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国人提出捐钱建设强大的中国海军、造中国航母。没错，13亿中国人每人十块八块，就能够建造出像模像样的海上力量。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差的是海洋观念、海权意识！如果国人能像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老蒋”、打“美国佬”那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何愁海权！
实现崛起·走向海洋·思想解放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这些话是邓小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讲的。30多年弹指一挥间，30多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走向海洋的中国仍然面临着铁一般的“雄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的命题。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继续解放思想”，而且还把“坚持解放思想”摆在了“四个坚持”之首。此后，胡锦涛还提出，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008年2月17日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胡锦涛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2008年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中，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出中国必须“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大胆探索”。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温家宝还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因此，有外国媒体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拐点。所谓面对新的“拐点”，实际上就是面对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三次思想解放”使中国有了经济腾飞的今天
实现崛起，是中国当前及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能否认识并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信心、勇气，更需要新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认识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且关系到能否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回顾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斗争历程，每当遇到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时，都会随之出现由于思想路线不一、思想观念不同而引发的不同方针、政策的冲撞。如，中国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新中国成立之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实践证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产生于一定时空条件下对事物特征和本质的认识与揭示，而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揭示当时、当地事物特征和本质，关键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战胜敌人，建立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今年，中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30多年。30多年前，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能否解放思想。由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和“本本主义”，中国曾一度很难做到实事求是。30多年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也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尊重实践，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断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实践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发展过程，我们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第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外国模式出发、从本本上的只言片语出发。第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有世界眼光，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第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一些国家、民族，越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太浓厚，似乎一些陈旧的思想包袱也越多；而那些历史短暂的国家、民族思想上却很少“清规戒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大量优秀的思想，但同时也积淀了一些陈腐的观念。比如，按照中国传统的海洋观，海洋只不过是大陆的延伸，海洋是维护大陆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根本看不到海洋事业是发展贸易、促进生产、确保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谋求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必须突破陈旧的、错误的思想观念的“重围”，否则，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和冲撞所带来的内耗，将使我们再一次失去走向海洋的机遇。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每一步都首先由解放思想、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重围”开始的。1978年，冲破了“个人崇拜”，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念，制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1992年，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破除了姓“社”姓“资”的束缚，确立了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1997年，冲破了“所有制崇拜”，破除了姓“公”姓“私”的羁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群众带来“突破重围”的解放感，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个线索，即防止“左”和反对“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虽然有过右的错误，但出现较多、危害较大的是“左”的错误。因此，邓小平、江泽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
今天的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因为“思想解放”，有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因为“思想解放”，有了改革开放和三次经济建设的腾飞。中国要谋求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要真正实现崛起，仍然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遇到新问题的客观要求。从一般原理上讲，“流水不腐”。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创新发展，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根本性原因所在。自然界在不断变化，社会在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层出不穷，但思想的惰性、实践的保守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要求解放思想必须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礼记》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祖宗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天天创新。
中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陈旧、错误观念的“重围”绝不是空穴来风。以愚“仁”的观念来看待姓“公”的海洋的有之，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对立起来并认为军事投入必然有害经济建设大局的有之，把外交手段吹得神乎其神、视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多的是来自和谐外交的结果的有之，在西方国家指手划脚面前大气不敢出的有之，把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简单地理解为守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不敢越出国门一步的有之。这些思想观念，无论怎么解释、无论出于什么考虑都是十分有害的。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人的身上似乎羊性多了一些、温柔多了一些，面对虎豹豺狼少了一点武二郎景阳冈打虎、该出手就出手的气势。要实现崛起，不解放思想行吗！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在此基础上，承认和重视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力。在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比生存空间、物质资源、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就业更为重要的了。因此，考虑中国未来的战略大计，必须冲破那些来自传统文化糟粕、“左”的或者右的思想干扰和束缚，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根本标准，主观能动作用应当最大限度地投入到谋求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和权益不受侵害，是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与威望。
纵观人类历史，大凡不断进步发展的民族、国家，尽管有着不同的内、外动力和成因，但在思想解放、少有陈腐观念束缚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已经走进海洋；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国家就在开发利用海洋。一些濒海民族、国家所以成为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海洋就是他们的根基和获得成功的“秘密武器”。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拥有了各种动力的船舶，进军海洋已经不是一种需要冒太大风险的事情了。历史上，如果黄帝没有向江淮及其以东地区开拓的胆识和勇气，能有今天的中华大地吗？如果没有“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能有中华民族的统一吗？如果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宏大魄力，能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吗？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能要求黄帝、秦始皇、毛泽东来为我们开拓海洋吗？
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具体的。“解放思想也好”，“继续解放思想也好”，都是具体的。今天讲“解放思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握时代特征——全球化、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要把握历史方位——富国强兵、实现崛起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就是要把握新的视点、视域和视角——全球视野、宇宙胸怀，“天下，是我们的天下”！
“不差钱”的中国差的是海洋意识
有消息报道，日本人曾花300亿日元想方设法保护了位于东京以南千余公里外海洋中一个名叫冲鸟岛的地方。这个小岛长度不足5米，最高处离海面仅有O45米，退潮时也不过十几平方米。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气力去保护它呢？因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日本人可以用这300亿日元换来以12海里为半径的1500平方公里的领海区和以200海里为半径、总面积达431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前者相当于3个新加坡的面积，后者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日本人虽然在死不承认战争罪责这一点上令人厌恶，但“寸海必争”的精神和长远的战略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海洋仅仅是一个“海上游乐场所”，有无穷无尽的海鲜——鱼、虾、蟹、蚧。更可悲的是，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国土”=国家所管辖的“陆地”，“国土”=960万平方公里，海洋是“外国的世界”，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海洋国土”——蓝色国土，还有管辖海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自秦统一以来，中国的领土就包括了海洋部分。今天，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域总面积为338万平方公里加上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中国国土总面积应当为1298万平方公里。另外，中国在太平洋中还有一块经联合国认定的，拥有永久开采权的“海中之地”——7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
“不差钱”的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差的是海洋意识。今天的中国应当确认的重要概念是：“国土”=陆地国土+海洋国土（蓝色国土）+领空，另外还有管辖海域；“海洋=未来生存空间+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海洋连接世界各地，过去是、今天是、明天仍将是最便利、最经济的“公路”，是“大自然设立的伟大的流通媒介”。这个“公路”、“媒介”一经充分利用，便立即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点不仅早已被海洋大国的历史所证明，而且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向海洋的历程及其成就所证明。海洋是国际性的“公共资源”，中国也拥有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力。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确认的第二个基本概念应当是：“海洋=未来生存空间+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应当下大力气做好开发利用海洋这篇大文章，把海洋作为解决市场、劳动力就业、资源匮乏问题的重要途径。
孙中山、新中国历代领导人·海洋思想·观念
自盘古开天，五千年文明，五千年哺育，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近代的一些伟大政治家，以他们所特有的智慧和战略眼光，无一例外地对海洋有着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中国欲富强非“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驱齐驾”不可
