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母舰·海权利剑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走向海洋的中国，不能刳木作舟，手持烧火棍。
纵观世界历史，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无不依靠国家海上力量。15～16世纪的哥伦布船队发现美洲，达·伽马船队绕非洲到印度，麦哲伦船队航海地球一周，等等，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远洋运输、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迅速膨胀，西方列强也由此开始了在全世界的武装侵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先后用海上力量打开了许多海上力量薄弱国家的大门，掠夺他们的财富、人口，贩卖奴隶，使他们沦为殖民地；同时，海上力量的远航也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全球贸易，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依靠海上力量才形成了全球体系。
海上力量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战争前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袭击珍珠港，占领南洋各国，击溃英国远东舰队；德国在大西洋、地中海战场给美英援苏舰队造成巨大损失。战争中期，盟国海军“保交”战的胜利、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美国海军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的胜利，使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战争后期，盟军在地中海战场上成功地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在大西洋战场消灭了大量德军潜艇，取得了制海权，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使德军陷入东、西方力量的强大钳击之下，最终将德军彻底消灭；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阿留申、马里亚纳诸岛屿战役的胜利后，成功地登陆菲律宾、硫黄岛、冲绳岛，迫使日本投降。可以说，海上力量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关键性因素，无论盟军在欧洲、非洲战场，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都是海上力量在海战场上的胜利带来了最终的战争胜利。
那么，航空母舰在海上力量中起着什么作用呢？
航空母舰是综合国力象征、现代海上力量的核心
海上力量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海军舰艇。舰艇是海上力量最具代表性的装备，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大工业的缩影和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舰艇是海军作战编组中最重要的基本单位。由于舰艇是现代海军武器系统的载体和发射阵地，又是舰员的生活和战斗场所，所以又被称为海军运载平台。舰艇在海洋上航行，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只遵守本国的法律和公认的国际法。
海上作战力量，主要包括水面舰艇、潜艇两大类。在水面舰艇中，战列舰属于大型水面战斗舰艇，装备有多座大口径舰炮，具有很强的装甲防护，历史上曾经作为舰队主力遂行远洋作战的任务；巡洋舰是一种具有多种作战功能，也是遂行远洋作战任务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多用于掩护航空母舰编队和其他舰船编队，保卫己方或者破坏敌方的海上交通线，攻击敌方舰艇、基地、港口和岸上目标，登陆作战中进行火力支援，担负海上编队指挥舰等；驱逐舰是一种以导弹、鱼雷、舰炮为主要武器，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中型水面战斗舰艇，主要用于攻击潜艇和水面舰船，担负舰艇编队防空、反潜以及护航、侦察、巡逻、警戒、布雷、袭击岸上目标、支援和掩护登陆等；护卫舰是一种以导弹、舰炮和反潜鱼雷为主要武器的轻型水面战斗舰艇，主要用于舰艇编队护航、反潜、巡逻、警戒、侦察及支援登陆等。另外，还有猎潜舰(艇)、扫雷舰(艇)、登陆舰(艇)、鱼雷艇、导弹艇、运输保障船，等等，也都担负着不同的作战和作战支援任务。潜艇，是一种能够潜入水下活动和作战的舰艇，主要用于对陆上战略目标实施核袭击，摧毁敌方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消灭运输舰船、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以及布雷、侦察、运输、援救和遣送特种人员登陆等。
航空母舰属于水面舰艇系列，但它又是一种与其他水面舰艇具有完全不同功能的作战舰艇，它不是以舰炮、鱼雷、导弹为主要打击兵器，而是以舰载机为主要武器。广义航母包括直升机母舰，狭义航母仅指载有固定翼作战飞机的大型水面舰船。航空母舰遂行作战任务的主要特点，是以空制海，即以舰载飞机对敌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主要从空中对水面舰艇、潜艇和运输舰船实施打击，在近海对敌临岸设施和陆上目标实施攻击，夺取作战海区和临海战区的制空权，支援登陆和抗登陆作战等。具有攻击威力大、航海性能好、防护力强等特点。
航空母舰诞生至今不过百年。据史料记载，世界上第一艘航母诞生于1918年5月，是英国的“百眼巨人”号。这艘航母排水量为14459吨，可载机20架，于同年9月正式编入英国皇家海军。虽然，它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但它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实际上，航空母舰的真正构想者并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人克雷曼·阿德。1909年7月25日，法国人布莱里奥驾驶飞机飞过英吉利海峡，此举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空中力量在海上作战中的作用。一直致力于飞行事业的克雷曼·阿德在《军事飞行》一书中，首次提出航母的基本概念和建造航母的初步设想。1910年11月，美国的一个试验小组在新型轻巡洋舰“伯明翰”号上铺设飞行跑道，尤金·伊利驾机成功起飞。1911年1月18日，他又在重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成功降落。从而，奠定了航空母舰作为一种新舰种的技术基础。1917年，英国将意大利商船“库帝罗索”号船体改造为第一艘直通型平坦飞行甲板的“百眼巨人”号航空母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即结束，新生的海上巨舰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但聪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已经意识到它的巨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日、英等海洋大国掀起了航母发展的高潮。与美、日、英同为世界海军大国的德、意、法等国，由于直到二战爆发也未能建成一艘真正的、能够投入实战的航空母舰，因此，没有拿到二战海空大战的“门票”。在大西洋、地中海战场上，英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部队“一枝独秀”，始终掌握着海战场上的制空权；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海军以航空母舰为主体，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海空大战。航空母舰也在这场战争中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在欧洲战场上，英国海军在地中海有效地发挥了航空母舰的作用，夺取了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沉痛地教训了意大利海军。二战初期，由于法国迅速战败而使英国不得不独自担负起在地中海抗击意大利海军的使命。当时，英国海军舰艇部队主要用于大西洋上的“保交”作战，能够投入到地中海战场上的兵力与意大利海军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在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英国海军充分发挥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作用，于1940年11月11日袭击了意大利海军最大的基地——塔兰托港。英国海军只出动了2l架老式的剑鱼式攻击机，用65分钟，就击沉、重创意海军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几乎使意大利海军主力折兵一半，其战果之巨，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日德兰大海战中英国海军主力舰队歼灭的德舰总和。经此一战，意大利海军司令坎皮奥尼吓破了胆，下令其海军舰队北撤到那不勒斯港，从而把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英国海军的地中海舰队。
英国海军还以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等与航空母舰有机配合，在大西洋沉重打击了德国海军。1941年5月，英国海军在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对付不了德国重型巡洋舰“俾斯麦”号的情况下，以“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使用航空鱼雷，对“俾斯麦”号实施了决定性的打击，为消灭这艘德国海军主力战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面对德国海军的“杀手锏”——潜艇破袭战，盟军还改装了大批经济实惠的护航航空母舰，用于运输船队的护航和反潜作战，使舰载航空兵成为德国海军潜艇的“克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是航空母舰展现价值的最大舞台。在太平洋战场，打响太平洋海战第一枪的“刽子手”，是战前被世界各国海军将领们视为“二流战舰”的航空母舰；结束太平洋海战的“英雄”，是在战争中逐渐成为“大哥大”的航空母舰。以日本海军6艘航母为主力偷袭美国珍珠港为起点，美日双方历经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马里亚纳海战，最终至莱特湾海战使日本海军航空母舰有效战斗力被完全摧毁止，几乎每一次海战都有航母出现。除了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之外，航母战斗力的强弱几乎成为海战胜利的关键。据《简氏二战战列舰年鉴》记载，二战期间全球总共有25艘战列舰被击沉，其中有14艘是被舰载机击沉的（实际上，还有2艘即德国的“俾斯麦”号、日本的“比睿”号也是遭受了舰载机的打击而最后沉没的）。
1941年，日本海军为了避免与占绝对优势的美国海军打一场消耗战，决定先发制人，以奇袭的手段全歼或者至少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美国的“战争机器”开始运转之前就夺取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迫使美国缔结“城下之盟”，从而使日本以胜利者的身份尽早结束战争。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决定，以航空母舰搭载航空兵，远程奔袭美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用于直接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共有6艘航空母舰，搭载400余架飞机，另外还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3艘潜艇、8艘油船。从12月7日6时15分开始，日本海军从6艘航空母舰上分两批起飞了354架作战飞机，对珍珠港实施袭击。前后两个小时，总计击沉击伤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各型舰只40余艘，几乎使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至1942年3月末，在偷袭珍珠港后不到4个月，日本在太平洋上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就达到了，并开始继续南下。
对于美军来说，珍珠港之战不仅在主观上使其从巨舰大炮主义的陈旧观念中彻底清醒过来，而且也在客观上彻底摧毁了其所倚仗的巨舰大炮，使其只能凭借劫后余生的航空母舰抗击日本海军的进攻，从而，也促成了美国海军作战指导思想的彻底转变。
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是美国海军首次反击日本海军的海上作战，也是史无前例的“超视距海战”。双方的主力都是航空母舰，力量旗鼓相当，各有2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美方有舰载机122架，日方有舰载机154架。交战结果，日本1艘轻型航母、1艘驱逐舰和3艘小船被击沉，1艘航母受伤，损失飞机77架，伤亡1047人；美国1艘航母、1艘油船、1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航母受重创，损失飞机66架，伤亡543人。从双方损失的对比看，美军的装备损失略大于日军。然而，这次海战不仅使日本联合舰队被迫改变了作战时间表，而且还不得不放弃从海上占领莫尔兹比港的企图。
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既是扭转太平洋战局的关键之战，也是航母编队的大决战。美日双方用于此役的海上力量对比，从总体上讲日本占有绝对优势，仅航母就有8艘，舰载机700余架，另外还有战列舰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65艘、潜艇21艘。而美国，只有3艘航母，其他作战舰只23艘、作战飞机233架。但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集中使用了自己的全部舰载航空兵和中途岛陆基航空兵，在中途岛附近海域伏击日本南云中将率领的舰队，而置其他几路日军于不顾，从而在局部上形成了空中优势。最终，以损失l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死亡307人的代价，换来了击沉日军4艘航母和1艘重巡洋舰、击毁332架飞机、毙命2000余人的重大战果，全歼了日本海军航母部队的精华——第一机动部队，既报了其珍珠港的一箭之仇，又夺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而日本，不仅是大量舰船等物质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人力和精神方面的损失。日本参加过偷袭珍珠港和横扫东南亚海面的，经过苦心训练、身经百战的舰载飞行员和技术娴熟的航空母舰官兵，大部分死伤。这就使日本海上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使美日双方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海上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变。
中途岛海战进一步表明，在现代战场上，海军与陆军一样，战场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制空权”，没有航空兵掩护的舰艇部队，就如同暴露在对方空中打击力量眼皮底下的坦克、装甲战车、步兵部队一样，等于“活靶子”。航空母舰是海上制空权的决定性因素，具有攻防兼备的作战功能。美国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建造航空母舰方面表现出了空前的狂热，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来建造航空母舰，使其拥有的航空母舰数量急剧增加。到1945年初，已建成服役的航母达到52艘，正在建造中的还有18艘，并形成了大型航母、轻型航母、护航航母“三足鼎立”的局面。
1944年初，美军进攻的锋芒已经逼近日本的内防御圈，但由于缺乏一个空袭日本的“跳板”，因此要想把战火烧到日本本土还差着很远。后来，美军把位于日本内防御圈上的马里亚纳群岛选为陆基重型航空兵的基地，从而，爆发了马里亚纳大海战。经过两个月的交战，在航空母舰和舰载航空兵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军，以轻微的损失共击沉日军航空母舰3艘、油船3艘，击伤日军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l艘、重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多艘，击毁日军飞机约400余架，占日军全部飞机的3／4。从此，日本海军日暮穷途。而美军，在日本的内防御圈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在太平洋区域的两条战线已经在菲律宾外海汇合，收复菲律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围绕着攻守菲律宾，1944年10月，美日双方又爆发了莱特湾大海战。双方共投入舰船280余艘，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交战结果，日本共损失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驱逐舰20艘，而美国只损失了1艘轻型航空母舰、1艘护航航空母舰和1艘驱逐舰。这次海战的意义十分明显，日本海军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航空母舰部队全部覆灭，再也不可能对美军构成任何战役性的威胁，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落入美军手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本土的经济“断粮”、“断火”，使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守军完全处于进退无路的境地。此役再一次表明了诸兵力兵器协同作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海军航空兵高度发展的现代条件下，一支没有空中保护的舰队要想在海战中获胜是不可想象的。
航空母舰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威风不减当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年的三个航空母舰大国，日本由于战败而不允许其再拥有航空母舰，英国的逐渐衰落使其航空母舰一度再无较大发展，唯独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航空母舰部队，并继续保持着较大的发展势头。1961年美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1968年又建造了第二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级。目前，美国共拥有航空母舰11艘，数量上占世界航母总数的一半，吨位则占了世界航母总吨位的80％左右。因此，有人说“美国航空母舰独霸天下”并不为过。
长期以来，美国坚持以“前沿部署”、“快速反应”、“军事威慑”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在体现军事战略的三大支柱中，海军因为其可以利用公海航行自由而成为最有利的军种。在海军中，航空母舰编队又因其远洋作战能力和对海、对空作战能力强，而成为政治家、军事家解决国际问题最好用、最管用的一支武装力量。例如：
——1962年1O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先后出动了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作战舰艇100余艘，对古巴周围500海里的海区实施封锁，迫使苏联不得不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战略导弹。
——1963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不论是在对越南进行的海空封锁的布雷行动中，还是在支援陆上作战对军事目标、城镇的空袭中，都把航空母舰作为“马前卒”。
——1968年1月，美国“普韦布洛”号侦察船在元山海域被朝鲜抓获，美国派出“企业”号航空母舰迅速驶入日本海对朝鲜进行威慑，以迫使朝鲜放人、放船。
——1983年10月，为颠覆格林纳达左翼政权，美国海军派出航空母舰支援“关岛”号等5艘两栖登陆舰输送1800名陆战队员进攻格林纳达，并以“独立”号航母的舰载机直接袭击了该国的机场，掩护伞兵部队实施空降，占领了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推翻了原政府。
——1986年3月，美国为了整治与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有牵连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派出“珊瑚海”号、“萨拉托加”号、“美国”号三个航母编队共30余艘舰艇和250架舰载机，在利比亚的锡德拉湾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先是击沉、击伤4艘来袭的利比亚导弹艇，后又与从英国起飞的轰炸机组成空袭编队，攻击了卡扎菲营地和的黎波里机场等目标，迫使卡扎菲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
——1990年8月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当晚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快速向海湾部署兵力，并首先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由印度洋火速赶往海湾，在短短几天内就紧急部署了包括2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共28艘舰艇，初步形成了对伊拉克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控制海湾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后来的“沙漠风暴”、“沙漠军刀”行动中，航空母舰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1992年8月，美英法等国宣布在伊拉克南部领土上空建立“禁飞区”后，“独立”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再次赶赴海湾，多次出动舰载机在“禁飞区”上空执行战斗巡逻任务。
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每一次战争中都有美国航空母舰的身影，而且航母的舰载机每一次都是由海向陆、以海制陆的主要打击力量。
老牌海洋大国英国也不例外。1982年，为从阿根廷手中重新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派出包括“无敌”号和“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在内的特混舰队，远航13000公里，奔赴南大西洋，在没有陆基航空兵掩护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航空母舰提供的空中掩护保障，在阿根廷家门口把阿根廷打了一个“鼻青脸肿”。可以说，英国如果没有航空母舰，就不会有英阿马岛战争，也不会有马岛战争的胜利。
继承苏联军事遗产的俄罗斯，也没有忘记航空母舰的作用。1995年12月24日，俄罗斯《红星报》报道，“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将率领来自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的若干舰艇组成航母编队，离开北莫尔茨克港，前往地中海进行为期百日的海上远航训练。明眼人都知道，俄罗斯在财政颇为拮据的情况下大动干戈以航母进行远航，绝不仅仅是为了训练。正如俄罗斯海军第一副司令卡萨托夫所说：“我们来到地中海是为了再一次展示祖国海军300年历史的‘安德烈旗’”。
总之，航空母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和战后的改造后，在技术上更趋完善，在和平时期的使命基本定型——战略威慑。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后美国航空母舰参与了各种不同危机事件和局部战争共有300多次，仅越南战争以后参加处理危机的行动就多达60多次，并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美国，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特别是强大的航空母舰部队，也不会拥有稳固的海权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对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上的官兵们说：“我要告诉大家的一句话是，一支常备不懈的舰队存在我心中，当危机这个词在华盛顿出现的时候，每个人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过：“在我遇到的麻烦中，利用海军，特别是利用航空母舰去扭转局势，总是最好的办法。”曾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在作为“六日战争”的英雄赴美国作巡回报告期间，曾以其亲手使用过苏美双方先进武器的实战经验和感受，有效地说服了美国国会为美国海军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被视为以色列英雄的伊扎克·拉宾，绝不是出于什么私利而为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当“说客”，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冷战”、“热战”实践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航空母舰是政治家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时的一把“杀手锏”。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航空母舰是实现外交上的雄心壮志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它能履行威慑、预防、快速反应和保护四大职责。它是一个拥有进行干预的自主手段的活动机场，它可以独立使用，而不受当地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领海海域之外也不必征得任何人的许可。它通过在抢时间和构成威胁方面发挥真正的威慑作用来对付危机。从监控辽阔的海域或从海上对陆地上发生的事件进行干预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防御性武器。此外，它还是一种强大的快速反应手段。在海湾战争中，人们已经看到了航空母舰的这一作用。
航空母舰仍将是21世纪的“海上掌门人”
航空母舰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航母地位作用、作战威力、发展趋势、对信息化战争的适应程度等问题，又成为热议的焦点。一些人断言，“航空母舰是20世纪的斗士”、“21世纪的海上靶船”，是“机械化战争的海上之王”、“信息化战争的无用之器”，等等。还有一些人断言，航空母舰特别是大型航母已经是“夕阳兵器”，已经“被现代核潜艇或高性能的远程精确导弹武器所取代”。
对于上述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衡量一种兵器，不是简单地看什么“时代”、什么“世纪”，而是取决于其作战功能。笔者在拙作《哲理大道》一书中曾阐述道：“航空母舰是继以陆制海、以海制海之后，以空制海的产物。虽然，人类的手臂已经伸向太空，但远没有具备以太空制海的能力，即使实现了以太空制海，‘天空’作为太空与陆地、海洋之间的一个特殊空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天空’存在，取代航母‘以空制海’的力量还没有出现，航母的价值就不会消失！”①
可以断言，在2l世纪，虽然海上兵器将不断花样翻新，但航空母舰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被取代。这是因为，从军事角度讲，航空母舰是集中了高科技与现代武器装备精品的多维球形攻防体系的核心，航母编队通过舰载机和舰载防空武器系统构成了大纵深、多层次、立体化的防空作战体系，在电子对抗和电子防御能力方面也具有独一无二的功能，短时期内还不可能生产出超越航空母舰功能的海上攻防兼备的武器装备；从政治角度讲，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航空母舰编队特别是核动力航母编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征战”，像美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自60年代末下水至退役，累计航行了100多万海里。政治家们不会轻易放弃这把“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杀手锏”；从经济角度讲，虽然一个航母编队从开始建造到最后退役需要数百亿美元，如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编队在30年的寿命期内，总的使用和支援费用约为190亿美元，“斯坦尼斯”号则共需经费约300亿美元，但细细算来，对航母的投入是“分期付款”，对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来说还是付得起的。另外，钱多有钱多的花法，钱少有钱少的花法，中、小型航母及其编队既经济，又实惠，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可以断言，2l世纪的航空母舰将是军事与科技的再次完美的艺术结晶。美国提出了CVX新型航母计划，以便为其海军航空兵提供一种技术优异、价格适中的海上机动作战基地；一些造船专家从降低费用角度考虑，借鉴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原理，希望设计建造一种造价低、使用费低的海洋机动航母平台；英国宇航公司研制了—种叫“天钩”的飞机吊放、回收系统，据此，可以设计微型航母；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家与航母设计师们还从航母与潜艇各自的特点中得到启示，开始研究、试验潜水航母。另外，超大型航母、高速航母、隐形航母等也在考虑与设计之中。
