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长期囿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大陆观念，还缺乏掌握和控制海上咽喉要道的意识。这在“天下大同”的情况下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美德，但在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当道的今天，则是一种愚昧！有没有能力控制是一回事，而有没有意识去控制是另一回事。只有具有了控制的意识，才可能拥有控制的能力。
地缘政治·中国·地缘意识
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翻转地球”的阿基米德，他所发明创造的杠杆、滑轮和螺旋等机械，特别是其“杠杆原理”，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用处；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论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理解或者作为不同的论据。
一个时期以来，一提到“地缘政治”，人们往往立刻就会想到那个曾经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疯子希特勒以及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曾经帮助希特勒完成《我的奋斗》的赫茨以及与赫茨关系甚密的K·豪斯霍弗尔。因为，在许多人看来K·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思想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政治理论界对此多持鲜明的批评态度。
“地缘政治”到底是什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地缘政治学”一条写道：地缘政治学——西方国家关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制约于地理环境的一种学说。其基本观点是：国家的政治事件、对外政策、国际政治事件和国际关系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它是一些西方国家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战略形势，制定政治、军事战略、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影响军事地理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观点。地缘政治学源于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即把国家视为生命有机体，认为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国家占据空间位置具有增长、缩小和最终消亡的过程。瑞典地理学家R·契伦于1917年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书中强调海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他的理论被称为“海权论”。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提出“大陆心脏说”，认为东欧和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心脏，谁能控制这里，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继而控制世界。德国的K·豪斯霍弗尔利用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以及“大陆心脏说”，为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服务。他提出德国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与足够的自然资源，极力主张德国收回失去的殖民地，重新分配世界领土。由于他利用地缘政治学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政策制造舆论，遭到地理学界的摈弃，致使地缘政治学在一定时期内因声名狼藉而一度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通信、运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学中关于地理位置和其他地理条件对于国家安全影响的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在自然地理空间结构及其战略意义，经济地理和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关系等理论研究方面；在对战后全球政治地理格局演变的分析，对海洋战略意义的重新评价，对世界大国军事部署等实际形势分析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
由地缘政治学所派生的地缘政治学战争论，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表明对战争总的看法和根本的态度。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其“口碑”也极差。如《苏联军事百科词典》写道：“地缘政治学战争论”，是关于战争起源和本质的反科学的反动理论。它的基本论点是：军事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地理因素和种族优劣。地缘政治学战争论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为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侵略辩解的。地缘政治学是法西斯德国的官方理论。这种征服“生存空间”的思想，德、日帝国主义分子在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广泛地运用过。现代美国地缘政治论者肆无忌惮地宣称，地球上任何原料丰富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对美国都是“迫切需要的”，他们还利用这个站不住脚的理由干涉他国人民的内政。《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写道：“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用地理因素解释战争根源的一种理论。它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论基础，机械地搬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等观点，将国家类比为生物，认为它向邻国扩张领土，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战争论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摈弃。
从上述可见，“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一度被主流意识形态看作“异教邪说”。所以至此，一方面，由于它“造就了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政策与行为”，法西斯德国、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打着“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的理论大旗，从事了野蛮、疯狂的侵略扩张。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战争论”的基本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加之斯大林时期苏联学术界的竭力批判，以至使之“臭名昭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对地缘政治理论包括这一学说的形成及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逐步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国际上许多政治家也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认识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法的重要价值。在中国，对于地缘政治理论有一定研究的李亦鸣先生认为，地理政治研究很有实际意义。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与国防等一系列问题，面临开放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艰巨课题，都应当从根本上考虑地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关系国家利益的相应课题还有领海与公海、国家边疆、祖国统一及新旧省区的划置等具体问题，甚至思想文化界在反思我们民族历史与国情的时候，也强烈地涉及到地理政治的命题。因为地理政治理论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而且还触及了历史哲学的深层，诸如文明的兴衰与更迭；社会的民主与专制；民族的发达与落后；世界的发展与环境；人类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可以从它对国家社会的地理透视中得到深刻反映。地理政治研究不仅有社会历史经验性研究的一面，并且在实践上还具有超前与规范性研究的一面。如H·J·麦金德1904年的“大陆腹地说”之后发生的一次世界大战；K·豪斯霍弗尔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之后来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N·J·斯皮曼克的“大陆边缘理论”对于后来冷战时代的影响……在历史的决定论与或然论面前，人们的思考会遇到愈来愈多的选择与困惑，而地理政治研究正是在这些困惑中孕育着某种启示，愈来愈多的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意识到，在观察纷纭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事务问题时，新型的地理政治学思想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定式。地理政治研究不是脱离宏观世界的整体单一地观察社会，它强调对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与地理等重大社会要素的综合分析，对学科研究形成一种严谨的整体约束，给多方位的完备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从上述可见，“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其实质无非是用社会的地理透视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探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民族与区域的空间历史、起源以及演化规律的一门学问。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分析研究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的一种方法和角度。与政治地理学的不同点，地缘政治学更侧重于国家或者民族间关系的整体性与战略性问题的研究。简言之，“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研究地缘政治问题，都是以本国家、本民族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的；其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建立有利的国家关系，获取本国家、本民族所需要的资源、市场，传播本民族文化或者本国家主流意识。
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关地缘政治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所不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等，实质上都是一种地缘政治理论所衍生的地缘战略。不能否认，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理论带有一定的强权政治色彩，亦不能否认地缘政治学曾被法西斯分子所用。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地缘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实际价值。这就如同《孙子兵法》，共产党的军队学习借鉴、国民党的军队也学习借鉴，中国人学习借鉴、外国人也学习借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一样。更何况地缘政治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一样，都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思想”。地缘政治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全球政治的纪元。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上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更新，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以及思想舆论界中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地缘政治”仍然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