中华民族的百年血泪史，主要是由那些来自海上的虎狼所造成的。中国有海权，则中国兴；中国无海权，则中国衰！这就是中国近代史所告诉我们的事实！孙中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以往人们只知道他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却很少知道他有关中国海权的思想和实践。应当说，在中国比较早而且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海权之重要的，莫过于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当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发布命令：“以红旗另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军旗”。在他所建立的临时政府中只有九个部，其中就有一个是海军部。
孙中山曾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行”。他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没有海军，不仅海权会丧失，还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因为我们的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的可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的大战舰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可以破中国的国防，制我们于死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美国自动员之日起到攻击中国之日止，只要一个月；故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便可以亡中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英国到中国不过四五十天，自动员之日起，不过两个月都可以到中国，故中英两国如果绝交，最多在两个月之内，英国便可以亡中国。”此一番话，其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在阐述强大的海军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时，孙中山明确指出：“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彼美英人常谓，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在孙中山看来，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因此，他将海军建设视为国防建设核心之一，并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驱齐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今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不可。”1919年9月，孙中山在为《战后太平洋问题》一书作序时指出：“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实则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也”。外强争夺中国的门户权，就是企图从海上打破中国的国门，掠夺我宝藏，奴役我人民。“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
可以说，孙中山的海权思想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大潮，是近代中国海权观的重要标志。虽然孙中山的远大抱负未能实现，但是他关于海权、海军建设以及发展海洋事业的真知灼见，无疑拟就了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革命精神的海洋观，这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沉反思，又是引导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海洋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要“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建立“海上铁路”
从19世纪走过来的毛泽东，深知近代以来中国的百年之耻——自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间，作为世界上人口、疆域、资源大国的中国，先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470多次海上入侵。因此，在新中国筹建之时，毛泽东就针对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所受侵略主要来自海上这一历史事实，考虑如何统一台湾和对付帝国主义有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1949年1月，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就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4月23日，即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楼顶青天白日旗黯然坠落的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即新中国海军）宣告诞生。就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海上也要做好准备，准备配合陆、空军，在人民解放战争最后一战中立一功。“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他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①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全国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规划的紧张时刻过去之后，毛泽东即开始更多地关注海军建设、海洋事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井冈山”、“南昌”、“遵义”、“瑞金”、“延安”等革命圣地的地名，命名了中国海军的第一批舰艇。也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从向苏联贷款的3亿美元中批给海军15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当时，国家财政收入总计只有2227亿美元，可见毛泽东对海军的情有独钟！1953年2月19～24日，毛泽东乘坐海军“长江”号、“洛阳”号军舰从武汉到南京。在“长江”号舰上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在与海军官兵的谈话中指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过去在陆地上，我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岛爱海洋。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审查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时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们必须一个长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② 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并指出：“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③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加强海军建设时指出：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一些国家对我搞核讹诈，毛泽东还下决心发展中国的核潜艇。在逝世前一年即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中对海军建设又指出：“海军要搞好，要使敌人怕。”并在后来海军送交的关于十年左右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报告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的。”
纵观毛泽东有关海军建设的论述不难看出，他不仅从防御海上外侮的角度考虑中国海军的建设问题，而且把海军建设提高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的高度，着眼于建立“海上铁路”。用当代语言表述，就是既从“国家海洋方向安全”角度，又从“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考虑海军建设问题。
邓小平：“进军海洋，造福人民”，“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邓小平在高度重视沿海地区开放的同时，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也极为关注，曾多次强调要“进军海洋，造福人民”，“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进入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又适时提出了“经略海洋”的战略构想，把开发近海资源正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1984年10月，邓小平发出了“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贡献”的号召，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进军南极的序幕。
对于南中国海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十分坚定明确的。1984年2月，在会见美国乔治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他指出：“我们还有一个南沙群岛问题。那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多次声明主权是中国的，管你占领不占领，主权还是中国的。”1985年9月，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又指出：“我们还有一个南沙群岛，是珊瑚岛，在地图上从来都是中国版图之内，现在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也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也宣布它有领土主权，怎么解决？中国有发言权，因为它们历来都属于中国的版图。”1984年4月，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再次强调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
据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唐复全等专家教授介绍，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国的海上防卫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建设。早在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就指出：海军就这么一点，要搞大一点，要加强，要有一点力量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1979年8月，他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再次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唐复全等专家教授还发表文章指出：邓小平新时期海洋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施，进一步唤起了民族的海洋意识，为中国人民走向海洋新时代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腾飞，并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解决海洋争端的新思想，改善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环境；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海洋方向的安全与权益，并将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江泽民：“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新的“海洋热”。批评中国传统海洋观念和倡议确立新“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人指出：千百年来，重陆轻海的思想使得海洋远离了我们，那6000多个星罗棋布于汪洋中的岛屿很少被我们所提及。但是，我们的民族曾是最早与海洋打交道的民族，在那些远离大陆的岛屿上，祖先们曾经刀耕火种、捕鱼捞虾。几经沧桑之后，一个陆地大国关于海洋的梦想被逐渐淡忘，我们疏远了簇拥着人类走向发展与进步的海洋。有人提出，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热点经济。大量事实说明，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已成为国内外抢占21世纪经济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谁抓住了机遇，谁的动作快，谁就会赢得这场争夺战的胜利。还有人说，有了海洋意识，才有征服海洋、改造海洋的行动。树立海陆整体国土观念，不仅是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迫切要求，也是为子孙后代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发生存资源的历史性任务。
但是，最强音莫过于中国的领导者所言。199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海军部队时发表讲话指出：“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濒海大国，我国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科技与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内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海洋作为天然屏障，掩护着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还要看到，我国人均陆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陆地面积的1/4，陆地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势必制约经济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提倡节约和保护资源，另一方面要寻找和开发新的资源。可以肯定，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
2004年初夏的一天，笔者有幸当面听到江泽民同志讲大力发展我国海上力量的想法，话语恳切、坦率，激情四溢，让在座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笔者始终认为，江泽民同志在任期间，不仅以和平稳定的十多年让中国经济加速发展起来，以“到点退休”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所不多见的和平“禅让”，而且为中国的海洋事业、海上力量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军人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胡锦涛：“要高度重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
21世纪以来，全球“海洋热”不断掀起高潮，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权益也不断遭受侵害。面对新情况新特点，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我国在海洋拥有巨大的战略利益，我们要高度重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
继提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和“多种安全威胁”、“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之后，胡锦涛总书记还着眼确保实现和平崛起的需要，提出要加快推进海军转型建设，提高海军全面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他认为，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的新特征，以及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带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新变化，实现整体转型是海军建设的必然趋势。他提出，大力推动海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提高信息化条件下远海机动作战能力，这是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对于派出海军舰艇编队开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胡总书记强调说：这是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对于展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我军和平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海军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也是一次重大锻炼和检验。
