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先和有关传说

    （一）

    一个人跟自己祖先的联系，往往是一种自然的显露，不是凭借家系谱牒和祠堂之类取得有形的认同；用一句神秘或神圣的话说，它多半是从血液潜默地流传下来的。就我来说，自小听家里人说：“我们的老祖宗是蒙古人。”但我和我的家庭跟蒙古族有什么直接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姐姐结婚时，我已经十一岁，从口外来了一个本家，带来好多奶制品，还牵来一两只羊，从穿戴上看，跟我们很不一样。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砧板上剁肉时，一手一把刀，剁肉的姿态，十分悠然而灵活。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内蒙的丰镇，有我们家的一支人。另外，只知道民国初年在呼和浩特祖父办过报纸，他从呼和浩特一回家，就得肺痨病死了。我的曾祖父多半辈子在口外草地经商，先在后套一个叫东胜的地方，后来几十年一直在经棚（离赤峰不远），我们家的宅院就是这位能赚点钱的曾祖父置的。

    记得我们家的祖坟有三处，一处叫老坟，离城五六里路，每年清明那天，多半是本家聚财伯伯带着我去上坟。我扛着锹，聚财伯伯端着供品，坟地很荒凉，没有一块石碑，只有十个八个坍塌不堪的坟头。聚财伯父让我用锹把坟头一一培好。还有两处坟地，一处在关头，是聚财伯伯的上两代祖先。另一处坟地是我家的，靠着西古城，埋着我的曾祖父母，我的祖父，一位未成年的叔父也埋在一起，一共三个坟头。1943年，祖母逝世后。和祖父合葬。1970年，母亲逝世后也埋在这里。父亲1961年在天水病逝，埋在天水玉泉观后面的山顶上，隔藉河与杜甫《秦州杂谈》里写到的南郭寺遥遥相望。

    从上面情况，我家有坟的先祖，总共不到二十个。可见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并没有多少代。

    小时候，我问过父亲，我们既然是蒙古人，何必呆在这里？记得我父亲这样回答我：“我们的祖先从元朝到现在生活在汉族地区太久了，有的做官，有的经商，生活安定富裕，不愿回到蒙古草地。”

    1947年夏天，我在上海拜访翦伯赞先生，他一见我，就肯定地说：“你不是汉人。”（1948年见到艾青，他也这么说。）我对他说：“我老祖先是蒙古人。”他说：“是蒙古人的那副神气。”

    他说他是维吾尔族。“是你们的祖先把我们胁迫到湖南的。”我说：“那为什么不回到西北去？”想不到他回答我的话几乎和我父亲说的完全一样，“多少代在湖南已习惯了，不想回到西域。”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罗嗦这些？如果我不写，我的后代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祖宗的踪迹。首先他们没有这个很深的“根”的观念。去年看到定襄新出版的县志，提到元朝灭亡以后，元王忙兀特尔的后代在定襄定居，但未说明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这个家系正是这位忙兀特尔的后裔。

    （二）

    既然我的祖先是忙兀特尔，为什么姓“史”呢？“史”是汉姓。元帝国亡后，散居在各地的皇族和各级地方官吏，返回蒙古地区的不占多数，大部分隐姓埋名，流徙到各地去讨生活。当官的自然得躲躲藏藏。听父亲说，我的这位老祖亲忙兀特尔，被封为王，必定是皇族无疑。父亲说，当时他是镇守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首领，驻守在洛阳一带。手下有一位亲信，汉族人，姓史，是山西晋南人，于是就改姓为史，冒充是他的家属，逃到了山西。什么时候辗转定居于定襄，这段经历，我就说不清了。我父亲也不大明白，只说他们有些年又回到了蒙古，但过不惯游牧生活，再次南下，留居在离草地不远的雁门关内外。一旦有了危难。可回到蒙古。经过几百年的动荡生涯，留在定襄的估计只是一小部分。姓史这一支在定襄，至今已繁衍了不少代。

    前几年，我与李准谈起各自的家族史，他也是蒙古族，李准说他是成吉思汗某个儿子的后代，元亡后改姓李，在今河南落户。去年有一个诗人云逢鹤来看我。说他的祖先是蒙古人，在海南文昌县落户几百年了。如果从相貌上看，李准的神情，确实像个蒙古人，就像当初翦伯赞和艾青一看见我就肯定我不是汉人。但云逢鹊白净红润的面孔，一点也看不出蒙古人的影子。但是，我读他的诗，却感到了一种暴烈的激情，觉得他的血液里似乎仍有些难以消失的蒙古人的气质。诗人杨炼对我说过，他的血液里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流，我相信。我从他的某些诗里看出他对旷远的神话传说非常敏感，他甚至说他在创作中有游牧的习气，不愿定居。我也谈过与他几乎有相同的创作体验。也许有人会说，上面说的这些，太玄虚和神秘了。的确，让我讲清其中的道理，真讲不出来。

    1986年，农业部组织几个作家到新疆访问，在天山南北访问了近两个月。这一次远行在我内心引起很多感触和遐想。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进入过草原和抄漠，所以我到达新疆后，心理上有回归的感觉。传说我有一个祖先战死在黑戈壁，我想他多半战死在河西走廊或者新疆一带，也许是更远的西边。1941年的冬天，我写过一首长诗《西中国的长剑》，写的就是这个祖先的一段经历。回想起来，那几年（1940—1943年）我写的诗和散文，大半是有关草原和沙漠的。《鄂尔多斯草原》是1942年初写的，同时有一首长诗《草原牧歌》。发表在西安《匆匆》诗刊上。我从没有去过沙漠草原。我为什么那么迷恋遥远的沙漠和草原呢？我在《我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文章里，写到我当时创作的心态。我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陇南读中学，非常苦闷和寂寞，渴望能到一个广阔的地方，求得精神的解脱，陌生的草原、沙漠作为一个诗的境界令我向往不已。但我为什么不去迷恋大海、大平原呢？经过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后，我才有些感悟到，家庭的生活习俗和有关传说，以及血液里很难消失的民族气质，也许真的起了作用。当时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个同学都写诗，只有我热迷着沙漠草原。从新疆回来后，将近十年，我的心仿佛留在那里，还想再去。相比之下，那么迷人的桂林山水我见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几次路过苏州，我却无心去游览，没一点想去的激情。

    1986年我到新疆，从乌鲁木齐一下飞机，面前是一片灰茫茫的戈壁，我感到特别亲切，当时就想跪下来。在乌鲁木齐一个欢迎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山西老乡史骥，他是兵团副政委，临汾史村人。我对他说，我也姓史，而且姓的就是史村的“史”。

    我把祖先忙兀特尔政姓的经过向他叙述了一番，他感激地说：这一段奇特的历史因缘应该写一写。是的，这几年我已经在写。

    （三）

    关于忙兀特尔这一家族在元朝灭亡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十分遥远和渺茫的，几乎一无所知。连传说都只是一星半点的。也许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一点点传说都将逐渐地消失了。

    下面我就把听来的一星半点传说写下来。传说总归是传说，不可能全是真的。有一些情节，显然已近似创作。十岁时，我得过一次副伤寒，病了八个月，多半在炕上躺着，不让活动。父亲当时在太原教育学院读书。祖母日夜守在我身边。高烧不遇，有好长时间处于昏昏迷迷之中。为我看病的大姨父，姓粱，并不是专职的大夫，但县里人说他的医术比挂牌医生还高明得多。他每隔两天来一次，一进门坐在我曾祖母生前坐的圈椅里。吁吁地喘半天气，脸很苍白，挂着文静的微笑，说话时慢吞吞的，每句话在嘴里嚼烂了才吐出来，他一辈子就怕狗，他说每次来都有几条狗扑上来咬他。记得我当时想，他多半不会把我的病治好，他都快死了。但到后来，事实证明，他真的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是一个办事冷静又心地十分善良的好人，记得每次规劝我，只能喝稀粥，不让吃干的。

    病重时，祖母常常给我讲民间的故事，以及有关我们史家祖先的传说。记得我病得很危险的那一阵子，有一天，我清醒过来，发现我的枕头边放了一把剑，不带鞘，剑刃很锋利，剑把的雕刻非常精致，还带着很长的暗黄色穗缨。昏沉中听见祖母跟母亲在说话，祖母说：“还是祖先神灵能保佑他。”

    后来我病好些，能坐起来，剑还是日夜陪护着我。这时我才明白，这是用祖先的神灵和宝物来为我驱魔辟邪。剑是母亲从另一本家请来的，说这把剑是我们几百年前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位祖先是元朝的一员骁将，传说他在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戈壁上受了重伤，自知命在旦夕，就把他的佩剑交给部下带回给他的远在洛阳一带的父母。当作永远的纪念。他没有把剑鞘捎回家，他和剑鞘一块埋葬在黑戈壁。他为什么没把剑鞘带给家人？传说他让家人以后带着剑来寻找他的遗骨。如果他的身边没有剑鞘，就很难认了。后来家人是不是带着裸剑到遥远的黑戈壁去寻找他的遗骸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剑在，而鞘不在，可见即使已去找过他，也没我着他。那么，这位战死他乡的祖先，几百年来还一直在黑戈壁的下面，等待着他的剑和他的亲人，来找寻他的魂灵。然而，他一直没有能等到，他的亲人找不到他，他的剑没有找到鞘。

    所以，1986年，我到新疆时，一见到茫茫无边的黑戈壁，我就想到我的那个祖先的灵魂还在这里游荡，而我不可能认得他，他也不可能认出我这个后代。因为我没有带着那把裸剑，我怎么认他？他又怎么能认我呢？那剑鞘一定还埋在什么地方，找相信它永远不会腐朽。

    当年我的病大好之后，能下炕走动，这把剑和我形影不离。我一迈出家门，祖母就说：“把剑带上。”好像有了剑，妖魔鬼怪就不敢靠近我了。我虽不完全相信，但祖母对我的关怀是无比真诚的，她那么笃信剑的神力，使神经兮兮的我真的有点相信这把剑会对我有保护作用。

    佩珍伯伯说，这把剑见过血，剑刃上确有些暗斑。回忆起来，剑身上有嵌上去的七颗星，是银白的。使我惊奇赞叹不已的是，在黑夜里它能闪出微微的亮光，很像我1986年在新疆伽师，半夜从窗口望见远远的沙漠上一闪一闪的光芒，问当地人，那是什么光？他们说，那是千百年来荒死边塞的人的骨头的磷光，碎小的骨殖，随着风到处流荡，带着生命的微光。我当时想，那些远远的荒魂的磷光中，可能就有我的那个祖先的灵魂的光芒。

    所以现在回想起那把剑上发的光，是那么玄秘，那么苍茫，可能就是我在伽师看到的那种光。令我惊奇的事还有，当我握着剑把，剑仿佛自己抖动起来，我的手稍稍使劲挥动一下，剑就嗡嗡地呜叫起来。剑由于不住地颤动，映着阳光，闪射出异常耀目的光辉。因此，我带着它，喜欢不时地抖动着它，听它向我诉说古老的悲与欢。