当今世界，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问题的做法又一次悄然兴起。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大外交》，美国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大棋局》、《大失败》等论著，实际上都是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对历史的总结、对未来世界政治大格局变化的重新预测和思考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是因为它“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之所以坚定不移地控制车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车臣地区通过，“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美国所以对古巴采取长期制裁措施、对巴拿马大打出手，是把拉丁美洲看成自家的“后院”；所以对伊拉克一会儿一个“沙漠盾牌”、“沙漠风暴”、“沙漠军刀”，一会儿又来一个“沙漠惊雷”，最终还把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这之中的缘由除了“大中东计划”之外，就是把中东地区看成自家的“油库”；所以始终与英国“亲密无间”，是因为“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的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不再需要“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但自己也无法靠过去对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强权政治来获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加上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从而形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由北向南——日本、朝鲜半岛、台湾、菲律宾、泰国、越南的对华“封锁线”，通过阻遏中国走向太平洋，进而达成阻遏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的。因为美国人最清楚，一个不能走向世界的国家，永远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就永远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
亨利·基辛格是世界“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他在《大外交》一书中，融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史、政治学理论、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纵论古今，视接万里。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现实政治体系。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纵和控制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起来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发表一篇题为《新的世界力量对比——一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侦探小说》的文章，文章的副标题是“21世纪谁主沉浮”。文章说：今后三四十年里大国政治格局将会如何，对此没有人可望预见到。在今后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对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不大可能有任何重大挑战，民主制暂时是所向披靡的。在下个世纪头几十年里，实力将如何在全世界重新分配，这种再分配将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合理猜测的结果令西方民主国家不安。这项地缘政治侦察工作涉及四个问题，即成为强国的四个条件：第一，其国家经济要富裕到使它买得起这样一支军队：它能够被用在很远的地方，而不仅是在本国的边境附近。一支能够在全球施威的军队包括一个洲际射程的核武库，它的规模和受保护程度足以使它经受住另外一个核大国的一次袭击。这支军队还必须包括一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能够迅速派遣到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受到保护和获得给养。第二，这个国家还必须拥有一个能够实施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能理智地决定自己想干什么，然后采取手段把事情做成。这些手段在必要情况下包括动用那支能够在全球逞威的军队。第三，国民是否希望外交政策强而有力。他们若有此愿望，愿意进军世界并冒丧生的风险，则同其人民没有这种愿望的国家相比，这个国家较有可能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第四，该国是否还有一些实际理由要卷入本国边境以外的事情。国外可能有某种东西是它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或者向其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的食品；也可能有某种东西是它想要避免的：对其重要进出口所途经的海上航道的威胁，或者对某个重要盟国的生存的挑战。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或者两项条件的国家会以极大兴趣注视着外部世界所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充分理由想要采取对策。文章认为，按照上述四个条件来审视一张世界地图，到2030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产生任何主要大国的可能性都很小，拉丁美洲也几乎不可能，就连印度这个长期困扰着地缘政治学家的不解之谜大概也将如此，尽管它拥有将近十亿人口，经济繁荣兴旺、军队精锐强盛，但它无法信心十足地走上世界舞台。这样一来，实际上只有俄罗斯、日本、美国、欧洲、中国等是真正的竞争者。从各国的具体情况看：
——俄、日处境微妙。俄罗斯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普通俄罗斯人一直对外部世界采取异常的漠然态度。日本拥有成为一个强国所必需的雄厚实力，其军事技术和防备开支远远超过中国，但它主要的、可能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它在地缘政治地图上的不利位置。这个富裕的国家还是一群处于中美两国眼皮底下、很容易受到打击的小岛。美国若打算继续充当西太平洋的保护者，它就不会希望日本变得过分强大，因为其他亚洲人大多也不想让日本强大起来。而如果美国龟缩到自己的海岸上去，那么中国就会打算使日本在军事上继续虚弱，因为中国正觊觎该地区头号大国的宝座。
——穆斯林国家有很大的脆弱性。虽然目前世界上的大约40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有几个其富裕程度足够使之用惊人的先进武器武装自己，而且大多数穆斯林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过去几个世纪其他民族给他们带来的遭遇耿耿于怀。但是，迄今为止，这并没有构成“伊斯兰的威胁”。因为，穆斯林缺乏自立于大国之林所需要的核心组织。分立的穆斯林各国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分离性。像15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处于相应阶段的基督教前人一样，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盘散沙。实际上，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危险可能不是其团结，而是其脆弱性。看看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便可知道：从阿拉伯向东北延伸到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接壤处的倾斜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地带可能蕴藏着世界石油总储量的3／4及天然气储量的1／3。它的大大小小16个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在好几个地方，伊斯兰的怒火正在猛烈地燃烧。这是一个对欧洲，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利益攸关的动荡不安的地区。这将引起该地区新的一轮大角逐。
——欧美走向未定。欧洲和美国将继续是对外政策上的伙伴，还是会忽视20世纪的种种教训而分道扬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美若联合起来，就能共同成为21世纪的主要缔造者。否则，在一场新的全球力量对比竞争中，它们到头来就可能仅仅成为五六个群雄中的两个。这种前景危险得多。欧美若一刀两断，则有关世界未来的所有估计都将改变。这将既对美国造成伤害，也对欧洲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样做将会影响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作出反应的方式，因而牵扯到俄罗斯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将变成什么样的邻居的问题。中国越是强大，俄罗斯对这个不断成长的新巨人就越是感到伤脑筋。它大概将会指望西方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予以支持；它甚至可能希望最终成为北约的准成员国。否则，俄罗斯人将会依靠其唯一的抉择，这就是重建自己的武力，直到他们估计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单独应付中国为止。但是，一个重新建设起来的俄罗斯超级大国是欧洲其余国家所不愿与之为邻的。大西洋联盟的终结还会使对付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多事地区的难度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展，中国人将渴望获得这个地区的新能源。他们可能会向该地区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期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方面受到优待。随着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增大，俄罗斯人会企图确保该地区各国，起码是其东部的前苏联国家继续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中。要防止这颗炸弹爆炸，单靠欧洲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这将需要美国的参与，用它的钱和它的外交影响力，实在不行还有它的强大得多的武力。如果这个炸弹爆炸，那可能将是一场欧亚大战的爆发。
——中国得分最高。中国经济可能不会保持像过去15年那样的令人炫目的增长率。但是，即使是比较有限的增长，比如完全可能的每年5％～6％，在21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也足以形成不可小看的兵力。这意味着一支能够在太平洋上逞威的中国海军、能够迅速把一支远征军派到外国战场上去的陆军和空军，以及中国现有远程核武库的扩展。在此期间内，说不定中国会在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电子技术方面与美国相匹敌。但是，即使没有这种能力，中国也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中国大概还会拥有能够运用这一实力的那种政府。不管谁在北京掌权，他都将能够暂时保持对外交政策的牢牢控制。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都希望政府在世界上为他们撑腰。一个有着如此明确的民族特征感的国家，一个在近代史上遭受了外国如此羞辱的国家，几乎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度过一个义愤填膺地要求重新获得权利的时期。这个咄咄逼人的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到那时将远远超过它自己的产量。按照任何统计，中国的得分都是高的。
