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大娘

    （一）

    一直没有动笔写宝大娘。一个字也没有写。但是宝大娘这个我童年世界里的美好人物却已经使我深深地困扰了好几年。从写童年的第一篇《绵绵土》起，就想到写宝大娘，但不敢轻易触动她，就像苦苦地写一首诗的那种心情。我几乎没有勇气记述她的孤独的生活境况和悲伤的命运。我很怕这些粗砺的文字，哪怕一个字，刺痛或擦伤了她那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心灵。

    六十年前。童稚的我当然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她，尽管她跟我家居住在一个院子里，天天见面，我的哭声笑声和脚步声她都听得见，辨得清。甚至比我家的人还听得真些，祖母说她的心最细。我生下来的第一天，她就以渴望和淳厚的心（她没有生育过）关怀我，并且用地灵巧的手抚摸过黑灰色的我。

    她对祖母说：“这娃娃命不好。”（她这句话得到应验）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宝大娘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她能看清我，我看不清她，她活在我的世界之外。她仿佛是一脉青色的远山，一个古老故事模糊的无法抓住的回声。她的隐密的生活境域我一步也进不去，梦都梦不了那么远那么深。

    宝大娘住的一间小小的土屋，在我家院里最安静的一个角落。我们一家人住一排正房，她的家“远”在院子东南角，中间隔着一排破得不能住人的三间房子，因此立在我家门口，能望见十里以外的南山，却望不见宝大娘家的门。

    人生的时空骚动地散远了，淡化了……

    我离开故乡和所有的家人（包括宝大娘）快六十个年头了。

    想不到经过漫长而浑浊的人生沧海的冲荡，宝大娘奇迹似地显露出了她真切的丰满的形象，附着在她身上的令人迷茫的杂物已经渐渐消失。她的形象清晰了，我找到了宝大娘的真身，我看见她从远远的那个我童年进不去的世界朝我走过来。我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我。我们似乎都成为面目依旧的“二世人”，真的隔了一个人世。

    当年童稚的我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老汉，宝大娘多半已不在人世间了。

    可我不但仍然把她视为我心灵世界的幸存者，而且竟然对她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她并没死。有好长时间，我常常在冥冥之中与她不停地说话，有说有笑，有时还一块儿唱口外草地的民歌。记得当年我和姊妹们跟着宝大娘在滹沱河边唱，宝大娘不是向宝伯伯学的，宝伯伯不唱歌。我听见了她柔和而略带苦涩的声音，我看见她那明亮中透着焦渴的目光，我第一次听懂了她说的每一句话。童年时，记得只有祖母，还有出嫁的姊姊有时走进宝大娘小屋和她的世界，宝大娘和她们坐在炕头，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许多次我看见她们一起默默地哭泣。祖母与宝大娘的爹娘自小就很熟，可是祖母娘家与宝大娘娘家的亲人们我自小不认得一个。宝大娘在人世上活得比我祖母还孤单，她一个人活着，宝伯伯回来，她仿佛仍然是一个人。她像一棵不走动的树近四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有关童年的散文，还要写下去，我的童年世界在不断拓展着。我寻回了童年和童年世界的亲人，以及他们没有完成的生命和梦。我的这种心情，很像马尔克斯谈《百年孤独》所说的那段话：“我要为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但是对我来说，“归宿”似乎并不恰当，我的童年或童话世界是展现在生命前面的境域，不是终点，它近似一片我第一次进入的远远的梦境。

    宝大娘在我的散文里已经出现过不少次，但她只是做为一个亲切的影子一闪而过，没有面孔，没有形象，除了名字，谁也看不清楚她是谁，这是由于我难以看清楚她的缘故。对我来说，她的一生一直是非常模糊与困苦的。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我入迷地一篇篇地写童年，一直不成熟的我（没有从童年的稚拙中走出来），仿佛突然地成熟了，壮实了，不是成熟地坠入老境，而是产生出了上升和再生的生命感。我此刻就是凭藉着这点新的生命力，找到了隐藏了六十年的宝大娘。我没有回归故土的那种苍凉感或幸福感，而是深深觉得（也可以说是发现）我这一生其实没有离开过童年，童年是一次完整而永恒的人生，一直伸延到现在。我这几年已写的或即将写的有关童年的散文。不是重现和恢复远去的历史，把模糊的人和事记述得更完美一些，把宝大娘等的面孔让人看个清楚，使童年“入土为安”，而是写我的新发现和隐没已久的童年世界，它本应属于我，我是它的一个永久居民。

    在我的童年或童话世界里，我爱过的人全都是不朽的，他们现在还活着，我与他们仍真实地在一块儿。不是靠回忆能找到他们，我们是重逢，重新活在一起。他们的形象是他们自己显现和创造出来的，而我只是重新找到了自己和失却已久的童年。

    我与宝大娘又相见了，我第一次敢于笔下写她。此刻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二）

    宝大娘是我父亲的奶哥哥乔宝的老婆。她当然有名有姓。但是从来没有听谁叫过她的名和姓。我们家的小辈们有时亲热地叫她“奶大娘”。父亲出生后，祖母的身体不好，奶水又少又淡，饿得直哭，几乎养不活了。后来由乔宝妈奶了一年多，才好歹活下来。

    乔宝的双亲死得早，我没有见过。他家是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乔宝很小就随村里人到很远很远的口外草地谋生。后来乔宝夫妇在我家院子里的一间小土屋安了家。从我记事时起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离开故乡的这十多年间，宝大娘一直跟我家住在一起。奶伯伯乔宝隔五六年从遥远的草地回来一趟，我只记得他回来过两回，腊月回来，破五后不几天就走人。他从口外带回的银钱很少。回家第二天，给我家送来一些酸得倒牙的奶渣子，从形状到色泽都像干牛粪，他从几千里外把它们背回家。回来时，一身破旧棉衣，走时还是那一身，只不过补钉更多更密一些罢了。听说一次要带走十几双布袜子，他在口外草地一定成天干跑路的重活儿。我没见过宝大娘穿过花衣裳，总是一身粗布衣裳，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干干净净的，祖母说她补的补钉都让人瞅不出一点破绽。

    他们家那间小屋，我们都叫它“宝大娘家”，从不说“乔宝家”，连乔宝回来也对我说：“成汉，到你宝大娘家来玩。”

    十四五年里，宝伯伯在家的日子，总共不到一百天。在我们村里，走草地的男人十年八年不回家不算稀奇，但家里大都有一两个孩子，还有个“窝”的感觉。宝伯伯一走，家里只宝大娘孤身一人，不像个窝。俗话说“一只鸟成不了窝。”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在街上玩，听见有人打听“乔宝家在哪儿？”我一听高兴极了，以为是我投见过面的宝伯伯回来不认得自己家门了，我朝那个晃晃悠悠走过来的陌生人喊：“跟我来！”我跑在前边，又回头朝那人喊：“喂，进这个大门！”我飞一般跑到宝大娘家门口，快活地大声呼叫：“宝伯伯回来了！”宝大娘冲出家门，两眼泪花花的，问我：“见到人了？”

    “见到了！”宝大娘一听，当着我的面就嚎啕大哭起来。“他为什么不捎个口讯回来？”可是来的人并不是宝伯伯，是宝伯伯托这个人给宝大娘捎回一点银钱。宝大娘知道宝伯伯没回来，哭得更伤心，我从来投有见过谁这么伤心地嚎哭。那人见此伤感的情景，把钱交给宝大娘就走了，一句话没有说。宝大娘哭得收不住腔，“乔宝，你死在草地好了。”我不由得跟宝大娘一块哭了起来，哭得也很伤恸。小时候我爱哭，仿佛有一肚子的泪，长大之后却不哭了。不是泪流尽了，而是白泪变成红血。记得祖母说过：“不流泪的人身上多半没有血。”血和泪同源，都是从人的心灵流出来的。宝大娘的泪真多。