党的当代领导集体中，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也高度关注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关注国家海洋事业。有的指出，要像发展航天事业那样推进国家海洋的探测与开发；有的指出，展望未来，谁不重视海洋，谁的发展空间就会被压缩。因此，海洋事业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海洋事业在我国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2008年4月9日胡锦涛在视察海军部队时指出：海军是一个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要求海军在新的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一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努力奋斗。这个目标的提出，为人民海军的世纪远航描绘了新的宏伟蓝图。2009年4月23日上午，胡锦涛主席在青岛会见应邀参加中国海军60周年庆典活动的巴西等29个国家海军代表团团长时表示，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胡锦涛在一年内的两次重要讲话，进一步全面阐释了中国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尤其是海军的根本着眼点——确保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做更多的贡献！
从上述政治家、领导者的论述可见，在他们的脑海里，海洋不仅关系着国家的海洋权益，还关系着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不仅关系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关系着未来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国家、民族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领导者，把海洋主权和权益、海洋事业作为实现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一项重要任务，不仅从理论上提出要求，而且从实践上迈出非常可喜的第一步！
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观念·当务之急
私有制的发展，导致掠夺战争的产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险依然存在，弱肉强食的定律没有改变。“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素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豪迈气魄的中国人，不仅应当“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且应当“御敌于海洋之中”！实现崛起的中华儿女仍然需要“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爱红装爱武装”。当然，这一切都源自一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前提”。
邓小平曾经提出，“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海洋问题上应当时刻牢记的一项原则。从思想上讲，就是应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牢固地树立海洋国土观念、海洋利益观念、海洋防卫观念。“国家利益”，是相对“神权利益”、“君主利益”而言的一个概念。至于国家利益是什么，可谓众说纷纭。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同样一块石头在7岁儿童和70岁老人的眼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④中国作为一个意欲实现崛起的大国，在21世纪有自己特定的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需要与时俱进的概念。今天的中国，虽然国家利益依然主要表现在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国际影响三个方面，但发展权利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实现崛起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安全问题的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安全观念上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
“海权”动机与“海防”观念
动机决定动力、动机决定效果，这是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一般规律。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这也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一般规律。在海权与海防的问题上，不存在“二律背反”的问题，倒存在需要进一步明确追求海权的动机、更新海防观念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虽然选择的都是发展的道路，但发展的动机却有所不同。因此，有发展速度快慢、持续发展能力大小之分。英国曾经发展为“日不落帝国”，一时间满世界都有其殖民地，满海洋都有其海军舰队、基地，但今天的“日不落帝国”，随着香港回归中国怀抱已经彻底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也只有在英阿马岛战争中还能够稍稍看到那么一点点威风。英国衰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的发展动机多来自于个人，取得的成功多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者自由合作的结果。回想两次大战前的德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们所以具有很高的发展速度、较持久的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发展的动机多来自群体意志，发展的力量多来自于群体行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崛起的德国曾经使世界强烈地震撼了两次，20世纪初崛起的苏联也曾经有过耀眼的辉煌，并曾成为世界两霸之一。可以说，是民族整体的意志和力量造就了这两个国家曾经有过的大国地位。然而，也正是这两个国家，前者出了个希特勒，后者出了个戈尔巴乔夫，由于这两个人的个人动机而葬送了整个国家。
中国追求“海权”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家、战略家必须面对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它不仅决定追求海权的路径和方法，更主要的是决定着中国需要不需要海权、能不能拥有海权的问题。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看出，只要“看明白”了，中国人往往就能“整明白”。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具有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比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首经香港歌手唱出来的《我的中国心》，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依然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道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理念，是华夏子孙的共同心声。从古至今，一旦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有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存亡、民族的兴衰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国人民的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精神也是举世无双的。无论困难多大，条件多恶劣，都难不倒中国人，特别是在外来压力面前，中国人总是众志成城，虽然也会出现一些像秦桧、吴三桂、汪精卫那样的“汉奸”，但这些人只是为千百万中国人所不齿的极少数败类。如果今天的中国人知道海洋之重要，知道海权之重要，何愁众志成城，何愁再打出一个新的“两弹一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百年中遭到数百次外来侵略，这一历史现状导致国人在战略思维上存在着总怕外来侵略的痼疾。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外敌入侵，多是来自海上，这又使中国的海防观念的内核主要是防御外来侵略。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的“海防”观念，也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海军少将刘振环在《只有更新海洋防卫观念，才能适应海洋斗争的新形势》的文章中阐述了海防观念更新的问题。他指出：①海防的地域和空间观念需要更新。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的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领土、领空、领海以及海底、底土及其一切资源，那么，中国人的海防地域和空间概念也应当大大扩展。中国的海上防御范围应该也必须扩展到整个国家管辖的海域，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缘，在南海包括中国传统的海疆线的外缘，一直到曾母暗沙海域都将成为国家新的“海防线”。中国的海防战略边疆大大扩展了，由原来的12海里延伸到数百海里，超过原来数十倍。②海防的职能和内涵观念需要更新。中国海防的职能，不仅应当是抗击来自海上敌人的入侵，而且还应当包括保卫国家海洋岛屿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中国海防的内涵，不仅要以军事斗争为基本形式，而且还应当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各方面。③海防的时效观念需要更新。为了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定的中国的海洋权益，中国海军不仅要完成可能发生的作战任务，还要进行大量的日常海上勤务和海防管理。因此，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时效观，建立“天天建海防，日日用海军”的观念，在军事外交、抢险救灾、协助海关和公安边防缉私、打击海盗以及国际维和等“非战争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④海防从属陆防的观念需要更新。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海防与陆防孰重孰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时代背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陆地边境将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入侵事件，加之海洋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激烈，中国必须改变重陆轻海的倾向，突破传统的陆防为主、海防协同的观点。从海军的作战任务来说，不仅要重视协同陆上战区保卫大陆国土的作战，而且更应当重视独立地或者在其他军兵种协同下遂行保卫我国海洋岛屿主权、保卫我国“海洋国土”及其资源开发活动中的一些作战任务。当然，刘振环少将的“海防观”更多的还是防御外来侵略，但他的观点中已经透着一种对传统观念的突破的精神。这个观点在十多年前即已提出，本身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目前，中国已经开辟了30多条远洋运输航线，通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承担着国家对外贸易90％多的运输任务。另外，中国在海洋中还有许多科学考察、试验活动以及通过海洋走向南极、北极的活动，这些也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海防的重要内容。
今天的中国的海防，一是防御外来侵略，二是为“走出去”“保驾护航”。可以无需掩饰地说，中国“海防”的边界，就是中国利益在海上到达的地方！古人尚知疆土无价，不可尺寸于人。今人更应确立与时俱进的国防观、海防观，竭尽全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理论指导实践”是千古定律。列宁曾经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正如“技术决定战术”并非自然而然一样，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不是自然而然的。马汉海权思想的著作完成后，曾一度连一个出版商都找不到，甚至到了1890年“海军内外没有几个美国人有资格评价这样一部技术性很强的专门研究”。海权对于一个濒海国家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作用可以说已经广为人知，然而，似乎这些理性认识并没有成为今天中国实践的指导。百年耻辱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保守和惰性成灾。难道传统的保守观念和惰性还要再遭遇一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才能使中国人再一次“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等诸方面因素考察，目前的中国基本上具备了拥有海权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新的海权意识统一全民的意志，对海上力量建设实施统一的领导，统一调动各方面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逐步发展中国的海上力量。否则，中国人的海权梦将永远仅仅是一个梦而已。
向往和平、讨厌战争与惧怕战争、回避战争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一个几乎和生命与爱情一样久远的主题。应当肯定地说，拒绝战争、拥抱和平，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普遍认识和选择。和平较之战争，更能够给民族、给国家带来安全。但是，历史同时也告诉世人，战争总是与和平交织在一起，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既没有永久的和平，也没有永久的战争。如同好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干坏事、坏人也干好事一样，战争与和平所给予人类的，也是好坏皆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应当坚定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也不能惧怕战争，更不能回避战争。