目前，除了美国由于财大气粗而继续走着大型化的航母发展道路外，其他拥有和即将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则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走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航空母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虽然尚不明朗，但以中型航母为主、多编队形式的轮廓基本清晰可见；法国根据战略需要和国力，独创了一条中型常规、核动力航母的发展之路；英国则适应本国经济实力和作战需要，开辟了一条轻型航母的发展之路，为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借鉴；意大利、西班牙沿着英国开辟的轻型航母之路在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印度、巴西、阿根廷则走了一条购买老式航母再经现代化改装的发展之路；泰国则干脆花钱购买全新的轻型航母。
2009年3月16日，《解放军报》以一版篇幅报道了世界一些大国发展航母的最新动向，并冠以“2009：新一轮‘航母热’在全球涌动”的通栏标题。文章介绍说：1月10日，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名字命名的“乔治·布什”号（CVN-77）航空母舰正式服役。这艘航空母舰属“尼米兹”级。“尼米兹”级是美国第二代核动力航母，也是目前世界上吨位最大、载机最多、在役数量最多的航母家族。“布什”号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家族的第十名、也是最后一名成员。美国海军下一代航母“福特”号（CVN-78）是全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09年秋季铺设龙骨，2015年交付使用。由于核动力是常规动力续航能力的50倍，在世界石油能源紧张的情况下具有续航力强、耗油量小的优点，因此成为美国航母乃至舰艇发展的基本方向。有军事专家预计，不久的将来，美国海军将实施“全核舰队”计划，包括航母、巡洋舰、潜艇在内的主要作战舰艇均采用核动力。
俄罗斯目前只有一艘“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但2007年俄海军总司令马索林上将对媒体透露，今后20年内俄罗斯将组建6个航母攻击群。俄新社报道说：俄海军新一代航母将采用核动力，排水量在6万吨左右。新航母将配备能垂直起降的第五代战机。根据《俄联邦海军未来10年发展规划》，预计到2025年俄罗斯海军将拥有包括6艘航母在内的300余艘现代化作战舰艇，具有纵横各大洋的远洋作战能力。
英国是老牌海洋大国，始终坚持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力量构建思路。2008年5月，英国政府批准了皇家海军建造两艘新航母的军备计划，一艘被命名为“伊丽莎白二世”号、一艘被命名为“威尔士亲王”号。两艘新航母的排水量均为65万吨，每艘航母可承载40架战斗机，分别于2014、2016年开始服役。到那时，英国皇家海军将重归“全球舰队”之路。
印度是航母发展的后起之秀。1957年印度从英国购买了一艘英国战后建成的名为“维克兰特”号的航母，后于1997年退役。1984年印度又从英国购买了一艘轻型航母，命名为“维拉特”号。1999年印度正式确定自行建造航母的计划。2009年2月28日，印度国防部公布，印度首艘国产航母“蓝天卫士”将正式安装龙骨。这是航母建造中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印度海军司令梅塔介绍说，这艘航母将在2011年下水，2014年正式交付使用。据印度方面宣称，在建的航母70%的部分实现国产化，排水量约4万吨，配备有30架战斗机，并携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下一步，印度还将建造一艘64万吨的航母。
日本已建成“航母型”驱逐舰。2009年3月18日，由日本石川岛联合船舶公司横滨工厂建造的“日向”号驱逐舰正式交付日本海军自卫队使用。“日向”号造价105亿美元，全长197米、宽33米，标准排水量为1395万吨，可以同时起降4架巡逻直升机，搭载11架直升机，配备有火炮、导弹、鱼雷等武器。由于日本宪法所限，日本不能拥有攻击型航母。因此，日本人将“日向”号称为驱逐舰，但就功能和吨位而言，它已经超过轻型航空母舰。另有消息报道，目前日本还拥有2艘吨位、设计和性能均达到航母标准的舰艇，一艘是“大隅”号运输登陆舰、一艘是“近江”号大型补给舰。按照计划，还在建造排水量为135万吨的直升机航母，到2015年日本将拥有7艘“准航母”。
从上述可见，目前世界上的七大国中，美国、欧盟（英法）、俄罗斯、印度都在新建航母，加上日本已经建成“准航母”，就只有巴西还没有披露新建航母的计划。因此，这种状况被一些媒体热炒为“冷战后规模最大的航母竞赛”。为什么在大战打不起来的情况下世界各大国竞相发展海上力量尤其是航母呢？首先，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各大国都是海洋大国，又都是全球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否拥有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对于维护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是应对政治多极化的需要。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是否拥有包括海上力量在内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既是确立在多极化格局中地位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在多极化格局中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第三，是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的需要。随着海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的召开，濒海国家将围绕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展开激烈争夺，有人依法维权，有人依法夺“权”，最终解决问题的还要靠海上“铁拳”。第四，是拉动海上科技发展的需要。海上作战舰艇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制造工艺、财政能力的综合体现，本身既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拉动力。总之，“百岁”航母方兴未艾！
目前，世界上共有11个国家、22艘航母在役。已经能够制造出航母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印度在建、日本历史上能够建造而且目前已经制造出“准航母”。其中：
美国现役共有11艘，包括“企业”级1艘（1961年开始服役），“尼米兹”级10艘（1975年至2008年开始服役）。
英国现役2艘，均为“无敌”级轻型航母，2万吨（分别于1982年、1985年服役）。
俄罗斯现役1艘，为675万吨的“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1990年开始服役）。
法国现役1艘，为“戴高乐”号中型核动力航母（405万吨，2001年服役）。
意大利现役2艘，分别为“加里波第”号（138万吨）、“加富尔伯爵”号（271万吨）轻型航母（分别于1985年、2008年服役。其中，“加富尔伯爵”号还是一艘兼具航母、两栖登陆舰、前沿指挥舰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航母）。
西班牙现役1艘，为169万吨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轻型航母。
印度现役1艘，为287万吨的“维拉特”号轻型航母（1959年在英国服役，1984年开始在印度服役）。另传，目前印度还有一艘购自俄罗斯的航母，服役情况不详。
巴西现役1艘，为336万吨的“圣保罗”号轻型航母（1963年服役）。
泰国现役1艘，为“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1997年购买自西班牙并开始服役，114万吨）。
另外，曾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露过面的阿根廷的“5月25日”号航母目前的情况不详。韩国作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2007年已经服役了一艘被命名为“独岛”号的准航母（韩国称其为“大型运输舰”），另一艘将于2010年建造完成，这种两栖舰的满载排水量达19万吨，可搭载10多架直升机、6辆坦克、2艘大型气垫登陆艇等。同时，发展航母或“准航母”，也是东南亚几个国家的重要选择。有消息报道，马来西亚已经订购了1艘韩国的“独岛”级两栖舰，印度尼西亚采购了4艘韩国生产的大型两栖船坞登陆舰。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航母依然是各大国的选择。美国正在建造“福特”——CVN21“未来型航空母舰”，到2019年将有2艘这样的航母投入现役。英国为了避免海军实力的衰退，计划以65万吨级的“伊丽莎白二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取代目前的2艘无敌级轻型航母。法国正在建造的新一代“PA2”航母为75万吨级。俄罗斯计划将于2013年到2014年间开始建造1～2艘新型航母，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马索林2007年6月表示，俄罗斯至少需要发展6艘满载排水量为5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母才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计划于2012年完成自行研制的第1艘航母的建造和试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拥有全球性海权的美国，依然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除了保持航母的更新率之外，美国又采取了两大新的举措。一是重组了第四舰队，二是吆喝着要建立“千舰海军”。1943年3月，美国曾建立了一个第四舰队，其主要任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大西洋上猎捕德国潜艇。1950年，该舰队并入第二舰队。美国重建第四舰队的举措，表明其又开始重视中南美洲海域，这也是美国“以海制陆”战略在南美方向的体现。重建的第四舰队将隶属于南方司令部，而南方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包括了拉丁美洲30多个国家，面积约4039万平方公里，其中有加勒比海的12个岛国、墨西哥湾、合恩角等地区。所谓“千舰海军”，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海洋版”的世界新秩序。这项计划，是2007年6月美国国防部“百星计划”之前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设想，如若变为现实，既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四处奔波所带来的兵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充分调动全球绝大多数海洋国家的海上力量，既有利于改变美国一个时期以来单边主义、孤家寡人的不良形象，又有利于达成美国反恐、反海盗、维护世界秩序的战略目的。
航母作为21世纪的海洋“掌门人”，无论是技术结构还是战术功能、战略运用等方面，一直在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这也是其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有专家介绍说，长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酝酿论证“新概念”，其主要特征为“双体式”、“浮岛式”、“巨大型”。就动力而言，核动力是基本选择。核动力的巨大动力资源，使航母具有了更强的机动性，节省出大量空间和载重吨位，同时也使航母减少了对基地和后勤支援的依赖。可以说，现代条件下，在核动力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不建造核动力航母不仅是一种倒退，而且是一种耻辱！
“水下航母”也是热议中的未来航母的发展方向。“水下航母”早在太平洋战争中就已出现。1942年9月的一天，美国一架担负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在距离美国西海岸25海里处发现日本“伊-25”潜艇。这艘潜艇搭载着一架日本零式小型水上飞机，可以在战场上拆装并随潜艇下潜。有资料介绍，这种原始的“水下航母”不仅频频袭击过美国本土，还先后击沉过美国两艘油船和苏联的一艘潜艇。此后，日本海军决定建造一种能够携带多架水上攻击机的巨型潜艇——“水下航空母舰”，并定名为“伊-400”。原计划建造18艘，但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只有3艘接近完工，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能用于实战。20世纪70年代中期，“水下航母”的研制再一次被提到议程上。有专家说，“美英等国多年来始终不断地进行这方面有益的尝试，其中十分典型的是英国装设‘天钩’系统的‘水下航空母舰’”。②
当然，说航母威力巨大、作用巨大，并不是说它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矛”必有“盾”，航母也不例外。从世界海战史看，自从航母成为海上力量的主角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把对付航母的方法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实践检验和技术功能模拟分析可见，航母有三大克星：一是潜艇，它是航母最大的克星，特别是核潜艇能在水下航行数月之久，隐蔽性极强，往往令航母防不胜防。二是水雷，它的特点是隐蔽性强，只有使用探雷声纳才能发现，一般的扫雷工具对它无能为力。三是反舰导弹，由于现代导弹可以从空中、水面、水下多方位发动攻击，因此让航母所装备的反导系统往往疲于应付、无可奈何。但必须肯定的是，虽然航母也有“克星”，虽然航母也有薄弱之处，但是它作为海上“掌门人”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目前世界各国依然竞相大力发展航母的原因所在。
航空母舰·中国崛起·有力支撑
参加过希波战争萨拉米海战的希腊悲剧诗人爱斯奇里斯在《波斯人》的剧作中，对希腊战士为祖国而战的呼声作了生动的描述：“前进呀！希腊的男儿！快救你们的祖国，救你们的妻子儿女，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你们现在是为自己的一切而战！”中国的海洋自由航行之梦靠什么去实现？
今天的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关中国建造航母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再一次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2006年10月25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孙莱燕在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中国将逐渐具备建造航母的能力。2007年3月7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的一位中将透露，中国完全有权利和实力建造航母。2008年11月16日，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钱利华少将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中国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世界不应对此感到意外。12月23日，国防部发言人黄雪平在记者会上表示，“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具体要求”。有媒体称，这是中国军方人士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确认中国建造航母的事实。俄罗斯新闻信息网当天发表文章说，如果中国政府准备拿出钱来建造航母，“意味着全面进入世界各大洋的理念已最终列入他们的计划”。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会谈时表示，“中国是唯一没有航母的大国，中国不可能永远不拥有航母”，“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洋领土，守卫责任重大；中国海军实力较弱，需要发展”。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公开宣布航母建造计划。《香港商报》报道说，中国为了建造航母专门成立了“048工程指挥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海军将从2009年开始正式建造航空母舰。2015年将建成两艘常规航母，2020年前确立运作体制。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之际，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加快推进重点武器装备建设步伐，研制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水下自持力和隐身性能好的新型潜艇、超音速巡航作战飞机、精确化突防能力强的远程导弹、大深度高速智能鱼雷、通用性兼容性好的电子战装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
中国应该不应该拥有航母？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航母？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航母？这些都是国人、世人所关注的问题。
崛起的中国应当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在中国海军热热闹闹地庆祝自己诞生60周年的喜庆时刻，《澳大利亚人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还算不上一流强国”。文章所列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仍无一艘航空母舰，而美国拥有航母十多艘”。当今世界，应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未能都有航母，不应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有的却有了航母，而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该不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就是中国。
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中、俄、英、法，只有中国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五个最早的核大国中——美、中、俄、英、法，只有中国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七个地理大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中国是三个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四个人口大国——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在中国周边，俄罗斯、印度、泰国拥有航空母舰，日本、韩国拥有“准航母”，中国却没有。
说中国因为穷而造不起航空母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今天的中国并“不差钱”，航母确实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但更是世界大国的象征、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目前拥有航母的国家中，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均排名世界前10位，俄罗斯排名世界第13位、巴西第15位、泰国第32位。中国排在第3位，“不差钱”的中国差的是航母！依笔者之见，航母是消费较为合理的利器。一般认为，航母造价昂贵，有人甚至说用造航母的钱可以多造若干条大型驱逐舰。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如果有功夫，不妨去算一算这笔账！
当然，说中国没有航母也不客观。目前，在中国已经有4艘他国海军退役的航空母舰——1985年从澳大利亚购入的“墨尔本”号，20世纪90年代先后购入的苏联“明斯克”号、“基辅”号、“瓦良格”号。但它们在步入中国领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空壳舰体，目前有的可能已经成了废铁，有的被置放在旅游热点当摆设，静静地躺在港湾里供游览。
对于航母，中国人的梦想最早开始于“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曾提出过一项宏伟的建造航母计划。1929年，时任国民革命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的陈绍宽提出的航母建设计划，遭到全国编遣会议否决后，蒋介石承诺支持陈的主张，并任命其担任海军部长。此后，国民政府的所有海军建设规划中，发展航母都是海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11月，国民党政府海军部的海军建设规划确定建立4大战区、20艘航母，1945年8月改为先建12艘。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海军建设规划未能落实，中国的航母梦自此中断，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想不想要航母！
如果中华民族只想守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坐吃山空，不要说不需要航空母舰，就是驱逐舰、导弹艇都是多余的；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和平崛起，没有航空母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华民族希望与日月同辉、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毛泽东“中国人民应当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夙愿，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从近期看，统一祖国、解决东海和南海诸岛问题有航空母舰固然最好，可供选择的手段多，使用武力的效果好，但没有航空母舰而通过其他途径和手段也可以达到目的。如果仅仅为了统一祖国或者解决东海、南海问题，中国也实在没有劳民伤财的发展航空母舰的必要。因为，巨额消耗之后所能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是“脸面”。然而从长远看，解决中国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航空母舰，走向海洋就缺少了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因为，中国政府历来主张“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百年前，马汉曾针对当时美国的情况，站在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上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殖民地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③中美两国在某些利益上有所不同，中美两国的基本战略也有根本性的不同，但是，在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共同点多于分歧点。囿于中国的国体、政体，在不能建立海外基地的情况下，发展航空母舰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西线是通过马六甲海峡或者巽他海峡向印度洋、非洲发展，中线是通过南海、苏拉威西海、班达海等海域或者加罗林群岛、所罗门群岛、坎达伍群岛等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东线是通过坎达伍群岛、西萨摩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向南美发展。
在西线，中国要向非洲发展必须拥有航行于印度洋的自由权，而要进入印度洋又必须拥有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自由权。这是太平洋与印度洋接合部上的两个枢纽。马六甲海峡周边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四个国家，尤以前三个国家位置重要；巽他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如果上述国家能够提供海空基地，对于中国拥有随时通过海峡的权利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中线、东线，中国要向大洋洲、南美发展必须拥有航行南太平洋诸海的自由权。目前，诸海上的要点均分属当地各国家或者被美、英、法等国所控制，让这些国家提供海空基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印度洋，中国如果能够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孟加拉、缅甸拥有海空基地，在阿曼湾沿岸的巴基斯坦、伊朗、阿曼等地拥有海空基地，一方面可以保证海上航行的补给和掩护，一方面又可以钳制印度。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要想在马尔代夫、查尔斯群岛、毛里求斯等地拥有海空基地，则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太平洋方向，打开图们江出海口之后，中国向北太平洋东部、北冰洋方向发展的大门就打开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宗谷海峡、白令海峡的航行自由权。宗谷海峡在日本的控制下，白令海峡在美俄夹制下，在这个方向上，让美、日、俄提供海空基地也几乎没有可能。
问题不仅于此。更主要的是，现代条件下，即使能够走向海洋的中国，靠什么掌控海上制空权？没有航母的海上力量，再强大也只能是一个活靶子、一堆破铜烂铁！
从上述可见，中国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对于谋求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如果使用核动力航空母舰，仅依靠舰上核动力且不进行任何补给，就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60～80天，行程达3～4万海里，和平时期足以在太平洋、印度洋水域担负起任何一种军事任务；战争时期，也可以在无补给的情况下连续作战12～18昼夜。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友善与交往技巧，在偌大的世界上不会没有许多朋友，那些友好国家的需要与援助，无疑是提高中国航空母舰生存与作战能力的有利条件。因此，即使耗费一定的经费、牺牲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中国也应当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有人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今天的中国，拥有航母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航母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航母，就是绝对不正常的了！
今天的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很难担负起艰巨的“保驾护航”任务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航母，日本一位学者给出四个答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研究员小谷哲男在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拥有航母之日》的文章，他说“中国建造航母有四个直接效果”：首先，拥有航母是大国的标志。其次，将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战斗力对比产生影响。第三，中国航母还可以在保护从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特别是牵制台湾“有事”时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发挥作用。第四，航母可以在遭遇大规模自然灾害时参与救援活动。2007年6月1日，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安德鲁·威尔森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发展航母有五个充足的理由：一是国际声望的需要，“没有航母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大国”；二是战略力量投送的需要，无论“三海”还是海外利益都面临着一个力量投送的问题；三是保交的需要，海上能源输送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四是地区稳定的需要，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力量才有可能拥有维护地区稳定的话语权；五是国际救援的需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义务在其他国家遭受灾害时挺身而出。