    冬天夜长，宝大娘常来我家跟祖母谈心说话，有时陪祖母过夜。我听见宝大娘说：“成汉这个冒失鬼，也不问个明白，我真以为乔宝他回来了。”但宝大娘当我的面却感激地说我是个小好人，问我：“你为什么跟我一块哭？”我答不上来，宝大娘说我心太软，又对我说：“以后。心可要硬些，不能流泪。”

    大约又过两年，宝伯伯真的回来了，是后半夜回到家的。我家的二道门上闩，宝伯伯不敢大声喊宝大娘，怕惊动四邻。其实他家就在二道门里，离门不过一丈来远，只要声音稍大些，宝大娘准能听见。宝伯伯声音再小再低，宝大娘也一定能听清楚。

    宝伯伯寒冬腊月，在门外一直等到天明，到祖母开门时才晓得乔宝回来了。乔宝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乔宝就是这么个老实人。第二天，宝伯伯特意找到我，说：“认认你奶伯伯，以后就不会把人认错了。”他一定听说过我认错人让宝大娘伤心大哭的事。宝伯伯回家第二天，把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扫干净。起了羊圈，清扫了磨坊，天天为我家挑满水瓮。宝大娘白天黑夜为丈夫缝缝补补，预备行装。有一天，我看到他们一道去上坟，宝伯伯扛着锹，宝大娘走在前面，宝伯伯跟在后面。宝伯怕离家回口外的前夕，向我祖母磕了头。

    第二天清晨，宝伯伯还为我家水瓮挑满了水。我跟在宝大娘身后送宝伯伯走。我们送他到滹沱河岸边，田野上的积雪还没消，河道里的雪很厚，我们望着宝伯伯走上河的对岸。他没有回头。回村一路上，我看见宝伯伯留下的完完整整的脚迹。新鞋踏的，十分清晰，又大又深，几乎比宝大娘的大一倍。我一生记得雪地上的这些深深的命运的踪迹。

    （三）

    冬天的故事特别多，记得我离开故乡那年的开春前，听见大人们在炕头上低声交谈，说佩珍伯伯跟宝大娘相好。男女之间交往到了相好的程度，常常被人添枝加叶传来传去。我听了很难过，不相信。但心里也为她有点高兴，因为她确实太孤单了。

    宝大娘面目周正，两眼炯炯有神，但从不打扮，是一个孤苦而安生认命的女人。佩珍伯伯跟我父亲亲如兄弟，他老婆个子极小，比炕沿高一点，但人缘十分可亲，有一双晶亮的大眼。

    佩珍伯伯是全村男人中形象最英武的，个头足有一米九，身材长得粗粗壮壮，走路步子迈得很大，为人豪侠正气，很受人尊敬。二十来岁时在全县摔跤场上“掮过羊”（夺得冠军）。当年在乡间庙会戏台的明柱上拴一头咩咩叫的大绵羊，插一面三角小旗。只有摔跤好手才敢跳到戏台上拔旗。谁摔跤得第一，谁把羊掮回家。佩珍伯伯拔过几次旗，在几次盛大摔跤场上一连摔倒六个对手。他一担能挑走一两畦大白菜，人们给他取了个美号“两畦菜”。佩珍伯伯从庙会上掮羊回来，当夜全村大后生聚在他家有酒有肉地吃喝一顿，我随父亲去吃过一回。佩珍伯伯说我的骨架长得匀称，能练成一个好摔跤手。

    每天在小文昌庙前我们孩子们排队摔跤，佩珍伯伯常常亲临指导，他立在地上，让我们三四个孩子一齐扳他的腿，他纹丝不动，双腿如戏台上的两根明柱，无法撼动它。

    佩珍伯伯是个货郎，挑着担子隔三岔五地到外乡去赶庙会，挑担和走路的姿势非常优美。他是我童年时崇拜的英雄。他怎么会跟宝大娘相好？我可从来没有看见他踏进宝大娘的家门，只记得有一次，我替他带给宝大娘一块白兰牌香皂。每年腊月佩珍伯伯在城里南门瓮城口摆货摊，他让我当一个月小帮手，立在货摊边，招呼顾客。为做酬谢，他送我家每人一条红裤腰带和一条黑色腿带，另外给我一顶帽子。

    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几年前，姊姊从家乡来北京，我问她：“佩珍伯伯跟宝大娘过去真相好过一阵？”姊姊说：“相好过。”我没有再追问一句。不是好奇，是怀着深深的哀伤，我久久地想这件事。姊姊是最不会编故事的人，更不会说一句假话。

    如果我现在想写一部小说，完全能以合乎情理地虚构一个完美的故事，因为我太熟悉当年村里大大小小的人和事，谁家院子有几棵树，我都一清二楚。哪些人家男人走口外一直不回来，家里老小过苦日子的可怜情况我全知道。谁家年轻妻子在家里孤孤单单地活着十年八年守着空空洞洞的家，我全知道。因此，我不仅同情可怜的宝大娘，而且十分理解她内心的苦楚，她渴望人间的温暖。我问姊姊：“宝大娘那许多年如何生活？”她回答说，她仍是安生过苦日子，并没有与佩珍伯伯一块过活。用当今的话说，宝大娘与佩珍伯伯相好，是很真诚的友谊，在那个历史时代这种友情更令人感动。佩珍大娘与佩珍伯伯都很长寿，佩珍伯伯活到九十。五十年代初，还捎来话给我，要我回去看看他。

    姊姊说，宝伯伯后来多年没有音讯，至步十年二十年没回来过。我估计他一直滞留在外蒙草地。当年走一趟路需一个多月，可见路途多么遥远。宝伯伯不是不想家，多半由于战争，还有其他原因，他被困在草地，回不了家乡。宝大娘活不下去，只得另外寻了人家。她不是背离了丈夫，而是无可奈何的事。到了解放以后，宝伯伯像孤魂一样从草地回来，他已老得走不动路，一身破破烂烂，穿的还是几十年前宝大娘补缀的那些衣裳。

    他不会再回到口外草地去了。当他晓得老婆早已离开了那间小屋，他只痛恨自己没出息，对不起老婆。他晚年一个人住在“宝大娘家”里。姊姊说，人们现在还把那间屋子叫“宝大娘家”，仿佛宝大娘还没有离去。宝伯伯晚年的最后那几年，宝大娘每年回来三五回，白天来，晚上走，为宝伯伯拆洗衣被，缝补衣裳，冬天还腌一瓮子酸菜，秋天还磨几天面。把宝伯伯的生活安顿得踏踏实实。宝伯伯在“宝大娘家”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宝大娘把他埋进乔家的祖坟。姊姊说：“宝大娘应当成神！”

    关于宝大娘的形象和生平，我只能零零散散写到这里。这几年一直不敢轻易下笔写她，生恐歪曲甚至玷污了她。直到不久之前，自以为对她有了了解，而且引起我许多人生感悟，尤其她的晚年，以高洁的情感和行动，对奔波了一辈子的宝伯伯的照顾，使我深深感动，最后才写下了这些艰涩的文字。宝大娘的一生，尤其是苦度青春的那些年。所经受的孤独和困苦，我是亲眼看见的。她坚强地默默地挣扎着，守着自己美好的人性，度过了她真实的一生。她不会留下什么传记。她已经安然地化入大自然永恒的泥土之中。