就当前的国际社会而言，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大势，但局部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些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有的是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要求引发的，有的是资源、边界、领土、水道之争所引发的，有的是主权国家内代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矛盾所引发的，还有的是美国为建立“单极世界”或单独或以国际社会名义所发动的。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宣称战争好，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弃战争，更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去阻止一场战争。不希望发生战争，是因为担心战争会伤害本国利益；不阻止战争，是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在战争中被削弱。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20多年没有枪炮声了。虽然有大使馆被炸、撞机事件之惊，但始终没有实战之险。当然，这绝不是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威胁与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而是中国有意识回避了许多本应该发生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或者说是回避了许多本不应当回避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比如，南海附近一些国家变本加厉地侵犯中国的主权与权益、钓鱼岛问题、中印边境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等等。实事求是地讲，今后三五十年内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确实不可能发生，但针对中国的分裂行径、侵权行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没有。中国已经忍耐了30多年：领土被蚕食，中国忍了；岛屿被侵占，中国忍了；管辖海域被他国“管辖”，中国忍了；大使馆被炸、飞机被撞，中国都忍了。为了一个“忍”字，中国付出了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东西——“面子”。当然，这也是“没有肚子”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今后一个时期，虽然“肚子”饱了的中国依然需要善于守拙、还是要“忍”，但不能因为“忍”而淡化了战争威胁，进而淡漠了战争意识，忽视了战争准备。不要说要实现国家和平崛起，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丢失主权与权益、不想仅仅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要继续谋求发展，就至少应当念念不忘战争的威胁。
对于战争，应当有一种“宽容”和“大度”。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维克多·孔西德朗就说：“战争是一种必需的坏事。”⑤近代德国军事家卡尔·毛奇也讲：“战争是所有解决纷争手段中最好最快的一种。”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战争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从根本上讲源于人类的动物本性，源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避战争就是回避生存与发展，害怕战争就是害怕生存与发展，无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往往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战争亦不例外！
“和平有利于发展，战争不利于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结论。但是，并非所有的战争都不利于发展。美国20世纪初参加了一战，40年代参加了二战，50年代打了“朝战”，60年代至70年代打了“越战”，自90年代初至21世纪的10多年间，平均不到三年打一仗，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从人类历史看，有时候战争还有利于推动科技乃至社会发展、拉动经济建设、凝聚民心士气、重塑或确立国家形象、促进民族融合等。问题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战争、选择什么时候进行战争、对什么人进行战争、怎么进行战争。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国的祖训。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建设成就令世人叹为观止。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军队在忍耐中落后了，中国的民族尚武精神、民众凝聚力也在忍耐中削弱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太需要一场战争了！哪怕是一场败仗，一场惨痛的败仗。虽然，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否则，民族精神、国家凝聚力、军队战斗力、执政党形象，甚至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将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雌化、弱化、消化！
惧怕战争是一种有害于民族精神的心态。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越害怕鬼，越容易撞上鬼”。必要的“小战”有益无害。尚武精神是民族生存的灵魂，其实质是自强不息。只有具有尚武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和平可言。尚武精神不是要打仗，而是不怕打仗，爱好和平不是用“和亲”换取和平，而是用武力遏制战争、争取和平。把“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运用到国家战略层面，也可以理解为“以小战止战”。
回顾世界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定规模和程度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虽然有一定伤亡、有一定损失，但总的看是利大于弊。比如，可以打出一个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战略态势。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等，都为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抗美援越之后，不仅冲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而且使国际战略格局出现“大三角”的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此不能漠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尼克松来中国谈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东亚问题、苏联问题和世界战略格局问题，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也争相跑到中国，一向不被世界重视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了满世界的“香饽饽”。
再如，可以拉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产生发展的欲望”这是一般规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战争。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空军只有从国民党空军接收的159架飞机，其中能够使用的也只有一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的空中优势尤其是“空中绞杀战”，迫使中国志愿军必须大力加强空军建设。到1953年底，中国空军就发展到28个师、70个团，拥有各型战机3000余架，形成了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运输机等种类齐全的空中力量体系。不仅如此，局部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具有以下三个功能：一是可以促使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改革；二是可以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三是可以检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果。
又如，可以促进国家基础建设的发展。1812年美国经济独立战争，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美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怎么搞，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制订“三五计划”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他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正是在这一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加强了西部“三线”——战略后方的基础工业、科学技术建设，使综合国力在不长的时间内上了一个台阶。1991年的海湾战争，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还有，局部战争可以满足民族、国家呼唤英雄的需求。自古讲“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其实质就是说长期的和平环境往往导致人心离散、惰性泛滥、腐败滋生，最终导致政权危机。经历过较长时间和平的国家，到了一定时候尤其需要“英雄”。像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身堵枪眼打开部队冲锋道路的英雄黄继光、陈开茂、蔡朝兴，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而忍受燃烧直至牺牲的邱少云，战斗到最后一息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孙占元、杨根思，指挥全连歼敌五百余人后跳崖牺牲的杨振环，还有空军英雄张积慧、赵宝桐，侦察英雄杨育才等；炮击金门中涌现出来的海岸炮兵安业民，空军飞行员周春富、刘景泉、杜凤瑞、刘维敏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涌现出来的“阳廷安班”、“黄继光式”的英雄王忠殿、“开路英雄”罗光燮、“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等……正是这些英雄，使新中国军人成为“最可爱的人”，也正是这些英雄，成为全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鼓舞着军心士气，鼓舞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干劲，鼓舞着整个民族都有一种向上的劲头儿。
战争之所以不能惧怕、不应回避，还在于它有益于消除阻碍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些消极因素。长期的和平环境，虽然使国家赢得了一时的发展的机遇，但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沉湎于“无敌国外患”的状态。如同社会上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相对合理的竞争机制一样，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缺少了战争因素也就缺少了合理的竞争和认知机制。因为，战争关乎民族兴亡、国家荣辱、军队成败，客观上决定了它对人、对事评价的真理性，在战争面前，谁也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必要的、适度的战争，有益于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不正常机制。一是可以变上下之间的利益依附为胜败依附，是骡子是马战场上见分晓；二是可以变平庸者胜为优胜劣汰，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三是变单一的上级评价为战斗群体的整体认定，因为在联合作战大体系中，衡量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标准不是“领导满意”，而是“系统满意”、“体系满意”；四是变自己获得名利只能以损害他人为代价为在自己获得名利的同时也为他人获得名利甚至生存创造条件，因为在战争中要“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英勇杀敌，而消灭了敌人的同时，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战友；五是变领导掌握命运为自己掌握命运，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一个人的晋升、功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满意”，而在战争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为自己的晋升和功勋奠定了基础；六是变人与人之间、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为平等竞争，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身份参加竞争，“后台”再硬的、权势再大的、“牛皮”吹得再响的，在战争的硝烟里都是一副模样、一个身价！
总之，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来说，经历一场半场局部战争并不是什么坏事。今天的中国对于战争总的原则应当是：第一，尽可能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国应当加速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发展，为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平崛起的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尤其要避免那些可能伤筋动骨的中等以上规模的战争。第二，不能害怕战争。从世界历史上14个帝国的兴衰情况看，世界重大政治问题无一不是使用战争手段解决的，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历史基础。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至今在中国还时不时地出现“毛泽东热”。所以如此，除了人们怀念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尤其是不惧怕美国的强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当然，不害怕战争并不等于要去找谁打一仗。第三，不能回避战争。简言之，即“该打不打也不对”。
强兵与安邦兴国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一思想，不仅提出了中国崛起的目标，同时也指明了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强兵与安邦兴国，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手段服从服务于目的，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手段的保障。
今天的中国靠什么实现崛起？未来的中国靠什么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靠什么在未来多极化国际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靠什么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害？靠什么“反霸”？玩“糖泥”的小孩子都知道“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光靠美好的愿望和雄心壮志，绝不会造就新的辉煌。中国应当扎扎实实地打牢自己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科技的，也包括军事的。军事基础，在中国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愚蠢的，任其停滞和削弱也是错误的。在国家经济力量一定的基础上，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
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香港从沦丧到回归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自主自立的历史，是军事上屡战屡败到赢得辉煌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国防从废弛到巩固和强大的历史。中国人的强国梦是从强兵做起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又是由强兵实现的。落后就要挨打受欺，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香港的回归。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战争的根源和策源地，强兵就是安邦兴国的一个永恒的主题。”⑦
当今世界，仍是一个看重实力而不相信眼泪的世界。“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依然像过去那般贫弱，军队还是像过去那样不堪一击，就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香港。列强相信的是实力，惧怕的也是实力。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为在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大有作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发展经济是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生存危机依然存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军事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兵“强”兵“弱”，是检验国家力量强弱的试金石。