    这把剑确实不简单，具有神秘的神灵色彩。说它多少年来一直悬挂在一个厅堂，有一代祖先，为了关怀它，保护它，为它配了一个珍贵而精致的剑鞘，但是这个剑鞘刚套在剑上面，当下就破裂了，变得粉碎。最初还以为是剑鞘不合配，配了几次，都是这个结局：一套上剑鞘，立刻粉碎。多少年后听人说，有的宝剑只能有一个剑鞘，不能有第二个剑鞘。所以几百年前，埋在黑戈壁的那个祖先的剑鞘，一定还在那里等待着与剑重合。

    于是几百年来这把剑一直是赤裸裸的，也许永远永远就这么赤裸裸的了。它再也找寻不到它的空空的鞘了。

    以上这些情节，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没忘记，并且越来越信以为真。

    1942年我写了一首长诗《西中国的长剑》。不幸遗失了，令我十分伤心。有生之年，能不能再把这个动人的故事写成诗，实在投有把握。如果再去一回河西走廊或新疆，也许可以拚上老命写出来。我会立在茫茫的黑戈壁上，大声地朗诵她，让我那位战死了几百年的、探深埋在黑戈壁下面的祖先听到我的声音。我只能把诗当作那口棵赤的长剑了。原谅我，地下的骸骨和地上的闪闪的磷光！

    灯笼红

    我们家乡有一种香瓜叫做“灯笼红”。这瓜熟透了以后，瓤儿红得像点亮的灯笼。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灯笼红。她面孔黧黑，布满老树皮般的皱纹，可是心灵却如瓜瓤那么又红叉甜。我的童年时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生，最后在生命的内部酿出并积聚起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

    曾祖母至少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四岁那年，她无疾而终。我跟她在一盘大炕上挨着睡，她死的那天晚上，把我的被褥铺好，像往常那样，如打坐的僧人，久久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为的是把被窝焐得暖暖和和的。我光身子一出溜钻进被窝，曾祖母隔着被子抚拍我好半天，直到入睡为止。那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当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梦的时候，曾祖母在我身边平静地向人生告别了。

    我睡得死，醒来时天大亮。平时曾祖母早已起床下地，坐在圈椅里跟祖母说话，今天为什么仍稳睡着？侧脸一瞧，一双绣花的新鞋露在曾祖母的被头外面，不是过大年。为什么穿新鞋？还有，她怎么头朝里睡？

    我愣怔地坐起来，看见姊姊立在门口嘤嘤地哭泣，屋里有几个大人靠躺柜立着。我坐起来。刚喊了声“老娘娘”（家乡对曾祖母都这么叫，第一个。娘”读入声）。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连被窝一块抱走，送到父母住的屋子里。我哭着，我并不晓得曾祖母已死，喊着“老娘娘……”这时我才听见我的姊姊也哭喊着“老娘娘”。

    我家的大门口平放着一扇废弃的石磨，夏日黄昏，曾祖母常常坐在上面。我从远远的街角一露面，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汉子，汉子，快过来！”我们家乡女人把丈夫才叫“汉子”，曾祖母“汉子、汉子”地叫我，引得过路的人狂笑不止。这个细节一直没有忘记。我跑到她身边，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大门。一进大门，有一间堆放麦秸的没门没窗的房子，麦秸经过碌碡压过以后很柔软，我们叫“麦精”。当年的麦秸有股浓馥的太阳味儿，我自小觉得凡太阳晒过的东西都有一股暖暖的甜味儿。在收割季节的庄稼叶子上能闻到，地里的土坷垃上能闻到，熟透的“灯笼红”香瓜散发出来的太阳味最浓。

    曾祖母叮咛我：“你看着，不要让人来。”我心里全明白，假装着懵懵懂懂，隔着麦秸，我早闻到了诱人的灯笼红的香味。曾祖母跪在麦秸上，双手往里掏，掏得很深，半个身子几乎埋进麦秸里，麦秸里沉聚着芬芳的太阳味儿被扬了起来，刺得鼻孔直痒痒。她终于掏出三五个“灯笼红”，逐个闻一闻，挑出其中最熟的一个递给我，把剩下那几个又深深地寄（家乡话中的“寄”是藏匿的意思）在麦秸里面。甜瓜寄在麦秸里两三天，能把半熟的瓜酿得全熟，浓浓的香味溢出了瓜皮。香味正如同灯放射出的光芒，只不过不像灯光能看得见。其实跟看得见也差不多，一闻到香味就等于看见红烁烁的瓜瓤了。我们回到大门口磨盘上坐着，曾祖母眼瞅着我一口口地把瓜吃完。

    我连曾祖母的姓和名字都不知道。她留给我的只有上面说的一些梦一般的事迹，隐约地记得她个子很矮小，穿的祆肥而长，宽大的袖口卷起半尺来高，里面总寄放些小东西，她会从里面给我掏出几个醉枣或麦芽糖。对曾祖母的手我还有记忆。她总用干涩的手抚摸我的面孔，晚上当我钻进被窝，她的手伸进被窝久久地、缓慢地抚摸着我，从胸口直抚摸到脚心，口里念念有辞：“长啊，长啊！”我现在仍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手微微颤动着，在我的生命的里里外外……别的，关于她，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她早已隐没进了无法忆念的，像大地一般深厚的历史的内腔之中了。

    听说曾祖母年轻时性子很刚烈，说一不二，村里有个姓王的武举人（是全县有名的摔跤场评判），都怕她三分。到了晚年，她却异常的温厚，像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安静地等着大雪深深地封盖住它。她从人世间隐没了，回归到了生养她的浑然无觉的大自然。大自然因他们（无以数计）生命的灵秀和甜美而更加富有生育的能力。

    祖母的呼唤

    在一篇文章里，我说过“鼻子有记忆”的话，现在仍确信无疑。我还认为耳朵也能记忆，具体说，耳朵深深的洞穴里，天然地贮存着许多经久不灭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不是心灵的忆念，更不是什么幻听，它是直接从耳朵秘密的深处飘响出来的，就像幽各的峰峦缝隙处渗出的一丝一滴叮当作响的水，这水珠或水线永不枯竭，常常就是一条河的源头。耳朵幽深的洞穴是童年牧歌的一个源头。

    我十四岁离开家乡以后，有几年十分想家，常在睡梦中被故乡的声音唤醒，有母亲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有祖母深夜在炕头因胃痛发出的压抑的呻吟。几十年之后，在生命承受着不断的寂闷与苦难时，常常能听见祖母殷切的呼唤。她的呼唤似乎可以穿透几千里的风尘与云雾，越过时间的沟壑与迷障：“成汉，快快回家，狼下山了！”

    童年时，每当黄昏，特别是冬天，天昏黑得很突然，随着田野上冷峭的风，从我们村里许多家的门口，响起呼唤儿孙回家吃饭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极少，总是母亲和祖母的声音。喊我回家的是我的祖母。祖母身体病弱，在许多呼唤声中，她的声音最细最弱，但不论在河边，在树林里，还是在村里哪个角落，我一下子就能在几十个声调不同的呼唤声中分辨出来。她的声音发颤，发抖，但并不抄哑，听起来很清晰。

    有时候，我在很远很远的田野上和一群孩子们逮田鼠，追兔子，用锹挖甜根苗，祖母喊出第一声，只凭感觉，我就能听见，立刻回一声：“奶奶，我听见了。”挖甜根苗，有的挖到一来深，挖完后还要填起来，否则大人要追查，因为甜根苗多半长在地边上。时间耽误一会，祖母又喊了起来：“狼下山了，狼过河了，成汉，快回来！”偶而有几次，听到母亲急促而忿怒的呼吼：“你再不回来，不准进门！”祖母的声音拉得很长，充满韧性，就像她擀的杂面条那么细那么有弹力。有时全村的呼唤声都停息了，只有耍野成性的我还没回去，祖母焦急地一声接一声喊我，声音格外高，像扩大了几十倍，小河、树林、小草都帮着她喊。

    大人们喊孩子们回家，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那一带，狼叼走孩子的事不只发生过一次。前几年，从家乡来的妹妹告诉我，我离家后我们家大门口，大白天，狼就叼走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狼叼孩子非常狡猾，它从隐密的远处一颠一颠不出一点声息地跑来，据说它有一只前爪总是贴着肚皮不让沾地，以保存这个趾爪的锐利，所以人们叫它瘸腿狼。狼奔跑时背部就像波浪似的一起一伏，远远望去，异常恐怖。它悄悄在你背后停下来，你几乎没有感觉。它像人一般站立起来，用一只前爪轻轻拍拍你的后背，你以为是熟人跟你打招呼，一回头，狼就用保存得很好的那个趾爪深深刺入你的喉部。因此，祖母常常警戒我：在野地走路，有谁拍你的背，千万不能回头。

    祖母最后的呼唤声，带着担忧和焦急，我听得出来，她是一边吁喘，一边使尽力气在呼唤我啊！她的脚缠得很小，个子又瘦又高，总在一米七以上，走路时颤颤巍巍的，她只有托着我家的大门框才能站稳。久而久之，我家大门的一边门框，由于她几乎天天呼唤我回家，手托着的那个部位变得光滑而发暗。祖母如果不用手托着门框，不仅站不稳，呼唤声也无法持久。天寒地冻，为了不至于冻坏，祖母奇小的双脚不时在原地蹬踏，她站立的那地方渐渐形成两块凹处，像牛皮鼓面的中央因不断敲击而出现的斑驳痕迹。

    我风风火火地一到大门口，祖母的手便离开门框扶着我的肩头。她从不骂人，至多说一句：“你也不知道肚子饿。”

    半个世纪来，或许是命运对我的赐予，我仍在风风雨雨的旷野上奔跑着，求索着；写诗，依我的体验，跟童年时入迷地逮田鼠、兔子，挖掘甜根苗的心态异常地相似。

    祖母离开人世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但她那立在家门口焦急而担忧地呼唤我的声音，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远方飘荡着：

    “成汉，快回家来，狼下山了……”

    我仿佛听见了狼的凄厉的叫声。

    由于童年时心灵上感触到的对狼的那种恐怖，在人生道路上跋涉时我从不回头，生怕有一个趾爪轻轻地拍我的后背。

    “旷野上走路，千万不能回头！”祖母对我的这句叮咛，像警钟在我的心灵上响着。

    祖母的忧伤

    祖母心灵里有忧伤，埋得很深很深，我不知道她究竟因为什么，只感觉到她心上一定有很沉很沉的东西压着。那沉重，从她走路的沉缓姿态，凝滞的眼神，甚至喘吁吁的呼吸，都能觉察出来。祖母从清早忙到深夜，很少说话，听不到她的笑声，也听不到她一声叹息。她跟左邻右舍奶奶辈的人都不一样。人家的生活仿佛有四个季节，她只有冬天一个季节，她的心上总结着一层厚厚的冰。