笔者认为，中国所以要发展自己的航母编队，并不是简单地从实现祖国统一的角度去考虑，也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三海”的权益，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有利于树立国威军威。航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作战堡垒，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业基础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世界强国的象征。对于意欲崛起的中国来说，航空母舰“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价值”。二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战略能源通道的安全。航空母舰是远海、远洋作战的核心力量，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政策的大背景下，要求为“三海”、“两洋”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有了航母的中国海上力量，就可以适时对海外能源基地、海上运输航道、海外市场、海外劳务集中地等进行巡护。发展航母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去“打狼”，而是让“狼”望而生畏、不敢触犯“天威”。三是有利于拉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个最新科学技术的“集结地”，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战略性兵器。发展航母实质上也是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四是有利于拉动国家经济发展。航母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技术、工业制造业的诸多方面。目前，国家有钱，但同时又面临着需求不足、就业不足等问题。发展航母具有既可以增强国威军威、保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又有利于拉动内需、安排就业等多重意义。而且，这种拉动力要远大于修建几条高速公路、铁路和几座大坝的能量。五是有利于社会和国防信息化建设。太空、海洋、陆地，是信息化建设有形的三维空间、三大平台，航母编队可以填补我们在海洋空间的空白。六是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16世纪以来的帝国，都是通过海上走向世界。世界上71%以上的面积是海洋，能源资源的大部分在海洋，而我国以7%的土地养活着22%的人口，能源资源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走向海洋是“和平崛起”的需要，也是人类从陆地走向太空的必然过程。要走向海洋就必须要有海上的“守护神”，而以目前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维护国家海上主权和权益、海外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安全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三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近岸防御为战略重点，大力发展了快艇以应对几十海里附近的一些小规模作战，在很短的时间内海军各兵种齐全，仿制了多种型号的小艇和反舰导弹等装备。比如，50年代建成了一批护卫舰、潜艇、扫雷舰、猎潜艇和鱼雷艇。到60年代初，海军舰艇和武器装备进入全面自行研制阶段。1962年建成“62”型护卫艇，1964年建成“037”型猎潜艇，1966年建成火炮护卫舰、水翼鱼雷艇、导弹艇，1971年建成“051”型导弹驱逐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着眼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应对超级大国的压力，坚持近岸防御战略重点，自行研制了包括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水上飞机、核潜艇、潜射战略导弹、超视距岸舰导弹、水陆两栖坦克等在内的一系列主战装备。比如，1974年建成的“053K”导弹护卫舰，同年第一艘核潜艇建成服役。70年代以后，还建成了战略导弹核潜艇、全封闭新型导弹护卫舰、中型和大型登陆舰、气垫登陆艇、航行补给船、航天测量船、防险救生船、海洋调查船、侦察船、工程船等较为先进的舰艇等。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展示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把中国推向全球，“高技术战争”召唤中国海军进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数字网络技术和各型舰载自动化指挥系统进入成熟应用阶段，导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新型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隐身导弹艇、新型常规潜艇、高性能岸基作战飞机、舰载直升机等不断问世。目前，虽然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按照总吨位和总数量在世界上排在第三位，但由于只有驱逐舰、护卫舰等中型舰艇而没有航空母舰、巡洋舰等大型舰艇，远洋作战能力有限。因此，无论从军事角度讲还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讲，中国的海上力量都是十分弱小的。
在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十分关注中国海军，并不断报道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中国海军的实力。2007年11月10日，美国战略事件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国海军现在历经的诸多转变使其更加壮大并不断发展新战力。目前其威力包括：可能击中美国行驶中的水面战舰的弹道导弹、若干不同型号的舰载反舰导弹以及若干陆基和舰载防空导弹。中国海军服役中的战舰有所增加，共计有30艘驱逐舰、57艘护卫舰（巡防舰）、55艘柴电动力潜艇和6艘核子动力潜艇。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不是英国媒体所说的历史上那支“与呆滞的海岸警卫队相差无几”的海军了。2008年3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最早可能将于2010年建成航母”。2008年5月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到2010年中国将拥有5艘094型“晋”级战略核潜艇，它们都配置在三亚的海军基地。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说：中国在三亚修建的核潜艇基地，可以使核潜艇“很快进入海水深度超过5000米的水域，满足巡航条件”。印度《亚洲世纪报》报道：中国在三亚修建的核潜艇基地可以停泊20艘核潜艇，每个094“晋”级潜艇可以携带12枚“巨浪-2”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府中国问题防务专家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运行一个初步的水下声音侦察系统，简称SOSUS。这种系统部署在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使中国军队对西太平洋地区具有了持续的空中和海上侦察能力，能够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全天候跟踪。
应该说，中国海军发展经历了几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上述报道虽然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甚至就是一种猜测，但在反映中国海上作战力量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反映出存在的巨大的差距。
国家安全的规律性显示出航母的当代价值
海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国家安全。海权的物质基础是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的核心是海军，海军的核心是舰艇。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海军建设着重于“保家卫国”、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海军建设着重于“保驾护航”的话，那么，今后的中国海军建设则应当着重于“中国责任”——确保实现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人民作更多的贡献。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样，国家安全也有一定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是正确制定政策、选择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所谓规律，也叫法则。它是指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因此也就可以利用它。笔者认为，目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规律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利益分布范围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成正比，利益分布越广，安全威胁的方向和问题就越多、事件发生的数量和频率就越高。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利益范围主要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范围内，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方向的陆路和东南方向的海路。今天，中国的利益范围几乎遍布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南美、两极和太空，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自然也就大大增多。当然，国家利益分布范围的大小，并不自然而然就决定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的大小，国家利益分布范围的增大只是使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具有了增大的可能。
——国家安全系数与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正比，一个国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越强，安全系数就越大。“落后就要挨打”，是人们对实力与安全系数辩证关系的客观认识。所谓“落后”，虽然是指的综合实力，但核心是集最新科技水平于己身的军事实力，既包括军事质量，也包括军事数量。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一直都比较落后，但他们并没有挨中原民族的打，反倒是拥有先进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原民族总是挨落后的北方民族的打，原因就在于北方民族一直拥有以骑兵为主体的强大的军事实力。20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的经济落后，但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和先进的军事科技。朝鲜在当今世界也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周边的韩国和日本在经济、科技上都比它强大得多，美国的实力更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但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动一动朝鲜，因为朝鲜拥有足以让来犯之敌难以承受的军事实力。
——国家安全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人的容忍限度所决定的，没有达到容忍限度时战略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大，一旦达到容忍限度时战略选择几乎没有什么余地。“西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实际上，自从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始终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西藏政策进行指责和谩骂。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听到这些指责和谩骂。2008年的3·14事件之后，国内外事态的发展，使中国人的容忍超出了所能承受的极限，海内外华人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地维护奥运圣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无论是从自身职责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华人华侨情感的角度，都必须挺着脊梁、昂着头去回击那些惹是生非的西方国家。
——战略性宽容是国家安全、国际事务主导权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一个人是否宽容，决定了他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宽容，决定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否拥有良好的国际关系。“人缘好”危险少！就国家层面的宽容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或文化平等，而是国际关系处理上的冷静、大度、忍让、以柔克刚，不因一时一事而反目，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亲和力和良好形象；在人种、宗教、种族、文化融合上海纳百川般地来者不拒，为所有流向大海的江河溪流提供栖身之处，由此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纵观人类历史上一些帝国的兴衰不难看出，宽容是帝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不宽容则是帝国衰败的种子。美国所以能够比20世纪以来其他一些大国更长时间地主宰世界，除了其自身强大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相对其他大国较为宽容一些。
——在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安全问题上，物质的力量是基础，精神的力量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自古讲，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就怕不要命的。实践反复证明，在物质基础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精神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物质基础有着较大差距的情况下，精神的因素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苏联与美国在核力量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开始时苏联还占有一定的有利态势，但最终肯尼迪的气势压倒了赫鲁晓夫。50年代末的炮击金门，美国一下子派出来五六个航母编队，一方面毛泽东确定了“打蒋不打美”的原则，一方面下令前线部队对蒋舰照打不误。最终，迫使美国航母编队放弃了所谓的护航行动。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列宁曾指出：“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滞后性等原因，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奇迹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自身的强大，如果没有中国敢于面对世界上那些无端挑衅、没事找事的杂碎，崛起的中国早晚会被吃个干净。中国的安全长城只能依靠中国自己来砌筑！
上述规律性，要求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必须具有敢于自强的信心和勇气，必须把有效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历史使命。在发展航母编队的问题上，今天的中国需要确立三个观念：一是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中国出生的地方，但远不是中国生存与发展唯一的空间。二是中国应当在世界上获得多少，实际上得到了多少，还差多少（主要指资源、能源、市场、就业岗位）？中国人不能总把眼睛盯在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上，必须“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三是中国是一个友好的礼仪之邦，并不一定要“全世界人”都喜欢你，但必须要让“坏蛋国家”害怕你，起码让他们不敢欺负你。
有人提出，“中国的航母即使能造出来也必将成为别人的靶子，到时候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种说法近似屁话！这种认识，一方面反映出一种弱者挨打的心态，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总是在挨打，不仅被打得头破血流，而且心理遭受严重创伤，遇事就首先想到会不会挨打；一方面反映出战略意识的缺失，当年共产党打天下的实力基础远不如今天，但运用自己的智慧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可用资源，加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创建了新中国。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想一想如何克敌制胜呢？！特别是航母编队既不是摆设，也不是孤立的物件，为什么就不能把你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综合起来考虑呢？实际上从有关资料看，航母并非就是不经打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所进行的海上大战中，虽然有41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但相比被击沉的1100多艘潜艇而言是微乎其微的。航母所以是二战时海战中的主角又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防护能力强，攻防系统完备，机动性能好。
有人提出，发展航母有可能加速周边各国的军备竞赛，“将可能加剧维护海洋权益冲突的矛盾”。笔者搞不懂了，中国不发展航母，周边的军备竞赛停止过吗？冷战结束之后，亚洲地区的逆裁军情况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了，是因为中国有航母才发生的事情吗？中国不发展航母，维护海洋权益冲突的矛盾就没有加剧吗？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海、南海出现的日益尖锐的海洋主权和权益之争，是因为中国有航母才发生的吗？这个世界上所以有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怕鬼的人！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人，应当有一点当年毛泽东不怕鬼的精神！
毋庸讳言，中国的航母发展耽误了一些时候。这之中，有财力问题，有技术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教训，德国也有教训。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笔者所述的世界航母发展史中，几乎没有看到德国航母的情况。这不是因为德国人笨，以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早在一战和二战期间造航母就不成问题；这也不是因为德国人见识较晚，以德国人的智慧，能把世界本体说得明明白白，还缺少战略思维、战略眼光吗？德国之所以没有发展起自己的航母，完全是由于少数权力在握者的门户之见和私利所致。有史料介绍，1929年2月，德国海军指挥官雷德尔上将即提出了建造航母的建议，并得到魏玛共和国国会的批准。希特勒上台后于1935年宣布建造航母。1936年12月，德国第一艘航母“齐柏林伯爵”号在德国基尔德意志造船厂铺设龙骨，标准排水量为245万吨，计划搭载30架俯冲轰炸机、12架战斗机。但是，当时的德国二号人物、德国空军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坚决反对建造航母。他是一战时德国空中英雄，得过最高战功勋章。他认为，“一切会飞的东西都属于我”。一旦海军拥有了航空母舰，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航母舰载机的归属问题。就这样，“齐柏林伯爵”号的建造一拖再拖，直到1945年4月，纳粹德国摇摇欲坠，仓皇逃窜的德军害怕“齐柏林伯爵”号航母落入盟军之手，将大体有个模样的“齐柏林伯爵”号凿沉在波兰什切青港口附近的浅水里。相信中国不会重蹈德国之覆辙！
当然，决定中国海权的绝不仅仅是一支海军部队，更不只是几艘航空母舰，它应当由五个要素所构成：一支包括航空母舰编队在内的强大的海军；一支以大型远洋运输船为骨干的强大的商船队；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渔船队；一支强大的海上石油与其他资源勘察队；一支包括海上执法队、海上缉私队、海洋秩序监查队在内的综合性“护法船队”。当然，还包括这些海上力量所必须的岸基保障力量。
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中国责任·海军视野
恩格斯在《海军》一文中讲：“17世纪，作为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效的时期。”在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今天，海战的频率大大减少了，但海上兵器的作用大大增强了。这是时代的悖论，但却是历史的必然。
法国人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曾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他有一句名言：贸易就是常年的战争。国际市场是有限的，谁在贸易中占居首位，谁就可以充当战争与和平的裁判者。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同它的贸易成正比。在他的倡导下，法国建立了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队，成立了许多经营对外贸易的海外公司。“柯尔培尔主义”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1640年，作为大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首脑的克伦威尔认为，“军舰最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1650年、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和颁发了两项针对荷兰的法令、条例，由此引发了1652～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虽然荷兰战败了，但战争尚未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矛盾，荷兰人也并不服输，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生存的大事。直到1672～1674年的第三次英荷战争，英国人才最后战胜了荷兰人。对于这一历史事件，马克思曾经讲过：“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荷兰人有商船队，但没有海洋工业；有海外贸易，但没有强有力的海军。英国战胜荷兰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工业海洋经济战胜商业海洋经济的历史。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海洋为通道的相互作用、以工业生产为战略武器四面出击的“世界历史”时代。1739年，英国年轻的政治家、陆军大臣皮特宣称：“当贸易政策处于生死攸关时，这就是你最后的堑壕，不是捍卫就是死亡。”为此，他制定了一个气魄恢宏的“皮特计划”：控制海洋，封锁敌人的出海口，袭击海岸线，争夺海外殖民地，夺取海上贸易的主动权。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英国获得了巨额利益。因此，有人说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工业海洋经济”战胜“商业海洋经济”——海洋商贸——靠的是以海军为主的海上力量，没有海权，便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便没有世界历史。如前所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是中国融入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之后产生的时代问题，中国发展航母是国家利益需要、国际责任所系、国际义务使然。
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是中国海军的首要任务
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曾认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关系到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个问题是当前世界政治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民族问题，当前确定世界范围内的海洋势力范围的尖锐斗争，不亚于19世纪瓜分大陆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国“蓝色国土”是巨大的资源宝库，能够长期提供60%的水产品、20%的石油和天然气、70%的原盐和足够的金属，每年还可以为几亿人口的沿海城镇提供丰富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长期以来，周边国家对中国海洋资源掠夺的情况愈演愈烈，仅2007年“两会”期间交由国家海洋局承办的有关的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就有63件。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建设海上力量，发展海军有着的不同的目的，因此，海军的基本任务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
明确规定海军的基本任务，是一个有关海军建设和海军力量使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以后，沿海国家国土面积大大拓展，海洋资源、海上岛礁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严重，沿海国家如何保护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是各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2海里领海已经不再是“护城河”，海军也不再是近岸防卫或者要塞防御式的海上力量，其海上作战范围必须延伸到200海里以外。在这种情况下，海军的基本任务到底是什么？是进行中远海域海上作战和日常的巡逻、护渔、护航、近岸海域和沿海地带或者要塞的防御，还是保岛、守礁、缉毒、缉私、反海盗或者搜索救援？从目前情况看，世界许多沿海国家海军的基本任务都是专一的。如美国，海上防务力量大致分为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海军预备部队和沿海军区等多种编制。其中，海军主要负责全球远洋作战，近岸防卫事务则主要由海岸警备队和沿海军区负责，两栖作战由海军陆战队负责。从中国的实践看，海军作为主要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不便于执行保岛、守礁、缉毒、缉私、反海盗等海上执法之类的任务，特别是不便于在敏感海域、争议岛礁地带活动，执行执法之类的任务。因为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武装冲突或者局部战争，而以准军事部队来执行这些任务，既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加强执法力度。因此，中国海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进行中远洋海域海上作战和日常巡逻、重要海上商业和捕捞业护航、近岸海域、沿海地带和要塞防御，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海洋权益，主要指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濒海国家应当享有的海上的主权和利益。包括濒海国家对所属岛屿、领海和毗连区的主权、海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以及在广阔的公海大洋应该具有的其他权益等。具体地讲，中国海军的基本任务应当包括以下四项：
一是保卫海洋开发。中国的海洋国土上，有丰富的石油、矿产、生物和动力资源，以及众多的海上交通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保卫国家的海洋国土和有效地“看管”好国家的管辖海域、保证这些海洋资源不被掠夺和破坏，是中国海军的基本任务之一。近年来，一些国家非法控制和占领了黄海、东海、南海的许多应当属于中国的岛屿和海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勘察、开发和捕捞活动。仅越南一家，通过侵占中国南沙20多个岛屿，就在南海先后与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等国家签订了多项海上油气勘探开采合同，由一个石油进口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年产石油400多万吨，相当于中国近海石油产量的总和。
二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收复他国占领岛屿、海域。在海洋国土、岛屿主权方面，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有主权之争。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缔约国大会的召开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海域划界争端将日益突出。海军必须具备能够随时根据国家指令收复他国占领的岛屿的能力，完成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