    黑娘·七寸人

    黑娘，用普通话说就是黑奶奶。我家乡的人把祖母和祖母同辈的女人都叫做“娘”。黑娘就我当年的印象，是祖母的亲如同胞姊妹的唯一的朋友，我没有见过第二个。黑，不是姓，也并非名。叫她“黑娘”，她欣然承认，这是因为她的面貌肤色黧黑，连手掌心都是乌黑乌黑的。家乡人崇尚黑，谈论到人的长相肤色时，说“白丑黑袭人”。袭人是美貌的意思。祖母叫她“她黑娘”，属于孙子辈的我们这些娃娃们，都亲热地喊她“黑娘”，她总是高高兴兴地应一声“哎”，声音拉得长长的，又洪亮，又感染人。

    前几年，听姐姐说，早年黑娘在我家院子里整整住了十七个年头，当时我还没出生。住的是靠西头的那一间正屋。这间正屋前面被西房挡着阳光，光线不足，从我记事时起，再没住过人，成了堆放煤炭和杂物的闲屋。由于成年堆着一大堆的煤炭，窗户纸过年也不换新的，屋里显得异常的暗黑，真有些阴森可怕。天一过黄昏，我就不敢进入这个黑屋子了，觉得里面隐藏着不可知的什么东西。夜里醒来常常听见黑屋里有些微妙的动静，仿佛有人低声说话，又仿佛有人走动。我让祖母听，她宽慰我说：“不用怕，是七寸人在里面搭台唱戏哩。”可我仔细谛听，什么也没有听见，七寸人他们唱的一定是另一种腔调，我想。我的神经很紧张，一时睡不着，又问祖母：“七寸人唱的戏，你听过吗？”祖母毫不含糊地说：“听到过。”“好听吗？”“好听。”但七寸人怎么个唱腔，唱些什么故事，是不是也穿着戏装？祖母投有详细讲，我已昏昏迷迷沉入了幻梦之中。白天，我一跨进黑屋，为了壮胆，常常大声喊：“七寸人出来，让我看看！”什么回应也没有。更看不见什么七寸人出来认我这个大个儿孩子。七寸人和他们的世界，成了我的一块既有神秘的吸引力，又感到恐怖的地方。

    黑娘当年怎么能住得安生呢？而且一住十七年，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她人那么黑，是不是在这间黑屋里圈得太久了的缘故。我相信，黑娘一定见过七寸人，并且听过他们唱歌或唱戏。

    等黑娘来了，定让她讲讲七寸人的故事。

    我还不到记事的年龄，黑娘一家人搬迁到了远远的镇安寨，离苍苍莽莽的东山不远，牧马河从村边弯弯曲曲地流过，传说当年的杨家将们在寨子里驻扎过好久。上高小时，有一年秋游，游的是诗人元好问的别墅所在地神山，神山与镇安寨相距极近，几乎村连村。那天，我到“寨上”（人们把镇安寨简称“寨上”），见人就打听“黑娘”，没有问出她来。我把她的面孔形象，特别是肤色，说得十分的仔细，寨上的人还是不晓得黑娘是谁？

    黑娘的丈夫（我可不敢叫他“黑爷爷”）我连一面也没有见过。隐约地昕人说，是个走口外草地的人，我想多半跟我那个一生在口外草地讨生活的我没见过面的曾祖父相识，否则不会在我家院子里落户那么久。

    黑娘每回来我家，总是在中秋节过后，天气还没有变冷的那几天，地里庄稼大部分已收完，她粗壮的手腕挎着一个很大的柳条篮子，里面满装着红柿子、黄梨和紫葡萄等，还有一双为我祖母做的很小巧的鞋，让祖母过大年时穿。这一篮子东西，少说有二三十斤。她挎着篮子，得走小二十里地才能到达我家。

    她总是地上走，从没见过她搭过谁家的大车。她是个健壮而豪爽的女人，比我祖母的年龄小点。

    中秋一过，祖母一天对我叮咛几回，“帮我听着，黑娘这几天就来。”让我听什么。她不明说我也清楚。黑娘有个打嗝的病，她打的嗝，声音大得出奇，“嗝”的一声，两里之外都听得见。

    但每次都不是我先听见的，我贪玩，心不静。总是祖母先我而听见。

    “成汉，快，去接你黑娘！”

    真的，我听见黑娘的嗝声正从远远的东边如炸雷一般地滚动而来。我拔腿就朝北关无粱殴那个方向飞跑起来。一出村，爬上我家那块东坡地，我可着嗓门喊：“黑娘！”听见黑娘“哎”地回应我。她的一声“哎”也非常洪亮，祖母的三条声也合不成她这一声。黑娘又“嗝”地一声。这一声过后，祖母就等在我家的二道门了。

    祖母让我接黑娘，主要是让我接下她挎的那个沉甸甸的大柳条篮子，真沉！黑娘总是那么一句：“成汉。你先挑大的，吃上几个梨，篮子不轻些吗？”我回答她说：“吃到肚子里，也还在我身上。装在肚子里还不如搁在篮子里轻省！”黑娘说我是个傻小子。

    黑娘走得比我还快。她远远地望见我祖母立在二道门口（这个地点比平地高出一个人身），她大声跟祖母打招呼。黑娘笑呵呵地与祖母手握手地走进院子。全家人都立在院子里。

    黑娘来我家住五六天，跟祖母并头睡在前炕上。她天天帮祖母和母亲拆洗全家人的衣被。两领席子铺在院里，说说笑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黑娘在我家这几天，嗝打得很少，她说是心里舒畅的缘故。

    黑娘为什么得了个打嗝的病？黑娘、祖母都从不提这件事。是姐姐对我说的。姐姐说，有一年，黑娘儿子发高烧，汗出不来，她用被窝把儿子（不过三五岁）捂得严严实实，心想捂出一身汗就能退烧。她捂得太严，孩子活活地快闷死。孩子对母亲说：“我快憋死了，快掀开被窝！”黑娘同：“汗出来没有？”孩子没有回答。黑娘觉得被窝里的孩子安安静静的，多半汗出来了，她暗自庆幸。后来觉得奇怪。孩子为什么一动不动？她发疯似的掀开一看，孩子被憋得面孔发青，只剩一丝的气了。孩子当天就在她怀里断了气。黑娘认定是自己把孩子捂死的，几次想跟儿子一块离开人世，但她不忍心丢下更小的儿女。她痛恨自己把被窝捂得太严！她病了几个月，落下这个打嗝的病。她说她肚腔里有吐不完的晦气。她一打嗝就觉得她变成了捂在被窝里的儿子。儿子憋得吐不出气，她替儿子深深地呕出憋在肚子里的气。这些年来，她总感到儿子还在她心里肚腔里，憋得喘不过气，“有一口气，他就死不了！”她嗝一声，呕出了儿子至死都吐不出来的那口气！

    自从知道了黑娘所以打嗝的原因，我就不再缠她讲七寸人的故事。那间暗黑的西屋，正是她儿子出生的屋子。我怎么忍心让黑娘心里难过？

    只有一回，黑娘主动给我讲了一些有关七寸人的故事。她说，七寸人的老祖先本是跟我们一样高大的人。为什么变小了呢？黑娘说，几千年前，七寸人的老祖先被人诬陷，定了罪，关在牢里，等着秋后斩首。有一天夜里，一个神来到牢里，认为这个人是被诬告的，想解救他，给他吃一粒丸药，他顿时变小了，变成七寸，于是他从门缝里逃出死牢，但是他的身躯再也无法长高。真的长高，被认出来，还得被斩首。因此他只能隐藏在人间一代一代生育出七寸高的后代。