    祖母偶尔也能笑出一点声音，大都是我逗引出来的。每天早晨，炕上并排睡着的四个孩子，由我带头，学狗叫，学公鸡打鸣，学“九岁红”唱的《走雪山》，在炕上扭扭捏捏地学。水上飘上演《樊梨花》飞快的台步。只有这时，祖母才快活一阵子，笑得眼泪花花。流泪和叹气都能使她的心舒畅点。我学得最像的是小栽根儿卖黄酒的吆喝声，有时我在小巷里学小栽根儿，人家以为是真的小栽根儿挑着黄酒担子来了。年纪怕已到五十的小栽根儿，声音却很清脆洪亮，用童音学他，一学就像。我们那里有句谚语：“人小声洪，一辈子受穷”，小，不是指年龄，说的是个头，这谚语就是编的小栽根儿。祖母说小栽根儿家境牺惶，娶不起媳妇，栽不了根（生儿育女），他只为别人准备喜酒。

    等到我从崔家庄小学转到实验小学上三年级时，天天得进城。才晓得城里商贩的叫卖声真多，方方的城似乎是个鸡笼子。最好听的是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说叫唱也可。这卖热包子、压面的人，个子高得出奇，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很远很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在走，就像谷子地里冒出一棵出穗的高粱。他头上垫着一块湿白布，顶着个木盘，木盘里一半包子，一半压面，他并不用手护着木盘，木盘仿佛焊在头顶上。

    没有多久，我就学会了这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但我觉得学不像，他的声音宽阔，像站在城门洞里呼喊一般，让人想到晋剧北路梆子须生的唱腔，不是小栽根儿那种男扮女装唱秧歌的投盐的味道。

    有一天，我在家里可着嗓门儿得意地学城里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叫卖声。我一边学，一边问祖母：“学得像不像？”祖母一声不响，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我不愿听。”

    母亲听到我学的声音，对我说：“千万不要学这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莫名其妙，问；“为什么不能学？”母亲瞪我一眼说，“你不要问。”自此以后，我就不学了。我母亲的脾气很暴，我要再学，她说不定会扇我一巴掌。我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个信息，不会错的。但是我心里憋得慌，总想学。我只有在上学的路上学着吆喝，过城门洞时，总要多喊叫几声，嗡嗡的回声好听。奇怪的是，这位卖热包子压面的只在城里转悠，有时也到上西关，可从来不到我们下西关来叫卖。

    我上学下学，天天听到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跟这个叫卖的人常常面对面地碰到。他当然不会认识我。但敏感的我觉得祖母对他叫卖声的冷淡和母亲对我的警告，这中间似乎有着什么我不晓得的内情。我走过他的身旁，个子只能到他的腰部，传说他顶着沉重的木盘转悠累了，不是把木盘放在地上，而是搁在就近的平房顶上。可见他的个子之高了。有人问他：“为什搁到房上？”他说：“放在地上，狗会扑过来吃肉包子。”他说的是实话。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归是一年半载之后，在西城根一条人少的小巷里，我碰到了他。他忽然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问：“你这小后生姓甚？”我说：“姓史。”他笑笑，从头顶上抓了个包子给我，我从他亲切的声音和温和的态度感到不能不要·我自小善解人意，家里人都这么说。因联系到祖母和母亲上面说的那一番话，我心里琢磨，这个给我包子的人，十有八九和我祖母有些沾亲带故的什么关系。后来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对我很亲近，但我远远地望见他，拔腿便跑，生怕他再给我包子。他冲我喊：“包子不咬人，你怕什么呢？”后来我还是吃过几次他给的包子，主要是我的嘴馋。冬天，他头顶上的包子，冒出袅袅的白色的热气，远远地就闻到了香味。我相信。包子为什么要顶在头上，是因为人的头顶有三尺火，如若端在手里，包子早冷了。

    那位卖包子的送我包子的事终于传到我祖母的耳朵里。不是谁故意传的。街道上的人都亲眼目睹，很难说是谁说的。一天夜里，我半夜醒了，一向失眠的祖母对我说：“以后别人给你吃的，都不能要。”她说的很含糊，但我知道地指的是谁。我憋不住，对她解释，“不是我馋，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包子吃，他对我特别的好。”祖母没有进一步追问我，但黑沉沉的夜色里，我看到她眼里一闪一闪地噙着泪花，我听见祖母坐在炕头上深深地叹了几口气。她常常头歪在胸口，在热炕头上坐一整夜。

    不久，母亲告诉我，“那卖包子的大个子是你奶奶的弟弟，也就是你的老舅舅。”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我家看看祖母呢？”

    母亲说：“你祖母跟她娘家绝交了。”为什么绝交母亲没有对我说明，我不好追问。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妹妹从家乡来北京看我，才把祖母跟娘家绝交的事，以及祖母为什么总那么忧伤对我说明白。

    大约是我曾祖父和祖父相继谢世的前几年，我家还趁大车和骡子。祖母娘家的兄弟正做什么大生意，通过我祖母，我家给刘家（祖母娘家姓刘）投资不少。听说曾祖父从蒙古的经棚带回不少的元宝，新盖了三问东房。投资总是想发点财。祖母为人一向可靠，不会有闪失。谁料几年以后，生意亏了大本，不但没有分红进项，连投入的老本都蚀完了。祖母为这事承受极大的羞辱。说一千道一万，总是因她的关系才惹出这次灾祸。她恨自己的兄弟诓了她。听说我祖父的埋葬费都是借的高利贷，到期钱没法还上，把十来亩水浇地抵押给城里的大财主戴玉堂。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境况就越来越困难。祖母心灵上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没有我们这几个第三代需要她养育，她说不定早已弃绝人世。祖母三十几岁守寡，中年又失去幼子：就是我的叔父。我见过她到村北头的苦水井边哭过几回，母亲让我陪她去，她总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寻死。”真的，她哭过之后，很平静，回家照常做饭，不慷有些女人，哭一回，几天不吃饭，不下炕。

    妹妹告诉我，自从1937年秋，父亲带着我逃难离家后，经过亲友的劝解，祖母娘家人向祖母和我们家认了错，祖母才跟她的亲兄弟们和好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点我童年的事。当年我幼小的心灵确实感到了祖母忍辱负重的性格和忧伤，祖母的忧伤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现在感到欣慰的是，祖母逝世的前几年，心灵上的负担终于减轻了一些。但是她临死之前，独子和长孙不在她面前。她是喊着我父亲和我的名字离开人世的。她的忧伤也许比以往的更沉重。

    我的性格似乎和祖母以及刘家有着血缘，很明显，我的个子和那个叫卖热包子压面的老舅很相像。而祖母的忧伤使我的童年牧歌里不得不浸染了永远无法拭去的泪水和变成生命的回声的叹息。

    我相信，忧伤也有遗传性，因为忧伤是沉积在人的心血管里的。现在我的心上仍能感到祖母的忧伤的重量，和她心上的那一层冰。

    接羔

    羊羔，多半在黑夜出生，不知什么缘故？我问过祖母几回，她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不理睬我，从她庄重的神情使我感到似乎她说了我也不会明白。

    有一次，我清完了羊圈，垫上干土，把要生羔的黑头羊安顿在一个比较干爽的角落。祖母夸奖了我，才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地说：“羊跟人一样，生孩子也多半在黑夜。”祖母没有说“生羔”，说的是“生孩子”，我觉得应当这么说。祖母说得自自然然，却很有道理。

    不论人，还是什么生物，在黑夜出生，比白天要平安些，一个生命从母腹出世，就该是悄悄地，决不可声张。

    听家里人说，我是后半夜出生的，几个弟弟也都出生在黑夜。四弟红汉出生的那个夜晚，正当三更天，我记得清楚。大雪在窗外静静地落着，没灯的屋里，显得微微泛白，仿佛黎明时的光景。祖母穿着齐齐楚楚，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响声，由于夜深寒冻，祖母清癯的面孔上泛出罕见的一点红润。我不敢出声，在半醒半睡中，隐约昕到了隔壁母亲屋里四弟落到绵绵土上时哇哇的哭喊声。

    雪落了一夜。那一夜，我睡得异常深沉，仿佛被光洁的雪深深埋没。一醒来，看见祖母像一尊神一般坐在炕头上。她已经把一个生命接到了世上。我走到她身边，她睁眼，望望我笑了，笑得十分美好。

    祖母的话说得真准，黑头羊生羔也在半夜，而且那一夜雪下得很大。下雪安静，生命出生就需要安静。

    祖母早几天已经令我抱了几抱麦秕搁在我们的房子里。那几天，她让我干什么，我乖乖地干什么。我特别听话。祖母比平常说的话更少，不断地去羊圈观看母羊的情况。那几天，她夜里没有进被窝睡，像生四弟时那样穿着齐齐楚楚，坐在炕头上，凝神静气地谛听着羊圈那里的动静。严寒的冬夜，圈里的羊咩咩地叫得很凄惨，很像人的哭声，饥寒总是相连着。夜里须喂一顿夜草，都是祖母起来喂的。

    生羔的母羊，夜再寒冻，它也决不咩咩地哭喊，像怀孕期的女人那么安宁那么充满信心地在期待着。我一个人悄悄地去看过待产的黑头母羊，它安生地卧在那个角落，甩湿润的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我。它认得我。我们家的猫狗都认得我。

    我不敢对祖母说，我要帮她一块儿接羔。夜那么寒冻，祖母身体一向很瘦弱，有严重的胃病，她能承受住这么多的家务吗？我夜里醒过来时，听见祖母忍受疼痛发出断断续续地哼哼声。声音很微弱，她生怕惊醒了安睡的孩子们。

    那个夜晚，预感到母羊要生羔了，我跟祖母一样清楚，但我晓得我不能插手，只能安安生生地躜进热被窝里佯装着已经入睡，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睁着两眼谛听着神秘的生命诞生的动静。我真想听听羔羊出生时的第一声哭叫，它出生后的那一刻，眼睛是怎么睁开的，是它自己睁开的，还是像大狗那样用舌头舐开小狗的眼睛？它是怎么站起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母亲的奶头？我在期待中入睡，仍然像被埋没在光洁的深深的雪里。醒来时，我看见屋里的地上，母羊在麦秕上卧着。小羊偎在母亲的怀里，祖母为它们从灶膛里掏出的一堆热柴灰还没冷却。

    黑头母羊和它的孩子在屋里整整地休息了一天。羊羔雪白雪白，它望着陌生的我。我真想去摸摸它，但我没有去摸，不是不敢，是觉得不该摸它。几天来，我被一种庄严厚重的气氛所震慑。这庄严，静静地，默默地，来自祖母，来自黑头母羊，来自大自然的圣洁的心灵。

    羊，跟人一样，生命是庄严而美丽的。

    母亲的第一次人生经历

    对一个孩子来说，母亲是怎么来到人世上的，当然不知道；做为人之子的他或她，也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在孩子的心灵里，母亲的来历和存在，就像天怎么有的，地怎么有的。那么神圣而永恒。