三是保卫国家安全，打赢为维护海洋权益而进行的海上局部战争，有效地处理海上突发事件。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海军的根本任务，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时代赋予海军的战略任务。在中国海区和公海上，随时可能发生侵犯和有碍国家利益的行径，中国海军必须随时准备出击，并战胜敌人、平息事件。
四是保证海外经济发展，使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受他人之欺，使在海外从事正当经济活动的中国人“腰杆子”硬起来。海军是唯一可以长时间跨出国门活动的军种，国际法也赋予海军公海航行和有关国际海峡过境通行等种种权益。这项任务随着我国海外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突出。当然，执行这项任务的方式更多的是“和平远航”、“和平巡弋”、“和平示威”。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环球航行、亚丁湾护航等行动，无疑对于中国进一步“走出去”具有深远的战略性的影响。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航母，是建立一支与国家利益需求相适应的海上力量的关键所在，是形成一个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完整可靠的“三海”、“两洋”防卫体系的关键一环。现代条件下，没有航母的海军充其量只是一支看家护院的水上巡逻队，根本称不上大国海军、强国海军，实际上也不是一支真正的海军！
海上武装力量的触角应当到达国家利益拓展的所有范围
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意欲崛起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走到哪里，国家武装力量运用的“天地”就应当延伸到哪里，这是主权国家的权益，也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方位的客观要求，中国武装力量的运用主要在本土（领土、领海、领空），最大范围也没有超出周边（包括管辖水域）。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和使用国家武装力量已经不可回避。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世界上各大国争雄的变数较大，中国自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让中国像美国那样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海外是不现实的。但是，让中国像以前那样专顾本土一头也是不可行的。基于上述，国家战略决策关注点、国民心理承受能力和国家利益意识培养，以及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原则等，都应当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家武装力量装备、训练、编组等的调整。
继向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派遣维和部队之后，根据联合国维和机构的要求，中国于2006年上半年第五次成建制派出部队，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此后，成建制的向海外派出维和部队的情况将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武装力量海外使用问题，当务之急是明确基本任务、可能的战略方向、概略规模、组织指挥体制和程序、通联保障等基本问题，以牵引其建设和准备工作。
笔者在拙作《国之大事》中提出了一个“境外援战”的概念，并以“‘境外援战’——‘国际主义’必不可少的战事”为题作了专门阐述。所谓“境外援战”，是指国家领土范围之外的以援助他国为目的的“国际主义”战事，是“海外武装力量使用”的一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老（挝）”等许多“境外援战”行动。今后“境外援战”的原因将不再囿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阵营”，基本形式也将不再是“大打出手”，但“境外援战”的可能性增多了。
“境外援战”既是国际主义需要，也是国家安全需要。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伟大的代价是责任。”这句话，对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思。“和平崛起”、做一个有益于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一追求本身，要求中国必须对国际社会做出重大付出，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境外援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目前，虽然“负责任的大国”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但在有些问题上已经基本形成全球共识。比如：“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在利益冲突时寻求妥协；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大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主权和国际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等。⑤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相应的国际责任也在不断增加。据有关材料介绍，中国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95年时就达49个，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已多达1013个。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内容涉及军备控制、环境、人权、海洋问题、司法协助、反恐怖主义、经济合作等国际性组织。⑥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仅参与国际维和的兵力就近10000人，先后在非洲、巴尔干、中东、南亚等地遂行任务。联合军演既有“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军演，也有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海上的军演。仅2007年下半年，我们的两支舰艇编队就在三大洋与有关国家举行了10次海上联合军演。另外，从2003年起，中国军队已经先后14次对印尼、索马里、巴基斯坦等16个受灾国实施了紧急救助行动。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参与“境外援战”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周边和主要利益区域存在着需要“境外援战”的情况，国家安全很可能需要新的“境外援战”来维护，大国地位也需要一定的“境外援战”来确立。所谓必然性，是说中国周边环境和主要利益区域的环境十分复杂，14个陆地接壤的国家和4大主要利益区域内，有不少是内乱、外患不止，无论哪一个国家有事，中国都有可能成为“池鱼”。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境外援战”都必须有所作为。所谓必要性，是说国家安全利益、国际地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目标都要求中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国参与的“境外援战”将主要是上述维和行动，但也不排除反恐、反海盗、国际救援、紧急救助等一些具有一定作战性质的行动。比如，笔者在拙作《大道探源（二）——列宁与战略》一书中，提出了撰写20个行动的设想。其中，有10项与“境外援战”有关。比如，中亚方向联合反恐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联合保交行动，中北非地区紧急救助行动（我海外公民、侨民），东南亚方向国际救援行动，朝鲜半岛越境封控行动，中南方向境外维稳行动（如缅甸方向），南美、中非、索马里海盆附近海域联合反海盗行动，西南亚方向国际联合反恐行动（如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国际联合维稳行动，其他可能的战争或非战争军事行动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一旦危及到世界和平、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安全时，都不可能作壁上观。
拥有航母的中国应当同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海军是唯一能够直接用于海外维护国家利益、进行军事干预的武装力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航母必将走进中国海军的序列。拥有航母的中国海军，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指导、调整体制编制、加强军事训练，更需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首先，海权建设着眼点问题。中国海权建设的基础是海上力量尤其是航母，但绝不仅仅是海上力量更不只是航母。依笔者之见，中国海权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战略思维上的局限性问题。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把眼睛仅仅盯在海岸线上、仅仅盯在领水上，那么，它只是一支海岸警备队；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仅仅关注如何防范敌人的来袭、仅仅着眼于防守反击，那么，它只是一支海上防卫队。真正的海军，不仅巡弋在大洋上，而且逞威于大洋中！中国海军能干什么？中国海军应当干什么？中国崛起需要中国海军干什么？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海军必须思考、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是解决“练为战”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地解决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问题，只是保持着“北洋水师”的训练传统，再好的装备、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是送给敌人的活目标。不要说海权，就是老窝儿都很难保得住！
发展航母是重视海权的基本标志。今天的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水域；40%以上的生产资料来自世界各地、60%以上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都有中国的航线；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国际维和、国际救援、国际反恐等等，都需要中国提供强大的海上力量支持。中国提出要创建和谐世界，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追求。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航母除了是确保和平崛起的需要、确保为世界人民作更多贡献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光嘴上吹气儿，必须要有真招、真行动。当年，美国总统每遇重大危机和不稳定事件发生时，首先问自己的航母编队在哪里。今后，中国的领导人每当遇到世界上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也需要立马派出自己的航母编队。如果拿着航母编队当摆设，那就不如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玩“海模”有意思了！
今天的中国，因为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母，因此建设全球性海上力量任重道远。当今世界，拥有航母不一定拥有海权，但没有航母就绝对不可能拥有海权。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航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要顾及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发展什么的问题——是造几条能够搭载飞机、直升机的海上平台，还是发展一支具有海洋控制能力的航母编队？是建设一支能够在“三海”转悠的航母编队？还是建设一支能够对实现和平崛起、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作更多贡献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航母编队呢？
造几条大船容易，建一支能在“三海”转悠的航母编队也不难，难的是建设一支全球性海上力量。比如，需要多少种、多少条舰，如何编组、如何适配、如何构成统一协调的作战系统，如何驻泊和巡弋，如何进行补给和保障，以及遂行什么任务、如何指挥控制，等等，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然，建设一支全球性海上力量必然要走先造几条船、先编一支地区性舰队，最终形成全球性力量的发展过程。但关键是从起步那一天开始，就应当确定最终的发展目标或方向。道理很简单，着眼在颐和园昆明湖上转着玩的“水上力量”，再建设、再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一支能在太平洋掌握控制权的海上编队！
其次，海上武装力量军事转型问题。军事转型是当代的世界性话题。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转型的说法很多，比如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由内敛型向开放型转变、由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很大的片面性。问题的关键，“型”的实质是什么？到底“转”什么“型”？依笔者之见，军事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军事任务的转变。像美国，它们的转型就是由以往的准备打一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向打反恐战争一类低强度战争的转变；由准备与大国打大仗，向与中小国家、非国家组织打小仗的转变。中国的军事转型有自身的特殊要求。一是军事任务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反侵略战争向实现祖国统一战争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保家卫国”向改革开放后的“保驾护航”、“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责任”的转变，以确保实现崛起、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新的历史使命。二是军事体系的转变，即由以往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向纳入国家体系之中的转变，由“革命军”向“国防军”的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历史方位”的问题，要求全党尽快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问题，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的整体功能。三是军事手段的转变，即由传统的依靠“人民战争”向“精兵制胜”的转变，由“摩托化+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的转变。在上述三个转变的基础上，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法律法规、发展路径等，都需要相应地实现转变。当然，各个军种的转型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以海军为例，如果说历史上我们的海军是“陆军水战队”（以登陆作战为主）、“海岸警备队”（以海岸防御为主）、“近海巡逻队”（以“三海”维权为主），那么，今后的中国海军就应当是“海洋战斗队”，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确保“两洋”战略通道的安全，并最终实现“由海向陆”，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有力的支持。
再次，战略方向选择问题。中国从一开始实行“走出去”的政策，就把主要方向选择在南方，这就决定了中国武装力量海外使用的重点也必须是南方。向南、向海、向全球，是国家崛起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是国家武装力量战略方向的选择。为全球存在的国家利益、全球通达的战略通道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确保实现崛起，是当代中国海军的基本任务，“全球巡弋，远洋保交”应当作为中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所谓“全球巡弋”，主要指中国海军的存在空间。要彻底改变“陆军水战队”、“海岸警备队”、“近海巡逻队”的传统形象、传统功能，不是一个简单地由“黄水”走向“蓝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突破岛链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岛链观”是中国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观念，对于牵引中国海军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岛链观念”，即第一岛链（中国黄海、东海、日本琉球群岛、中国南海、菲律宾群岛等）海权问题、第二岛链（千岛群岛、北海道、南方诸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岛等）海权问题、第三岛链（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莱恩群岛）海权问题，乍一听颇有道理，意在指明中国一步步走向海洋的发展阶段。其实，这是一种主观的、囿于大陆观念的海权观，而且还存在着指向不明、局限性大的问题。虽然，中国直面海洋的是东方，中国的海岸线主要在东方，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主要方向是东方，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在东方。但是，中国的海洋生命线并非仅仅在太平洋，中国所需要的也绝不仅仅是太平洋西岸第一、第二、第三岛链内的行动自由权，这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已经不是“解放”而是“桎梏”。中国所需要的海权，是全球性的，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全方位的。因为，中国的利益遍布世界，中国的航迹遍布世界，中国的责任遍布世界。“近岸防御（由陆向海）——远海防卫（由海向海）——全球维和”（由海向陆），是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是崛起的中国的需要，是世界和平的需要！所谓“远洋保交”，是指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军的根本任务。海军是全时空、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因此，也是最能实现国家意图的基本战略力量。
还有，重点研究航母威慑使用的问题。从拥有航母的国家战后航母运用的情况看，威慑性使用远大于战争使用。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上，一旦两个拥有航母的大国使用航母打起来，那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必然是世界大战起码是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因此，大国之间使用航母交战的战争极少可能发生，大国之间以航母相威慑的情况也将很少出现。航母“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价值”的作用越来越大于实战作用。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不可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多少有些可惜，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吗——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如何威慑使用航母比研究如何实战使用航母的意义更大。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先后六次以航母为主体对我实施军事威慑。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6艘航母组成的庞大航母战斗群，总计22艘舰船，协助大陈岛国民党守军“撤离”。1956年8月，人民解放军在舟山群岛以东击落1架美国侦察机，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3个航母编队、共37艘舰船和210架飞机组成的航母战斗群，在舟山以东外海进行“打捞”。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出动7个航母共74艘舰艇、550架飞机到台湾海峡附近，为台军“护航”。1959年7月，人民解放军空军与台湾空军在马祖、龙田上空发生空战，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2个航母编队共13艘舰艇和150架舰载机为台军“保障”。1962年6月，为防止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人民解放军向东南沿海地区集结，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4个航母编队共40余艘舰艇和300多架飞机，“防止”大陆对台湾动武。1996年初夏之际，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实施“联合－96”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出动2个航母编队共17艘舰艇和160架舰载机、260枚舰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预防”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些实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其中有许多很值得借鉴。同时，航空母舰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中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最典型的是9·11事件爆发后美国的处置。当时，美国举国处于极度悲哀与愤怒之中，美国国防部当即发布命令，以“肯尼迪”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组成双航母战斗群开赴纽约地区以东海域；以“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急驰美国西部海域。从而，在美国东、西海岸构建起一道强有力的海上防护屏障。与此同时，以“企业”号航母迅速赶往海湾地区，与在该海域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组成双航母编队进驻中东地区。以“小鹰”号航母从日本横须贺急速赶往巴基斯坦附近海域，对南亚方向实施警戒。美国的上述一系列“航母大调动”，一方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形成震慑，一方面稳定了国内民众的紧张情绪。从而，从实际部署和心理两个方面，保证美国顺利渡过了9·11后最难受的时期。
还有，战略预置问题。国家利益的拓展、海外武装力量的使用，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球尤其是利益攸关的重要地区进行必要的战略预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战略预置的重点应当是两洋的战略通道、中亚、中东、非洲、南美和两极。最近发生的索马里海盗事件，美欧海军去了，俄罗斯海军去了，印度海军开火了，日本海军也去了，中国海军第一次开赴印度洋反海盗的战场。如果我们及早进行战略预置，那么，下一次国际联合反海盗、国际海上反恐就将是中国海军走向全球的绝好机会。历史的机遇总是向着那些有准备的人。南极和北极，虽然一南一北，一海一地，但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目前地球上还没有被瓜分的空间，二是拥有大量的资源，三是具有重要的科考意义。同时，北极还有两个特殊的作用，即一旦实现通航，它就是便捷的战略通道、有利的战略位置。有人说，“北极是俄罗斯核威慑力量的‘倍增器’”，是俄罗斯“随时可以从背后捅美国一刀的地方”，那么，它也应当是中国海上核力量的“倍增器”和有利的战略位置。虽然，中国属于泛北极地区，对于两极来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关注两极、发展两极事业，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武装力量尤其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海权·不是“海上霸权”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野猪和狐狸的故事：有只野猪站在树下，把它的长牙齿放在树干上磨了又磨。狐狸走过来问它，既然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你，你这样磨尖牙齿干什么呢？野猪回答说：“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等到需要用牙齿的时候再磨就什么都来不及了。”中国拥有航母为的也是有备无患！
中国所需要的“海权”，如同中国人所练的“功夫”一样，目的是强身祛病、自卫防身——维护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不是去争什么“海上霸权”。说中国海权不是海上霸权，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国家现实情况和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没有打仗的文化传统
余秋雨讲：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所以没有消亡，主要有五大因素：一是中华文明的文字传道系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是中华文明具有在艰难情况下广泛回旋的辽阔空间；三是中华民族几乎没有发生过对其他民族的长距离远征；四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陷入过哪怕是很少时间的整体无序；五是中华民族的思维从来没有长久地陷入过极端主义，中庸之道是我们的传统。这五大因素，说到底都是文化问题。
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同属于一个根，但它们在教义上相互不能接受、无法包容，长期处于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就连一般信众也认为，只有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死后才可以升上天堂，而信其他宗教的人都只能下地狱。中国则不同，儒、道、佛三大宗教很早就相互融合、和谐共处。在湖南衡山有道佛一室，在河南嵩山有三教合一。包容性、融合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所以经久不衰，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即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往往是先败于武而后胜于文。元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这种规律性，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这实质上是文化的巨大作用。一个强大的民族如果没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即使能够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将被淹没在其他民族的文化海洋之中。中华民族不想征服世界，但要想永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
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历史上的中国自实现统一以来，穷的时候没有去侵略别人，富的时候也没有去掠夺别人。且不说强汉盛唐时期，就是清王朝中期时，中国的GDP也占世界GDP总量的40%以上，是今天的欧盟、美国都无法比拟的，但中国从来没有去侵略和掠夺别人。说到底，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争”。虽然，有时难免遭受侵害和侮辱，但绝不会遭受灭顶之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所以还将保持“不争”的理念，也是近现代世界史让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不争”的价值。德国人争了，结果怎么样？连续两次世界大战，自己折腾了几十年，让人家给打趴下了几十年，历史上曾经十分辉煌的日耳曼民族在刚刚过去的百年里暗淡无光。日本人争了，结果又怎么样？人类唯一使用的两颗原子弹都“争”到自己头上了，虽然今天兜里的钱不少，但战后几十年的日本，始终像一只“跛脚鸭”，到现在还在为做一个“正常国家”而奔走疾呼。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天下大同”、“和为贵”，表现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上，就是和睦相处，合作解决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世界和平问题。如前所述，军队存在的价值首先是维护和平，中国不会因为拥有了航空母舰而抛弃传统、走上反和平之路。中国上下五千年走到今天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仁爱、仁义、平和的思想贯穿始终，表现在战略上就是防御性的，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不会因为中国日益强大而发生任何改变。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会违背这一原则而另搞一套。