今天和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军事实力强弱的集中表现，是海上军事力量大小。就一个濒海国家的军队而言，“三军”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却因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利益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以说，陆军是国家陆地领土和主权的“守护神”，是防止国家分裂、遏制动乱、抢险救灾的“主力军”，是政权稳固的“台柱子”；空军是国家领空的“守护神”，是陆上、海上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伴娘”；战略核武器部队，虽然很少可能投入实战，但它既是国家的战略物质威慑力量，又是民族的精神威慑力量；而海军，则是国家海洋领土主权以及管辖海域权益的“守护神”，是国家海洋权益、海外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是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仪仗兵”。随着国际海洋斗争的日趋激烈、海洋开发技术的进步、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海军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任务日益紧迫、繁重、艰巨。不仅要求中国海军对于那些掠夺我国海洋资源的行径、破坏和危及我海洋开发利用的行径，必须有能力加以制止，对于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实施，必须能够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还要求它能够为国家、民族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多的资源、更广阔的市场。中国海军，任重而道远！
现实反复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图谋中国利益的国家都绝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国防和军事实力还有待发展而对中国“放一码”，发生在东海、南海、“两洋”的一系列事件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战事一开，优胜劣败，敌人绝不会让中国一招。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国家综合实力这个“躯干”上，经济实力是“两条腿”，它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站得起来”、“走得起来”的问题；政治能力是“脑袋”，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有关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是否“清醒”；外交活动是“两只胳膊”，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群众关系”问题；而国防和军事实力则是“脊梁”，它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舞台上挺起“胸膛”。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充其量是一个“仆从国”、一台强国的提款机、一头任人宰割的大肥猪！今天的俄罗斯虽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16，然而，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不敢将其小视。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硕大的领土、丰富的资源，而是强大的核力量。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趴蛋，而且还能面对全球自信地说“不差钱”。但是，中国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方面除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两弹一星”外，还有多少新招数呢？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积极稳妥、持续不断地加强国防建设。
商鞅指出：“兵不强不可以摧敌”。人类战争历史证明，弱败强胜是定律，虽然不乏弱胜强败的事例，但“弱肉强食”与日俱增并具有普遍性。况且，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不仅需要时日，而且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与其待到明天付出沉重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去赢得胜利，还不如今天拿出一点力气、拿出一些钱财去“搞定”明天的胜利！
加强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中国不应当也没有必要以征服其他国家为目标，只要能够为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和海外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对海洋霸权行径能够进行有力的遏制、阻止、回击就可以了。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由着哪个国家的“性子”行事，特别是不能允许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和阻遏。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对于欺人太甚者的行径不能给予有力的回击，要么是愚昧，要么是软弱！
当然，中国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军事力量绝不意味着中国要进行战争。孙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马汉也曾指出：“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⑧
军队的价值与战争责任
军队的价值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在许多人心里都十分模糊的问题。应当肯定地说，军队存在的价值首先是“维护和平”，正是由于这一使命的要求，“打赢战争”才是军队的责任。
维护和平与打赢战争，看似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但在国家武装力量职能上，二者却是有机统一的。首先，它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双重职能；其次，它是国家武装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再次，它是一个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着眼点。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发生了145万场战争，如果简单地比较，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几天安宁的日子。但是，就整个地球而言，由于除了两场世界大战波及了大半个地球外，绝大多数战争都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因此，和平还是人类的主流，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更好地发展，打赢战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开创新的和平。“战斗英雄”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和平卫士”则是国家对军队的最高褒奖。
维护和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古人讲，“国虽大，好战必亡”。今天的埃及人，已经不是当年金字塔、狮身人面建造者的后裔了；点燃奥运火炬的希腊人，也根本不是当年雅典卫城英雄们的后人了。世界历史上许多文明所以早早就消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文明的创造者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好战的禀性。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在个人层面讲究“修身养性”，在民族、国家层面讲究“韬光养晦”，前者属于个人道德境界，后者则属于民族和国家道德境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绵不断地走到今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以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为己任，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基础。每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比如，美军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保卫国家、预防威胁、打赢战争三大项，日本自卫队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保卫国土安全、改善安保环境两大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要求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能够维护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要求。
维护和平的最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国家战略追求的最高境界。长期以来，总有人指责它是理想主义的产物，是一种空想。其实，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事例。比如，《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年，楚国雇用了一个叫公输般的机械发明家，制造了一种攻城的武器。楚国准备使用这种武器去进攻宋国。墨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往楚国劝说楚王不要出兵。这时，决意出兵的机械发明家公输般，要在楚王面前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有鉴于此，墨子则也针对性地演示了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武器。在双方演示的过程中，公输般的进攻武器使用殆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还多有余富。然而，公输般并不认输，还说“我知道如何打败你，但我不说”。墨子则反讥到“我知道你想使用的办法，我也不说”！楚王不得其解便问墨子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般不能战胜我就想谋害我，对此我早有意料，并命令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使用我设计的武器在宋国的城墙上做好了迎战楚国的准备。虽然我可以被杀，但楚国不可能战胜守卫宋国城池的兵马。”听到这里，楚王立即放弃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对于这一历史记载，冯友兰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这段故事属实，它为今日世界倒是一个好榜样，两个敌对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防武器都展示出来，不需要走上战场，便可以决定胜负了。”⑨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因望而生畏而避免纷争和打斗的情况。一个人高高大大威武雄壮，一个人“小瘪三”模样，双方打起来的可能性极小。在国际社会中，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事例。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实实在在地演出了一场“艺高人胆大”的话剧，硬是把苏联的导弹吓了回去。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国家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历史贡献，要远大于打赢战争的历史贡献。但是，人们往往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和溢美之词送给了那些能够赢得胜利的“战争英雄”，而不大重视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使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哀。
维护和平首先需要付出。对于实现和平的途径，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均势，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实行军备控制和裁军，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教育，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结构改革，有的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国际法律体系，有的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的外交，还有的认为必须根除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对于和平，破坏容易，维护甚难。难就难在它需要极大的付出，而在诸般实现和平的途径之中，尤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所需要的付出为最大。一个人要想叫人望而生畏、面对威胁不战而胜，那是苦练功夫的结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让人望而生畏、面对威胁不战而胜，既有“练功”的问题，也有经营的问题。“练功”主要是国家的投入与武装力量的自身建设问题，“经营”则是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乃至军种和战区战略考虑的问题。“经营”的核心是筹划维护和平的措施，组织维护和平的建设与行动，营造维护和平的态势，预置消除战争的功能与力量，等等。“经营”的关键不在钱多钱少，而在于有没有意识。人类自古就有“战争遗忘症”，战争来临时鸡飞狗跳、狼哭鬼叫，战争打完了欢天喜地、灯红酒绿。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要么舍不得花“银子”，要么干脆就缺乏“经营”的意识。因此，崛起的中国必须有意识地“经营”和平，要舍得付出、舍得投入、舍得为中国崛起和世界和平营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
维护和平绝不是一味地回避战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联合国创始国在《联合国宪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从而表明了人类拒绝战争的共同心声。但是，从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情况看，一方面由于利益之争的客观存在，小来小去的战争、武装冲突就像两口子难免吵吵闹闹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无法消除；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往往需要战争这把“手术刀”，无论是向好的方向前进，还是暂时的倒退，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都是不可能根本消亡的。另外，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免疫力的增强剂，也有其特殊的功用。简言之，维护和平不是一点不沾战争的血腥味儿，和平崛起也不是拒绝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战争！
当然，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能否维护和平、打赢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历史表明，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受到威胁和侵害时，仅仅依靠军人们的流血和牺牲往往是无力回天的。清末时的关天培、邓世昌、刘步蟾以及无数将士不是不忠诚，不是不拼命，他们的牺牲也不能说不壮烈。然而，当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洋鬼子”们长的是“铁头”、“钢脑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人、国民党军、“联合国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最终战胜敌人的不仅仅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亿万民众的支持，还有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的而且比敌人更强大的武器装备。许多中国人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每每忘记了很长时间以来自己所拥有的能够用于走向海洋的仅仅是那么一些二类、三类的舰艇，连到中国的南海转一圈都要颇费力气地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