    我的母亲诞生的那个时刻，就面临着死亡。她还没有记忆，不可能理解，更说不上忘却或不忘却，但她经受了对死的体验。

    我十岁左右，大我十四岁的三舅从北京清华大学放暑假回到待阳村家里。我年年盼着这一天。三舅是个爱热闹的红脸汉子。我不请自来，欢天喜地到姥姥家住十天八天。我是姥姥家的第一个外孙，我们家乡有句谚语“外孙是条狗，吃够了就走。”三舅笑着对我说：“你这条狗吃够了也不走。”姥姥家的吃食比我家好得多，断不了吃莜面。还有，三舅知道我自小爱画画，总要为我带回几本有画的书，我就像蟑螂盯着蜂蜜似的，不抬头地连看几天，第一次晓得世界上有个画小东小西的齐白石。三舅领着我和几个小表弟村里村外到处玩。一到黄昏，他就带着我们登梯子上房，学公鸡打鸣，教我们唱“泪珠儿流尽了……”的凄凄切切哭一般的洋歌子。我还不到体会这种感情的年龄，却能唱得很恸，跟三舅的唱腔很像。因为我善于模仿。

    一天早晨，三舅和我经过姥姥家的磨坊，这磨坊是到村里街上去的必经之路。他停下来，指着黑暗的东南墙角，说：“你妈一生下就被扔到了这里。”我听不懂三舅的话，是不是人生下来扔到这里才能活？就像谷子非得撤到地里才长。我只觉得这里太脏、太暗，人不该生在这里。从我记事时起，这十墙角总堆着一堆干粪。我妈生下来怎么被扔在这里，她不是活得结结实实的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回事。一定是三舅跟我说笑话。我不信。但是三舅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说这番话呢？我问三舅：“真有这事？”三舅说：“真有。”三舅不像平时说话那么爽朗，声音很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说话从来是大嗓门，因此我有点相信了。我问他：“谁扔的？”“你的老爷，我的爹。”

    “为什么单要扔掉我妈，不扔掉大姨二姨？”我几乎哭了起来。我有点不理解，也有点替我老爷羞愧。老爷平常最疼我妈。三舅接着给我解释：“因为你姥姥连着生了两个闺女，盼着生个小子，可偏偏第三胎又是个臭闺女，你老爷一气之下，就把你妈扔到了这磨坊里。”

    这一天，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想马上回家去问问我妈。我知道母亲是农历三月初五丑时生的，正当后半夜，天气还很冷。我越想越恐怖，越想越难过，全身像掉进冰窟窿，里外都冷透了。我怀疑这是一场恶梦，三舅与我一定是在梦中。我越想越希望是一场梦。我不愿向谁打听这件事。心里闷，吃饭都不香了。

    有一天，我实在憋闷不住了，就跑去问老长工。如果老长工说那天夜里他没有听见我妈的哭声，就证明是个梦。我小跑着穿过磨坊，不敢看那个墙角。老长工正在院子里，刚刚卸下车套，牵着骡子在地上打滚，掀起一蓬热烘烘的尘土。我没头没脑地问老长工：“我妈在磨房里哭，你听到没有？”老长工愣住了，“你问我什么？”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他莫名其妙。后来，他看到我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似乎醒悟了，对我说：“你等一等，我全对你说……”他把牲口牵到圈里拴好，走到我身边，说：“我全记得，哭声我听到了。”我真希望他说没有听见。我的梦境完全碎了。我哭出了声。

    我为什么断定老长工能听见我妈被扔到磨坊的哭声呢？因为磨坊跟长工家的住房是一排，中间只隔着一问牲口圈，夜那么静，准定能听见哇哇的哭声。老长工搂着我抖颤的身子，说：“你妈的命真硬。她的哭声出奇地大，全村人都能听到，我还没有听过刚生下的娃娃能哭得那么有劲儿。你老爷把你妈朝磨坊一丢就走了。我们一家人都醒了，那一夜再没有睡。连圈里的两头骡子都咴嚷地惊叫起来，蹄子咚咚地蹬踏着地……”

    他没有说完，我就急着问他：“大伯，你把我妈的命救下了。”老长工顿时哭了起来，“不是，不是我救的。删那是我大娘救的？”老长工伤心地说：“也不是你大娘。”我把老长工的老婆叫大娘，他们一家人都很厚道，大娘跟我娘的交情很好。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见死不救。我叉问老长工：“你们为什么不救我妈？连骡子都可怜我妈，蹄子咚咚地敲着地，不就是叫你们赶紧去救人吗？”老长工哭着对我说：“谁敢去救？我和你大娘不敢。你老爷早就放出话：“再生一个闺女就摔死她！…为什么没摔死？”

    “你老爷后来对人说，你妈哭得太凶，手脚乱动，非常有劲。你老爷把她抓不牢，只好扔到墙角就算了，他想捧不死也会冻死。

    可那墙角正好有一堆干粪，你妈被捧下去，身上沾了一身干粪，好比穿了一身衣裳，才没冻死。…是谁把我妈救回去的？…是一个锅头上干活的女人。前几年才死了。那个锅头上的女人，眼瞅着你老爷从接生婆手里夺过红腾腾的冒热气的娃娃，倒提着走出了家门。娃娃一路哭叫。锅头上的女人看着心酸，悄悄地跑到磨坊，把你妈抱到她的屋子里。你妈已冻得铁青。锅头上的女人不敢告诉给谁，连你姥姥都瞒着，她把你妈在热炕头焐了两天，到村于求一点人奶，才好歹没有饿死，第三天，锅头上的女人把娃娃抱给你姥姥，你姥姥接着娃娃直哭，可是，娃娃，就是你妈，不但不哭，还对着你姥姥咧开嘴巴笑。她越是笑，你姥姥越哭得伤心。都说你妈的命硬。她那个哭声，我活了几十年，从没有听到过，真不像是刚生下的娃娃的哭声，她像是懂得死……”

    母亲活了七十岁，从不提她的这第一次辛酸的人生经历。我听她对姊姊说过一句话：“女人的命，就得硬些！”姊姊忠厚得近于窝囊。家里人都说我的性子像我母亲。到了晚年，我自觉更像她。

    最初的记忆

    这本来是一首诗的题目，有过一个草稿，后来弄丢了。艾青和蔡其矫看过这草稿，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八月间，我的痔疾刚做过手术，正在家里休养，他俩一块来看我；艾青当时还蛰居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叫王府仓的小胡同里，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把近日在病床上整理或改写的几首诗（在五七干校写的），请他俩当面指教，其中就有这首《最初的记忆》。艾青一首一首地看过，他欣赏《鹰的诞生》的几行诗：“鹰的蛋，颜色蓝得像晴空，上面飘浮着星云般的花纹……”他把这几行念出了声。

    当他看《最初的记忆》时，我立在他身旁，我说：“这首诗一直是草稿，很难写好。”艾青沉吟了一会，说：“这只能是个梦境。”我说：“不是梦境，是真的。”

    《最初的记忆》。当时无意中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记得是一气呵成的，没有想到要分行。现在只记得其中几行：

    记忆是一条弯弯曲曲长长的河流

    隐没在遥远的永远不能再进入的尘雾里

    它的源头是母亲一滴一滴的乳汁

    我看不见生命的源头

    但直到现在

    仍听得见母亲的乳汁叩响的第一声记忆

    在这几行之后，还有不分行的几百个字。我以童稚的心境写到母亲大地一般宽厚的胸脯。诗写了几次，都没有能定稿，这一生也许无法完成了。但它的情境却不是虚构的，今天我仍坚信那像梦一般的情景是真真实实的。

    我从小受母亲溺爱，断奶之后，还不时要吮吸母亲的乳汁。大约到了两岁之后才真正断了奶。我的眼前到现在还常常浮现出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场景：麦收时节，我家的院子成了闹哄哄的禾场，几个妇女挥动着梏枷，一起一落地有节奏地在打着麦子。空气中飞扬着闪闪烁烁的尘埃和飞虫似的麦屑，阳光透过浓密的槐树叶，洒下落花似的光斑，母亲全身饰满了金色的光斑，坐在院子边的麦秸上。我伏在母亲壮实的胸前，吮吸一只奶，还用手抓着另一只，已经长出奶牙的我咬痛了母亲，母亲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打了几掌，我号啕大哭。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吃母亲的奶了，同时也是我一生的记忆的神圣的源头。一滴一滴的乳汁滴成了记忆的源头。

    与上面说的那个情景，也许是同一个，场院上几个妇女（其中有秀生大娘、喜生婶婶）逗我，逗我说了许多傻话。一九四七年冬，我写过一首诗《爱》，前半节就是记这个情景的：

    小时候

    妈妈抱着我

    问我

    给你娶一个媳妇

    你要咱村哪个好姑娘

    我说

    我要蚂妈这个模样的

    妈妈摇着我

    幸福地奘了

    这情景我为什么还能一直记得，一方面当时的情景难忘（或许是母亲那狠狠的几掌起了作用），同时，当场逗我并且听到母亲和我对话的几个妇女，后来常常拿这一段对话取笑我，使我非常地难堪。我长到十一二岁时，她们还嘲弄我：“你母亲的模样，世上只有一个，你到哪里找第二个？”还说：“你妈牙獠着，也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我接连大声地对她们喊叫十次八次。

    有了上面说的这些情景，最初的记忆，就没有迷失，永远闪亮在遥远的尘雾里了。虽然那情景永远不能再进入，却因为有了这点闪亮的记忆，使我直到老年还能远远地望到它。

    最初的记忆已成为我生命永恒的片刻。

    一斗绿豆

    我生日的第二天，旧历九月十五日，母亲生下我的三弟。几天前，家里就忙碌了起来，如我在《绵绵土》里写过的，祖母让我收集一罐子圣洁的绵绵土，还要我搬梯子去五道庙附近一堵山墙上取石狮子回家来。这石狮子一尺来高，搁在墙高处的小窟洞里，谁家生孩子，便把它请走，放在婴儿的旁边守护着，满月过后送回原处。这个习俗怎么传下来的，长大以后，父亲对我解释过，说是先民游牧生活的遗迹。

    为了给我母亲准备坐月子吃的杂面条，祖母把门扇大小的案板放在炕上，用锹把那么粗那么长的擀面杖，晦咚咚她擀了整整半天，祖母是我们村擀杂面条的好手，谁家有坐月子的，大都请她去帮忙两三天，她擀的面条软硬厚薄粗细都有讲究。祖母对家里人说，绿豆面不够，还差三五升，她很犯愁。母亲对祖母说：“让成汉到姥姥家要五升来，早已讲好了的。”当时我八九岁光景，父亲在太原上学，只能由我这半大男子去把绿豆背回来。有了绿豆，还得把它磨成面粉。祖母叮咛我：“记住，你要先给姥姥撮个喜。”