中国没有打仗的时间和动因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了110年的殖民统治。最早进入中国的是葡萄牙（侵占澳门），后来是西班牙（侵占台湾的淡水、基隆）、荷兰（占领了台湾），再后来是英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法国、日本等。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基本上都是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可以说，对于战争，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开始并没有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事实教育共产党人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先后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和中南地区，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边挑起战端，苏联在中国的三北地区不消停，越南（南越）在南海和中越边境地区也总动枪动炮。算一算，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30多年中，战争和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一直伴随着新生的中国。战火锻炼了中国，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战火也让中国损失了不少发展的时间。
战略不能离开经济。这是因为，战略的基本着眼点是维护经济稳定、确保经济发展；战略也需要经济作支撑。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战略除了关注和解决为什么打、和谁打、在哪打、什么时间打、怎么打等一些重大问题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有没有时间打。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中国没有打仗的时间！通俗地说，发展还来不及呢，哪有工夫去打仗！当然，迫不得已之际，该出手时也要出手。
总结人类战争历史不难看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经济基础＋军事实力＋政治企图”。具体分析一个国家是否可能进行战争的情况不难发现，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外部因素：
——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需要；
——争夺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需要；
——确保战略通道安全的需要；
——争夺霸权的需要；
——削弱对手的需要；
——转嫁危机的需要；
——政党斗争的需要；
——维护联盟利益的需要；
——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
——文明的冲突或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情况看，中国没有面临主权威胁，在权益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中国没有争霸的欲望；中国没有使用武力争夺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必要，如果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这个世界上买不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产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市场，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中国的战略通道虽然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但目前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使中国面临必须使用武力的威胁；中国没有必要以武力削弱竞争对手；中国没有严重的内部危机需要向他国转嫁；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没有政党政治的掣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没有使用武力维护盟国利益的义务；中国已经以自己和平崛起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没有必要发动战争再给自己整个“霸道”的样子；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兼容性，不会因为文明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他国发生战争。
虽然，中国还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突发事件，受到其他一些国家危机、武装冲突或战争的影响，还无法回避一些边境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但是，决心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中国，绝不会轻易地选择战争。
中国崛起不需要战争手段
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制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但总体上讲对于中国的进步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极快，发展成效显著，同时对现有国际规则也基本上采取了接受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有韩国学者介绍的统计数字显示：对于全球化问题，87%的中国人认为它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为92%、韩国为86%、美国为60%）；对于国际机构重要性的看法，78%的中国人认为国际事务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政策加以解决（日本为65%、美国为60%、韩国为48%）；对于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87%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当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⑦这三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制、国际格局总的感觉是良好的。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伴随着去打一场改变现状的战争。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既然房子装修的不错，家具、装饰包括花瓶、古董一应俱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合意的，那么，为什么要重新购置、重新摆放甚至打碎了重来呢？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一种十分盛行的说法，即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新老大国之间的战争纠葛。美国的保罗·肯尼迪等就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世界是稳定的；而当一个新的强国出现的时候，战略角逐将一触即发，甚至可能引发冲突，或许还会导致战争。因此，国际权力转移势必导致战争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难题。这种权力转移时期的危险在19世纪末的德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能说他们的观点没有道理，因为一战、二战都是帝国主义争霸所导致的战争。但也不能说他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为，还有能够证明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事例。比如，美国也是与德国、日本脚前脚后发展起来的大国，英美之间的国际权力移交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还是牢固的盟友；在战后历次重大国际事件、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中，几乎都有美英“联合作战”的身影。又如，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并非就一定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20世纪40年代末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90年代初增长到占60%以上。然而，日本并没有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发起过任何挑战。
总之，中国崛起不需要战争，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有大国崛起根本不需要战争的事例。
中国的军力发展具有新的基点
在没有大战威胁，没有“大灰狼敲门式”的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身就包括国家军事力量建设新的基点问题。
应当肯定地说，没有大战的威胁并不等于没有威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们没有了“大灰狼”敲门式、“黄世仁抢喜儿”式的安全威胁，但我们还面临着“大灰狼”、“小狼崽子”满世界找麻烦的问题，面临着“杨白劳要债难”的威胁。我们有那么多海外投资，有那么多外国国债，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到时候恐怕连自己的债权都维护不了！自古以来，“富国强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生不息、不断传承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练“功夫”首先是为了强身健体一样，这是人类历史的铁律。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中国拉动军事力量建设也有着十分充足的现实理由。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应当是满足“三个需求”，即：
——满足实现和平崛起的需求。我们讲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实现“和平崛起”，这里面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平”的问题，即“和平”到底是什么？依笔者之见，和平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发展壮大、实现崛起的有利条件，而崛起——发展壮大、富国强兵才是目的！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价值”。具体任务包括：①维护领土主权和权益不受侵害；②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稳定；③维护海外生产资料来源地、产品市场和战略通道的安全；④维护国际公共空间、深海和太空存在的行动自由和安全；⑤维护国家形象。
——满足维护世界和平的需求。我们讲“创建和谐世界”，“和谐”是“治”的结果，不是无序的必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由谁来治理世界？如何维护和平？霸权要不得，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绝不是霸权。全球化、多极化、多元化对维护和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自古讲能战方能言和，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平等、有尊严的外交，维护和平也就是一句空话。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多极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安宁也是一种必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要说维护和平，就是在世界战略大棋局中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具体任务包括：①慑止战争；②国际维和；③全球重要地区维稳；④强迫危害和平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放弃战争或武装冲突的企图与行动；⑤战区重建。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世界各地的联合国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维和人员和警察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世界义务将会更多。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
——满足“为世界作更多贡献”的需求。毛泽东早就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为世界人民作更多的贡献。全球经济必然要求全球管理，中国是全球化的生力军，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日益崛起的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参与“管理世界、修理地球”，就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正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具体任务包括：①国际救援；②深海探查；③极地探索；④太空拓展；⑤环境保护、自然改造（主要就军事范畴而言）。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三个需求”尤其是后两个需求，是否太理想化、太乌托邦了？笔者认为，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是“乌托邦”和现实的统一体。没有“乌托邦”，就没有目标、没有追求，从而也就没有凝聚力、感召力；没有现实，就没有可行性、没有实用价值，从而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在国际关系交往中，往往不注意“乌托邦”与现实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而且更多情况下是只注重现实而忘记了“乌托邦”。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大同”、“理想国”、“乌托邦”、“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关“美好世界”的不同表述，除此之外，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前夕，英国女王的丈夫还提出过一个“全人类的融合”的概念，甚至还有人提出建立“全世界的联邦”的设想。人类就是这样，理想总是走在现实的前面。因此，人类总是不断走向未来、走向理想的彼岸！
当然，目前我们依然存在着“狼来了”的现实问题。比如，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经位于第三，对外贸易涉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有经济技术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这就使我海外经贸在存在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文化宗教风险的同时，也客观地存在着安全——军事风险。但是，这种发展中所面临的“狼来了”的问题，远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时期内国家生存所面临的威胁那么严重。
总之，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说“打什么仗，建什么军”了。军队的职能包括打赢，但更主要的是维护和平。历史告诉我们，在虎狼成群的情况下，维护和平——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更全面的能力、更有效的行动。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这种常态较之以往发生的频率减少了、规模缩小了、方式方法模糊了。依照上一场战争建设的军队绝对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依照下一场战争建设的军队又缺乏明确的样板。上述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传统的“基于威胁”——“打什么仗，建什么军”的思路，已经表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的片面性。那么，中国军事力量建设路在何方？运动员的培养思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即虽然通向世界冠军领奖台的征程上有无数个对手、无数次征战，但运动员只依据一定的体能、技能、智能标准进行训练，只要他完成了一定的训练指标、具备了一定的素质和能力，就具有了打败未知对手的基本条件，剩下的就是临场发挥了！
【注释】
①张世平：《哲理大道》，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②李杰：《航母之路——海上“巨无霸”的发展、争论及思考》，海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③[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④《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负责任的大国观》，第77页
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第9页
⑦《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2期，[韩]李正男：《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是威胁还是机遇？》
金融危机·国际格局·发展困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不能不把握天下大势，尤其不能不把握自身的历史方位、实力状况和面临的困境。正所谓“看明白了才能整明白”！
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2008年9月15日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有人称之为“金融风暴”，有人说它是“金融海啸”，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它是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百年不遇”的经济大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影响到底怎么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军事上更多的是关注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世界军事的新影响。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国际地位。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超”独大，近20年来在世界上横着膀子晃。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必然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应当肯定地说，这场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最明显的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内，重要金融企业重回国有化。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搞“新自由主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1933年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当布什宣布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经济刺激措施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人惊呼“美国搞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议将美国的国名改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在经济领域里如此之大的政策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场金融危机影响之深刻。
——在国际上，重回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上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其实质就是联合世界上多个国家共同处理国际事务。一战后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都是美国带头搞起来的。但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了，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搞起了单边主义，不仅把联合国甩在一边，而且把欧洲的老伙计、亚洲的老朋友都甩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先是于去年11月2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G20峰会，今年4月初又积极参加了伦敦G20峰会，与世界上老牌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共商大计。以美国人的脾气，如果不是兜儿里没钱了，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在国家安全上，把经济问题排在第一位。有史以来，美国一直是把某个大国、某个无赖国家、恐怖主义作为头号敌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面临着“三大安全威胁”，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恐怖主义问题，三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种转变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将主要忙活自己国内的事儿，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
——在对华关系上，强调“同舟共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经历了“对抗”、“联合”、“合作＋斗争”、“发展合作、不搞对抗”4个历史阶段。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又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但奥巴马一上台就“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国务卿希拉里到中国来，用了中国古谚“同舟共济”来说明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寻求与中国的正面合作关系。总之，今天兜里“不差钱”的中国，不仅成了美国眼里的救世主，还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长期以来，美国只承认与中国有“高端综合经济对话”机制，伦敦G20峰会上美国提出既要坚持“高端综合经济对话”，又要搞“高端战略对话”，这在历史上是只有“盟国”、“盟军”才享有的“特殊待遇”）。
客观地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到2009年3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为7396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短时间内就增持了2186亿美元，有消息报道我们还借给美国4000亿美元。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欠中国4000美元。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件坏事，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件好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由配角向次主角的转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场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从美国的情况看，金融业在美国GDP总量中仅占20%左右，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是金融业——虚拟经济和已经腐朽的汽车业、炒得“不着边”的房地产，而支撑美国实体经济的制造业、科技业、电子业、军工业、航空航天业、农业等并没有发生地震式的波动。目前，虽然美国的失业率接近9%，但距离1929年大萧条时期失业率的25%还有不小的差距。可以说，金融危机并没有让美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通俗地说，目前的金融危机只是把股票玩没了，冒长出来的钱又缩回去了，“虚拟资本”蒸发了，面包还在、房子还在、车子还在，天没有塌下来！正如《红楼梦》里所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远的不说，2000年的“网络技术泡沫”爆发后，也有人惊呼美国完了！但结果呢？美国并没有完，还能折腾出来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
另外，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851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就重复出现一次大一点的危机，每五年就出现一次小一点的危机。虽然，每次危机的起因和形式各不相同，但都促使美国的金融业和经济领域进行调整改革，总的趋势是不断爆发危机、不断改进发展。这一次的情况大体上还会是这样。
依笔者的判断，今后一个时期，在经济方面，美国将长期保持在占世界经济总量25%左右的高水平上，全球化越发展对美国越有利；在国际规制方面，美国依然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很强的操控权；在科技方面，美国不仅依然遥遥领先，拥有全球40%的研究项目和50%的专利，而且由于长期坚持搜罗人才，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其优势；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量的40%左右，美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
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判断和预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即经济实力对比，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斯蒂芬·布鲁克斯、教授威廉·沃尔福思的观点值得称道。他们认为：不应当把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和一个已经崛起的国家混为一谈，同样，也不应当把一个正在没落的国家当作一个已经没落的国家一笔勾销。真正的多极世界——三个或三个以上势均力敌的强国组成的国际体系仍然是连影子都没有。各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变化非常缓慢，世界现在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一个1＋X的世界，也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加若干个大国的世界。从1＋3变成1＋4或1＋5、1＋6会引起重要的后果，但不会改变下面这个事实：美国将长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强大得多。