“和平年代”的一些军人总说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投身军旅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保家卫国”的荣耀，反而生出一种无以报国的哀怨。可以想象，如同农民种不出好庄稼、工人造不出好机器是一种羞辱一样，一个真正的军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国家、民族利益遭到威胁和侵害时无力报国；更可悲的是，当军人们竭尽全力甚至流血牺牲仍然不能捍卫国家利益时，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的耻笑，还包括国人的斥责和辱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广大民众往往只知道军人应当干什么和干好什么，而不知道有时候军人根本不具备民众期望他们干什么、干好什么的政策要求和物质保障。“手艺巧不如家什妙”，这是连小脚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外交斗争与军事后盾
外交和军事，都是推行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二者都直接服从于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标，具有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但是，二者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它们的性质不同，活动的舞台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作用的影响分量也大不相同。如果外交手段可以取代军事手段，那么，世界各国也就用不着设立国防部、花费大价钱建设军队了，有事没事谈判好了，何必打得头破血流、鸡飞狗跳呢！
外交从来都必须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为后盾才有成就可言，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回顾历史，日本人投降是外交的结果吗？美国在朝鲜、越南签订停战协议是外交的作用吗？中印边境问题、西沙问题、中越边境问题、中苏边境问题，等等，是依靠外交手段得以解决的吗？清王朝是谈判了，但最终在谈判桌上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换来王朝的稳定。南海问题自凸显出来以后，外交途径努力的结果多少有些让国人难以接受。实践证明，外交手段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作用是有限的，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实力为代言人的世界，即使是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在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时常显现出“疲软”。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涉及美国“生存攸关利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山姆大叔并没有仅仅采用外交的手段。从1990年开始的海湾危机、海湾战争到新一轮海湾危机，如果没有“沙漠风暴”、“沙漠军刀”行动和以“沙漠惊雷”行动相威胁，仅仅依靠外交活动，伊拉克能够从科威特撤军吗？联合国核查小组能够进入伊拉克的总统府吗？历史证明，最近几十年来的绝大多数国际、国内冲突，无论起因如何，都是通过武力手段得到解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冲突的解决没有采取过政治、外交、经济及其他非军事手段，这些手段的采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手段的使用是以冲突双方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这说明，军事力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解决国际、国内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今天，军事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上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外交、国际法、经济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军事力量因素的影响，这些手段并不总是能达到应用的结果。因此，远非历史上使用过的所有军事行动对于防止军事冲突都失去了现实意义。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总之，忽视外交的作用是错误的，夸大其词也是不正确的。“拳头”不硬，“嘴巴子”再好早晚也要挨打！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再强大一点，外交斗争的成就会更大一些。当代中国的外交，应当努力为“走出去”政策的实践创造有利条件。不同时代的外交，有不同的着眼点；不同着眼点的外交，有不同的路数。今天中国实行“走出去”政策并取得巨大效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国家的非议。实际上，不管中国干什么，只要你强大了，“腰杆子”挺直了，“气粗了”，对你有利了，一些国家总是要说三道四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狼吃羊是天经地义的，而兔子咬人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可能再从中国身上随意割取什么，不可能再任意指使中国了，实实在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个小小的村长如果“下岗”了都难免生出一种失落感，何况对一个泱泱大国的指使权、宰割权的丧失！利益的失落，难免从嘴巴上使劲找回来。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外交应当更多地在消除嫉妒感、恐惧感上下功夫。
从实践看，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外国人说三道四并不十分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办。首先，中国所作所为的评价标准应当是中国人自己，应当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是检验一切方针、政策、策略的唯一标准，“洋大爷”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并不重要。其次，外交斗争必须善于运用民意和民议。从世界各国情况看，聪明的国家无不是把“民意”、“民议”作为国际斗争的一个砝码，在一些国家甚至连国会、议员的声音也是一种政治手段。而我们，一度总害怕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总想着“一个声音”、“一张嘴”、“一致对外”，实在是少了一点谋略和艺术性！
“积极防御”与“先发制人”
积极防御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军事领域的结晶与反映。现代条件下，积极防御的核心思想是，努力创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坚持反对侵略战争，决不主动挑起争端；如果有人无视中国的安全和统一，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军民将坚持自卫的原则，采取恰当而有力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简言之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积极防御”思想的实践，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安全”和“自卫”。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国家的统一、领土和主权不受侵害，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海外经济发展不受侵害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当受到敌对一方侵害时被迫进行的防守反击仅仅是自卫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而且是更重要的形式，那就是当敌对一方的侵害尚在萌芽状态或者待发之时，就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将其遏制，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自卫，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群众更为有益。试想一下，如果让敌人把你的门窗玻璃砸碎、把你的坛坛罐罐打烂、把你打个鼻青脸肿再“奋起还击”，无论怎么说也不能称之为上策。
今天的中国，“积极防御”不仅仅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还应当是“制敌于海洋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具体情况，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表现在实践行动上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所以实行以“防守反击”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实是由于当时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力量对比相差极为悬殊所致。解放战争初期，所以实行以“大踏步后退”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是在国内战争的特定条件下为了更有利于大量消灭敌人的重要措施。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所以以“敌进我进”为基本形式的积极防御，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时至今日，新中国建立60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门窗玻璃”、“坛坛坛罐罐”备制齐全，老百姓还能允许敌人闯进来破坏它吗？更主要的是，来自外部的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威胁和侵害将不一定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管辖海域、领空范围之内，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中国人还能先去把敌人“邀请”到“家”里来再交战吗？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否使国家保持一个较快的、平稳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二是能否保持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转，因为中国沿海12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六十，从广西的东兴沿海岸线北上，一直到辽宁的丹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其稳中国则稳，其衰中国则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定律；三是能否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保证海洋经济活动的安全；四是能否保证中国在海外经济的安全。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上述前两个问题比较重视，特别是对于长期以来具有以“陆地”为本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直接性，易于引起高度重视；而对后两个问题则往往重视不够，一方面因为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海外经济离大陆较远，一方面因为人们对于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海外经济对中国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随着国家“走出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海外投资和企业、海外市场、海外资源基地、海外劳务、海上交通运输将大量增加，海洋开发和海外经济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谁都希望国家的这些海外利益不受侵害，但在当今世界这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即使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抢掠，小来小去的麻烦也不会少。这就需要中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当然，这种安全保障大多并不需要开枪开炮，强大的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障。从实践看，占领“地区”必须有强大的陆军，而确保海外贸易、市场、劳动力就业就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正如马汉所说，“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秀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⑩近年来中国海军舰队远航一些国家，当地的华人和中资企业、海外劳务人员欢欣鼓舞乃至激动不已、热泪纵横，充分表明“海外”多么需要祖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毋庸讳言，中国的这个“后盾”还弱了一点，还不足以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海洋意识”与“三海”突破
随着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随着海洋空间在国人生产生活中份量的不断增大、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海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海洋意识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作用下，必将成为国人的重要思想观念。走向海洋的中国，需要在“海权实践”上明确思路、有所突破。
依笔者之见，在向南、向海、向全球发展的进程中，“三海”问题为当务之急，是走向“两洋”、经营“两极”的前提和基础；“两洋”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最终实现崛起的标志和重要保障；“两极”是长远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海权的最终标志。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首先重点解决“三海”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讲要先打扫好房间再接待客人。今天，我们在海洋问题上应当是先清理好门前，再出门远航！
对“三海”问题的解决，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总的思路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综合一体，整体筹划、通盘考虑，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以政治经济为突破，以文化、科技为辅助。在具体操作上，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搞清情况。目前的问题不是“三海”主权和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不清楚，而是对“三海”主权和权益归属的历史情况不清楚，因此底气不足、胆识不壮；对“三海”价值和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清楚，在一些人看来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对失去“三海”可能导致的危害不清楚，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失去“三海”将严重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
——坚定决心。有决心的中国人什么都能干成，“人定胜天”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的真实写照。如果我们能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去解决海洋问题、发展海洋事业，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但是，没有决心的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不要说干事情，连活的气力都没有。