    上路的时候，祖母煮了两个鸡蛋让我在路上吃。

    去待阳村姥姥家要走三四里路，进村的时候，已是半前晌，我正要跨进姥姥家的大门槛，两条狗猛地迎了上来，爪子扑到我的肩头和胸脯上，狗认识我，本来是表示亲热，可我低着头走路，被这突然的“袭击”弄懵了，惊慌失措，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姥姥正好在院里经过大门，听到我的哭声，赶忙跑了出来，问我，。成汉，怎么啦，你妈怎么啦？”我结结巴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妈……我妈……”姥姥一听之下，以为我母亲生孩子出了事，顿时嚎哭起来。走进院子以后，我揪揪姥姥的衣襟，说：“没事，没事，是喜事，我妈生了个三小子。”姥姥这才大喘了口气，把我搂在怀里说：“差点把我吓死。”昕到姥姥的哭声，家里人都来到院子里，晓得刚才发生的一场虚惊，都笑了起来，对我说：“个子老大了，胆子还这么小，这点可不像你妈。”我自小神经异常地敏感，几乎有点病态。当狗扑到我的胸前那一瞬间，我真以为是狐狸精的爪子在抓我。

    姥姥知道我的来意后，亲自带我到存粮食的南房。我对姥姥说：“杂面条还差半个多月的。”姥姥同我：“你能背多少？”我说：“一斗。”姥姥睁大眼冲我说：“一斗绿豆可比一斗小米沉得多。”我说：“背得动，背得动。”姥姥就用牛毛口袋满满地装了一斗。姥姥劝我说：“你分两次来拿不好吗？累着了不好。”我说：“一次背，没事。”我当时心想，这次不全背走，下次说不定就没有了，我还想到，背一斗绿豆回去，家里一定会喜出望外的。我自小不喜欢杂面条，我嫌它噎得慌。但我却喜欢看祖母跪在炕上精神抖擞地擀杂面条的情景，咚咚的有节奏的声音特别的悦耳。

    我真没想到绿豆竟有这么沉。但既然夸了口，就绝不反悔。一大袋绿豆压在削瘦的肩上，死沉死沉的。姥姥把我送到大门口，说：“路上背累了，多歇几回，路过你二姨家，好好歇一歇。”我说，“我不进她家门。”我怕二姨从口袋里挖走几升绿豆。

    绿豆口袋压在肩上，越背越沉，牛毛像钢针似的扎透了夹袄，扎得皮肤生疼。夹袄几乎被汗湿透了。路过二姨的村子，已经半后晌了。我拿定主意不进她家，但我刚呼哧呼哧进龙虎街，二姨就看见了我，问我背的什么，我说背的是绿豆，我妈生了三小子，杂面条不够吃。我=姨说：“坐个月子，还要一斗绿豆？”我跟她说：“你没生过孩子，怎么晓得够不够吃？”我故意气二姨。她快四十了，还没开怀。我一向认定二姨吝啬。过春节，姥姥家团圆，我们孩子们给大人们一个个地磕头，端端正正坐在炕上的大人，递一个红纸包给我们，总有十个八个大铜板，唯独给二姨磕头时，都不信她真给。我给她磕头前，回头看看，大声说：“二姨，我给你磕头了，你的红包呢？我怎么没看见。”二姨说：“你先磕了头再说。”我磕过头，伸手向她要红包，她说：

    “你们家孩子太多了，给不起。”我就跟她吵起来了。我大姨心善，说：“我替你二姨给。”我死也不要大姨绐的，就要二姨的。那个春节，二姨到底没给我们一个铜板。我二姨有一只眼斜视，看人时，白的比黑的多，孩子们都没拿到她的磕头钱，跟她闹，还说：“你那斜眼是瞅钱瞅斜的。”二姨家的资产比大姨家差点，来娘家拜年，大姨坐的是两套骡子包绒布的轿车，一路上串铃响得好气派。二姨坐的是席篷车，是一头一走三摇晃的老骡子驾着。我们一家是嘻嘻哈哈走来的。我二姨从来不让我们搭她的车，怕把她的牲口累坏了。所以二姨一再让我去她家，还说：“我不要你一颗绿豆。”我还是没去。为了这件事，二姨一直气恨我，说我心眼儿太多。

    我好容易把一袋绿豆背到家，祖母立在门口等候我好久了，说再不回来就要我姊姊去找我。家里人担心我背不动半斗绿豆，因为路途太长，而且上上下下地很难走。当祖母晓得我背回的是一斗绿豆时，又看看我的衣服都汗湿透了，面孔涨得通孔。她不但不夸奖我，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一个大人也只能背这么多，你怎么不怕把你的骨头压坏？”我把绿豆放在大门口，祖母提了提，哪里提得动。我准备背回屋子，祖母说什么也不让我背。正好我姊姊出来了，我和姊两人几步一歇才把绿豆抬回屋里。

    背一斗绿豆的事，亲戚们当作笑话谈了好几年，越谈我越觉得羞愧，因为我这个嘴硬骨头软的半大男子汉第二天就发起高烧，骨头痛，一直躺了十多天，杂面条几乎让我吃了一半。

    附记：本文完稿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下午五时，我的三弟史昭汉因病于甘肃又水逝世，活了五十八岁。事后才晓得，我写本文时，他正在咽气。呜呼，人世间竟有如此奇巧的悲剧！这几句“附记”，已历史地成为《一斗绿豆》无法修改的结尾。

    1989年12月6日

    打枣的季节

    麦熟一晌，从收割到净场，不过三五天工夫。打枣，也有个季节，记得是在农历的八月中旬，也过三五天，全村的枣树差不多就打光了。打枣多是在半前响，由女人和娃娃们操持和尽情享受；是的，打枣的确是一种使心灵快活的享受，可惜一年只能有一回。那几天，整个村庄此起彼落地爆响着一阵阵的欢腾声：先听到成千的枣子在地上蹦蹦跳跳的声音，接着就响起了孩子们噢噢的欢呼。熟透的红枣，在阳光的照耀下，忽闪忽闪地瀑布般溅落下来，在院子里滚来滚去，总有那么几颗跑到谁也难以找到的角落躲起来。打枣捡枣都十分有趣。

    我家有两个院子，地势高的上头院有四棵枣树，下头院只有一棵。下头院的一棵不大结枣，它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有半边树干没有皮。下头院早年有个牲口圈，曾祖父在世时。我家还乘一套大车和一匹骡子。曾祖母对我说：“这棵枣树的皮就是被那匹骡子蹭痒蹭掉的。”这棵伤残的枣树没有人管，枣子刚见点红圈儿，就被谈子们摘去大半，实际上扔的比吃的多。我不吃这棵树的枣子，我总是摘上头院挨门的那棵树的枣子，它汁多，核小，又大又甜。我们家收枣，实际上只有两棵树上有枣可打，一棵在羊圈的门口，一棵紧靠父母住的房子。这两棵树的枣子我和弟妹们都不大敢摘。

    打枣前个把月，已经摘过一回，是由我攀到树上一颗颗地摘的。拣个儿大的，约五六成（读去声）熟的，满满地摘一大篮子，母亲把它们洗净装在瓷罐里做醉枣。村里做醉枣的人家不是很多。醉枣的坛子严严地封着，搁在父母房里的条桌上，开坛的一瞬间，孩子们都屏着气团团围着母亲。坛盖一开，一股浓烈的酒香枣香喷发了出来，正在院子里的祖母立刻闻到，笑笑说：“醉得正合适。”要是醉得酒味压倒了枣味，就不算合适。

    开坛时，醉枣的香气隔几家院子都能闻到，仿佛绽开了一朵奇异的香喷喷的仙花。当天，金祥大娘照例来我家要一碗醉枣，回去给当屠夫的大伯下酒。我家收枣时节，父亲从不插手，宁神静气地在屋里看他的书，炕桌上摆一碟刚刚出坛的，红艳艳的，胖胖的醉枣。看几页书，吃一颗醉枣。

    打枣的事由我祖母主持，先命令我把整个院子扫净，一粒羊粪蛋都不能留。打枣前，我早已高举竹竿，威风凛凛站在树下听候发令。祖母再三叮咛我，切不可使劲太大，下手要轻。当枣子噗拉拉坠落，击打在我的头上、肩头上、手臂上，不但不感到疼，还有一种酥痒的快感，而且凡是落在人身上的枣子，弹跳得格外远。很小的时候，看到祖母和母亲打枣，千百颗枣子从她们身上朝四面八方溅射着，映着秋天浓艳的阳光，那种梦境般的情景，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光芒四射的红枣坠落下来，从祖母和母亲身上溅射出去的瞬间，祖母和母亲变成了两个能发光的神话里的人物。如果我四十多年前把画学成，早已把这情景画了出来。

    我自小认为，祖母是个内心灵秀的女人，她常常说出一些极有诗意的话。打枣时，她诗兴大发，说：“树上的枣子不能打得一干二净，要留十颗八颗。到下雪时，这几颗留下的枣子会出奇地红，出奇地透亮。”祖母指着树尖上的那几颗晶红的枣，又说：“一来看着喜气；二来冰天雪地时，为守村的鸟雀度饥荒。”老人们说，一个村子，总会有几只不愿飞走，忍饥挨饿死守着村子过冬的鸟雀。树上的枣很难打尽，树梢的枣大都是后结的“老生子”，而后结的果实往往不会成熟，枣树总是格外地护着它们，有时使着劲儿打，它们像焊在树枝上一样牢固。祖母对我说：“老生子不能打，再打，枣树会生气，明年不结枣子，或者结出来的也是苦的。”

    打枣，不但女人和娃娃们快活，枣树何尝不快活！听到枣子溅落到地的声音，光芒四射地从树身上飞溅出去，晶亮如飞虹，那情景，那声音，那光彩，枣树能不感到快活吗？祖母深信不疑，我也信。

    早熟的枣子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首小诗《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有一段题记：“童年时，我家的枣树上，总有几颗枣子红得特别早，祖母说：‘那是虫咬了心的。’果然，它们很快就枯凋。”诗不长，抄在下面：

    人们

    老远老远

    一眼就望见了我

    满树的枣子

    一色青青

    只有我一颗通红

    红得刺眼

    红得伤心

    一条小虫

    钻进我的胸腔

    噬吱着我的心灵

    我很快就要死去

    在枯凋之前

    一夜之间由青变红

    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

    不要赞美我……

    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

    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

    凝结的一滴

    受伤的血

    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很红很红

    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

    经过几十年心灵艰难的反刍和人生的造化，这点如萤火般闪光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竟然幻变成为一个诗的意象。祖母生前当然意想不到，就连我也说不大明白，这颗痛心的红枣怎么变成了我命运的图腾？有许多年，我确实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被虫子咬了心的枣子，因而我也把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在短暂的时间内英勇而悲壮地耗完，为了能获得一个灿烂的结束。