今天，其他六个大国，欧盟经济和科技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但八百年分裂之后形成的一盘散沙的状况短时间内很难改变，27个成员国各揣心事，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也就无法与美国抗衡。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如果没有石油价格暴跌，也许依赖能源和武器出口的俄罗斯能依然保持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依靠“能源战略”和“军事肌肉”拉动工业，摆脱已沦为二三流水平的窘境，重回超强地位。但是，偏偏爆发了金融危机，让那么多“如果”定格在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原点上。金融危机在摧残了俄罗斯的同时，也把俄罗斯的致命伤暴露了出来——缺乏强大工业支撑。所以，今后一个时期的俄罗斯，为了在“重振雄风”的道路上完成“进两步退一步”的历史过程，必须有所收敛，特别是频频展示“军事肌肉”的做法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经济比较平稳但也一直没有大的起色，人口老化，缺乏承担国际政治责任的文化传统，尤其是10年换了9任首相，表明日本政坛将持续乱象丛生。印度虽然总认为比中国“过得好”，但北京奥运会才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块金牌，孟买恐怖袭击中，偌大一个国家让10名恐怖分子折腾了两三天，不要说对美国，就是赶上中国也至少需要10～15年的时间。巴西虽然桑巴舞跳得不错、足球踢得很好、地缘位置也很有利，但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虽然发展速度很快、外汇储备不少，但用“工业强国”、“技术强国”、“人才强国”的标准衡量，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中国还面临着人口就业、贫富差距、能源供应三大难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小国家召唤中国，欧洲召唤中国，美国也召唤中国，仿佛一夜之间中国成了全球的救世主。不能否认，中国的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中国在“金融海啸”中没有被冲垮，中国将是第一个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但是，中国还远不具备拯救世界的能力。无论是想朝中国要钱的中小国家，还是想让中国埋单的大国，不过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忽悠中国。
可以断言，今后二十年，大国主导、大国治理的世界政治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一超地位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七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俄罗斯之间不会轻易挑起战争甚至也不会严重恶化相互关系；中国将更具国际影响力，但影响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
中国尚不具备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实力
应当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有人说，谁能完整解释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原因，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话一点不假！今天的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成功地跃升为制造业的龙头，而且仅用十年时间就实现了人均GDP翻一番，而欧洲花了50年，日本花了30年，韩国花了17年。但是，制造业不等于全部经济领域，翻一番不等于实力强大。人类社会的“领头羊”，需要过人的强壮、无私的付出和强烈的责任。今天的中国，还远不具备这种实力。
首先，经济实力差距不小。从有关数据看，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占28%左右，欧盟占25%左右，中国只占68%左右。而且，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上仅排在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后部位上。2008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万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巨大的差距依然让人瞠目结舌。比如，韩国为2万美元，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均为4万美元。中国只比印度、越南、柬埔寨高一点，但比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还要低，且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仅相当于美国的326%。
其次，要赶上美国的生产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是这个国家经济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澳大利亚资深国际经济专家麦凯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距离美国和日本在生产率上还有不小的差距。他说，生产率能否迎头赶上，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加速的良性循环。目前每个中国工人的生产率（即单位小时产值）仅仅为国际水平（美国）的15%，也就是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美国制造业附加值为16628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附加值总和的223%，大于欧元区的216%，更是中国101%的两倍多。美国《财富》杂志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上，美国企业达153家，中国仅有35家。
再次，在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比如，2000年以来美国的信息通讯（ICT）获得专利达43678项，占世界总数的459%，中国只有41项。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十所大学中，美国拥有七八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能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还取决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如果我们与美国比，一时还不好把握对比的标准；如果我们自己和自己比，可以把发展目标与现实相对照，差距一目了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的五大发展目标——“五个成为”，即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与之相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身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再如军事科技。当今世界上，有能力生产第四代战机和研制第五代战机、建造最新一代战略导弹系统、生产远程战略巡航导弹和第四代潜艇的，唯有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就拿曾让我们激动不已、至今引为自豪的“神七”来说，翟志刚太空漫步确实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翟志刚已经是世界上第354个出舱漫步的航天员了。我们在展示自己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展示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如果说在当今世界航天界美国、俄罗斯属于第一军团的话，那么，中国则与欧洲空间局、日本、印度等排在第二军团的行列。
又如日用科技。中国是世界上日用电子产品制造大国，但是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目前，中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我们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30%用于向国外支付专利费。在我国生产的世界名牌产品产量占世界的75%，而利润只有6%左右。同时，一些涉及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你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
还有资源方面。就生存与发展的资源而言，中国可谓“一穷二白”。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中国人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这与美国是根本无法比拟的。
另外，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也十分严峻。中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27%，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世界银行公布的信息说，当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30座城市中，有20座是中国的。还有消息说，世界著名的1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7个（含北京）。中国300个大中城市中，有70%环境水平仅仅是世界标准的第三等级，属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中国的卫生医疗公平性在全球排位倒数第四，50%需要就诊和30%需要入院治疗的患者无法得到医治。
上述情况，一方面表明我们存在的巨大差距，一方面也表明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其实，被世界普遍认为“不差钱”的中国，如果把13亿人口这个基数考虑进去，那就不是“不差钱”，而是“差大发”了。有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还只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目前，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30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目前有128亿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因此，德国媒体说，“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是一条蜥蜴而不是一条龙”。
正视中国的差距，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俊遮百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痼疾。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包括“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都让我们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但也让我们头脑发胀！必须看到，如同人的成长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长出个姚明来一样，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崛起也需要时间。英国从工业革命到一战爆发前的辉煌，大约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美国从国内战争结束到二战期间的辉煌，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只有不到60年。按照理想的发展目标，再过40年即2050年，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干好自己的事儿”。中国可以为世界多作贡献，但中国还不可能去拯救世界，更不可能去领导世界！笔者赞同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的说法：“世界不要指望中国单枪匹马地‘一手拿剑一手拿盾’来阻止经济衰退，中国不可能拯救世界，但是如果中国做得很好，这将对世界有帮助作用”。
中国崛起——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新问题的根源
一位哲学家说：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当他吃饱饭了以后，便会生出无穷的烦恼。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道理亦是如此，生存的烦恼是简单的，发展的烦恼是复杂的。中国走出生存困境之后，安全问题更多的是伴随着发展而产生的。
本世纪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此后，他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一些重要讲演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专门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已经是党和国家昭告天下并用以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然而，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并没有因为中国说什么、做什么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如同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面临着“枪打出头鸟”的尴尬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旦崛起，也必然在国际社会面临“木秀于林”的困境：
——有历史的诘难。
——有现实的妒嫉。
——有莫名的猜疑。
——有深深的恐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崛起。当然，崛起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与贫穷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崛起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再大也大不过贫穷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因为那是生与死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应当进一步“装孙子”，这种想法过于幼稚。你一天天肥实起来，却硬装作骨瘦如柴，正如列宁所说，“口袋里藏不住锥子”。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傻子，尤其是那些自己不行、瞅着别人比自己强大而疑心生暗鬼的人们，正经本事不大，使绊子、捅刀子的本事不小。
笔者认为，在实现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希望世界尤其是各大国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应当正确地认识世界尤其是各大国。这是确保中国安全的重要基础。一个人当自己强大起来的时候，要允许别人心里不舒服、嘴上有说法，甚至可以容忍一些小鼓捣，只要不是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就可以宽大的胸怀加以忍让。这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一个强国应当付出的发展代价。当然，对于那些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言行举止，就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走向“向海洋”
在中国，自姜尚开伐交先河以来，诸子百家各有建树。然而，王昭君出塞、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也好，烛之武救郑也罢，无不与军事力量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正义没有武力就是无能”，“外交上的成功有赖于军事上的胜利”。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当然不能忘记祖传的“伐交”秘方，但也不可“书生意气”太浓！
形势——任务——政策策略（战略），是政策制定、战略筹划的基本逻辑。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正值历史的大变局。在向南、向海、向全球的发展进程中，对于中国走向海洋具有影响的国家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日本和印度。
美国、日本、印度是制约中国走向海洋的三大因素
美国檀香山亚太安全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莫汉·马利克博士早在2002年10月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必须密切关注日本和印度的政治关系，警惕某些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行动可能从陆路限制中国向阿拉伯海发展势力，从海上限制中国通过南中国海向东南亚和印度洋发展势力。”虽然，中国的海上战略通道面临诸多威胁，但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具有较强海上实力的国家，不排除它们在关键时刻“下家伙”、“使绊子”、“帮倒忙”的可能。
依美国目前的海军力量，封控世界上任何一个海上通道均属“小儿科”。对于美国来说，封控中国海上通道所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理由。惯于“师出有名”的美国，如果想封控中国的海上通道，最佳的理由是维护其石油安全。2007年11月，美国两家智库——确保美国未来能源和跨党派政策中心，联合导演了一场名为“石油风暴”的危机决策演习。演习的背景情况是：阿塞拜疆石油管道爆炸，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全球石油价格升至每桶150美元，美国启用战略石油储备并被迫实行定量配给，中国军队趁机收复了台湾。面对这一情况，“演员”们以“总统高参”的身份，紧急商讨应对石油危机的方案。引人注目的是这9位“总统高参”的人员构成，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美国前政府要人。其中，有克林顿时期的财长罗伯特·鲁宾、环境保护署署长卡罗尔·布朗、新闻秘书麦克尔·麦卡雷、国家经济助理斯波林，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时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阿比扎伊德、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齐利克，里根时期的海军部长李赫曼，唯一没有担任过政府高官的是石油专家、普利策奖得主尼尔·叶尔金。他们分别扮演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能源部长、总统高级顾问、财政部长、国务卿、参联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等。这些在野的政治家搞“石油风暴”决策演习，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触动美国高层，以便未雨绸缪。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舰艇数量不如中国的多，但其作战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国海军。有资料介绍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4艘7200吨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组成了4支“八八”舰队，实战部署了100架P-3C型反潜巡逻机，具有很强的舰队防空和水面打击能力、海空联合反潜能力。而且，日本还计划建造2艘135万吨级的航母型直升机驱逐舰、2艘新式“宙斯盾”导弹驱逐舰、自行研制新一代反潜巡逻机。即使以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的作战能力，独立封控马六甲海峡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具有封控的能力和动机，但需要的也是理由。
印度海军的装备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早就超过中国海军，特别是近一个时期，在美、俄的支持下，不仅大大提高了海上力量的装备水平，而且与美国“分享”有关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洋接合部的情报，并与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之间进行联合海上巡逻”。由于占有地缘优势，印度可以在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马六甲、霍尔木兹、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三大通道给中国制造麻烦。当然，对于印度来说也需要理由。
中美关系——根本利益决定总的形势趋好但矛盾依存
不能否认，9·11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处于战略迷茫状态，中国曾一度成为美国战略对手中的“大家伙”。但是，9·11事件促使美国很快就实现了战略转变。美国是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理念的国家，虽然不一定喜欢中国，但与中国交恶，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国际战略格局上，无论现实还是未来，对美国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上一直存在3大观点。一种是以国务院、财政部为代表的“接触中国”，一种是以五角大楼为代表的“防范中国”，再一种是极少数的民间学者、在野的政治家，他们渲染的是“中美开战”。2005年，美国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辩论，结果之一就是正视中国的崛起，认定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是“建设性合作者”。可以说，用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处理两国间的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双方的共识。
美国历史走到今天，到奥巴马上台总共是44任、56届总统。其中，尼克松和小布什被西方国家排在倒数最后六名之中。但是，正是这两位美国总统，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尤其是小布什时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寻求与中国的正面合作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笔者研究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的问题。这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利益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分析判断的结果。首先，中美一旦开战美国将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树起一个百年仇敌。国际政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仅以联合国问题为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在一定意义上是“得道”与“失道”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能不能干成干好一件事情的关键所在。自1946年成立联合国安理会到2004年，五大国共投了245张反对票，其中苏俄投了117张，美国投了75张，英法投了48张，中国投了5张。换句话说，对于美国想干的事，中国基本上没有投什么反对票。但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国就可能永远不会再投它的赞成票，就是投弃权票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一来，美国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干点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联合国对于美国来说也就不再是帮手而是敌手了！
其次，中美一旦开战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马汉就提出中国将是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今天，美国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制造、美国买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有人管这叫“夫妻经济”，即中国挣钱、美国花钱。美国财政部报告说，至2009年2月底，美国发行国债总计为109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大约为74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债总额的6%，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截止2009年3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总计19537万亿美元，这笔钱意味着什么？用西方媒体的话说，只要北京愿意，“随时有能力”收购埃克森、英特尔、波音等美国著名工业企业。十多年前，中美贸易顺差刚过100亿美元时，美国人不高兴了，我们的总理还专门到美国给美国人消火。那么，今天我们挣了美国人那么多钱、拥有那么多美国国债，美国人为什么不说话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把从美国人左兜里掏出来的钱，又从右兜里送回去了。给美国“送钱”除了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之外，还有一种最典型的方式是每年一度到美国去“采购”。2006年一次性采购了1621亿美元的产品，2007年一次采购了326亿美元的产品，2008年在我们遭受大灾的情况下还一次性采购了136亿美元的产品。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有经济方面的专家说：中国只要动一动“国债”这个“杠杆”，拉一拉外汇储备这根“绳儿”，“美国政府就会心惊肉跳，美联储主席就得上吊”！美国高级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洛讲：中国一直是美国债券的最重要买主，如果中国对美国债券失去信心，美国信贷市场的危机就很难改善。3·14事件后，在西方国家出现众多政要“抵制奥运”的叫喊中，唯有美国总统小布什公开表态“我没有理由不去北京”。面对全球性“金融海啸”，中小国家呼唤中国，欧洲国家呼唤中国，美国也在呼唤中国。当然，中国不是“救世主”！但是，中美经济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
再次，中美一旦开战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人实际上非常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欧盟是美国在科技上、经济上最大的竞争对手，科技水平差不多、经济总量差不多。俄罗斯是美国最具威胁的军事对手，不仅拥有与美国数量相当的核武器，而且在有些投送技术、突防技术上还超过了美国。日本是最崇拜也是最憎恨美国的“战略伙伴”，历史上两次入侵美国的是日本，两次进入日本的是美国，人类实际使用的两颗原子弹都是美国人扔在了日本人的头上。印度人是从来不听美国吆喝的，而且一直企图控制“印度湖”。巴西位于美国的后院，没事拉倒，有事就是病。而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科技、军事还是从地缘角度讲，对美国都不构成威胁。如果中美开战，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国损失的是发展机遇，而美国损失的将是霸主地位。
还有，中美一旦开战美国将在军事上遭受巨大的损耗。众所周知，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柱，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历史上，中美两次交手，美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朝鲜战争打了两年半，美国人伤亡50多万，其中死亡5万多。越南战争打了12年，美国又伤亡50多万，其中死亡也是58万多。中国不是南联盟，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赶不上美国，一旦打起来，中国的损失肯定不会太小，但美国的损失也将是它所难以承受的。十多年来，科索沃的事美国管，伊拉克的事美国也管，但印巴冲突美国不管，车臣问题美国不管，南奥塞梯冲突也是“瘸子打围——干吆喝”。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牵扯到大国，美国根本无法承受！