——建构领导机构。这是实现决心的前提，是解决海洋问题、干海洋事业的基础。有这样一个机构，就可以规划发展，领导建设，组织维权执法，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指导海上武装力量的战争和非战争行动。
——整合力量。中国不缺职能部门、不缺各种力量，“五龙闹海也好”，“九龙闹海也好”，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件好事情。大家都关心海洋事业、关注国家主权和权益，这不是好事情吗？问题是如何能够把“五龙”、“九龙”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儿。
——把握时机。“三海”问题的出现和日益严重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惹的祸。《公约》生效之前，我们失去了一次解决“三海”尤其是解决南海的机会；3·14海战也是一次机会，借机一鼓作气也就解决了。毛泽东当年讲，解决台湾问题必须两个条件，一个是制空权，一个是“世界上有事”。下一次世界上再发生类似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一类的事情，就应当是中国解决“三海”问题不可或缺的机遇。
——注重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解决“三海”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三海”问题上的能力还有所欠缺、“成事不足”的话，那么，以目前我们的条件和能力，“败事有余”是无可非议的。即，如果说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特别是全部收回被侵害的主权和权益在能力上还有差距的话，那么，阻止和干扰有关国家长期侵害、进一步侵害我主权和权益却是完全办得到的。对方不断制造摩擦，我们可以实施“反摩擦”；对方常驻我领水和管辖水域，我可以采取袭扰的办法断粮断水，迫其因无法保障生活而自动退出；通讯是常驻的必要保障，我可以采取定期不定期干扰等等。
总之，在明确思路，把握重点的基础上，首先解决“三海”问题，为中国实施进一步“走出去”的政策，践行向南、向海、向全球的发展途径，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国家安全的“投入”与“产出”
“投入”与“产出”，原本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对概念。就人类社会而言，虽然也会出现“播种的是龙种，产出的是跳蚤”的情况，但从整体上讲投入什么就产出什么、投入有多大产出就有多大。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在军事上的投入有多大，其“保险系数”、安全程度就有多大。这是历史的定律！
人类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有资料显示：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日本占25%。但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拥有亚洲第一海军力量的清王朝被“小日本儿”打得一塌糊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来自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力支持，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堆积。严肃地对待国防，既要舍得投入，又要把钱花好。国防建设属于国家行为，国家投入是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志，也是国家的责任使然。可以说，在国防问题上，一份投入就是一份安全，少投入就是少安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按照“军队要忍耐”的要求紧缩了国防投入，其结果是“台独”势力叫板、美国人炸馆、南海几个小国“闹海”。虽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也过于惨痛。
打开当今世界各国国防支出的“账本”不难看出，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公布的国防费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总体水平一度曾是相当低的。1994年中国的国防费为639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英国的183%，法国的186%，日本的139%。从1979年至1994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6%下降到13%，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85%下降到95%，曾有一段时间仅为7%多一点儿。虽然经费的数额有一定增长，但其增长率与同期物价上涨指数相抵后，还曾出现负增长的现象。1997年中国国防费仅为9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67%、俄罗斯的6125%、英国的2753%、法国的267%、日本的2279%，韩国的5698%。今天，中国的国防投入一直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上，这是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保证。但必须看到，一方面我们的历史欠账太多，绝非三天两天就能“找回来”。“五年立项，五年研制生产，五年形成战斗力”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三十年陆军，五十年空军，一百年海军”也是有史以来军事建设的一种规律。应当肯定地说，海上力量建设水平的提高绝不是有投入就立竿见影的“一夜效”。
有一则中医广告说，一种“膏药”只贴一晚上就能治愈腰、腿疼的老毛病。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也有一种近乎“一夜效”的思想认识，似乎只要加大投入，军事力量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精锐之师”。这实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上的机械论。因果关系，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应当肯定地说，因与果关系是绝对的，即有前因才有后果，不能没有前因就产生后果，也不能有后果而没有前因，前因与后果也不能互相转化。但是，在具体认识方法上就有几个“思想的前提”的问题。首先，一个事物的结果往往是另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如，“乐极生悲”，乐是因为其他事物而生，但乐大劲儿了往往会得意忘形、骄纵妄为，从而惹下灾祸、生出悲伤来。所以老子提醒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遭遇困难和挫折时不能气馁，困难和挫折使我们更加成熟；而取得胜利和成就时不能骄傲，骄傲自满使我们忘乎所以。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鸦片战争的耻辱虽然是当时的国人直接所为的结果，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全国解放战争中我们一鼓作气的三大战役、转战大西南、挺进大西北等等，三年半时间打垮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依然继续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字，开始时也是实行大穿插、大迂回、大包围，结果并不理想，而且还多有损失，最终，还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式的歼灭战，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法，才使我们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
其次，简单地认为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实质上，内因与外因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鸡蛋所以能够孵出小鸡来，既因为它具有孵出小鸡的内在因素，也因为它具有孵出小鸡的外在条件，把鸡蛋放到冰水里，就如同把石头放到孵箱里孵不出小鸡来一样，再好的蛋也孵不出小鸡来。
再次，一个结果并非只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也并非只产生一个结果。世界上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联，很少有点对点的“单线联系”。因此，影响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有自己的原因也有他人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有我们能够认识的原因也有我们尚无法认识的原因。因此，分析认识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绝不可以点对点的“单线思考”。萨达姆政权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土崩瓦解，虽然有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快速决定性作战”的直接原因，但美英两国长达十多年的“禁飞区”消耗性作战、核核查行动、策反行动、全面经济封锁行动等，以及伊拉克内部政治、经济、科技长期腐败和落后，民心思变，国际社会尤其是伊的周边国家讨厌伊拉克等，不能不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又次，因与果的反映时间有长有短、有急有缓。人稍一使劲儿就能搬起一块大石头，但种下一粒种子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长出一棵大树。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可以立竿见影，比如今天坐着北京吉普车，明天买一台奔驰车，立刻就是“鸟枪换炮”；有些事情则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比如再好的武器装备拿到部队，也有一个学习掌握、人与武器结合的过程，一支枪需要三五天，一门炮需要个把月，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艘军舰恐怕没有几个月甚至三五年的时间都很难形成最佳的战斗力。
总之，因果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亦是如此。中国海上力量建设不会像“吉普车换奔驰”、“鸟枪换炮”那么简单，实力转换成能力必须有一个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
“走出去”与“海外武装力量使用”
“海外武装力量”是笔者一些年来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在国家领土主权范围之外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国际军事活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
中国绝不搞霸权，中国绝不干涉他国事务，这是中国的原则，是中国反对他国干涉中国事务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绝不会侵略他国、不会搞海外军事扩张，侵略性、扩张性的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是中国的选择。
古往今来，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并不都是侵略性、扩张性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而使用武装力量也不都是干涉他国内政。印度洋海啸，许多国家的军队开着飞机、驾着军舰到印度洋沿岸受灾的国家紧急救援，就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5·12汶川大地震，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军队开着飞机把救援物资送到中国，就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索马里海盗大闹亚丁湾，世界上许多国家派出自己的舰队去护航、打海盗，也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国际责任”、“国际义务”、“负责任的大国”都是具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必要时以武装力量维护地区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无论确保实现和平崛起，还是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只要不是侵略他国、不是搞扩张，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对于一个意欲崛起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走到哪里，国家武装力量运用的“天地”就应当延伸到哪里，这是主权国家的权益，也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方位的客观要求，中国武装力量的运用主要在本土（领土、领海、领空），最大范围也没有超出周边（包括管辖水域）。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和使用国家武装力量已经不可回避。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世界上各大国争雄的变数较大，中国自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让中国像美国那样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海外是不现实的。但是，让中国像以前那样专顾本土一头也是不可行的。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利益的实际情况看，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海外的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当他们在驻在国遭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时，中国管还是不管呢？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的家里遭受欺侮时，你能说那不是我的家，我不能管吗？又如，周边14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内乱，中国管不管？中国不管，天涯海角的大国强国就会以国际维和行动为名，把军队开进去。到那时，中国既没有履行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又让卧榻之侧睡上一只大老虎，很可能会把肠子都悔青了！因此，着眼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存在姓“资”姓“社”、姓“中”姓“外”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喜欢不喜欢、谁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别人做得中国就做得，别人没有做得中国也做得！
一个国家是否在海外派驻武装力量，是一个国家国际关系政策的要求，比如称霸世界的政策，就必须有海外驻军以控制世界；争霸世界的政策，也需要海外驻军以满足争霸的需要。但海外驻军并不完全是称霸、争霸的政策使然。随着国际组织、联合国功能的日益发挥，国际军事事务越来越多地要求其成员国共同承担国际维和、国际救援、联合军演、国际反恐等，这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些国家临时地或者长期地在海外派驻军事力量。今天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履行国际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上，中国可以“不在海外驻一兵一卒”，那是因为中国还很贫穷，没有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再一味地恪守几十年前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是脑子进水了，就是没长脑子！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不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一项政策。应当肯定地说，这项政策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变化，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个应当如何认识这一政策的问题。作为国际关系政策，修改与否是国家的事情；但作为国家的事情，公民有思考的权利。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作《国之大事》一书中曾写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了七八十年代，从国家主流媒体中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中国不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的宣示，以及对美、苏等国海外派驻军事力量的谴责之声。今天提到要进行海外战略预置，国家需要转弯子、国民也需要转弯子。这种转弯子，实质上就是一种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次不亚于姓“资”、姓“社”的突破。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外武装力量使用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基本任务、可能的战略方向、概略规模、组织指挥体制和程序、通联保障等基本问题，以牵引其建设和准备工作。中国武装力量在海外可能担负任务，主要是遂行重要目标安全保卫、被困人员救援、人质解救、战略通道保交、重要海区巡弋、国际反恐、国际救援、国际维和等。