    童年时，入夏以后，总眼巴巴地望着满树青青的枣子赶快能成熟起来，想寻觅几颗先红的枣子尝鲜。说来也怪，每棵枣树，总有几颗先红的枣子，而且红得特别透；幼小的枣子呈草青颜色，渐渐地发白，渐渐地大起来，这时摘一颗吃，枣肉像木质一般，苦涩得钻心。后来在枣子的顶端，枣把的周围，出现了一小圈儿红，仿佛是由仙人妙手画上去的，这一小圈儿红，一天天地扩大，远远望去，每颗枣子都在微微地笑，枣子一定都做着美梦。枣子的红圈儿大了，汁液多了，但酸得很，还不好吃。母亲制作醉枣，专门摘这种红圈大了的枣子。枣子从小到大，从草青和苦涩到发白变酸，从酸到酸甜，最后达到纯甜，这与人的生命的不断地成长和变化是多么相似啊！用酒醉枣显然是起催化作用。醉好的枣子比自然成熟的红枣还要大，它泡泡的，但醉红的大枣看上去总觉得有点异样，因为它毕竟不是正常的真正的成熟。深秋季节，从树上打下来的红枣，那么有弹性，又红又亮，落地时，一个个都是活蹦乱跳。醉枣时，枣子被封在瓷坛里闷好多天，枣子当然是非常痛苦。然而，我们却又喜欢吃醉枣，它比自然成熟的红枣的味道还要醇美。

    童年时，天天巴望着枝叶葱葱的枣树。虫子咬了心的那几颗先红的枣子，总是挂在高高的树梢上，它们最多不过三五颗通常就只一颗。但只要被我发现，我一定能想法子弄下来。我小心地攀到树的高杈上，如果手够不到，就用手摇那一根细细的枝子。虫咬了心的红枣，一般很容易就可摇下来。它们的生命实际上已受到严重的推残，风也能把它们吹落下来。但我不吃风吹下来的红枣，它们又瘪又皱，只剩下一张薄薄的发苦的皮儿，没有多少肉。枣子刚刚被虫咬心，一两天之内弄下来，枣子的肉还没有被虫子掏空，虫子先噬咬靠枣核儿的那一小块，因此，枣肉大部分还在。这种先红的枣子吃起来还挺解馋，特别甜，比正常成熟的红枣还要甜。但必须小心地吃，先把枣子用嘴咬成两半，把那条万恶的又肥又白的虫子去掉，我总要用脚噗嗤一下踏烂它，再把靠核儿的一层褐色的虫屎清除干净，这才可以闭起眼睛尽兴地吃它，一点一点地享受。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八十年代初，我怎么突然地写了那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的小诗。六、七十年代，我常做许多恶梦，几次梦到虫子一口口地咬我的心，直到把我咬醒了。但是，我怎么突然地记起了祖母的那句话，真说不清了。祖母的那句话，使我想到了枣子的痛苦，而且晓得枣子为什么一夜之间变红的那种悲伤。

    塑造梦的泥土

    几年前，年过六旬的妹妹从老家来看我，回忆久远的往事时，她说，五十年前，我离家逃难后，家里东屋内的墙角，有我留下的许许多多捏弄的泥东西，还有一大堆从野地里挖回来的胶泥。祖母在上面盖上一领席子，怕积灰尘和麻雀粪。我在家的时候，这墙角是一块禁地，妹妹和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都不敢闯入。

    那些泥东西是我用了两三年工夫捏弄出的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是拓的各种模子；有十二生肖、有树木、有古代的文臣武将。这些模子是我在寺庙里拓的。我们县城隍庙的神鬼，大革命那阵子让念书人（其中有我的父亲）用套车的缰绳全部扳倒了，只庙门口的石栏杆上还残留着很精美的雕刻。我几乎把它们都拓成了模子。晾干的模子敲起来当作响，如钟声，拓模子可是件大事，我几天前就得把泥和好，我把面团似的黄泥用手不停地向一块方形青石（我祖母捶衣服用的）上面重重地摔掷，直到黄泥好像出了油汗，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才算和好。然后用湿的破布盖起来，让它“醒”几天。泥土真的醒了过来，它容光焕发。

    记得有一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到神山去赶庙会。神山又叫遗山，诗人元好同晚年的别业所在地。元好问读书楼的门窗上全是雕刻。还有雕刻在青石上的。这一带的石匠远近出名一五台山上最有名的石牌楼就是神山附近青石村的石匠雕的。我不去看戏，只顾拓模子，拓好的模子，装在篮子里，用湿手巾盖严。游客以为我是卖吃食的小贩，“卖啥？”掀开湿布让他们看看，有人晓得是什么，有人没见过，好奇地问半天。除去用黄泥拓模子外，神山庙会的摔跤场地也使我着迷。我想学点诀窍，长大当个受人敬仰的摔跤手。那天有忻州著名的摔跤手外号叫毛猴的出场，人又瘦叉小，却会向对方借力，摔倒了几个门神似的大汉，我挎着沉甸甸的篮子，挤在人堆里，在牧马河边的场地上看摔跤，一直看到第二天黎明。手臂上挎的篮子把手压得发麻也未放下来一次。

    为了拓模子，最远的一次，我到过河边村（离我家四十里）。阁锡山葬他父亲的那几天，比赶庙会还热闹。听说这个老太爷死的前几年，把附近最好的石工找来修墓地，石碑、石牌坊、石桌，雕刻得比五台山上的庙还精巧，我偷偷地拓了一些模子回来。

    我拓的模子有成百个之多，摆在成年不见阳光的东屋里（囤粮食、祭祖先的清静地方），晾了满地，有了模子，我就用“醒”过来的泥，用模子一个个地拓出来。我们那里把儿女长相酷似父母，叫做“活脱没有二样”，我拓的泥东西也像“活脱”的一样。我买了颜料，有的涂成彩色的，有的我觉得不上色料倒更美些。我自己也学着捏，捏一些简朴的东西。如鸡兔之类。

    我的这些泥塑，在村里孩子们中引起很大兴趣。比庙会上卖的那些泥玩艺儿不差池一点。他们向我要，有时就送给他们，有时我要“报酬”，他们用香瓜、桃子和甜杏核换。

    我离家以后，祖母不让弟妹们动它们，说：“那是你哥哥的命，他回家看步了几个，饶不过你们。”

    祖母一九四二年去世之前，这些泥东西一直堆在那里，祖母思念我时，就掀开席子看看，说：“泥胎上有成汉的手印。”是哪个手指头的指纹，她都认得出来。

    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小时候·我问大人：“我是怎么有的？”回答总是说：“河滩上拣来的。”再问：“河滩怎么会生出我呢？”大人们笑笑说：“是用泥捏的。”我坚信不疑，泥土具有生育能力，它不但能生出人，还能生出五谷杂粮，生出各种花术。没有土，神鬼也无法生存。

    我们家乡是黄土地带，黄土有粘性大的，也有粘性小的，有的金黄透亮，显得有生气，有的灰暗，无精打采。东古城有一块土脉很特别，颜色金黄之中透出微红，如孩子的脸腮，用手摸摸那土似有知觉一般，微微地蕞动着。我偶然发现了这块土脉，像发现一个梦境。假如梦境也有泥土，那土一定如此美好。几十年之后，我一见到梵高画的泥土，立即想到了东古城的这处家乡的土脉，它是可以塑造梦的泥土。

    有一年，我不过五六岁，父亲带着我去东古城逮红脯鸟，东古城早已没有了城墙，但地势隆起，像是拱起的人的脊背。这里长满了浓密的矮树丛，以酸枣、枸杞为最多。我们是春天去的，酸枣、枸杞的枝枝蔓蔓上，还残留着一粒粒血红的果实。父亲把几副逮鸟的夹子安好以后，对我说：“躲远点，不能出声。”父亲到一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去抽烟，他紧闭双目，谛听着周围的动静。我独自采摘酸枣，手指尖被枣刺扎得血淋淋的。

    我发现了一块上上好的土脉。有一个很深的洞，不像人住过的，多半是掏獾子挖的。我猫腰钻了进去，发现土脉闪闪发光，颜色探红，好像充满血脉的皮肤。我发疯似的，用手去挖，哪里挖得动，我用舌头舔舔，有温热的感觉，断定不是石头。我对父亲说：“这块黄土真好，真特别。”父亲对我说：“据说当年修文庙时，塑孔夫子像的泥就是从东古城挖的。”我当时相信一定是从这洞里挖的。我想，能塑孔夫子像的土，一定有些“灵气”。方圆几十里全是黄土，为什么只选中了这里的？

    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镐头和篮子来挖。这个秘密，我从来不告诉任何人。我虔诚地跪在洞里，使出浑身的劲才能用镐头挖下一点，挖下的土不是散的，酥的，是成片成片的，像花瓣儿似的会卷了起来。我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真的，不但像花，闻一闻还有些沁人心脾的奶汁的气味。以后，我隔几天悄悄来挖一次。这种土，质地为什么这样的奇特，大概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否则为什么能透出光彩，还有着天然的可塑性？人还没有用它去雕塑什么，它自己已快活地绽成一片片花瓣。

    我当年在家乡做梦似的捏弄出那么多的泥东西，得到同伴们的喜爱，绝不是由于我的心灵手巧，而是因为那方土脉本身有灵气，那片古老的纯净的黄土地渴望着把自身塑成最美的生命。

    泥土有做不完的梦，我的童年和少年也有做不完的梦。泥土并不哑默，对于它不存在寂寞和孤独，它只有献身的静穆和渴望的天性。

    泥土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我从泥土学到心灵的语言，它的词语是奇特的，充满了激情和幻梦。

    心灵的呼吸

    音乐，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是沉重而苍凉的存在。它也是一个世界，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并不理解，更没有真正清醒地走进它的领域。直到现在，对于音乐的理论，甚至普通常识，可以说我都不懂。但是童年时，我听到了许多真诚而朴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它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那样地真实。我觉得人世间的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永远留在那里，生了根。童年时，我觉得音乐都是沉重的，没有使我感到过有轻的音乐。既然能够影响最难以感化的心灵，它当然是很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一直留在家乡，我或许能成为一个民间自得其乐的画匠与吹鼓手。也许还是一个快乐的捏泥手艺人。父亲说过我是一个可以加工的粗坯子。

    父亲有两船笙，一船是黄铜的，从我能记事时起，它就摆在父亲的桌上，我觉得它很好看，竖立的竹管如张开的翅羽，知道它能发出奇异的声音，就更对它生出崇敬的感情。我十岁以后，父亲置买了一船白铜的，他特别珍爱这白铜的。但我还是喜欢那黄的，我觉碍白的发冷，有如寺庙里菩萨的面孔。我母亲请人给这两船笙做了布套，把它们整个包藏起来，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除去父亲，谁也不能动它们。父亲屋里的墙上，挂着一管竹箫，我只听他吹过一次。村里的老人都说父亲箫吹得很好。他年轻时常吹，但后来不吹了。只有一次，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已近十岁光景，父亲独自到房顶上，背靠着烟囱，手拄着箫，箫像是他生命的支点。我以为他要吹，等了又等，他还是不吹。我坐在房顶的一个角落，离我父亲好远，我的心灵感到一片空茫，隐隐地感觉出父亲是孤独而哀伤的。第一次感到不理解他。天渐渐地暗黑下来，父亲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父亲似乎专等着天暗黑下来。我相信父亲要吹箫，我没有听过箫声，我期待着。不是听见，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很轻飘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音，幽幽地，静穆地，一缕一丝地降落到我的心上。吹的什么曲调，我不知道，是从来未听过的声音。那箫声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泄出来的，像黑暗中的小溪流，你不用心去感觉，就什么也昕不到。父亲什么时候不吹了，我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箫不吹了，但那个由声音显示的情境还在，人和箫声都不愿意分离。以后我再没听见父亲吹萧了。从童年起，我觉得箫声是很神秘很沉重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通道，就像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抗日战争以后，父亲和我流落到了比家乡还要苍凉寂寞的陇南山区，父亲又有了一管箫，但我还是没听他吹过。他一定吹过，只是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吹，真难以遇到。回想起来，我当年在陇山山沟里学着写诗，就是想找一管接通遥远世界的箫，或与箫相似的让心灵能呼吸的气管。