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上述文章有其片面性，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也不能不佩服作者的预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别是它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研究和看待当今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走向的方法，颇具特点。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立场看待同一个问题，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西方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的今天及明天，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国可能对他们利益的威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当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研究中国的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造福子孙”。今天，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应当更多地关心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老祖宗”早已把“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
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始于夏代，迄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代，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地理家对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有很深的认识和见解。当时的政治家管仲就曾提出：“地者，政之本也”。说明了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孙子兵法》也明确提出，研究战争的胜负，必须把握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战国时的思想家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这里，他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同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更是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思想，其实质是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对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包括威胁、利诱等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
诸葛亮可谓中国地缘政治思想集大成者之一。他在《隆中对》中，着重分析了区域政治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行为与军事斗争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在三角关系中如何确保自己、分清敌友的政策和策略。如，始终把魏作为主要对手而势不两立；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应视东吴为友邦，结盟和好以共抗曹操等。诸葛亮依据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环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及三国鼎立时的三角斗争策略运用的原则等，被视为“三分天下的地缘政治观”，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近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在坚持古代优秀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逐渐接受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反抗外国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中，地缘政治思想有了重大发展。林则徐的海防边防观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思想。他熟识中外情况，依据中国地理环境特点和当时的军事政治情势，提出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和改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的南抗英国的海防观；提出了屯兵、戍边、操防的北御沙俄的边防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地缘政治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而且在地缘政治思想方面也颇有见的。他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他还为中国的生存与未来发展设想提出：“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孙中山还曾明确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针太平洋之海权，即针中国之门户。谁握此门户，则此堂奥，有此宝藏也。”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地缘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颇具特色。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他非常重视与熟谙中外地理知识，善于把地理、地理环境作为制定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的物质基础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等，都是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武装实际情况提出的重大地缘战略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对于中国必胜但需持久、日本必败但不可能速败的客观分析，就是基于中日两国地幅、人口、资源、军事力量、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从全球角度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归纳为三种类型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广泛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指出了全球三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新政治地理格局，客观地反映了世界政治活动的本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制定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方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第一世界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庞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包括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搞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第二世界是那些发达国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虽然他们与第一世界结盟，但矛盾日趋增大，他们在资源上依赖于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则是那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大多数，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欠发达。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之列，应当坚持同第三世界各国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并同第二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邓小平也是伟大的地缘政治家。从1984年到1988年，先后六次对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和平、发展。并用东西南北四个地理方位概括，使人一目了然。东西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苏联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两个超级大国的持久矛盾必将影响世界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北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南北问题不解决，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走向全球的中国应当善于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当前及今后的中国，不仅需要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更主要的是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
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沉湎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这位“洋先哲”的话多少有些不中听，但他道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地理因素与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文化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一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其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具有强烈的“耕读传家”的和平主义思想。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要求，决定了中华民族对向自己疆域外空间的扩张所可能引起的战争持厌恶与摈弃的态度。他们需要一个安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秩序，以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希望有更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以个体小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劳作之中。第二，具有“安土重迁”的心理与固土自守思想。农耕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冯天喻在《中华文化史》中所说：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华夏——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稳定，这与中亚、西亚多次崛起的游牧民族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对外展拓的意向也判然有别。特别是那些海洋——工商民族，他们将大海当做其走向世界的通衢大道，将异国他乡看作其冒险与“淘金”的乐园，从中发展商业、获取财富。第三，具有“以农桑为本”的重农主义和“农战”的思想。农业社会以农立国，重农、尚农的倾向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古代，上自君王，下至臣民，无不将农业当作关系着国家存亡和家族兴衰的根基所在而给予充分的重视；兴兵作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生产创造一个必备的安定环境。第四，具有“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实用理性。农民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中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务实态度，由此发展而来的实用理性精神成为中国人在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很少像西方一些民族那样常常陷入宗教的沉迷与狂热。历史地看，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基础。
当然，也正是上述特点，造就了中国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观念。如果说这种观念对于历史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是重要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对于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桎梏。