    童年时，我没有找到七寸人，我在梦中常常见到他们。这许多年来，我仍然相信人世间隐藏着数以万计的七寸人。他们早应当长高，堂堂正正地长成他老祖先本来的那个高度，跟我们一样高。

    感谢黑娘，她为我讲的七寸人的故事，真是一个最美的童话，让我一生难忘。说来真可笑，有不少年头，我梦见我变成了矮小的人，比七寸人还小。我跋涉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圈圈里，怎么跑也跑不出去。醒来时，一身的冷汗。

    变作七寸人也好。我常常想。

    秃手伯

    入冬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家的炕头上断不了有两三个妇女谈天说地。左邻右舍，五六家的十几盘炕，数我祖母烧得最热。这绝不是夸口，是坐遍了全村几十家炕头的金祥大娘讲的，那还有差错吗？

    曾祖母在世时，睡在后炕，冬夜，祖母隔一个时辰就在灶膛里加一铲煤，怕老人睡不暖和。曾祖母过世后，炕还是暖和如昔，因为满炕睡着孩子。

    我大约四五岁时，听见乔海大娘对祖母说：“王六老汉的大儿子，从草地捎回来一双手。”祖母迷惑不解，笑笑问；“人不回来，手怎么能捎回来？”“手冻掉了。”“……两只？”“两只。”“手捎回来怎么办？”

    乔海大娘说：“是用一张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来的。

    王六老汉抱着黑乎乎的手，哭了好几天。几天以后，老汉把儿子的一双手，埋在他们家祖坟的边上，堆起一个小小的坟，没用棺材，说不吉利。”关于这一双手，炕头上坐的妇女谈了好多天。我睡在曾祖母生前唾的地方，她们谈的话我全听到了。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两只手，乌黑的，像两只张开的翅膀，忽扇忽扇地在天上飞着，不住地盘旋。突然朝下栽，正好落在我的胸脯上。我被砸醒过来，吓得冒出一身冷汗。我对祖母讲了梦中的情景，祖母沉吟了好久，说：“这梦不该你梦见。”我问：“那该谁梦呢？”祖母说：“该由没有了手的王六的大小于去梦。”（真是怪事，祖母不认一个字，但她的话，却很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两只手像翅膀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梦，我恍恍惚惚梦见过好几回。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家不谈论它了，我才再没有梦到。有一回，我路过王六家的坟地，见王六老婆的坟旁边，的确多了个小小的土堆，坟堆顶上压一块石头；我心想，这一定是为了把那两只手镇住，不让它飞出来。

    否则，我还得梦到它。那几年，我常常替那个远在几千里外的草地的没见过面的伯伯发愁，他没有手，怎么活呢？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村里人高兴地说，王六的大小于回来了。就是那个没有了手的，论辈分，我该叫他伯伯。不幸的是，王六已死了一年。没手的伯怕初回来鄢一阵子，人们都去看望他。看他的“手”。很少迈出家门的祖母也去看过他。有一天，在五道庙街上，我看见一个大人，瘦高个子，挑一担水，两只袖口空荡荡的，就像戏台上的孔明穿的那号宽大衣服，看不见手。他用没有手的手摸摸我的头，笑着问：“你是四季老人的孙子吗？”村里人都叫我祖母“四季老人”，“四季”是祖父的奶名。

    我仰起面孔说：“是，你怎么认出来的？”“你那皱眉头的神气跟你爹活脱没有二样。”我跟着他走了好远，总想看看他那没有手的……我说不上那该叫什么。没有手怎么能把水从井里打上来？

    他回村不久，天不亮，给村里十几家人挑水，挑水在我们村跟放羊一样，能挣口饭吃。放羊的老汉把村里这家三只那家五只的羊集在一块，赶到淖沱河边放牧，还得有点经验，挑水是简单的力气活，不用学。

    这位没手的伯伯开始给我们家挑水。我们家人口不算很多，用的是五担瓮，一趟一趟，至少得挑三五回，过去挑水的人每挑一担便在挂在门框上的。志子”（劈成半面的高粱箭秆）上，用指甲掐一道印子。他呢，两只秃手把“志子”夹起来，用牙咬一个印。他给我们家挑的是最后一家，祖母让他歇一歇。正是收枣的时节，祖母把鲜红的醉枣端出一碗给他吃，这时我才仔仔细细地看清了这位伯伯的“手”。没有手，我总觉得那里应该有手。他的手是从手腕处齐楂楂地断掉的。断头处是乌黑的，像烧焦的木头。他在我祖母面前把袖子捋起来，让我们看看，祖母用粗糙的手在他的断手处抚摸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他一边吃枣，一边把他断手的经过讲了一遍。据说，这件事许多人问他，他都闭口不谈，他只跟少数跟他爹妈要好的人谈。如今他的爹妈都不在了，他是怀着向他爹妈诉说的心情向这些乡亲父老们谈的。他每谈一次，心里就轻松一点。

    那一年冬天，他在离大库伦（今乌兰巴特）不远的一个硝皮子的作坊里当伙计，有一次他去远地办事，喝醉了酒，倒在雪地里，一只狼（“天哪，幸亏是一只。”祖母一边叫，一边嘟嚷着）突然扑上来，两只爪子猛抓他的胸脯，想破膛吃喝一顿，狼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疼醒了，迷迷糊糊看见狼的眼睛瞪着他。

    他感到狼的毛茸茸的嘴，冰凉冰凉的，触到了他的喉部（醉酒后，喉部发热，充血，特别地敏感）。当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浑身是劲，他用两只手扼住狼的颈部，死死地扼着。他跟狼眼对眼瞪着。人们说，狼的眼睛是绿的，不对，他说：。狼的眼睛是血红的。”狼的爪子穿透他厚厚的皮袄，把他的胸脯撕得血淋淋的，但是，他扼着狼脖子的两只手不橙，狼活活地被他扼死了，是一只很瘦的正带仔的母狼。他当时并不晓得狼被他扼死了。他在雪地上昏厥了过去，一是因为酒劲没过；二是他跟狼搏斗时受了惊吓。他所以没在雪地里冻死，是因为他的受伤的胸膛紧贴著狼又厚又茸的皮毛，死去的狼全身还像篝火般燥热。他醒过来一会儿，只渴得要命，手摸到狼的奶子，想挤点儿出来解渴，但奶子已冻得岩石一样硬了。过了不知多久，天亮了，人们发现了他，把他用马驮回硝皮作坊，手已经完全冻坏了，两只脚因为穿着毡靴，才得以保住。冻坏的两只手，医治不好，只能剁下来，否则会烂到胳膊，伤及生命。他不愿扔掉他的两只手，用被他扼死的母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家。只有捎回家，埋进祖坟，他才觉得自己的手还在。

    我自小比别的孩子瞌睡少。冬天，天不亮我就醒了。隐约听见村里什么地方有人在悠悠地唱，听不清词儿，但知道唱的都是西口谓，比我们家多的秧歌要粗犷、高亢。这个时候，公鸡正此起彼落地打鸣，还有小栽根儿吆喝着卖黄酒的声音，他人小，声宏，音调暖呼呼的，我常常躺在炕上跟着哼唱。祖母说：。不要在炕上唱，你要唱，就出去跟你秃手伯去干嚷。“我才知道天天早上唱西口调的人是秃手伯。唉，他一定根寂闷。

    秃手伯把水挑到我家时，我对他说：“我跟你一块去。”他说：“你跟我做甚？”我说：“井口一定冻得快封口了，我带个镐头替你敲敲冰。”秃手伯说：“今天的井口已经敲大了，你要想帮我，赶明儿起个太早。”我问他：“什么时候在井口跟你会面？”