总之，历史上的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脸朝黄土背朝天，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就可以自给自足，在海外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海外国家安全问题存在。在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是国家必须履行的责任。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利益，以及海外企业、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可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呢？创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更是一句空话。而要做到这一切，“不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的政策显然已经不相适应。
富国强兵·中国威胁·妒嫉是万恶之源
妒嫉是万恶之源。男人妒嫉可以变得凶残，女人妒嫉可以变得刁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妒嫉，往往就不仅如此。当然，面对今天的中国，妒嫉者如“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矮子面对眼前伟硕的巨人的任何非议，实质都是在妒嫉的表皮里掩盖着一种心理上的孱弱。尽管如此，听厌了“妒嫉之声”的中国人也应当怒吼一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也许是延续了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看到一个昏睡百年的中国站立起来，一些国家不高兴了；改革开放以来，也许是一种对于追赶者恐惧的本能，看到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奋起直追，一些国家又不高兴了。“中国威胁论”频繁出现，又频繁变换花样。虽然，这种论调时高时低、时隐时现，成不了大气候，但多少有些像“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膈应人”。
“中国威胁论”永远不会消停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历史范畴。首发的“中国威胁论”源自1992年。当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文章。文章的目的一目了然，即企图使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的迅速强大，会导致地区力量失衡；中国与台湾、香港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会抢走外国投资，影响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强大后的中国可能使用武力收复南沙，等等。从而，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他们好坐收渔利。
第二轮“中国威胁论”开始于1996年的中国台海军事演习。本来是中国军队一场正常的对台军事斗争例行演习，但一些西方国家大造舆论，说中国不仅是以武力威胁台湾而且打算威胁整个亚洲。从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具体声调中已经可以听到一些西方大国的恐惧心理病症。1997年10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凶猛的大象会横冲直撞吗？》的文章，提出“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乱旧的世界秩序”的论调。文章认为，“当中国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和愿望崛起的时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将面临潜在的经济紧张局面”。因为，中国将成为惊人的出口机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名列世界第二的出口大国；中国将成为吸收外资的无底洞，仅次于美国而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中国将继续按照不同的规章发挥作用，大量增加出口和控制进口；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它将使这个新的组织发生分裂。文章最后指出：“西方应当记住，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一头把鼻子伸进水里的大象。现在它就要跳进水池了。”
在西方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在中国的周边也不时响起类似的声音。印度前国防部长乔治·费南尔德斯大放厥词，狂叫“中国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甚至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说：“我一直对印度过去一些年来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不断恶化的核环境深感不安。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10年左右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这个国家还从物质上帮助了我们的另一个邻国成为一个秘密的核武器国家，从而加剧了这种不信任。”这封信企图告诉别人，印度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核武器，完全是由于“中国威胁”所造成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也跟着瞎起哄。
近一个时期，虽然“中国责任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相对显弱，但可以断言，只要中国富强，中国威胁论就不会绝迹，只要中国突飞猛进，世界上就会有人说三道四、喊街骂娘。
“中国威胁论”根本站不住脚
“真理是具体的”。在大量事实面前，“中国威胁论”根本没有立足之处。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总体上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显示，在反映社会现代化水平的90个指标中，中国有8个指标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有17个指标与世界中等水平的国家大体相当，在其他一些指标上，中国等61个国家仍然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其中，有些指标与英、德、瑞典、法等国家的差距超过80年，有的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差距超过100年。一位离任的瑞士驻华大使曾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今天的中国。这是对中国现状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来自于中国军事投入的增大和军事实力增强的话，那么，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增大与增强都是极其有限的，总体上中国还是一个军事落后的国家。就军费比较而言，一家国际研究机构2009年提供的一组数字显示：美国的军费预算6120亿美元，法国788亿美元，俄罗斯667亿美元，日本580亿美元，英国530亿美元。2009年中国的军费预算702亿美元，虽然比上年增长了149%，但总体水平是在下降。众所周知，一支攻击型军队必须具有“三大件”，一个是航母编队，一个是战略机，一个是海外军事基地。而目前的中国，“一无所有”。因此，聪明的兰德公司认为：“中国距离‘破坏’地区军事平衡还相差很远”。就谁威胁谁的问题上，西班牙《起义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不是中国威胁美国，而是美国威胁中国”。美国为什么要保持那么高额的军费呢？几个类似于“毛贼”的“基地”组织就能让美国花费那么多的钱财吗？当然也不是！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美国心知肚明，中国也不糊涂。至于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首先是水涨船高的缘故，经济总量增长了军费不可能也不应当不增长；其次，是历史欠账的需要，改革开放头20年为了确保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费长期呈负增长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是技术成本高的必然，世界上一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搞技术壁垒，他们之间可以进行技术交流，从而节省了大量财力，他们对中国搞技术封锁就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大量重复试验和原始探索；第四，提高中国军人福利待遇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军人的福利待遇在当今世界上属于排位最后的几名之一，即使是在中国的各种职业排位中长期以来也只能排在第十位左右。总之，中国军费的增长合情合理。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来自于中国发展对于世界“冲击”的话，那么，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的冲击是“发动机”、“火车头”式的冲击。应当肯定地说，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多。但是，中国在自己长“肉”的同时，也让世界都跟着长“膘”。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为例，有专家测算，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55%。中国对东亚的积极影响越来越明显，用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的话说：“过去10年，中国在减少东盟国家所感受到的中国威胁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东盟国家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希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对东南亚国家是有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全世界进一步看到，快速发展的中国不仅稳定了自己，而且稳定了世界。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来自于中国“不透明”，那么，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一些秘密早已被外界知悉。众所周知，几年前中美之间曾经发生了不愉快的“撞机事件”。为什么飞机相撞了呢？在哪撞的呢？其中的许多事情不言自明。目前，每天在中国的头上有30多颗卫星在转，有上百个监听站、数以万计的人在中国的周边进行技术侦察，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各种身份不间断地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那么，中国还有什么秘密呢？美国每年有关中国的“报告”不都是“依据事实”描述“中国威胁”的吗？那么，美国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还需要中国把什么底牌“亮”出来呢？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像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青春期”的中国应当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小秘密”，这不可以理解吗？
中国儒家的“黄金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强调，“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方为宽容。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亦不例外。中国以笑容看待世界，中国以大度宽容世界，中国要努力创建和谐世界，但绝不能指望世界上一些国家能够对中国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宽容！这是人性使然、利益决定！
关键在于中国自己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旧“中国威胁论”也好，新“中国威胁论”也好，实际上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它既反映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极度恐惧心态和妒嫉心理，又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敌视；既表明了一些发达国家对能否继续主宰世界的忧虑，又表明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中国有句怒而出口的温雅之言——“混蛋的逻辑！”此话用在“中国威胁论”制造者身上最为合适不过。
“中国威胁论”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它不仅造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对中国发展的戒备之心，更主要的是已经在事实上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像什么“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威胁论”还使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以及钓鱼岛问题的难度增大，使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和鼓吹者固然十分可恶，有人为中国枉背“中国威胁”的黑锅而鸣不平固然是件好事，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自己如何处之。
中国人不能把幻想当作现实，忘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定律。佛教虽然不是中国“祖教”，但“慈悲为怀”的理念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殊不知，如同现实生活中一个“才子”、“佳人”由于其“才”、其“色”而遭妒嫉一样，中国的发展特别是飞速的发展，本身就使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和正在称霸的国家感到不自在，都恨不得将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才解气，可有一些中国人还在祈盼着、遐想着。难道因为外国人对中国发展感到威胁，中国就应该自甘贫穷和落后吗？那么，再有外国人说中国吃得饱、穿得暖他们不好受，是不是中国人就不吃饭、只穿“皇帝的新衣”呢？
如果说中国的发展使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感到威胁而对中国进行遏制是必然的话，那么，中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反遏制”的问题。遏制的手段多种多样，“反遏制”的手段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反遏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多少“反遏制”的“硬招数”。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21页
②《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84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359、3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⑤［法］维克多·孔西德朗：《社会命运》第1卷，第38页
⑥［德］瓦尔特·格利茨：《德国参谋本部史》，第100页，1960年版
⑦《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2期，第37页
⑧[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⑩[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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