从地理情况看，中国背靠欧亚大陆，面朝太平洋。除了陆路可以通向亚欧陆上、沿海各国外，从太平洋可以直航美洲大陆和大洋洲诸岛，走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峡等可以通向印度洋，走白令海峡可以通向北冰洋，经坎达伍群岛、新西兰可以通向南极，以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不要说投足上述地方，就是走向“远隔千山万水”的大西洋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中国人的脸始终朝着自己脚下的那片黄土地、黑土地。今天的资源匮乏、市场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或多或少与历史上中国人的观念有着一定的关联。在不可能让历史上的中国人“再来一次”的情况下，只有靠今天的中国人把眼光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投向蔚蓝无边的大海。中国人不去侵略和掠夺别人，但中国人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走向世界主要通过海洋，美国人打破孤立自闭走向世界也是通过海洋，海权在他们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美国，从一定意义上讲，如若没有马汉的海权思想也就不会有美国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崛起，也必须向南、向海、向全球。
当今世界虽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力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舞台上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要生存、要发展，也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实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实力，是综合国力，包括政治能力、经济实力、文化素质、人口数量、国土大小、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等。狭义的“实力”，即综合国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军事实力。回顾二战以来的历史不难看出，成立之初的新中国，经济状况极差，国民文化素质不高，科学技术不发达，但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让美国人没面子，在中印边境地区打得印度人没脾气，在中苏边境让苏联人丢盔卸甲。因此，中国人的“腰杆子”始终是硬的。而日本，经济非常发达、科技水平非常高、人口不少、文化素质不低，之所以至今仍然是“蕞尔小国”、“跛脚鸭”，其军事实力受战后国际法和宪法限制难成大气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尤其是海湾战争，美国人和多国部队打仗日本人掏钱的窘境，让日本人深感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国际社会根本无以立足。因此，近年来日本人竭力企图修改宪法、突破军费比例、不断向海外派兵，根本目的就是重振军力、显示军事价值。
如果说打天下的中国需要强大的陆军，稳定天下的中国仍然需要强大的陆军的话，那么，谋求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在陆地边疆不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就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及其与之配套的其他军事力量。因为，海军是海权的核心因素，没有强大海军的中国就没有海权。但拥有强大实力和海外利益的一些国家，绝不会坐视中国的强大，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不可能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不能说没有可能以“流血的政治”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对付中国。“狗急了上墙”，“兔子急了咬人”，更何况狼急了、老虎急了！对此，中国应当“多一点清醒”、“少一点醉”。强大的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本身就是一种阻遏战争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出自中国的孙子，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正所谓“能战方能言和”。中国强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强大了、中国的海上力量强大了，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就能令“急了”的兔子、“麦克老狼”干瞪眼！今天的中国，应当善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确立强烈的海权意识。
海洋空间·自由·中国海权
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在一首赞歌中唱道：“人的愿望不同，生活道路亦殊。婆罗门寻求祭者，匠人盼有东西坏，医生期待病人来。流吧，苏摩酒啊！快为因陀罗流出来。”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需要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需要避免再次发生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那样的国耻和黄海事件、“银河号”事件那样有辱国威军威的事件！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农业文明时代，谁拥有了制河权，谁就能够控制一方区域，使农业文明得到高度的发展，如历史上的中国，黄河、长江、淮河流域华夏民族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主要靠的是制河权；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拥有了制海权，谁就能够控制一片地球，将工业文明乃至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推向世界。今天的美国，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当起“老大”并竭力推广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依靠的就是海权。
海权是什么
海权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海洋观的发展，海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目前，海权虽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但用最简明的话说，海权就是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
对于一个海洋国家或者民族来说，拥有海权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证本国家、本民族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物理空间，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从人类历史看，任何一个海洋国家拥有海权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物理空间、更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没有更大的物理空间，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就没有更多的市场，就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也就很难发展，更不可能实现崛起。在陆地疆域基本定型、海洋分割尚在继续的情况下，对于海洋国家来说，谁拥有了海权，谁就拥有了更多的物理空间，谁就拥有了可持续发展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对于海权问题，不能仅仅从军事角度、战争层面来看待，还必须从国家未来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从—定意义上讲，海权就是发展权。对于意欲崛起的中国来说，海权就是崛起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海权的中国，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大门的钥匙，就走上了崛起的坦途！
狭义海权
狭义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领土(主要是领水及其上空的空气空间)、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具有实际的管辖和控制能力，在受到他国武力攻击、蓄意侵占、违反有关国际法和本国法律法规时，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
众所周知，国家领土是由领陆、领水、领空以及领陆与领水的底土组成的立体结构。领陆，指国界以内的陆地部分。领水，指包括内水和领海在内的水域。领空，是领陆和领水上的空气空间。领陆和领水的底土，是国家领土的当然组成部分。国家对领土的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狭义的海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涵的领海主权、海域管辖主权和海洋权益等，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沿海国或者海洋中国家主权管辖的陆地领土及其内水(或者海洋国家群岛之间水域)以外相邻接的一定宽度的海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领海。领海无疑是一个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及于领海的海床、底土及其上空。它是沿海国家发展经济、开发海上资源、行使国家主权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区域。主权国家对其领海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排他性管辖权，他国不得侵占或者设置任何物件。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领海作为一国主权管辖的水域，处于国家领土的边缘，对国家安全和海洋交通、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以及海军基地的建设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任何一个沿海、海洋国家都力争拥有自己的这种意义上的海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毗连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得超过24海里。毗连区与领海不同，它是沿海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法律制度。在毗连区内，沿海国只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行使某些必要的管制。所谓毗连区，是指沿海国在其领海以外划定的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区的宽度为12海里。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为防止和惩处在其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管理的法律、法规行为行使管制权。如果外国船舶在毗连区内，违反毗连区管制的有关法律、法规时，可以对该外国船舶行使紧迫权。
“专属经济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概念。它既不同于领海，也不同于公海，法规制度自成一类。它是指一国在邻接其领海的外部海域设立的一种经济管辖区。其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应当超过200海里。是国家自然资源区的组成部分，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区域。沿海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管理海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等管辖权。
从实际情况看，控制海上航行的能力是海权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维护自己海权的纯物质因素中，海上航行的能力是最主要的。任何一个沿海、海洋主权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海权，就必须拥有以海上武力控制所属海域海上航行的能力。
从军事角度讲，狭义的海权是指交战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的控制权。有了这种海权，就能够确保己方兵力海上行动的自由，保障己方海上交通运输和沿海安全，同时，剥夺敌方的海上行动自由，破坏敌方的海上交通运输和沿海安全。丧失海权，则失去海上作战的主动权，对于主要依赖海洋生存的国家，还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根据控制海洋区域的目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军事上的海权还可以分为战略性海权、战役性海权和战术性海权。所谓“战略性海权”，是指对一个或数个海洋战区，在整个战略期间或者某一个战略阶段，为了便于实施战争或者战略性战役而拥有的海权；所谓“战役性海权”，是指对海洋战区的一定区域，在较长的时间内，为了顺利地实施某次战役而取得的海权；所谓“战术性海权”，通常是指对有限海洋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了顺利地进行战斗而夺得的海权。军事意义上的海权，主要表现在战争时期，无论战略还是战役、战术性的军事海权，都是由一定的海上军事力量所决定的。