    他说：“我一出家门，就唱，你会听见，如果你睡得死，听不见，你奶奶总会听见。”第二天天刚明，我真的听见秃手伯在唱，我第一次听清了他唱的词儿：“阳婆上来照山红，担上担子就起身……”（我们家乡把太阳叫阳婆，太阳是女性，我觉得叫阳婆比叫太阳亲切。）赶到井边时，秃手伯已经在那里，他正用嘴啥着他的秃手，对我笑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失信。”果然，井口几乎封死了，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像喘气似的袅袅地吐出一缕雪白的水气。我挥动镐头用尽力气才把井口刨开。我问秃手伯：“前几天，你怎样把井口的冰砸开的？”他说：“是阁儿（村口的一个门楼）里的老汉帮我砸的。你来，他就不来了。”我来的目的本是想悄悄地看看他究竟怎样打水。我发现秃手伯的井绳上绾着五六个套环，就如套鸟的扣子一样，我全明白了。秃手伯把秃手伸进套环里面，三下两下就把水提了上来。他的手臂早已勒得像树皮一样粗糙。也许他想在我面前表现熟练的技巧，有一回（我每天来帮他砸井口的冰），我看见他的手臂没有伸进套环里，结果，水橘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我问他：。怎么啦？”

    他难为情地笑笑说：“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为手还在，能抓住绳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见了我的手。”后来，他告诉我，早几年，他还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见自己的手还在，他用一只“手”去抓另一只“手”，扑了空，才清醒过来。掌柜的认为他快疯了，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因为冬天天天来井口，我跟着秃手伯学了不少西口调，现在全淡忘了。秃手伯有手时，拉一手好马头琴，手没了，当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闲时节，村里的“自乐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秃手伯总在，他不是听众，他用他的秃手当鼓槌敲鼓，敲得十分灵活，而且带有特别的膻味，他不仅凭听觉确定音的轻重，还凭着他秃手的触觉。我父亲说秃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飘”戏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亲是“自乐班”的班主，样样响器都能来，除去吹笙，还吹难度更大的管子。我也总混在中间，十岁之后，笙吹得已经很好了，成为。自乐班”的成员，当然这是后话。我看见秃手伯用秃手敲鼓的神情最为专注，眼睛微微闭着，头不住地晃动着。他们一直吹吹打打到后半夜，多半是我父亲请大家吃小栽根儿的黄酒。吃完黄酒各自回家。我家炕头上说话的几个女人听见男人们的唱声、喊叫声，说：“他们散场了，我们也该回家。”这时，夜真正安静了下来。不，还有官道上过路的一串骆驼的铃铛声在飘响，沉沉的，闷闷的，并不扰人心灵。祖母说，后半夜全村只有一个人唱，就是秃手伯。他常常领着过路的运监骆驼队到井边去饮水。骆驼围成圈儿卧着，他与拉骆驼的老汉们坐在中间，既可避风。又有骆驼的热气熏着，他们哼哼哟哟唱一阵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后分手。我敢说，他们——这些纯朴的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深秋，父亲和我匆忙离开了家乡，半个世纪悠悠地过去，我再没有回过家乡，当然，也不可能见到秃手伯了。我和秃手伯相处了六七年，比起秃手伯和那些拉骆驼的老汉们夜里欢聚的时间要长得多，秃手伯给我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友情。五十年代初，母亲来看我，提到秃手伯，秃手伯听说我是“写书”的人，他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手如果不冻掉，也能写书。”我绝对相信。听母亲说，秃手伯晚年懊恼地说，当年真不该掐死那只带仔的母狼，几只狼仔于一定都饿死了，而他活下来也不过多受些罪而已。秃手伯有手时，他是草原上套马的好汉，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会拉（琴），手掉了之后，他还像有手似的顽强地活着。他比我父亲大三五岁，如果活着的话，是年过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现在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清楚，当他回到大地时，埋进了西古城，他将与他的手欢聚成一个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头颅——秃手伯用手抚摸过的那一颗好做梦的头颅！

    活着的伤疤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秃手伯失去双手，一目了然，他无法瞒过谁，但是他那满胸脯的伤，却从来不让人看。

    我也只见过一回。

    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河里洗身子，我悄悄地游到他身边，想帮他擦擦后背，才第一次窥见他胸脯的伤疤（只听说狼差点把他的胸脯子撕开），不见则已，一见真让我吓得目瞪口果。这哪里是伤疤？

    我心想，他回来已有两三年，再重的伤也早该结疤，但现在看见的却是血淋淋的一个胸脯，我觉得血还不住地在流，映着夕阳的光辉，秃手伯的胸脯，像多年之后我见到的红珊瑚，从形象到颜色，都十分相像。

    我惊奇地对秃手伯说：“伤口还在流血，可不能见水！”

    秃手伯很平静地说：“不碍事，早已不见血了，这叫红疤，很不吉利。”

    “为什么不吉利？”

    秃手伯用手抚摩着自己多难的胸口，叹了口气，说：“红疤，就是说这伤还没有死。”

    “还没死？”伤还有不死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没有死，伤还活着，天阴下雨时它不让我安生。整个心口还像那只狼在咬我撕我。”

    我禁不住去摸摸秃手伯痛苦的血红的胸脯，他没有阻拦我，我不敢用手多摸，生怕血冒了出来。

    “愿意摸就摸摸，不碍事。”

    “疼吗？”

    “不疼。”

    是的，伤疤显然没有死。我觉得它还在折磨他，哪有不疼的伤？尤其这红疤，还活着的伤疤，更不能轻信它。

    几乎没有摸到一点光滑的好皮肤，蚯蚓似的隆起的密密的伤痕，仿佛在蠕动着，它们比好皮肤还要硬得多。

    一条条隆起的弯曲的伤痕里，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的筋骨，自己的血管，自己的神经，自己的记忆，难怪它不死！

    几十年过后，我才知道伤痕也是一种生命。看得见的伤痕，有许多一直活着，看不见的伤痕，有的也一直不死。

    记得过了好多天，我问秃手伯：“你胸脯上的那些伤痕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看见？”

    他皱着眉头说：“伤痕千万不能露给别人看，不能让人为自己承当痛苦，更不愿让谁可怜。”

    以后我再不向他提伤痕的事。我跟他常常一起吼唱西口调。

    有关伤痕的道理，半个多世纪之前，秃手伯就对我讲过，当时我并不理解；直到我的身上心灵上，也带上了许多伤痕，也很大也很深，而且有的到我死后，可能仍然活着不死，我才真正地悟知了伤痕这个活东西。

    小栽根儿和我

    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寒冬腊月，尤其除夕前几个夜里，不管当时我处于何种境况，总要油然地回忆起故乡那个叫卖黄酒的小栽根儿，他的吆喝声，令童稚的我异常着迷。如今我年届七十，小栽根儿死了已有五十多年之久，但我一生不会忘记他，他那叫卖黄酒的温甜的声音已成为我心中不朽的乡曲。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学着他吆喝，只是声音已苍老不堪了。

    小栽根儿姓什么早已忘记，栽根是他的名。祖母说，他爹娘拨溜打练地生的娃娃全是女的，最后才生下他这个后生。取名“栽根”是企望他为他们家族栽根立后。他戴着油腻腻的毡耳帽，系一条很宽的黑布腰带，吆喝时高高地仰起尖瘦的面孔，眼睛眯成一条缝，脖颈胀得又粗又红，鼓起的青筋不停地跳动着。