总之，在政治、经济、国际格局、军事等方面都“不合适”的情况下，有着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人能干傻事吗？今天，美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防范中国的立场，但已经把中国视为“利益相关者”，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中国“共管世界”，这些都是现实。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利合作，集中在经济贸易、国际事务、战略利益等三个方面。就经济贸易领域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金融危机再一次凸显了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依互补。就国际事务而言，中美之间不仅不存在全球对抗性的利害冲突，而且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生态环境、打击贩毒和国际犯罪、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等涉及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等问题上，还有着较大的合作余地。就战略利益而言，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利益，存在合作基础。南奥塞梯冲突让美国看到，在军事上“亮剑”的是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美国看到，企图取代美元的主要是欧元；国际反索马里海盗行动让美国看到，想把印度洋变成“印度湖”的是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也使美国“反恐战争”多了一份忧虑。而中国，无论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阿以问题、国际反恐问题、国际反海盗问题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
中国与美国的利害冲突，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台湾问题三个方面。但亦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任何友谊、情义、道义、责任，在利益面前都是十分苍白的。按照这一原理，任何分歧、矛盾、冲突在利益面前也是十分苍白的。
当然，对于中国向南、向海、向全球的发展趋势，美国绝不会大唱赞歌。依笔者愚见，美国虽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物极必反”、“物壮则衰”。由“兴”到“衰”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历程，只不过“兴”、“衰”的历程长短不一罢了。目前的美国，正处在“兴”与“衰”的转折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保守性，最害怕的不是不能更多的获取，而是过多的失去。中国走向海洋充其量只会使美国少获取一点什么，而不会使其失去一点什么。而且，美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在许多方面还需要中国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在关键时刻拉一把。总之，中美无必战！
中日关系——历史旧账、现实矛盾并存
日本是一个地理上的“岛国”，经济上的“大国”，政治上的“小国”，军事上的“有发展前途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除了全力以赴地恢复经济，似乎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在国家安全战略上，主要是本土“自卫”。但是，近年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确立了综合安全观念，逐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地缘和社会多位一体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再如，突出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军费投入，加速实现军事力量的高科技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军费开支即仅次于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其军事装备已经开始由单纯防御型向具有中远程空战、远程运输和登陆作战能力方面转变。又如，由冷战时期将原苏联作为重点防御对象转向多元化防卫，“重视西部”的防卫方针在兵力部署上得到了进一步实现。还有，加强自主防卫，在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同时，完善独立的陆海空防卫体系和军工科研生产体系。另外，由维护本国安全转向参与区域安全。不仅将海上防卫区域扩大到1000海里，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积极参与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试图在其中发挥尽可能大的影响。
中日双方的矛盾冲突，主要反映在日本对侵略历史拒绝认罪、钓鱼岛主权归属和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杀害中国人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对中国实行过大规模入侵的国家。面对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大度的礼仪之邦中国，日本人不但缺乏原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震惊世界的华沙之跪的勇气和战略远见，而且一些右翼势力长期贼心不死。在台湾问题上，以昔日的殖民主义心理，暗中支持台独势力。
日本对太平洋地区一直怀有野心。东京《时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看日本海上霸权的心态》的社论。社论指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试图保持其本世纪初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两者不同点仅在于，20世纪初的日本是单枪匹马地闯荡西太平洋；20世纪末，日本则试图与美国在“合伙”的幌子下瓜分这种霸权。目前，日本中生代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脱离他们祖辈的窠臼。在他们看来，日本的问题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和军事。整个西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如同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今天的日本经济上已不再是一流国家。2008年一开年，日本爆出一大新闻，即人均GDP由25年前的世界第二跌落至今天的世界第18位。日本金融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大田弘子2008年1月21日在国会演讲时发出了惊呼，他说：日本人口正在减少，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比例也首次跌破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已经从1993年的第2位降到2008年的第18位。日本虽然有经济复苏之说，但民众却感受不到，国家和地方债务又多，推动企业全球化方面进度慢。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穷于解决不良债权等负面遗产时，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却实现了快速发展。日本被世界经济巨大的变化所淘汰。虽然，大田弘子的这番说法确有很大的忧患意识成分，但也必须看到，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经济确实已大不如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迹”已经变成了“日本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将一蹶不振”，在日本再也看不到像苹果、谷歌这样高速成长的企业，用日本著名经济专家山崎养世的话说：“日本已经被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所淘汰。”
今天的日本政治上修宪条件已经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给自己规定了八个安全限制，即保证日本不在海外驻军，不参加集体自卫安排，不发展日本武装力量投掷能力，不发展核武器，不出口武器，不转让与防务相关的技术，防务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不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也正是这“八大安全限制”，让今天的日本人感觉自己的国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跛脚鸭”。因此，长期以来，日本不懈地进行修宪准备。可以肯定地说，修改宪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以后需要关注的，是日本修改宪法后如何诠释、如何具体行动。
今天的日本军事上又搞航母又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是日本长期以来不懈的追求。这两年，日本在军事建设上的步伐较大。2007年9月3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发表文章，题为《日本新舰船：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文章说：8月23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船厂下水了一艘排量为135万吨的“日向”号驱逐舰，这艘直升机航母式的驱逐舰首次下水，可能标志着日本扩大海上力量并最终加入海外国际联盟的雄心。日本东京冈崎研究所副所长河村说：按照计划，日本将总共采购4艘“日向”级驱逐舰，这些舰船将作为海上自卫队舰队的旗舰。日本人虽然掩耳盗铃式地称自己的新船是驱逐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轻型航母。2007年12月18日凌晨7时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利用海基导弹，成功地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在海上拦截导弹的国家。因此日本官员称这是“划时代的成功”，日本媒体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2008年1月26日，日本防卫省决定，着手制定一套新的体制，用以拦截针对日本重要设施的巡航导弹攻击。据分析，其背景是由于中国不断强化巡航导弹的对敌攻击能力。说来也奇怪，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入侵过日本，而是日本三番五次地入侵中国，今天的日本却着实担心中国的入侵，不惜花大价钱搞军备。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今天的日本文化上表露出征服他国的欲求。虽然由于二战的经历，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但是，“软权力”复仇甚至征服并没有被放弃。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曾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权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权力非常重要”。其意无非是历史上以枪炮、刺刀等军事手段为标志的“硬权力”没管用，今天的日本还有以文化、经济等手段为标志的“软权力”，照样可以征服世界！有人预测，日本将是21世纪从地球上消失的一个国家。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早已表明，大和民族是一个自我纠错能力极差的民族，早晚要毁于这种根基性的错误之上。实际上，日本人征服他国的欲求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劣等意识”，总认为别人的、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正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所说，由于“日本人缺乏自尊心，这种对于外国人或者他人的羡慕就会毫无道理地扭曲为一种极端的嫉妒和憎恶之情。日本人的这种劣等意识作为一个整体使日本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一旦恐慌情绪出现、或是欲求得不到满足，极易出现全民性的歇斯底里”。
今天的日本对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深深的抵触。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始终也没有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热乎起来。这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从骨子里对中国有着一种深深的抵触。2007年1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占635%。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讲过这样一个情况：在日本外务省只要是能说中文的；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在外务省从来得不到提升，日本的狭隘就到这种程度，它认为会中文的人就亲近中国。在中日两国关系中，靖国神社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中华民族情感上绕不过去的“槛”。今天，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有二：其一，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问题。日本几乎全部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依赖进口，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急速上升。由于两国都希望开发“本土资源”来缓解能源需求，因此，东海问题就成了由能源需求而引发的不可调和的领土主权问题。日本政府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申请超过3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而这部分大陆架属于钓鱼岛的范围，有可以替代石油的可燃冰矿藏。实际上，早在1999年，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公开宣布了钓鱼岛列岛的领海基线。日本政府今天向联合国申请，用台湾媒体的话说是“对我国主权的直接挑战”。2008年6月，日本巡逻舰撞沉台湾海钓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台湾人已提出搞百船、千船、万船保钓活动。6月18日，中日双方同时宣布，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并“就联合开发东海达共识”，在东海共同开发上“迈出第一步”。这个所谓的“共识”，就是在中国长江口、日本大隅诸岛、冲绳诸岛、中国台州四点连线中间位置上，共同开发一块2600多平方公里的油气区。对此，不少日本人认为吃了大亏，一些日本媒体甚至要政府“反省”。这件事虽然不大，但从中可见一些日本人的贪婪、无知和无耻！至于钓鱼岛，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耍赖皮，而且违反国际公约。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示：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里所说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有关台湾和钓鱼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1943年的《开罗宣言》写的非常清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之中，就包括了在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上属于台湾省的钓鱼岛。今天的台湾，所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放弃钓鱼岛，因为他们有《开罗宣言》的法理依据。而日本，恰恰总是在有意识地回避这一法理问题。其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防范心态和遏制举措。一位叫小岛朋之的教授在日本《外交论坛》2007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日中关系前景将取决于九种变数：一是经济变数，中国经济发展将使日本的地位下降；二是感情变数，日中对彼此的看法和感情会影响两国关系现实；三是地区变数，日中如何在东亚地区合作与统一潮流面前展开合作仍是未知数；四是历史变数，首相参拜问题仍是日中关系今后的焦点之一；五是台湾变数，台海态势发展影响着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六是东海变数，日中需要在东海安全与资源、能源问题方面展开合作；七是美国变数，美国可能日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而将对日关系视为附属；八是中国国内变数，中国对日政策存在出现波动的危险性；九是中国未来局面的变数，中国实现崛起后的局面难以预测。文章强调指出，基于上述九种变数，日本必须在与美国、东亚国家合作的同时，对中国采取对话与遏制并行的措施。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大力发展军力尤其是导弹防御系统和航母，或多或少地透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笔者对中日关系始终不能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旧账。这并不是笔者小肚鸡肠，一方面是对灾难历史的深深记忆，一方面是现实总让人不能不去翻腾历史。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在盟国的大力帮助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上溯到19世纪，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以及继后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占领了朝鲜，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这已成了中国近代耻辱的象征烙印在中国人的心里；另外，历史上的琉球问题，也让中国如鲠在喉。明清时期的琉球，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之一。明王朝还派出官员到琉球任职，帮助琉球王治理国家。然而，1872年，日本无视琉球的主权和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擅自单方面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内藩。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的清王朝进贡，改奉明治年号，允许日本驻军。1879年4月，公然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彻底并吞了琉球。这也为日后的钓鱼岛问题留下了隐患。
今天，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并没有跟日本人斤斤计较。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中国人的历史伤疤上撒盐。这之中，除了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担忧、对生存条件的历史恐惧外，还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基础——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自中古时期以来，日本就形成了以武士阶层及其代表诸侯封建主为主导的历史传统，因此历史上的日本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扩张习性，“找个敌人”是日本思维的特征。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曾指出：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所谓“武士道”，不仅是武力，还有一个欺骗。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恩·勒巴德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从来言行不一。勒巴德的这句话，既是对日本自清末以来频繁对俄罗斯、中国、朝鲜、美国等国和国际社会大行欺骗之术的憎恶，也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本质的揭露。中日关系之所以不容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操守确实存在着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因素。
首先，“大和民族优越论”是中日关系的深层障碍。日本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大和民族文化，大和民族人占日本总人口的99%以上，因此大和民族文化代表着整个日本的文化。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就狂称日本人是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人种。另一位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则认为统一亚洲是“日本伟大的特权”。他说：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来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时至今日，日本一批右翼势力仍在鼓吹冈仓天心的这种论调，说什么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5世纪统一日本时起，其大脑、气质、语言甚至头脑的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而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等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说来，日本人与西方的法国人最相近，而且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超常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向来自视过高，容易产生对异族的统治欲和支配欲。
其次，日本外交政策的右倾化让中日关系很难向好的方面发展。美国调整东亚地区战略给日本撑了腰，使日本“胆儿肥”起来。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一再要求中国提供地下结构相关数据，同时立即停止油气田开发。在200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的中日第三次东海油气田局长级谈判上，日方第一次提出所谓的“共同开发案”。在这个方案中，日本人提出的共同开发范围包括了在所谓的“东海中间线”以西中方已经开采的春晓、断桥、天外天和龙井四个油气田。日本人想让中国把自己的主权和权益拿出来与其一块开发，就如同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的兜里拿出钱来要共同花一样，完全是强盗的逻辑！防卫厅升格，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虽然“厅”、“省”仅一字之差，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立国宗旨的重大变化。历史上，日本实行的是1府12省的中央行政机构，防卫厅只是内阁府下一个厅局级单位，大事小情均受制于总理大臣。升级为“省”之后，防卫领导机构将从内阁府独立出来，成为与外务省、经产省等平级的国家机构。防卫大臣可以直接要求召开与防卫问题有关的内阁会议，直接提出防卫预算。同时，还拥有了其他重要权利。简言之，“厅”变“省”，标志着日本向“正常国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可以断言，日本不会甘心“一条腿”大国的地位，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很难忘怀。中国走向海洋无疑会影响日本“大国梦”的实现。从骨子里敌视中国、惧怕中国“走在前面”的日本，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走向海洋。但是，日本只能“拉大旗作虎皮”——依赖美国，而且充其量是个“有贼心没有贼本事”的“银样蜡枪头”。因为日本的幅员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与中国相比并不为多，再肥的羊不如瘦死的骆驼大，尽管日本有过“明治维新”、“圣战”的辉煌，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过去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日本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的死不认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自私、狭隘与毫无战略眼光，注定它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地区安全、中国安全问题上，日本不会捅出大娄子来。但是，在中国走向海洋的问题上尤其是“三海”问题上，日本将是一个重要的干扰和制约因素。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需要力量，更需要智慧。
中印关系——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矛盾、印度洋连接新的问题
有着数千年与世无争宗教理念的印度，在印度国大党前领袖尼赫鲁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这一论调，与当年希特勒关于日耳曼民族的论调如出一辙。
长期以来，印度坚持认为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陆地，其中北部的中国是“长期的潜在对手”，西部的巴基斯坦是“现实的主要敌人”。因而，印度军事战略的重点是攻巴防华，遏阻来自陆地的威胁。1948年印度刚刚独立，就挑起了第一次印巴战争，抢占了克什米尔地区2／3的土地；1953年前后，在中印边境地区将其控制范围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先后侵占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于1962年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1965年、1971年又先后挑起两次印巴战争，并武装肢解了巴基斯坦，解除了“两面受敌”的威胁；1974年，强行吞并锡金；1987年，以帮助斯里兰卡政府镇压泰米尔猛虎组织为名，公开出兵斯里兰卡；1988年，马尔代夫发生政变，印度又出兵弹压。总之，在南亚弱小国家与印度之间形成了“唯印独尊”的格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的逐步撤出，印度洋一度成了“真空地带”。印度认为，既然过去印度洋是英国的“不列颠湖”，而今理应是“印度湖”。为此，印度确定了“地区威慑”战略，将战略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其内涵是：以优势兵力对巴基斯坦保持进攻姿态，既准备与巴打一场全面战争，又有能力彻底摧毁巴基斯坦；对中国采取防御态势，通过在中印边境地区保持军事优势，巩固既得利益，有效地遏制中国，伺机进一步扩张；对南亚弱小邻国继续保持控制，维护在南亚的霸主地位；南下印度洋，有效地制服邻近小国海军，有效地遏阻大国海军，最大限度地控制印度洋。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的指导下，印度这样一个贫穷的大国，在还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着高额的军费开支。在大力发展陆军、空军的同时，重点发展海军。目前，印度海军的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七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航空母舰、具有区域作战能力、较现代化的海军之一。2007年1月8日，印度海军总司令梅赫塔表示，印度海军将在印度洋水域扮演“具有稳定影响力”的角色。印度拥有长达5560公里的海岸线，专属海域面积约200多万平方公里，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以及对外贸易高达90%以上要通过海运。因此，其战略构想详细勾画了印度建设远洋海军的构想，即通过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吓阻其他海洋强国势力进入印度洋，以确保印度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并达到控制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通往印度洋的7大战略要道的目标。
