,静静地谛听着牛羊的归来,老人们呷着奶茶拉着低哑的声调,像一支彩笔,那纯朴的语句,构出沙漠的光彩,悲哀,希望和生命的线索。

    几千年来,战争的野火在沙漠上点起又熄灭,祖先们用自己的血写红沙野,而又被风沙淹没了,多少次,草原变成生的斗争的战场,留下毁灭后的荒凉,战士们将战马套上耕犁拓荒。

    当长夜在沙野睁开睡眼,朝暾在山岗撕去睡衣,牧民们又蠕动在漠漠的风里,山歌,羊鸣,马啸,铎声,谱一曲沙漠的新歌……

    而今,沙漠的灵魂并没有锈成泥,抗日的炮火敲碎那远古的长梦。

    毒的火舌,挟着血色的烟云,像风沙驰遍沙野,它,燃起久埋在沙地的烽火。烧醒久睡的沙漠的号手。

    牧民们,荷一支短镜,骑着马,迎着扑面的风火,让铁蹄牙扣着沙野,那声息是怨尤,是愤怒,是希望。

    牧民的心永远连着沙漠,系着牛羊……

    风沙埋去烧毁的篷帐,埋去火的鞭痕,烙印……

    烧毁旧的便是新的呵!

    牧民睨视那沙海连着天宇的线痕,跨上战马,在战斗里踏出一条生的血路,拾起苏醒的历史。

    当春风吹起黄沙香,当雪山流下山洪,当白雪埋葬的冬日,在每分每秒的时刻中溶化,那棕色的人,棕色的马,棕色的沙漠在战斗里成长着……新的生命在阴寒里出芽,在风沙里开花。

    沙漠没有老,春草,野花偎依着它。

    沙漠醉了,从来没经过这般的快乐,然而它没有昏迷,它要比往日清醒得多。

    沙漠,在亚细亚的大地上站起来了!

    它最高……

    1941年,天水

    [后记]:上面的散文诗《沙漠》,是我十七岁时在天水写的,我并没有去过沙漠。当时由于活得寂闷,常常梦想到一个广阔的没有樊篱的境界去解脱自己的心灵,我想象中的、沙漠在冥冥中为我展开了生命可以驰骋的天地。几乎是同时,还写了一首长诗《草原牧歌》。《沙漠》里片片断断的情景早在童年时就闪现在我多梦的头脑之中了。两曲民谣,是我编写的。其中的有些词语,不做解释读者是无法理解的。“炒米”是我的家乡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时带的粮食,把小米炒熟,饿了就抓一把吃,或者泡在奶茶里当饭。也有把小米与少量的面粉和在一起,做成饼状,用刀切成小方块,在锅里焙干,闻起来油香油香的,叫作“炒刺”。“格啊登凯”。是蒙语长统毡靴,我的译音可能不准确,我故乡的家里就有这种毡靴,是曾祖父穿过的。还有,我为什么突然写了伊犁河?记得我村里有走伊犁的穷人,也有走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一辈子只跑一趟,至少去十年八年光景。家乡人把迪化叫红庙,不知有何根据?1986年我到乌鲁木齐,询问过“红庙”这个称谓,都说不大清楚,只知道乌鲁木齐河畔有一座红山山上有寺庙,可能当时有人叫它“红庙”。我远远地望见了那个庙,但没有上去看看。现在真有点懊悔。伊犁河是我童年梦的世界里最远的地方,因而也最有魅惑力。

    1986年夏天,我从伊犁河捞了几块晶莹的小石头,夜里能发光。

    《沙漠》写得散乱,粗糙。但我不作修改,仍保留原先的幼稚本色。也算是童年牧歌中的一曲。

    这篇散文诗,发表在西安谢冰莹编的《黄河》上,笔名牧滹。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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