    他在小巷里边走边吆喝：“黄酒噢，黄酒噢啊……”寒冷的夜和寒冷的心需要他的酒和他温甜的声音。

    让祖母惊愕不已的是，即使早已睡得如死猪一般，只要小栽根儿的吆喝声远远地随风飘来，祖母还没有听到，我就突然地醒过来。并且随着小栽根儿的声音，忽高忽低地也吆喝了起来，我的声音与小栽根儿的声音融成了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河。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学小栽根儿吆喝，但只有我学得最像，几乎让人分不清真假。小栽根儿当年少说已有三十多岁，个子小得出奇，佩珍伯伯（全村个子最高）说他“比炕沿高一点比躺柜低一点”，可他的吆喝声却是那么地洪亮而清脆；真的，就凭他这口好听的腔调，谁都会相信他的黄酒一定是甜而浓的。叫卖黄酒赚的钱，养活一家人很难。村里有句谚语；“人小声洪，一辈子受穷。”指的就是他。他的吆喝声，大人无法学，也耻于学，说是女声女气的。只有童音才学得像。小栽根儿知道我学他学得像，经过我家墙外，总有意多喝几声。我家从不买他的黄酒。我祖母每年冬天酿一瓮干黄酒，酿得极醇，能当药引子，村里人都来我家讨要。

    有一年，我得了副伤寒，在炕上躺了八个月，病好了之后，每天清晨，用粪叉在肩头挑一只柳条筐，到官（大）道上去拾牲口粪。我一整个冬天，能拾一大车粪。天麻麻亮，在小巷里我常常碰见小栽根儿，把粪筐搁在墙根儿，我与他一条声地吆喝。有几回，他抽烟，我替他吆喝。有人问他：“今早晨，你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大？”小栽根儿说：“成汉替我吆喝的。”谁都不信。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我怕粪筐臭，熏了他的黄酒，把粪筐搁得远远的。小栽根儿说：“不碍事，吃草的牲口粪不臭，只有猫狗的粪臭。”我问：

    “为什么？”他说：“它们跟人吃一样的，人要只吃草，人屎也不臭。”这是我第一回晓得小栽根儿很聪明。也就是在炕上生病养病的那一年，我天天学画。我画的小栽根儿很像，而且是一边学他吆喝一边画，长长地吆喝一声，画也就与吆喝一气呵成了。我画到他那豪放的大嘴巴时，正是吆喝到最大音量的一瞬间，因而嘴巴画得特别有神。我这些年由于怀念他，常常画他。还是一边吆喝一边画，当年我没有把画给小栽根儿，觉得画得太丑，现在真有点后悔。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打进了雁门关，父亲带着我逃离家乡。几十年来我以为小栽根儿还活着。前几年姊姊从故乡来看我，说起小栽根儿和黄酒，我还为姊姊像小时候那样吆喝了几声，姊姊说，很像，就是那小栽根儿的音调。我十分高兴。我问小栽根儿如今的情况，她说，我在家时’，小栽根儿已有三四个娃娃，日子过得还好，不幸的是，我离开家乡那年冬天，日本飞机的一颗炸弹正好捣蒜似的砸在他的房顶上，全家老小六口都炸死了。就在当天的清早，他还在村里叫卖过黄酒。小栽根儿起早搭黑在我们村里吆喝了一辈子黄酒，一旦听不到他的吆喝声，全村顿时觉得天地哑默了。但是姊姊说，奇怪的事发生了，小栽根儿被炸死好久，但每逢早晚，村里人都还能听见他的吆喝声：“黄酒噢，黄酒噢啊……”声音真真的。一个人听见或许还信（由于幻声），全村人都听见，真不好理解。村里人说：“要是成汉在家，那准是成汉在吆喝，如今成汉不在，哪来的这吆喝声？”村里人迷信，认为是小栽根儿的冤魂不散。半年一年之后，吆喝声才渐渐地消失了，像是飘到了远远的另一个世界。姊姊说，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还在讲述这段神奇故事，它已经成为故乡的民间传说了。我姊姊并不聪明，她说当年为什么大家都听见了小栽根儿的吆喝声，“那多半是全村人想他想得入迷了。”我觉得姊姊说的很有意思。

    我想，如果我现在回到故乡，当除夕的深夜，学小栽根儿吆喝几声，村里的老人们听到了，一定以为小栽根儿的魂又回来了。其实，把我说成是小栽根儿的魂也未尝不可，我写诗还不是为了给人间一些黄酒般的温甜吗？

    窠八哥的谜

    我不是个养鸟的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养什么鸟？

    小时候，只喂养过家乡叫做“小雀儿”的鸟。就是麻雀。会唱的鸟没有养过一只。也许是受我祖母和父亲的影响，他们说，天上的鸟飞着唱才好听，养在笼子里的鸟，唱的再好也听着难过。但愚顽的我总还想逮一只会唱歌的鸟。

    天上过境的大雁，盘旋于高空的老鹰，它们那凄厉而缥缈的声音也许就是它们的歌，不管是悲的还是喜的，由于太高远，我听不懂。它们不是人类豢养的鸟类，只管自己唱，不是唱给人听的。绕着村子低飞的鸟，都不会唱，比如鸽子、麻雀，还有喜鹊，只会吱吱喳喳，可能是离人间太近，都想学人话。这种鸟，以为自己会唱，唱给人听，讨人喜欢，绝不是真正的鸟歌。

    我不会养鸟，却有探险和猎取神秘事物的野性。

    有一年的麦收季节，听说城墙上出现了一窠八哥，我在城墙下绕来绕去寻找。果然，听到了一丝儿很稚嫩而清脆的声音。似出壳不久的雏鸡的叫声。顺着细微的声音找去，终于望见了在高高的城墙上一孔洞穴里，四五张鲜红的小瞒正张着。像一束喇叭花悬挂在崖畔上，好看极了。我当下就想把它们掏下来。但壁立的城墙太高太陡，无法攀登。八哥的窠在城墙的上方，用梯子够不着，从城上用绳子缒下来一定可以掏着，但我不敢。我只能立在城墙跟前，仰起头望着那一窠神秘的八哥。

    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县城墙最早是隋朝时筑的土城。明朝时包的青砖。墙面上已经有一些砖朽烂成窟窿，很有点像现在北京故宫东北角的那一段城墙，但比故宫的城墙似乎要高些。

    我异想天开，想攀登上去掏这窠八哥。

    全材的孩子中，我最会爬墙上树，我相信自己会手扣着脚蹬着那些孔洞往上攀登，总有一天能把这窠八哥掏到手。

    我天天练攀登。苦练了一二十天，一天比一天攀登得高。小八哥的爹妈从天空嗖地一声回到窠里喂食，翅膀又黑又亮，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箍后从窠里伸出头，朝下望着我，吱吱地叫，我知道它们在咒骂我。有几次，头发上落了雨点似的鸟粪。还有脏土，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八哥在对我进行反抗。

    小八哥抖动着茸茸的羽毛，我闻到了奇异的鸟的气味。再往上攀登三五尺，就够着了八哥。

    一天清早，我来到城墙下，感到有点异样，没有听到小八哥的声息。前几天，我已听出小八哥的声音变得洪亮了起来，不再是嗷嗷待哺，而是呀呀学语，已经很像歌唱。八哥的歌，一定不同于鸽子那种柔媚而混浊的声音，更不是麻雀粗糙的吵叫，也不同于村里八音会上的任何一种乐器声。