    箫，只属于我父亲个人，他只为自己吹，不要听众。笙和管子。父亲经常吹，不是独自吹，是跟村里“自乐班”的人一块吹，总是在黄昏以后吹。探秋农闲以后，他们几乎天天在五遭庙前的广场上闹闹哄哄地吹奏。全村人都能听到。在这个意义上说，“自乐班”真正是全村的自乐班，演奏的声音，如当空月亮，照遍了每个角落。父亲用白铜的笙吹，得到他的允许，我怀抱着黄铜的笙坐在一边学着吹，没有谁专门教过我。父亲在家里偶然对我说过几句：指头按眼，不能按得太死，声音都憋死了，音调要像呼吸那么自然才好，呼吸是随曲调的命脉而呼吸。他讲的大意是这样，因比喻特殊，我一生未忘记。我从父亲吹笙前的严肃的准备动作和神情，开始向他学习，他瘦削的双手端着笙座，当嘴唇跟笙的嘴一旦接触，笙跟他的生命就在冥冥之中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没有笙，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就投有笙。只有这时，我才从各种响器的作用和它们的配合中悟通了一些道理。它们构成了一片如自然界那么自然的情境。“自乐班”的人大都是从口外回来的，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受够了苦，需要解闷，当他们在一起合奏的时候，似乎忘掉了一切。所有的曲调都是很苍凉的，在苍茫之中，他们的心像雁群一般飞越过寒冷的冬天，飞越过苦难的人生。

    父亲记得很多古老的乐谱，他有一本书写奇怪的竖写的曲谱，我看不懂，全是什么“工尺……”父亲常常一整天在琢磨它，指头轻轻地在炕桌上敲着。“自乐班”的其他人都不懂曲谱。但父亲说，他的曲谱，大都是记录了几代人流传下来的曲子，有一些是很古的北曲。解放以后，听说父亲整理出一部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请他演奏过不步次。这是我听三弟说的，父亲可从来没有向我谈过这事。

    “先得摸透每个笙管的个性”，父亲对我说，他让我一个音一个音地认识笙。黄昏时，我坐在屋顶上学着吹，如果父亲正好在家，他总认真地听我吹，很少指点，最多说一句“用心好好琢磨。”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吹奏时感到很振奋，整个的生命都感触到了美妙的节奏。可以说，我对节奏的理解，就是从吹笙开始的。心灵的吐诉需要节奏，节奏能把内心的各种情感调动起来，凝聚成实实在在的音响世界，任何一个音节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不是孤立的。

    童年时半夜醒来，听到沉郁的驼铃声在空旷的夜里一声声地响着，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音乐，一种长途跋涉的沉缓而坚毅的节奏。拉骆驼的老汉和一匹匹骆驼需要这苍凉而庄重的声音伴随着。村里自乐班演奏的声音与天空的月亮，凝重的夜雾融在一起的浑沌的氛围，成为乐曲的一部分。父亲在城里一个中学教课，为了跟“自乐班”一块演奏，天天回村，第二天一早赶到城里去上课，从没有间断过。父亲这种执迷的气质我很难全部学到。

    为了寻求曲谱，父亲带着笙，管、笛等和他在朔县农业学校时期的老同学马致远去五台山一趟。五台山离我家乡百十里地，马致远是五台人，跟庙里管事的僧侣认识，他俩在台怀镇住了十天半月。马致远对佛学和佛乐有很深的造诣，各种响器都能吹奏。父亲说他有一个出家人的性子。（抗日战争后，马致远留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建国初期任民政部的教育司司长，我去看望过他。）他们跟僧侣们一块儿通宵达旦地吹奏着。返回家里时，父亲抄回一厚本曲谱，庙里那个管事的送给他一个宣德铜香炉，很名贵。还带回一大块沉甸甸的檀香术。从此以后，父亲不论研读曲谱，或者独自吹奏乐器，事前总要把檀香切成一条条，在宣德香炉里熏起来，那烟在昏暗的屋子里呈乳白色。父亲全身心地沉湎其中。记得父亲由五台家不久，把两船笙拆卸开来，把一个个竹管擦洗得一尘不染，管簧都重新点过。整修过的笙吹起来声音特别地爽利。我吹笙时，父亲一再告诫：“把手洗净。”我是用祖母收集的麻雀粪把手上的脏污搓洗干净的。（一般的肥皂洗不动厚厚的积垢，谁要不信，请试试，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父亲跟我一块吹。总要检查我的手和脸是否干净。仿佛不只是吹吹笙，是带我去一处远远的精神境界，比走亲戚还要郑重几分。父亲和我端端地坐在炕上，面对面地吹，中间隔着一张炕桌。我当时觉得这一切的细节确有必要，它表现了一种虔诚的气氛和心境。父亲没有让我吹过管子，说我人还小，容易伤了心肺。笙主要起和声作用，是柔性子，它的圆浑的声音天然地跟檀香的烟雾相投合，而管子的声音是峻拨的，像忽上忽下飞翔在笙声的云雾中鸣唱的鸟。我隐约记得练过《得胜还朝》，是一个悲壮的曲子，曲谱早已忘了，只在心灵里感到了沉沉的深深的旋律。父亲说，“这种曲子，两个人吹奏不出气势来。”父亲夸奖我吹奏的流畅，说我的指感不笨不木。我父亲本来是有肺病的，可能是祖父传染给他的，祖父三十六岁从呼和浩特病回来，吐血死了。祖父也吹笙管。父亲说：“吹笙得法，对心肺是个锻炼。”又说：“吹笙可磨炼人的脾气。”我的性子像母亲，发躁，笙声像流水能把我的粗砺性子磨洗得光洁起来。父亲吹管子时，脸憋得通红，胸间的气似乎聚集起来朝上冲，拚命朝高高的顶峰飞越。管子是用硬木镂空制作的，握在手里很沉重，还镶着一圈圈的白铜。我父亲的嘴异常灵活地吹奏着，声音的高低强弱很难控制，每个音节，稍一不慎，松懈一下，就可能从高入云霄的顶峰摔了下来，把乐曲摔得粉身碎骨。但是非常令人奇怪的是，笙和管两种气质不同的声音竟然能奏得那么和谐，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到现在我还有一种看法，吹奏时，曲谱固然重要，但吹奏者的心境与情绪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可分的。黄昏后，村里的“自乐班”在五道庙前热热闹闹地演奏时，那情景，那气氛，表面上很混乱·尘土飞扬还免不了有孩子们的哭闹声，可是一旦演奏起来，杂乱的一切都融和了，即使吹奏技术很粗俗，也一点儿感觉不出来。

    如果我有一点对音乐的素养的话，那也是很原始的，主要就是从这些充满了热汗味和烟尘气的场合感受来的。我没有听见我父亲唱民歌，他性格很内向，歌儿都在心里唱。跟父亲同龄的庄稼人或者走口外回来的牧人，都经常在田野上小巷里吼唱。在这一点上我不像父亲，比父亲外露，我常常与村里的大人们一块吼唱。这些民间歌手们唱的曲子，有的有故事情节，夹着对话，有的没有词，只凭着声音宣泄几代人内心的苦闷与悲伤。我的姊妹都能唱，我们一家人就可以演唱各种的秧歌。现在这些童年时唱的民歌谣曲还能记得十个八个曲调。由于我在童年少年时期，形成对乡土音乐的迷恋，特别受父亲的音乐气质的熏陶，使我这一辈子也无法背离了深入骨髓的乡土气。

    离开家乡以后，我跟音乐就没有童年时的那种全身心的接触了。作为一个世界，音乐真正地离我很遥远了。也可以说，我一生并没有进入这一个世界，只在童年那一段梦一般的时间，曾经感受到了从这个世界飘流出来的一些云朵和飞鸟似的音韵。我的父亲，我认为他是深深地走进去了。但仅仅这一点童年时得到的音乐“素养”，影响l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诗的气质。

    故乡古老的音乐和谣曲养育过我稚小的心灵，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即使不去想它，它也不怪怨我，这也就是所有故乡的性格吧！

    月夜和风筝

    在我童稚的心里。父亲很深沉，与父亲的生命能以融合的月夜和风筝也很深沉。深沉，意味着识不透底蕴。对于月夜和风筝，父亲有许多自己的哲学和具有哲理的玄想。他当年不到三十岁，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人显得有点苍老。我正值童年，对父亲困惑不解。经过五六十年心灵的反刍，现在才渐渐地有些理解了：父亲当时精神上很困厄，活得不舒展。

    父亲从来不在白天放风筝。祖母说他的风筝是属蝙蝠的。父亲说：“白天不需要风筝，白白亮亮的天空，要风筝干什么？”父亲总是当天地黑透了之后才去放风筝。奇怪的是，白天没有风，黄昏以后，常常不知不觉地来了微风，似乎不是从别处刮来的，风就藏在我们村子里一个角落。它觉得应该醒了，站直身子，轻飘飘地跑起来。有时候，白天风刮得很狂，一到黄昏便安生些，仿佛事先与父亲和风筝有过默契。

    放风筝在春二月，天日渐长起来。天暗下来时，不用父亲唤我，我会跟在他后面，帮着把风筝从我家的东屋弄出来。丈把高的人形的“天官”风筝由父亲自己扛，我用双臂抱着放风筝的麻绳，绳缠得很紧，足有西瓜那么大那么沉。父亲悠然地看看天，说：“又是个月明的天！”只有我知道，他并不是赞美月夜，他希望的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黑夜，“没有月亮多好。”父亲慨叹一声。实际上黑透了的夜极少。我对父亲说：

    “有月亮放风筝才好。”我想，天黑会闷人，有月亮能看见升天的风筝，看见红灯笼与星星在一块闪烁，还能望见海琴振颤的翅羽。父亲不答理我。到了街上，他说：“没有月亮和星星，天是圆圈的，完完整整的。”“为什么？”我问。父亲回答：“天黑透了，天才能安静下来，风筝在天上才自在。天空只有风筝和灯，只有海琴的歌，一十完美的世界。”父亲像是在吟诗。我当时还是喜欢在月明的夜放风筝，我喜欢望着朦胧的天，它越看越深，越看越高，风筝飘带上的月光跳来跳去，还能看见变化莫测的飞云。红灯摇摇晃晃，比所有的星星快活得多。如果天全是黑的，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我们。父亲摇摇头不作解释，他清楚他那套玄想无法让我理解，而我也有我自己童稚的玄想。