从战争实践看，夺取军事上的海权主要有四种基本方法：第一，消灭对方海上战斗舰艇编队，通常在占有兵力优势，战机、战场态势有利时采用。根据敌对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可以通过一次大的决战完成，也可以通过多次战役、战斗实现。这是夺取军事海权的基本方法之一。第二，摧毁敌方的基地、港口及岸上重要目标，通常根据己方当时的兵力、武器装备及部署情况而定。袭击的目标包括敌方的海军基地、港口内的作战兵力及重要设施、岸上指挥中心、造船中心、交通枢纽等。随着海军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发展，大威力、高精度、远射程兵器的大量使用，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更加显著。第三，封锁敌方海军基地、港口以及敌方兵力必经的海峡和海上要道，阻止其海上力量进出基地或者进入预定海域。主要手段是使用兵力进行海空巡逻和突击，还可以广泛使用各种障碍器材和监视器材。第四，实施登陆或者陆上作战，夺取对制海权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军基地、海峡、海上交通要道或者岛岸，改善或者创造控制海洋的有利条件。上述四种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几种方法结合使用。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想象的。
广义海权
广义海权，是指一个国家除了对本国的领土具有实际的管辖和控制能力外，还具有在一定公海、国际海底区域自由航行、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权力。广义的海权也有区域性、全球性之分。目前，地球上除了公海和南纬60度以南的南极地区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分别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拥有的领土。有关国际法条约明确规定，南极大陆、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月球和其他天体，均不得成为一国领土取得的对象。
沿海国家管辖的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群岛国的群岛水域以外的海域，被国际法认定为公海。按照国际法，公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供所有国家平等地使用，任何国家都不得对公海的水体、海底、底土及其上空的任何部分施行法权或军事有效占领。目前，全世界公海面积约为6700万平方海里，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6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各国均可平等地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从实际情况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说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即海上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其“自由”就多一些甚至可以超出国际法的规定享有更多“自由”；海上军事实力弱小的国家，其“自由”就少一些甚至连国际法规定的“自由”也难以享有。中美之间的“银河号”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充分地看到了这一点，许多沿海和海洋中国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仍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
广义海权，说到底就是指在全球海洋空间、海底世界活动的自由权。有了这种海权，和平时期就能够自由地在海上进行商业航行、经济开发、科学考察，保证本国的领海主权、海洋权益不受侵犯，同时，对于企图攫取本国领海主权、海洋权益和阻止本国海上活动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具有较强的震慑力；战争时期，对于攫取本国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行动能够及时有效地予以制止。
不同的国家对海权有不同的要求。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其广义海权的实质是“世界海洋警察权”——世界霸权。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司令查理斯·克鲁拉克上将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的战略重点》的文章，文章主要阐述了美军“将为何而战”、美军“将在何处作战”、美军“将和谁作战”、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军“将需要什么”等四个问题。
世界海洋史告诉我们，广义海权亦是与军事实力尤其是海上军事实力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综合国力就不可能拥有海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不可能拥有海权。在综合国力一定的情况下，军事实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一些正在南海攫取和侵害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国家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总体上较之正在东海攫取和侵害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国家来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相对而言，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因此，即使是面对那些“蕞尔小国”的侵权行径，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海权？从长远需要看，中国应当具有全球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实际情况看，是需要不能再现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黄海事件、“银河号”事件那样有辱国威军威事件的海权，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能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按照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中国所追求的海权，应当是“以存在显示价值”——以威慑而不是胁迫获得海上行动的自由！
海权“四要素”
海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控制海上活动的能力。
历史上，人类控制海上活动大体上经历了由陆向海、以海制海、由海向陆的发展过程。可以预见，人类最终将实现由天制海，但那将是很久远的事情。
海上活动的形式，主要是海上战争、海上贸易、海洋渔业、海洋科学考察以及海洋石油、矿产、养殖业等资源开发和海洋科学研究等。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遇到了对其海洋活动的外来压力时，往往会以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体、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四种形式作出反应。这四种形式可谓海权的“四要素”。
——海洋军事力量。海洋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海军。海洋军事力量在海权“四要素”中起支柱作用：平时保护本国的海上商业贸易，战时保护海上交通线，破坏敌对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海上交通线；在海上部署战略武器系统，抗击敌对国家的战略武器系统；保护国际海洋法赋予本国的海洋经济区域及海洋资源，使其免受外来威胁，以及保证本国在公海开发的权力，削弱他国和非国家组织从海洋中获取利益的能力；以客观存在的形式起威慑作用，“警示”他国和非国家组织不得在公海上干扰、破坏、阻挠本国船舶的航行自由。
——海上实体。海上实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包括商船、渔船、科学考察船及港口、基地、造船厂等附属设施。其中，商船由于能够最为经济地向世界各地大量运送人员、装备和物资，而成为维持交通线、配合海军施加一国宏观战略和政治影响的有利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船是海上武力的和平形式，它可以为海上军事力量收集情报，开通港口，保障供应，可以提供财政来源，并提供海军后备力量；港口基地建设和造船业，是保证海上实力乃至海军存在的主要因素。总之，海上实体在海权“四要素”中居于重要地位。
——海洋开发。从事海洋开发，不仅可以拓展一个国家、民族的资本积累，像海洋石油、海洋食品、海洋矿藏、海洋电力、海洋农业、海洋渔业、海洋科学研究……都是前景极其广阔、“一本万利”的事业，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和海洋军事前景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海洋法制。海洋法制是一个国家控制海域、捕鱼、航行、通商和采矿等方面的重要法律依据。此外，还包括国际海洋法、海军战时征集法、海战场动员法等，它关系到人类公平合理地使用海洋资源，关系到世界各国的主权与安全，特别是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以及关系到围绕着海权而运转的各种相关机构的合理运转。
意欲崛起的中国应当以经略海洋、营造海权为突破口
海权不是哪几个国家、民族的专利，谁能够具备和创造必要的条件，谁就能够拥有海权；谁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或者丧失了必要的条件，要么不可能拥有海权，要么拥有了海权也会得而复失。大多数海洋国家都渴望拥有海权，但有史以来真正拥有过海权的国家只是极少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海权，而今天真正拥有世界性海权的，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孙中山也提出了类似的“大同”思想。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发展目标是明确的，而且这个目标又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向往，它是人类最终的完美的社会形态。然而，孔子也好，孙中山也好，并没有找出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来，即没有找到步入“大同世界”的“船”和“桥”。所以，自孔夫子以来两千多年的世界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不是“天下大同”，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也还有一个台湾省尚未“大同”。
一位美国政治家曾经说，“在美国，人们以十年为单位考虑问题，在欧洲，人们以一代人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而在中国，人们则以世纪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历史的大发展，正是以世纪来衡量的。以世纪的眼光考虑问题，人民就会受到鼓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目标”。如果这位美国人所说的不是溢美之词，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就应当着眼于整个21世纪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来考虑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特别是那些大国领袖，大都以为民造福、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为己任。大凡留名青史的伟人，无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远大的抱负、聪明的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而，他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解决了中国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解决了中国人发家致富、奔向小康的问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代领导人，正在带领中国人进一步发展经济，谋求更为有利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争取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应当说，这是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具有更宏大的战略意识和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任务也更加艰巨。