    整个城墙显得铁青铁青，千疮百孔，像死了一样。我顿然明白，八哥一家已经飞走了，已经移居到不可知的远方。

    叫卖黄酒的小栽根儿告诉我，他看见在天亮前后，有一朵黑亮的云彩，向滹沱河那个方向飞走了，那一定就是八哥一家。

    我伤心地趴在城墙上哭了半天。我知道小八哥还没长到该飞出的时候，它们如何在大鸟翅羽的扶托下逃到了远方，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我为它们担忧。

    我曾在村子上空看见过成千上万只蜜蜂嗡嗡叫着，扶托着它们不会飞的蜂王，像金黄色的云朵从天空飞过，后来落在我家院子的老槐树上，父亲用涂了蜜的大爪篱，把抱成团儿的蜂，小心地收了下来，于是我家有了一窠蜜蜂，养在西房的屋顶上。

    我想连那么小的蜜蜂都能扶着蜂王飞，那窠小八哥一定能够让自己的父母扶托着飞走。但是我不大相信它们能飞得很远。

    我在村里村外到处寻找，没有发现八哥的踪影。它们究竟飞到了什么地方，难道真的飞越过了滹沱河，飞到了二十里远的北山上？是的，一定飞到了那个郁郁葱葱的鸟的世界。

    过了好多天，在村边碰到小栽根儿，他问我：“找到了吗？”

    我说：“还没有。”我请教他：“那三四只小八哥，翅膀还没长成，怎么能飞走？”小栽根儿毫不迟疑地说：“两只大八哥背着孩子飞走的。”我惊奇地问：“怎么个背法？”他说：“小八哥紧紧咬着它们爹妈的背，不能咬翅膀。只能是这个背法。”他仿佛亲眼看见似的。我还是半信半疑。原来这几天，小栽根儿也在村里村外找这一窠八哥，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我才找。他对我说：

    “你找得太诚心了。”

    我这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窠小八哥。而且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它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刻，如何能神奇地飞到了远方？

    前几年，有一个诗人听我讲述这个故事，沉思了一会，对我说：“是小鸟自己飞的，在灾难面前，翅膀一下子就舍长大长硬。”

    我有点相信这个解释了。

    真的，是小八哥自己飞走的。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也曾有过这种突然之间从生命深处爆发出神力的经历。

    贫穷

    曾祖母过世后，我家下头院的房子越来越破，越来越少了。曾祖母为我寄放“灯笼红香瓜”的那一间东房早已倒塌，改成了猪圈。一排正房还勉强像个房子，说是五间，能住人的只剩靠西边的两间。曾祖母的死，仿佛把我们家保留着的上几代繁荣的痕迹全都带走了。据说几十年前的下头院曾经有过车房马厩，到我能记事时起，整个下头院就没有再住过人。

    1935年夏天一个周末，我从城里的小学回来，见下头院西边那两间房的门口，奇迹般地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大人，他光着脊梁，胸部有点瘪陷，肋巴骨一根根地显露了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人。他神情黯然，从眼睛里发出的光芒似乎比别人的短一截子，而且软塌塌的。他看着我，没有打招呼，也许因为我是个孩子。我以为又来了一家逃荒的。前年河北大名府遭了水灾，上来了一家人，就住在这两间屋子里，当家的叫柴继周，用箩筐挑着娃娃走了一千多里。柴家刚刚走不久，所以窗户纸还在，不一天中午，包头女人在屋里没命地喊叫。侯叔叔不在家，我和几个同龄少年正在下头院练武，一入秋，我们几个少年开始耍枪弄棒，准备春节社火的节目。听见这不同寻常的喊声，我们想进她家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推门，门闩死了。那个女人在屋里说：“别进来，喊成汉奶奶来。”我把祖母搀扶到下头院，奶奶一听喊叫声，对我说：“赶快赶快叫你仙园姑姑来。”仙园姑姑是我们村的接生婆，我家兄弟姐妹都是经她一手接来人世间的。仙园姑姑家在村北头，我飞一般跑到仙园姑姑家，她听我一说，一点不急，只说：“知道。”她在铜盆里洗净手，还洗净了她的古铜色的布满麻斑的脸。她空着手，什么都不带，从她家去我家的路上，她走得比我还快。回过头对我说：“你急什么，你慢慢走嘛。”

    仙园姑姑接生时，我们几个少年正不知羞耻地趴着窗户朝里看，我祖母操起立在门口的扁担把我们赶走，还狠狠骂了几句。仙园姑姑隔着窗户对我们说：“赶紧到我家取几件小孩用的衣物来。”她已早准备好，放在她家的躺柜上，又是我跑了一趟。

    第二天，仙园姑姑对我祖母说：“娃娃落地的哭声还不如猫叫，多半怕活不成。”果然，不几天就死了。后来包头女人把仙园姑姑给她的那几件娃娃衣裳还回去，仙园姑姑没有要，说：“留着下回用吧。”但是来不及等到。下回”，这几件娃娃的衣裳已补到侯叔叔的破烂衣服上面了。”

    次年我和父母、弟妹都临时住到城里。我上学，父亲教书。

    家里只有祖母一人守着，还有住在二道门口的宝大娘。

    宝大娘天天陪着祖母过夜，父亲和我隔几天出城回家一趟。

    有一天，宝大娘见了我，说：“有人在夜里偷你们家了。”我问偷的什么，宝大娘说，“东房神桌上的供器。”我家的供器有香炉、蜡台和香筒，都是锡制的，每年腊月二十几。由我把它们——擦净，那是我家祖传的宝物。我同：“一点没发觉吗？”祖母听见我们说话，走过来高声说：“一点没发觉。”话说的一点不动气。我很觉奇怪，祖母本来最珍贵那几件供器，怎么一点不难过呢？但很快我从祖母不断的叹气以及和宝大娘低声交谈时的神情，察觉到她们还没有说出内情，她们似乎晓得是谁偷的。

    过了十天八天，有一天清晨，丢的供器悄然搁在我家东房的门口。我祖母还是不说什么，她似乎早已晓得，供器迟早会还回来。她流着泪把供器一件件送进东房，仍摆在原处。祖母为什么现在才伤心？丢失供器后不哭，偷主还回来倒哭得如此恸心，真有点蹊跷。

    过不久，我便弄清楚供器失而复回的经过。不是祖母透露出来的，自从供器回来后，我没有听见祖母再提过一句供器的事。仿佛丢失供器，给我们家丢了人似的。也许是宝大娘说的，也许是母亲说的，反正内幕我全明白了。

    丢失供器的那夜，有大月亮，祖母听见东房有点动静，透过一小扇玻璃窗朝外望望，她看见一个人影，从东房闪出来，身后跟着我家老狗，狗没叫唤一声，还摇着尾巴。那人影不用细看细想就晓得是谁，连狗都跟他那么的熟。那人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祖母以为是偷了点粮食，也不过十斤八斤的，心想：来要，也能给你几升。总是因为开不了口再来借粮，才悄悄拿，一定又揭不开锅盖了。那人一走，祖母立即下炕（她患有寒腿，就是夏天睡觉也须穿衣裳），走到院子里，东房的门大开着。她压着脚步走进去，生怕刚走的邪人听见，看看粮食，一点没少，又看看墙角的南瓜，只少了一个，祖母哭了，哭得十分伤心，为了一个南瓜，还值得摸黑悄悄来拿，她回屋睡了。天亮之后，心里不踏实，又进东房察看，才突然地觉得供桌空了……她跪在地上，请神灵们原谅她，也原谅那个偷供器的人。

    村里人一直都不知道我家丢过供器。我们家的老少三代人也绝口不谈此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记得祖母当年的话，“千万不要说出偷家是谁，他还得活在人世上呀！”何况供器已经回来了。