    父亲年轻时喜欢写诗、吹箫。他有时自言自语，以为我听不懂。听到我的某一句问话以后，他惊愕地回过头来望一望我，似乎我不应该听懂他的话。

    总有一群小孩跟在我们后面吵吵嚷嚷，如果我和父亲不放风筝，这些孩子都不会到街上来，家里老人不放心他们在月亮地里跑动。我和父亲照例在一个小的广场上停下来。这里实际上是村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没有车马，就成为一处注满月光的开阔地方。靠北边，有个高坡，父亲站在上头就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不需要助跑，他让我把风筝直立在丈把远的地方，在背后扶着风筝。父亲高高扬起双臂，猛地向上一拽，风筝抖动一下，被惊吓得跳起来。父亲手中的绳子一抖一拽地就把风筝逗到了空中。风筝显得很高兴，它和父亲配合得很好。一会儿风筝就升高了。风吹着，月光抚摸着“天官”的彩衣，发出瑟瑟的声音。

    一到春天，村里的枣树上，总有风筝挂在树上，都是孩子们的瓦片风筝，父亲的风筝从来没有挂在树上过。我们村家家院子里，多半有几棵枣树，枣树是长不高的，风筝很容易就能越过。等到风筝放得很高以后，父亲横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移到五道庙前。五道庙有结实的栅栏，父亲把绳子放尽，手里只剩下一根光滑的术棒，他把木棒横别在栅栏上。

    五道庙前是个热闹的广场，这时父亲掏出烟锅，抽着后，就坐进人群里去，似乎风筝跟他无关了。这时我感到风筝只归我所有了。我担心天上风大，风筝会倒栽下来。我不时甩手摸摸绳子，如果绳子绷得太紧，发出嘎吱的声响，我就对父亲说：

    “绳子怕要断。”“没事。”父亲对我说：“你快回去把灯笼和海琴拿来。”

    这时才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跑得飞快，幸亏有月亮，看得清路，身后跟着一串孩子，仿佛我是风筝。身后的一长串孩子是风筝的飘带。“成汉哥，今天的海琴让我拿！”。成汉哥，灯笼由我拿！”

    父亲的海琴和灯笼搁在东房的供桌上。蜡，我得向祖母要，蜡不能随便放，搁在供桌上，一会儿就会被老鼠吃光。我和孩子们又是一阵小跑，我当然地跑在前头，同伴们有的拿蜡，有的提灯笼。海琴由我拿，我从不让别人碰的。

    父亲站起来，用手摸摸风筝的绳子，如果绳子绷得不够紧，海琴常常放不上去。父亲放海琴和灯笼不让别人插手，他先把海琴连到绳子上，再把灯笼挂在海琴下边。他总是当风筝稳定到最佳状态时，才小心地把灯笼点亮。我和孩子们鸦雀无声，等待着海琴和灯笼开始升起的一刹那，父亲异常专心，眼睛也明亮起来，不住地看天、看灯笼和海琴，只听孩子们一声喊：“海琴动了，动了！”海琴在一片欢呼声中沿着琴弦似的绳索嗡嗡地歌唱着升了上去，越升越快。我把耳朵贴着绳子谛听，真能听到远方大海的声音，嘿，大海的声音原来像一群蜜蜂在飞。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海琴和灯笼升到风筝那里。

    天空出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红色的星，摇摇晃晃的星，会歌唱的星。灯，在天空，也不过亮半个钟头。灯灭了以后。放风筝的高潮便结束。孩子们纷纷回家。我仍忠实地守望着天上的风筝。失去灯，风筝看去更明显些，它摇曳着，隐约能听到飘带扑瑟瑟的声音。灯笼和海琴也像我一样陪伴着风筝，还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直等到半夜，父亲和广场上的人都立起身来，父亲才和几个大人把风筝收了下来。如果大人们的自乐班还忘我地吹奏响器，何时收场就难说了。风筝在天上多半很安生，只有几次，忽然起风，父亲提早收下风筝来。风筝靠墙立着，我守着它，还守着灯笼和海琴。大人们仍吹吹打打，不愿散场。

    父亲年年都要放风筝。每年都认真地把风筝修补一番，重新染一次颜色。村里放风筝的人有好多家，都没有我父亲放风筝那样虔诚和认真。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流行一个谚语：“史桂林的风筝头一分儿。”卖豆腐的老汉夸自己的豆腐说；“我的豆腐是史桂林的风筝。”父亲的风筝挂上灯笼之后，三五里内的几个村庄都看得见。

    这放风筝的一套技能父亲是怎么学来的，可能是我们家乡自古传下来，也可能是他从北京城学来的。但是，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见过有人夜里放风筝，更没见过挂海琴和灯笼的风筝，真感到奇怪和遗憾。

    父亲为什么总在月明的夜放风筝，而且特别喜欢在黑夜挂灯笼和海琴，我此刻真有点理解了。如果我现在放风筝，我也一定在黑夜放，而且一定挂上灯笼和海琴。

    当风筝放稳了之后，父亲就不停地抽烟，很少跟谁说话，他仿佛很深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放风筝跟他吹箫的神情很相近。他有自己放风筝的哲学，希望风筝带着灯笼的光亮和海琴的歌，也带着他的心灵，升向高高的空旷的夜空。

    后来，到了四十年代，我知道，父亲在家乡那些年写过不步的诗，有旧诗，也有新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他似乎没有想到过要发表。

    还有，父亲一生嗜酒。他放风筝之前，喜欢先喝点我祖母酿的黄酒。我们家乡的春二月，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夜间是很冷的，有月光的夜更加清冷清冷。

    似乎一旦风筝连同海琴和灯笼升到天上，月夜就变得温暖起来。至步我父亲的感觉是这样。

    海琴

    春二月，刚吃过晚饭，天就暗黑暗黑的了，星星出得还不全。风不大，可冷冷的，很有气势。祖母手扶羊圈门口那棵老枣树，兀立着，面朝南边的天。她不住地在张望和谛听。乌鸦从头顶掠过去，只听哇地一声，却看不见飞的影子。但我心里知道，祖母正在张望着什么，谛听着什么，因为我也正朝那个方向痴痴地望着听着。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个时刻，我父亲在五道庙前，要把海琴和点亮的灯笼，一块向已经稳在高空的风筝送上去。点亮的灯笼，红光闪烁，如果与风筝一块升空，肯定当下就着了起来，不但灯笼烧光，怕还得祸及风筝。因而只能等风筝升到空中，稳定了之后，才有可能送上去。可是怎样把点着的灯笼送到高高的风筝那里去呢？这就得靠海琴。

    海琴，形状似展开双翅的蝴蝶，是用纸和竹制成的，上面描绘着彩色的图案。为什么叫琴？为什么不叫蝴蝶琴而叫海琴？最初我都不明白。问过父亲，他回答说：“你只要看过听过海琴升到风筝那里面，你就明白了。”

    海琴的上端，在两翼之间，有一个铁丝做的环套，可以连在风筝的绳索上，海琴的下端挂着灯笼。一旦灯笼里的蜡烛点着了，热气上升，从灯笼顶部的空洞冲冒出去，直冲着海琴的两翼，产生出浮力，海琴带着红灯笼，便沿着绳索，歌唱着向上升去。

    父亲对我说：“把耳朵贴着绳子。”

    我把耳朵赶紧贴向绷得像弓弦的绳子，果然便听见海琴抚着绳索，奏出了非常奇妙的大海的音乐，不同于板胡，不同于笙。仿佛是一群炸窠的蜜蜂，嗡嗡地护着蜂王，在天空旋飞。又仿佛觉得不是一根绳索在弹奏，而是弹着无数根弦子。可能上边风紧的缘故，声音越听越响。等到海琴和灯笼升到风筝那里就停下来，变成一颗红的星悬在空中，漆黑的夜空上，只有这一颗星微微地在摇动。琴声并未消失，还在不停地演奏着，只是没有上升时那么洪亮罢了。

    其实，耳朵不贴著绳索，也能听到海琴演奏的音乐，全村的人坐在房子里都能隐隐地听到，就像滨海住的人家都可以听见海韵。

    “看，送海琴和灯笼了！”孩子们在小巷里嚷嚷着。

    祖母望着天空摇动着的红灯笼说：“今天的灯动荡得厉害，恐怕风筝不好收下来。”她担心儿子的胳膊又要疼几天。

    假如风大，收风筝时需要几个男人的力气，才能把风筝拽下来。

    灯笼里的蜡烛一旦烧尽，红亮的星星就殒灭了，只听到海琴寂寞的叹息。

    父亲扎的风筝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是人形的天官风筝，足有丈把高。用的绳子是麻的，浸过蜂蜡，这是为了让海琴能快捷地上升，并且演奏出的声音清亮一些。

    童年时，我没有见过海，但我从海琴声中听到了大海美妙的旋律。后来，我见到大海，大海的涛声当然比海琴的声音要雄浑得多，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我童年的海琴，即使是交响乐，也淹没不了海琴声音：

    嗡嗡，嗡……铮铮，铮铮……令人遗憾的是，离开故乡之后，再没有看到有人在夜里放风筝，并且把海琴和红灯笼从地上升到天空。

    真希望海琴不要失传。

    父亲，树林和鸟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敢唱的鸟。

    童年时，一个春天的黎明，父亲带着我从滹沱河岸上的一片树林旁走过。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濛濛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

    并没有看见一只鸟飞，并没有闻到一声鸟叫。

    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

    “看那里，没有风，叶子为什么在动？”

    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

    “还有鸟味。”父亲轻声说，他生怕惊动鸟。

    我只闻到浓浓的苦味的草木气，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黎明时，所有的鸟抖动着浑身的羽翎，要抖净露水和湿气。

    每一个张开的喙舒畅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

    鸟要准备唱歌了。”

    父亲和我坐在树林边，鸟真的唱了起来。

    “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

    “为什么？”我惊愕地问。

    父亲说：“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飞起来沉重。”

    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

    少年与萤火虫——父亲对我讲的童话

    夏夜，黑得令人窒闷。

    我和一个少年在草丛中追逐一闪一闪飘忽不定的萤火虫。

    我们只尽兴地追捕，原不想真的抓住。

    我问少年：“你能用手拍死一只萤火虫吗？”

    “当然能！”少年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不相信。”

    少年不服气，向忽上忽下飘飞的萤火虫猛地扑去。

    正当他就要追到了，那萤火虫自己灭了。于是少年在草丛中找啊找啊总是找不到。

    萤火虫又亮了，竟诱惑地落在少年的面前。

    少年忿忿然举起手，向颤动的火花狠狠拍下去。

    突然，我看见少年的手僵在空中，仿佛被无形的手猛一下抓住。

    同时听到—声啊哟，“它真美，我差点把它打死！”

    后来，少年逢人便说；“准也拍不死萤火虫。”

    但是，刽子手应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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