老百姓过河先找桥和船，发展经济亦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当年，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把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江西井冈山地区作为突破口；在中国建设实践中，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把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突破口。在实现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应当把向南、向海、向全球作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途径，把经略海洋、营造海权作为新的突破口！
海权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
能否拥有海权，不仅仅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政府、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大多数老百姓总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想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那么政治家、军事家和政府、军队也只能“顺从民意”。目前，有那么一些患了“思想偏狭症”的中国人，要么是穷怕了，满脑子就是挣钱，挣到钱就“灯红酒绿”、“对酒当歌”；要么是“近视”，可以勒紧裤带“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以把自己的“小窝”、所在的小城修了又修，建了又建，可以不惜巨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电厂、机场、水库和大坝……却很少看到中东和海洋中的石油正一桶桶、一船船地流向他国的油罐，很少看到他国正在大力攫取中国海洋资源和占有海洋公共空间，很少去想一想子孙后代将依靠什么生存与发展，更不可能去想一想今天的中国靠什么去发展海洋事业、靠什么去营造海权。
十多年前有国人提出捐钱建设强大的中国海军、造中国航母。没错，13亿中国人每人十块八块，就能够建造出像模像样的海上力量。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不差钱”，差的是海洋观念、海权意识！如果国人能像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老蒋”、打“美国佬”那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何愁海权！
当然，政治家、战略家和政府对于一个国家能否拥有海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政治家、战略家的海权意识、海权胆识、海权勇气和魄力，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作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意识、发展意识、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主要来自于其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教化。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老百姓来说，往往难生忧患意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不去宣传、不去做积极的工作，老百姓就不可能具有国家、民族所需要的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为。拥有海权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按照世界历史上各海洋强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估算，中国从现在做起，五十年甚至百年内能够实现海权梦，就是不小的成就。因此，要想拥有海权的中国，必须及早迈出自己的步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美国人马汉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了解，百年前他曾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①
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具有拥有海权所必需的足够的自然条件。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营造自己的海权。中国的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勤劳而聪慧，国家稳定，人心向上，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拥有众多自然条件优良的港湾，如果能够使之与拥有强大生产力的内地更好地沟通，使之与广阔的海外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可以产生发展海权的持久动力；中国具有造船的悠久历史，海上实体和海军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能够加大发展海上实力特别是海军的力度，拥有海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海洋法制，就可以有理、有据、有节地奠定所辖海域的控制基础。如果具备了上述主观条件，加上已经具有的客观条件，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拥有海权的国家。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海权的物质基础，而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筹集，完全依靠国内市场的积累是不够的。那些曾经拥有和正在拥有海权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国际市场的海外贸易、海洋开发的新兴产业等作为资金积累的手段。因此，发展“走出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拥有海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东海、南海·向南、向海、向全球·两扇大门
古代两河流域著名的《咏受难诚实人的诗》中写道：一个诚实人尽管竭尽全力做着神和国王所喜欢的事情，但他仍然不断遭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因此，最终他说，“我向神哀号，但他却不理睬，向女神诉求，但她连头都不屑一抬”。今天，人类文明使得中国竭尽全力在世界上做一个“良民”，但“神”并没有使中国免遭“苦难”的折磨。中国还能向“神”哀号吗？中国还能向“女神”诉求吗？
国家利益——领土主权和权益(特别是海洋领土以及管辖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以及经济发展，与海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已被人类社会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海洋问题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今后，不是中国人想要不想要海权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想要不想要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想不想实现崛起的问题。
举目世界地图不难看到，中国濒临的边缘海，多被周边邻国岛链所包围，北方的图们江出海口至东南沿海，均被日本、朝鲜、韩国所环绕，从东南沿海至南海，又被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所环绕。这在海洋交通和其他海洋权利方面，属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所谓的“地理不利国家”。
如果说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向太平洋方向的南北两扇大门，东海的钓鱼岛、台湾岛就是这两扇门的“闩”；如果说日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是中国通向太平洋、印度洋方向的两扇门，南海诸岛则是这两扇门的“闩”。“门闩”在握，中国进出自如；“门闩”失手，中国就只能围绕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打转转。因此，东海、南海对于中国“走出去”、实现崛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必须牢牢抓住东海、南海这两个自家“大门”的“闩”。
东海是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
东海是指中国大陆东部方向的太平洋边缘海，位于中国大陆以东，故名。东海北接黄海，东北以韩国济州岛东端至日本九州岛长崎野母崎角连线为界与朝鲜海峡相通，并与日本海相邻；东由日本九州岛、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岛环绕与太平洋分隔；南以中国福建、广东两省海岸交界处至台湾岛南端猫鼻头连线为界与南海毗连；西依上海、浙江、福建海岸。整个海区，东北至西南长约1300公里，东西宽约740公里，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居中国三大连接太平洋海区的中部，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战略地位重要。
东海海区内的岛屿主要分布在东西两侧。东部边缘的琉球群岛呈弧状延伸，九州岛附近小岛罗列。西部岛屿密布，中国的岛屿60%集中于此，主要有崇明岛、舟山群岛、东矶列岛、台州列岛、洞头列岛、海坛岛、南日群岛、金门岛、东山岛等。东南部有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等。
东海有多条水道与其他海区联系。东北有朝鲜海峡沟通日本海，西南有台湾海峡通往南海，东部有大隅海峡、吐噶喇海峡、宫古海峡等诸水道出太平洋。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征，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由东海入侵，先后占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上海，清军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舰队三次侵犯中国，都经东海北上。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在闽江口内马江偷袭中国海军，福建水师舰艇全部被毁。随后，法军又从海上侵犯基隆、淡水、镇海等地。1932年和1938年，日军两次横渡东海，在长江口南岸和杭州湾北岸登陆，入侵中国华东地区。
东海海区平均水深370米，最深处2700米（注：位于东海盆地——琉球群岛之以西的钓鱼岛与赤尾屿东侧海域），大部分海区深度为几十米或不足百米。中国大陆华东地区东出太平洋，必经东海。所以说东海是中国华东东出太平洋的咽喉，更重要的一点是潜艇在这一海区隐蔽出航的通道十分有限。台湾岛、钓鱼岛像咽喉上的两个扁桃体。
台湾岛自古是中国大陆通向海洋的咽喉要道。倪健中主编的《海洋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台湾是中国的海防岛，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分离状态，不仅是收回了一块土地，而且收回了海防。没有台湾、澎湖，中国就没有海防，我东南半壁的海岸，暴露在外，就要处处感受威胁。台湾的军事价值，是一艘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是中国走向大洋的最重要的通道，是中国海洋生命的穴位。台湾问题，隐含着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的问题。祖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要维护国家主权，要振兴中华海洋权，要走向大洋，成为海洋世纪的主人，就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
稍微有点地理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台湾对于大陆沿海经济和走向海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中国地处太平洋西岸，陆地只与太平洋相连，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海洋方向，并且中国的“四海”又被第一岛链紧紧包围，台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余年间，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曾利用这一地理形势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对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从中国的战略防御角度讲，台湾是重要的“前沿掩护阵地”。台湾岛北端与舟山群岛相望，西南端与海南岛东北两端相映，三点相连构成一条天然而有力的海上战略防线，足以掩护大陆东南沿海6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从中国的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讲，台湾则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前进出发阵地”。台湾直面太平洋，不仅可以直接走向大洋，而且台湾岛东侧每一公里长的岸线外都有数百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