    到现在，我仍想不通偷供器的人为什么把供器归还回来，他当时想了些什么，他一定非常的痛苦。贫穷的人最懂得羞耻，难道不是吗？

    小张老师

    我上山西定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时，有两位张老师。一位是老张老师，一位是小张老师t大家都这么叫。我得先说说老张老师，然后集中忆述小张老师，这篇回忆主要是写后者的。

    老张老师本名张梦九，是我祖父的同窗好友，就因为这点关系，他待我特别的亲切。生我那年父已死了六年。老张老师教书法和国语，国语只承担一部分任务，他教我们学普通话。正式课文由小张老师讲。现在还记得老张老师教普通话时专注的神态和洪亮的音调，有一段普通话他宣读得异常有韵味：“盆儿呀，罐儿呀。我的老婆伴儿呀。”每当他抖动着胡子念到这一段，学生们就哄堂大笑。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之一，老张老师有一只手有六个指头，家乡人叫他“六指”，在大拇指的一侧，多出一个小型的指头。他在黑板写字时，“六指”总是颤颤摇摇的，十分活泼。有一次，老张老师在教室里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他的“六指”。老张老师回过头来，我已装作没事人似地端坐着。但老张老师看看身后几个学生，断定是我干的恶作剧。他对着我说：“史焕文的孙子，站起来！你又在胡日鬼。”我乖乖地站起来，低头默认了。老张老师让我说说为什么对他的“六指”发生兴趣，我说：“我以为它没有知觉。”“没有知觉就该作弄它？”我说：“我常常摸我奶奶的脖子后面的两个瘊子，奶奶说没知觉。”引得同学们又笑了一阵。老张老师让我坐下。他回到讲台上，对大家说；“记住，嘲笑人的生理缺陷最没出息。”父亲后来听说我干的恶作剧，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领着我到老张老师家当面赔罪。老张老师让我临颜体字，说；“你祖父喜欢颜真卿的字。他说写颜体字，能使人的性子稳重点。”老张老师一眼看出了我缺乏这种气质。

    现在我来说说小张老师。小张老师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他的面孔仿佛是琉璃的，挂不住任何表情，也刻不出皱纹。人瘦小，但很精干，走路不出一点声音。他立在人的背后，好半天，你都觉察不到。穿着一身家做的布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他讲语文课，要求每个学生绝对会背，每天早自习期间，全班学生轮流到他的住处背课文，每天有十来个学生。小张老师头朝外躺在被窝里，谁都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真睡着。他仰面朝天，两只耳朵支楞着，让人感到他即使沉入梦乡，耳朵也是醒着的。过早谢顶的发光的头颅冲着学生，像一个没有五官的脸，油亮油亮的，比他那有五官的面孔还要可怖。枕头旁边有一盒印泥，还有一枚用粗石笔刻的“图章”，背完之后，由学生自己在课文题目上面盖上章，谁也看不清上面刻的什么，因此谁也无法仿制。有一次，一个学生只背了课文的头尾，正准备离开，小张老师咳嗽一声，说：“站到一边去！”有时候，他轻轻地打着呼噜，学生以为他睡得很沉，背完后，拿起“图章”多盖了几个章，小张教师突然从被窝中伸出手来，把学生的手抓住，说：“站到一边去！”每天早晨总有两三个“站到一边”的学生，看着小张老师慢腾腾地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然后小张老师坐在椅子上抽水烟，一袋、两袋、三袋，一句话不说，之后，他拿起戒尺，让这几个学生伸出手，一个个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他挥起戒尺往下抽打，不过两三下，学生不但手心红肿起来，手背关节处也被打出了血。打完以后，小张老师一句话不说，一挥手让学生离开。我被他这样惩罚过一回，手至少痛一个礼拜。记得我伸出右手，小张老师说：“换成左手。”他知道，挨过打的手几天不能握笔写字。他似乎还有几分人性。每天晚上两节自习中间，老师轮流带领学生在院子里唱《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流行歌曲，老师站在大成殿前的祭礼台上跟大家一块唱，一百多个学生清脆细嫩的歌声特别动听，夜深人静，全城（城周只有三里十八步）都能听见。小张老师值班时，从来没有看见他站在大成殿前面一次，他总在学生队列的后面，悄无声息地走着，照例咳嗽几声，发挥他的镇慑作用。有时他根本不到场，叫老拉役点一根香头，放在西厢房的窗台上，让人相信，他正站在这里抽水烟，学生们一看见点着的香头，真觉得香火头旁边有一个憧憧的人影，便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我高小毕业的那年，小张老师到太原兵工厂干事去了。兵工厂厂长张书田是他本家。他们都是神山村（诗人元好同晚年的别墅所在地，神山又名遗山）的人。

    想不到1943年，我到陕南城固上西北大学时，又见到了久违的小张老师。阉锡山的兵工厂在城固设了一个分厂，专造轻机枪和步枪，小张老师担任这个厂的代办。我到城固的不几天，由一位小同乡（西北大学学生）带我去叩见这位令人难忘的老师。分别七八年，他的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琉璃般的面孔闪闪发光，穿着家制的旧白布衫，仿佛还是多年之前穿的那一件。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瘦小的手仍然是非常的有力，使我痛苦地想起他曾经抽打我手板时的狠劲儿。

    我在城固那三年，每逢春节，照例跟几个小同乡一块去看望他。他管辖的办公室里有一位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小老乡，人非常厚道，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他就住在狭窄的办公室。兵工厂这个主要办公处所原是个旧式的戏台，隔成许多小房子，我们常常来这位当职员的小同乡的房子里聊天。

    1946年二月，西北大学掀起了学生运动，进入四月，面临失败的局面，国民党的青年军和特务把小小的城固城控制了起来，校方把我看作是幕后策划者之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夜里不要回自己的宿舍住，最好找个安全地方躲一躲。

    这天黄昏，我去找那个西北工学院毕业的小同乡，委婉地说明我的处境，想在他的住房内借住一夜。我对他说，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城固。他说当然可以，不过先得向张代办打个招呼。过了不一会，他回来，皱着眉头，对我说，张代办希望我另找地方，说：“这是军事要地，从来不留宿外人。”这个忠厚的同乡对我说；“他张代办的为人还不清楚吗？只怪我们太冒失。”他问我缺不缺路费，我说不需要。但他还是硬塞给我一点钱。当我走下戏台时，小张老师似乎特意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在门口，像是跟我打招呼，又像不是，眼神冷冷的。我打他面前走过时，没有看他。我知道，他要亲眼看着我离开才放心。

    第二天中午，城固全城戒严，我不幸被捕。国民党的一伙军警特务押着我从兵工厂的门口经过，我因拒捕，额头被枪托砸得血淋淋的。兵工厂门口哑静地立着一群人，有一个西大外文系一年级的女学生，看到我的脸血糊糊的，哇地哭起来，从人群中冲出来朝我招手，几天前她在集会上朗诵过高尔基的《海燕颂》。我看见小张老师正站在大门口，他当然看到了我。听到女同学的哭声，我止不住地哭喊了一声：“再见！”我望见小张老师憎厌地皱着眉头。我不知道小张老师当时心里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留我住一宿呢，还是庆幸授有跟我这个“暴徒”发生干系……而我，真正地悔恨自己，昨天竟然那么糊涂！

    几个月以后，听说小张老师升任这个厂的厂长。从此，我没有再见到过小张老师。但总觉得他仍悄无声息地立在我的身后，我是个决不回头看的人，其希望他咳嗽一声，真的走到我的面前来。他的琉璃面孔上，是不是仍然没有一点儿属于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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