台湾海峡是国际贸易和大陆南北运输的通道。台湾海峡长约200海里，宽约70～221海里。由于其宽度超过24海里，因此属于非领海海峡（按照有关国际法规定的12海里领海制，由大陆岸线、台湾岛岸线各向外12海里共计24海里为中国领海，海峡中的其他部分则为公海）。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包括军用船舶在内的各国船舶都可以自由通行。从经济上讲，台湾海峡是纵贯中国南北的海上交通要道和从大西洋及地中海，印度洋及波斯湾，往返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重要国际航道。日均通过商船数量可达百艘之多。中国大陆的港口分布是“北重南轻”，以台湾海峡中部的泉州为界，16个主要港口有10个在北方，有6个在南方；与港口分布相反，中国大陆的航线则是“南重北轻”，4大外贸航线中有3条需要南下。另外，中国南方地区所需要的煤炭、石油等大宗物资必须由海上分流南运。可见，台湾海峡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国的内、外贸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岛南北长约396公里，东西宽约140公里，总面积35780平方公里，是亚太地区和“两洋”的战略性枢纽。由台湾岛向北顺序排列为琉球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蜿蜒2000多海里，是亚太地区经济与科技最发达地区；向南1800多海里的东南亚数千岛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橡胶、锡、石油的主要产地之一，扼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必经通道——马六甲、龙目、巽他等重要海峡，控制着中东石油输往东亚的“油路”；向东，跨越1200海里，可以进击第二岛链；由台湾海峡可以在西太平洋海域纵横驰骋。
自台湾岛向东北100多海里是钓鱼岛，再向东北500多海里就是琉球群岛的几个大岛（包括冲绳岛）。众所周知，19世纪70年代前，琉球群岛是中国的藩属国。1872年，日本将原来向中国清王朝纳贡的琉球国国王绑架到东京，强迫琉球国国王宣布自己是日本的琉球藩王。1874年，日本又以台湾居民杀了琉球渔民为借口，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了琉球，改为冲绳县。
无论中国地图还是世界地图，都清晰可见，中国东部沿海东出太平洋走北航道也好、南航道也好，台湾、琉球群岛都是必经之地，是第一岛链中的“卡脖子”之地。台湾岛、钓鱼岛在祖国的怀抱，中国就拥有了走向海洋的大门的“闩”，打破了中国海域目前的半封闭状态；台湾岛、钓鱼岛脱离祖国的怀抱，则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大门将被关闭，特别是大陆北部通向太平洋的海域最宽的水道只有那坝、先岛群岛之间的145海里的宫古海峡，在此对中国华东地区实施战略性封锁对于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如是，则大陆华东和北方地区各海运航线将被切断，海洋事业的发展也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南海是中国走向“两洋”的枢纽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属太平洋西部亚洲东岸最大的边缘海，因在中国大陆南方，故称南中国海。位于亚洲大陆与马来群岛之间。东北与东海相通，东接苏禄海，南连爪哇海，西与印度洋安达曼海相邻。周边除中国大陆外，还有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等国。东西宽900余海里，南北长1600余海里，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和东海总面积的28倍。其中，属于中国领水和管辖海域的总面积为205万平方公里。由于南海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及联系亚洲、大洋洲的海上要道，有“远东十字路口”之称，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南海海底地形复杂，总的地势是北部、西部和南部高、东部和中部低，平均水深1212米，最深的中沙和南沙之间的坡麓洼地为5559米。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无疑是理想的潜艇活动地。
南海海区共有岛、洲、礁、沙、滩270余个，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岛群。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中国人就开始在南海航行，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最早发现南海诸岛并连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开发和经营。北宋（960—1127）时，朝廷曾派水师去西沙群岛巡逻。明、清时期，西沙、南沙群岛均属于广东省琼州府万州所辖。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1712），广东水师曾在西沙一带海域巡逻。从1883年开始，德国人跑到西沙、南沙进行勘察测量，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曾派水师分乘伏波、广金、琛航等3艘军舰巡视西沙，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重申主权。从1934—1935年中国政府曾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中国南海诸岛岛名，明确标绘南海诸岛属中国版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严正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并先后设置了行政机构和海洋观测站。自1988年1月开始，中国海军先后进驻南沙群岛的永署礁、华阳礁、南薰礁、赤瓜礁、诸碧礁、东门礁，并竖立主权碑，行使捍卫南沙群岛主权的职责。
南海海区有4个海峡：①巴士海峡，位于台湾岛与菲律宾巴坦群岛之间，是连接南海与太平洋的水道，南濒巴林塘海峡，是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道，日本、美国从中东、东南亚和非洲进口战略物资主要从这里经过。②巴林塘海峡，位于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与巴布延群岛之间，是连接南海与太平洋的水道，北濒巴士海峡；是新加坡和日本横滨之间来往船只的常用通道。③新加坡海峡，位于亚洲东南部新加坡岛与廖内群岛之间连接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水道，与马六甲海峡同为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通道，为亚、非、欧三大洲海上交通要冲，是目前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水道之一。④马六甲海峡，位于亚洲东南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连接安达曼海和南海的狭长水道，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要道，是亚、非、欧三洲的海上交通纽带，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这个海峡通航历史悠久，公元4世纪被阿拉伯人辟为经商马鲁古群岛香料的海运通道。7～15世纪是中国同南亚、阿拉伯各国和非洲国家往来的纽带。16世纪成为殖民主义者争夺之地。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并以此为继续东侵的前哨据点，进而称霸海峡。1641年，荷兰取代葡萄牙控制马六甲海峡东岸的槟榔屿和东南口的新加坡，1824年马六甲易手英国，海峡完全被英国控制。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从英国手中夺得海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六甲海峡重归沿岸国家所有。目前，海峡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控制。
南海自古就是重要的海战场之一。晋元兴三年（404），卢循率海上起义军自东海南下夺取广东番禺。元十六年（1279），元军追歼南宋舰队，在崖山之战中灭南宋。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从海上大举进攻中国，占领香港，入侵广州。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以32艘军舰攻陷广州。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分舰队进入菲律宾马尼拉湾，歼灭西班牙分舰队，尔后攻占马尼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海多次发生大规模海战，1941～1942年马来亚战役中，日军强渡柔佛海峡，攻占新加坡，击败英国在远东最强的集团军；1944～1945年，美军在菲律宾战役中控制了南海交通线，使日军损失惨重。1964～1973年间，美国侵越战争中，曾在南海以海军舰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进行海上封锁。
南海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丰富的油气资源，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油气资源约占中国资源总量的1/3，属于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地之一，素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二是“两洋结合部”，南海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是多条国际海运线路和航空线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关键所在。三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战略缓冲区，中国拥有南海，整个华南地区的战略纵深就可以延伸大约1000海里；失去南海，整个华南地区的战略纵深就只有海南岛周围的几十海里。四是国际形象甚至党的执政地位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连自己眼皮底下的利益都无法保护，怎么可能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呢？实现崛起也是一句空话！今天在南海，长期存在着“群鼠戏大猫”景况，即五六个小国欺侮中国一个大国。南海总面积205万平方公里，这个范围，相当于我国1298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163%，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的214%，338万平方公里海洋主权和权益的683%。目前，南海的争议面积达143万平方公里，有45个岛礁被周边小国非法侵占，我实际控制的范围不足62万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由于我们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管辖水域，因此只好搞了一个“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意味着什么呢？自己的钱被小偷偷了，我们说“没事儿，有钱大家一块花”！这是大方还是无能呢？
马汉曾尖锐地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②也许是被“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传统认识所迷惑，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问题太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对于南海关注的不多。而正是此时，那些周边邻国、“天边”大国以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开始琢磨如何在南海抢到一块“肥肉”。当别人看到中国南海是一块肥肉的时候，我们才有所觉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政策，要向南、向海、向全球，如果离开了南海就失去了基本前提，甚至如同“雄鸡趴窝”，很难伸挺自己的脖子。
今天的东海和南海是“谈不拢，打不得，拖不起”，需要力量也需要智慧
客观地说，东海问题也好，南海问题也好，最佳的解决时机都已经丧失。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东海、南海所面临的尴尬局面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一线执法和渔政人员将其概括为“谈不拢，打不得，拖不起”。
笔者也许太理想化了，总认为解决东海、南海问题真的那么难吗？再难还能难过建立新中国吗？是没有能力、没有胆识还是没有办法？
依笔者之见，无论东海问题还是南海问题，早晚都得解决。在时机上，有早解决、晚解决、相机解决三种选择；在方式上，有武力解决、谈判解决、武力与谈判相结合三种选择。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谈判解决，最好的时机是早解决。当然，“最好”的往往是最不可能的。
“早解决”，就是下大决心，在五至十年内基本解决问题；“晚解决”，就是任其自然发展，让聪明的下一代人去想办法；“相机解决”，就是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伺机而断。依笔者之见，“早解决”不现实；“晚解决”是一种推卸责任，如果把什么困难都留给下一代，那当代人干什么？况且，按照有关国际法也不允许你长久地拖下去。“相机解决”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当然，“相机解决”也不是无限期。在时间选择上，总的原则应当是“宁肯失之过早，不可失之过迟”。“夜长梦多”是个通理。打仗有个“待机”的问题，守株待兔赢得胜利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多地则是主动地创造战机。在有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争端问题上也需要更多地主动创造“战机”，“天上掉馅饼”的情况恐怕很少出现。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应当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军事手段为后盾，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外交手段难以收到效果时，不惜以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只有具备了军事手段的条件，才有可能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拿着麻秆打狼”，是不会真正抓到狼的。不管使用什么方式方法，军事实力都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兵家最讲主动权，没有主动权的军队就没有了行动的自由。因此，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在还没有上战场之前就千方百计地谋势、造势，争取主动权。解决东海、南海问题，即使不用武力也同打仗一样，有一个谋势、造势、争取主动的问题。
以南海问题为例。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许多“不能”——不能以夺占岛礁为主要斗争形式，“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能首先使用武力，战略上必须绝对避免打“第一枪”；不能把近邻都打“伤”了，与我海上相望的8个国家中有５个与南海有关；不能不顾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因为海洋法整出一个专属经济区交织的问题。那么，怎么办？俗话说，“如果不能改变别人，那就改变自己”，围棋最讲“金角、银边、草肚皮”。如果我们把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与南海联系起来看，南海就成了相对“金角”、“银边”而言的“草肚皮”。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应当把我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建立在政权存在、经济存在、社会活动存在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应当考虑通过发展经济贸易，加大投资力度，拓展合作领域，在东南亚形成由我所主导的经济态势；通过发展政治关系，构建安全合作机制，帮扶亲华政治势力，在东南亚形成由我所主导的政治局面。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战略预置，或者伴随经济建设“渗入”，或者利用自然灾害救援“进入”，或者参加联合军演“游入”，或者参与反恐和反海盗“打入”。总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南海周边形成实际存在。这或许是解决南海问题的一种有利的“势”。
印度洋·“向南、向海、向全球”·生命线
“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自古军队打仗就强调争夺有利的地理条件，先敌而动，以得行动自由。走向海洋的中国，应当“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计险厄远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拿出漂亮的举措。
世界海洋史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甚至能否称雄于世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核心是控制海上航线。按照马汉的观点，海上航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要素；确保己方航线同时切断敌方航线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也是海上强国与生俱来的特权。
印度洋天生就是人类重要的生存之地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位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之间。西南以通过非洲南端厄加勒斯角的经线同大西洋分界；东南以通过塔斯马尼亚岛东南角至南极大陆的经线与太平洋分界。总面积76174万平方公里，约占海洋面积的211%，地球总面积的149%。平均深度3711米，最深处的爪哇海沟达7729米。沿岸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印度洋东、西、南三面与澳大利亚、非洲和南极大陆相接的部分边缘海和内海较少。北部与亚洲大陆相接的部分受众多半岛和岛屿的分隔，构成一系列边缘海、内海、海湾和海峡。自西向东有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
印度洋岛屿不多，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多为大陆岛。较大的岛屿有马达加斯加岛、斯里兰卡岛、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塞舌尔群岛、桑给巴尔岛、奔巴岛、毛里求斯岛、索科特拉岛等。其中，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踞印度洋中央，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印度洋是连接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海上通道，也是中国走海路通往欧洲最便捷之路，往西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可进入大西洋，向东经马六甲海峡或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可进入太平洋，向西南绕过非洲南端可达大西洋。主要海上航线有远东、东南亚经好望角到西非、南美；波斯湾经好望角到西欧、北美；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或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到日本；波斯湾经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和西欧、北美。其中，后3条航线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运输线，沙特阿拉伯的拉斯坦努拉、伊朗的哈尔克岛、科威特的艾哈迈迪港、伊拉克的豪尔艾耶和贝克尔是主要的石油出口港。另外，仰光、吉大港、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科伦坡、孟买、卡拉奇、阿巴斯港、阿巴丹、巴士拉、亚丁、延布、苏伊士、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马普托、德班等也是终年通航的重要港口。
从上述可见，印度洋虽然面积位于太平洋、大西洋之后，但其对人类的实用价值并不在它们之下。尤其是随着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连接欧亚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的基本纽带，成为世界工业的大动脉。
郑和当年所下的“西洋”今天早已被美英印等国所控制
印度洋沿岸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沿岸一些国家的航海家就开始在印度洋北部航行。公元2世纪起，中国人就渡过南海进入印度洋，发展同沿岸各国的贸易。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通航后，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与远东之间的海上往来。历史上，在印度洋发生的主要海战包括1782年英法两国争夺印度的战争，1942年英国和日本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海战，1971年印巴战争，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等。
美国和英国在印度洋建有大型的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巴林的麦纳麦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常驻军港；美国空军可进驻沙特阿拉伯、阿曼、埃及、索马里、肯尼亚等国的一些军用机场。俄罗斯在印度洋派驻海军分遣队，在也门的亚丁有可使用的海军基地。法国在留尼汪岛和马约特岛建有海、空军基地。而印度，由于地处印度洋，自然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20世纪初，一位英国海军将领曾将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形象地比喻为锁住世界的五把锁，印度洋就抓住了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三把。③
所以说印度洋是中国“向南、向海、向全球”的生命线，主要因为它在中国经贸往来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而中国在印度洋又几乎一无所有。需求与安全保障无力的巨大反差，使印度洋成为中国的重要的经济命脉。
美国人说“印度洋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中心舞台”
印度洋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命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尤其是20世纪末才开始凸显出来的。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认为，“印度洋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中心舞台”。他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以下几点基础上：第一，印度洋承载着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和能源运输。目前，全球90%的贸易和近65%的石油运输都是通过海洋进行的。印度洋则集中了世界50%的集装箱运输，70%的全球石油贸易。这一地位是世界其他海域无法匹敌的。第二，印度洋沿岸是全球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和毒品走私的中心。目前，从撒哈拉沙漠到印尼群岛，几乎所有伊斯兰教国家都分布在印度洋地区；这里还有许多社会动荡、政府软弱、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特别是索马里、也门、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与重要的商道近在咫尺。像缅甸、巴基斯坦这两个政局最为动荡的国家一旦出现军政权崩溃的局面，只能从海上实施大规模人道干预。第三，印度与中国在印度洋的争夺日益激烈。印度是海军大国，目前拥有155艘军舰，2015年前后还将新增3艘核潜艇和3艘航母；“中国正在巴基斯坦的瓜德尔修建大型海军基地和观察站，可以从那里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动向。北京还在瓜德尔以东120公里的伯斯尼打造港口，它将通过高速公路与瓜德尔相连。中国的计划还包括在斯里兰卡南海岸兴建加油站，在孟加拉国兴建集装箱仓库为贸易和军事行动服务。此前，北京已在孟加拉湾的若干岛屿上安装了专门的侦察设备”。第四，美国已实行将海军战略重心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西海域转移的重大改变。总之，“21世纪的主要博弈将在印度洋上展开”。尽管卡普兰对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判断有些不着边际，但他把印度洋视为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世界贸易的主要流通渠道集中于印度洋之时，当世界主要贸易通道的安全面临多种威胁的时候，它必将是世界利益纠葛的主要地区。无论是从治理的角度讲，还是从竞争的角度看，印度洋都将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舞台。
通观世界地图不难发现，中南半岛在中国走进印度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向南拓展的主要陆上走廊，缅甸将可能成为中国直达印度洋的第一个陆路通道。2008年11月17日，中国获得了从昆明经缅甸通往印度洋孟加拉湾的石油与天然气管道经营权（占资509%）。这样一来，中国从中东进口的油气只要7天时间就可以入境，减轻了“马六甲困境”的压力。西南亚方向在中国走进印度洋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巴基斯坦将可能成为中国通往印度洋的第二个陆路通道。
【注释】
①[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8页
②[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③马振岗主编：《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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