2006年11月下旬胡锦涛对印度进行访问，中印关系掀起了一个新的旋风。胡锦涛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中印在双边、地区、国际层面都有着广泛而可持续的共同利益，两国都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印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印发表的《联合宣言》强调指出：两国领导人满意地注意到，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双边及地区和多边事务中的合作都取得了全面进展。为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中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挖掘各领域合作的巨大潜力，将中印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两国领导人致力于追求以下“十项战略”，即：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加强制度化联系和对话机制；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双方决定，将努力使双边贸易额到2010年实现400亿美元）；拓展全面互利合作；通过防务合作逐步增进互信；寻求早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跨边境联系与合作；促进科技领域合作；增进文化关系，培育民间交流；扩大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但是，“旋风”过后一切照旧。中国有句俗话说，“三岁看老”。可以肯定地说，印度文化传统决定了它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但又不会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大动干戈；它会对世界上的事情说三道四，但又不会拼着命去“横挑鼻子竖挑眼”；它会对中国的崛起有所顾忌，但不会再像1962年那样主动挑起事端被中国打个头破血流。印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密切关注其战略动向的国家。从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看，印度的一系列举措值得注意。
不满足于“印度湖”畔的孤芳自赏，开始加大国际交往力度、大力发展经济。从文化角度讲，悠闲自得自古是印度的传统。但近年来的印度，几乎与世界上各大国的关系都有明显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十分火热，与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与欧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由疏远走向密切，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也在不断升温，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开始转暖。这一切，根本目的就是为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排名三甲”的大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金砖四国”之一。信息产业领域的成就令世界赞叹。目前，全球500强企业有一半以上与印度签订了编制软件的合同。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估计，到2010年印度将得到全球外包业务收益的一半以上，即将近600亿美元。印度工业联合会甚至预测，印度届时将成为全球知识外包中心。
在国际体育竞赛中不争但在日常生活中常与中国较劲。拨拉指头算一算，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印度的奖牌数量少得可怜。不是印度没有人才，关键是文化传统决定了印度人不愿意去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印度在经济上却开始与中国争锋。在航天技术上，印度又找到了一个与中国争锋的新领域。2007年初，印度首次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太空舱之后，信心大增。2008年发射无人航天器进入月球轨道。计划2014年发射可搭载两名航天员的航天器进入太空，2020年实现登月梦想。在这项计划中，印度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赶在中国之前登上月球，以表明印度的航天技术超越了中国。2008年8月6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迈哈万·奈尔宣布，作为登月计划的第一步，印度首个探月卫星“月球飞船1号”的发射可以确保在202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
没什么大的战争威胁却总在大力提升军力，并致力于打造“亚洲版的北约”。印度每年贸易量的95%和贸易额的75%来自海上，石油进口量的80%也来自海上，地处印度洋的印度重视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本属正常。问题是，就目前印度洋地区而言，有哪个国家能对印度构成威胁呢？2007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印度海军可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从莫桑比克海峡到马六甲海峡，这支海军在印度洋表现得越来越积极。12月23日，《印度教徒报》透露，印度空军一个具备完整功能的战斗机基地即将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坦贾武尔完工，这个基地附近就是世界最繁忙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世界60%的海洋贸易运输都要从这里经过，而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急需的石油资源对这条航线的依赖性更重。2008年2月14日，首届“印度洋海军论坛”在印度新德里开幕。环印度洋的31个国家和地区中，出席这次论坛的有27个，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埃及、沙特、法国（拥有法属尼留汪岛）、斯里兰卡、南非等国家。印度政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辛格总理在开幕式上提议，为了印度洋地区的长治久安，沿岸各国应该组建一支治安力量，也就是一个地区军事组织。印度德里大学的战略学者查特吉教授认为，“印度洋对于印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印度一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脉”。26日，印度在印度东部海港维萨卡帕特南附近水域进行了一次水下发射试验，没有潜艇发射装置的印度搞了一个水下发射平台，外观如同潜艇一样。利用这一平台，印度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目前，印度空基核力量主要由美、英、苏式战机携带核弹组成；陆基核力量主要由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组成。这次水下发射的成功，加之能够发射导弹的潜艇即将试验成功，印度将同时具备了空、陆、海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和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印度还计划在未来5～7年内拥有300～400件核武器。5月7日，印度又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导弹的实验，射程超过3000公里。印度认为，这次试射全过程十分精确，二次核打击能力猛增，凭借这种导弹印度“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大利益却开始东进。印度一直被视为南亚大国，主要利益范围在印度洋。然而，近一个时期却开始频繁与东亚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往来，大有涉足亚太事务的迹象，因此被认为“正在改变亚太安全的原有格局”。虽然，目前印度的“东进”对亚太局势的影响尚微乎其微，但其一系列举动从一定意义上反映着印度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追求。2005年底，印度参加“东亚峰会”，开始跻身东亚一体化机制之中，迈出“东进”的标志性一步。2006年3月，美日澳战略对话结果认定印度是“全球性伙伴”。2007年3月下旬，印度海军与新加坡海军举行联合军演；4月中旬，印度海军与美国、日本在日本海域举行三国首次联合军演；4月下旬，印度海军北上海参崴，与俄罗斯海军举行联合军演，回国途中还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分别进行了联合军演。这一系列活动，使世人看到了印度海军在东亚海域行动的能力。印度所以推行东进政策，无非是想谋求分享东亚经济成果，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同时，也有牵制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与中国关系的考虑。
对于印度，笔者始终不能看好。这主要是基于对印度文化传统的认识。虽然，目前印度不乏高新技术人才，在“世界办公室”的位置上坐得很稳，在信息技术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航天技术、火箭技术也在飞速发展。但印度终究是印度，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因为今天的信息化、全球化一扫而光。一个至今依然让牲畜满大街乱跑乱拉的国家、一个还有三分之一左右国民穷得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怎么可能有非凡的创造力呢？怎么可能改变世界呢？有日本媒体曾发表文章指出：目前的印度贫富差距拉大，底层民众生活困难，执政的国大党处境窘困，印度政治面临陷入动荡的风险，其经济也将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低迷局面。
印度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距离中国最近，距离中国也最远。说它近，是说它与中国不仅陆路接壤，而且印度洋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通道；说它远，是说虽然中国的佛教来自于印度，但中印之间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科技、军事上都少有联系，相互间的了解远不如中日、中美、中俄之间的了解多。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的仇恨实质是其扩张和霸权野心作祟，是一种“小鬼怕钟馗”的心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印边境划线的分歧是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不应该导致边境冲突。1959年，中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边境巡逻，以求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在印方拒绝中国的建议之后，中国单方面停止了边境巡逻，以期有助于缓和边境局势。但中国的“菩萨心”换来的却是“恶狗咬”。印方先后在中印边界中段、西段和东段步步紧逼，深入中国境内建立了几十个军事据点，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致使边境局势日益紧张。1960年周恩来总理曾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得到的是“我们不理睬他”。1962年10月12日，印度政府下令其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17日，印军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中国边防部队不得已于20日开始进行自卫还击，很快收复了印度越过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并进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为了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主动撤回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并且再沿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其后，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和其它军用物资。然而，中国的“菩萨心”又一次没有换来好的报应。一方面，在战场上“不经打”的印度军队不断在中印边境上挑起事端并在边境地区对中国军队保持军事优势，在政治上好玩弄两面手法的印度政府为在中国搞分裂的达赖流亡集团提供栖身之地；一方面，印度政府好像炖烂身子炖不烂嘴的鸭子，不断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不仅如此，印度还拼命发展核武器，对国际社会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采取了公然蔑视与挑战的态度，在进—步暴露其狼子野心的同时，也反映出其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幼稚的一面。中国有句古话：“妄得之福，灾亦随焉”。就是说，靠胡作非为得来的“幸福”，灾祸也会随之而至。印度穷凶极恶地发展核武器，正应了中国《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由于印度率先进行核试验并对巴基斯坦进行核讹诈，巴基斯坦进行了次数更多的核试验，南亚次大陆的核军备竞赛的帷幕已经拉开，这一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双方使用核武器的战场，遭受灾难的当然不会只是巴基斯坦一家。
综上所述，印度在政治上企图称霸印度洋，成为世界大国；在军事上穷兵黩武，具有很强的海上作战实力和一定的核能力；在经济上尚欠发达，贫困程度比较大；在社会状况上基本处于长期不稳定的状态，民族、教派矛盾深重；在国际关系上，与各大国并无“深交”，与周边国家交好的不多，与巴基斯坦则仇深似海；在地理上处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北端，在陆地上中国对印度居高临下，而在海洋上印度对中国向印度洋发展以及通过印度洋向非洲和中东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印度“吃硬不吃软”，适时教训一下会使其头脑清醒一点、嘴巴子干净一点、行为老实一点。从一个时期以来印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看，千百年的衰落和长期殖民者仆役的地位所积聚的“一把辛酸泪”，不仅使其喷发出“满嘴荒唐言”，而且迸发出近乎“滚刀肉”式的“神勇”，颇具“光着屁股打狼——既不要脸、又不要命”的劲头。印度与中国只有喜马拉雅一山之隔，在印度洋上又对中国有“卡脖子”的优势。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刻影响中国向南、向海、向全球的，将主要是印度。
和平崛起·远大抱负·投棋布子
当年李白有诗曰：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选择和平崛起之路的中国，当以宇宙胸怀、大鹏之志在天海之间运筹帷幄、劈波斩浪。“天下”尽散中华歌，一任群芳妒！
“向南、向海、向全球”的中国需要有远大的抱负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大志。所谓“大志”，就是抱负、理想和追求。虽然，有大志者未必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无大志者肯定无大为。中国历史上五大盛世的帝王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宏图大志为牵引，从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比如，汉武帝刘彻以“内事兴作”、“外事四夷”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理想，唐太宗李世民把“治安中国，威服四夷”作为自己治国的方针，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明确表示“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等等。世界历史上十四个帝国的君王们，也都个个怀揣远大抱负。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的圆柱铭文是：“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阿卡德王，天下四方之王。”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还以遗嘱的形式，描述了自己控制欧洲进而控制世界的远大抱负，并为后人制定了实现这一远大抱负的战略战术。
彼得大帝被恩格斯称为“真正的伟人”，被马克思视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他的伟大，不仅因为他强迫俄罗斯人生活方式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也不仅因为他具有坚定的意志，不惜同瑞典进行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以远大的抱负为俄罗斯指明了发展方向。在著名的“彼得一世遗嘱”中，他清晰地刻画了对俄罗斯的远景设计：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实现俄罗斯的扩张和日益繁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消减他国利益并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利用一切机会参与欧洲的事务和讨论；分割波兰；尽量多地占领瑞典国土；始终坚持与日耳曼公主联姻，以巩固俄德联盟；优先与英格兰结盟通商；坚持不懈地沿波罗的海向北扩张、沿黑海向南扩张；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精心努力维持同奥地利王室的同盟，让其对把土耳其赶出欧洲发生兴趣；努力将分散在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俄罗斯的周围；在肢解瑞典、灭亡波斯、粉碎波兰、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和波罗之后，分别向凡尔赛宫、维也纳朝廷提出建议，与它们分享全球帝国。虽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彼得一世遗嘱”的真伪一直争议不休，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凯利所说：“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①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能够从顿河边上一个无名小国，发展成为横亘在欧亚大陆、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彼得一世遗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路作用。
美国从北美殖民地开始，就把“天定命运”作为国家崛起的指导理论。自从19世纪开始扩张，门罗提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20世纪初威尔逊提出要“把美国带回欧洲”，罗斯福提出要让“民主力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战后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必须“冷静而勇敢地解决如何对付俄国这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提出“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防止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等等。这一切，无不显现着一代代美国政要以“天定命运”为己任，指引美国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远大抱负。2006年3月16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给美国确定的未来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由管理有方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给美国人民提供长久的安全保障”。报告还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的“九大使命”，即：支持争取人的尊严的努力；强化联盟，打败全球恐怖主义，并努力保护自己和朋友免受袭击；与其他国家合作，平息地区冲突；使自己、盟国和朋友免受敌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催生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通过开放社会和建立民主的基础设施，扩大发展的领域；与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一起制定联合行动议程；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小布什的讲话中清晰可见，“天定命运”传承至今，美国政要始终保持着远大的抱负，这也许正是美国长盛不衰、“逢凶化吉”的内源。
中国崛起，为自己确立了在全球创建和谐世界，在本国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和平统一的远大目标。从这一目标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成熟与自信，看出中国作为21世纪重要角色的国际定位。其中，创建和谐世界，既是对先秦“天下大同”思想、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也是立足当今世界的一种选择，是一个能够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的远大的目标。虽然建立和谐社会、创建和谐世界不容易，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任重道远，但它必将会像一盏明灯，指引人们去不懈地追求。
远大的抱负当然需要高超的投棋布子艺术。美国学者总是表扬东方的中国人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认为美国自北美殖民地时期起就养成了眼盯脚下、思索现实的毛病。其实，从历史看，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美国人的眼光还是相当长远的。围绕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投棋布子，是美国战略的一大特点。早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时期，就把独占北美大陆作为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又把世界强国作为发展目标，并开始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做理论准备和战略预置。先是稳固拉美，再西出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夏威夷和菲律宾，从而为由海向陆、建立海外殖民地和利益范围奠定了基础。此后，美国始终认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②打开日本门户、侵占朝鲜、进入中国大陆，以及利用“一战”在欧洲打下楔子，利用“二战”在全球完成战略部署，无不是围绕实现霸权所采取的战略举措。
不能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体现了美国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但必须看到，其中也隐含着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考虑。在当时同盟国的五大国中，英国虽然已经“人老色衰”但与美国政治性争执不断，法国戴高乐一族还未显气候，苏联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唯有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是美国的“铁哥们”，不论美国与苏联、英国、法国中的哪一个发生政治性争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疑都“将站在我们（美国）一边”③。同时，经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各列强的殖民体系和利益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拉住蒋介石政府可以开创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为美国商人开辟可供几代人贸易的庞大中国市场。因此，美国先以“维持中国作战”的军事策略支持中国战场，再以给予中国“大国地位”的政治手段，把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抬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成员国之一。对此，丘吉尔眼光敏锐，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斯福的把戏是：一方面要使中国仍然基本上属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中国作为一个“站在美国方面增添其声势的帮手，以便清除大不列颠海外帝国”。为了达到战后国际格局中多一个战略帮手的目的，美国甚至不惜牺牲首任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生命，以避免苏联插手中国局势，进一步稳住蒋介石政府。可以说，类似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战略预置”，在美国历史上有不少精彩之笔。
人类生存的地球上71%是海洋，美国的马汉就着眼这一特点创造了海权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三大洋上到处是美国的军舰，全球16个海上战略通道全被美国所控制。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向太空探索，企图实现以天制海；一方面依然大力发展航母，以在尚未实现以天制海之前，保持以空制海的主动权。美国投巨资开发太空，看似有钱没地儿花了，或者是有钱没花到地方。其实不然，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远见。人类生存的空间不过陆地、海洋、天空，陆地已经饱和，海洋被挤满的日子也不远了，因此，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人类的未来，尽管这将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事，但你能说美国傻吗！
围棋最讲布局，一招一式都有个前呼后应。美国在战略上着眼长远投棋布子所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为未来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开拓“新边疆”。不要说中国还要承担“世界工厂”、“世界实验室”、“世界人才培养基地”，就是中国这十几亿人，仅仅依靠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总有个坐吃山空的时候。“走出去”发展战略的确立，无疑是国家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深层考虑，伴随着经济建设走出去，战略上必须有所考虑。仅仅满足于口头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利的安全保障是远远不行的。
“和平崛起”是美好的理想但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保障
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有和平发展之路，也有武力开拓之路。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和平方式走向世界强国当然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自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有关能否做到和平崛起的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出现多大的争论，但在国外却成为一个十分抢眼的话题。有消息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现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还为这一问题尤其是中美两国间能否注定要决一雌雄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对于和平崛起还是武力崛起，不能简单而论。武力崛起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条件和可能，它既不符合中国战略文化中“和为贵”的传统，同时，在21世纪的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没有必要。但是，和平崛起绝不会像歌中唱到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样轻松愉快，和平环境需要武力来创造和维护，和平崛起更需要军事实力作保障。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以及那些虽然没有被列入盛世但确实昌盛过一个时期的王朝，没有一个不是以武力实现统一、维护国家安全而走向昌盛的。一个国家如果“诸侯”割据，必然互相掣肘乃至战乱不已，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实现统一是步入盛世大门的重要门槛。不仅中国历史上的十次统一是打出来的，就是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也是打出来的。战国盛世就是在互相兼并的战争中形成的；汉武帝把武力作为“外事四海”的重要手段，反击匈奴，经营西域，开发西南，平定南越和闽越叛乱，平定西羌，以一个接着一个的“防守反击”维护了西汉王朝的安全，也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版图；唐开元盛世，自李世民灭东突厥之战起，灭亡薛延陀汗国、打击吐谷浑、征服高昌等国、打击西突厥汗国、收复辽东和对百济高丽之战等，一战接着一战从来没有间断；武则天也没有放弃以战争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于骚扰边境、抢掠财物的外来入侵，也采取了坚决的武力反击；以与杨贵妃花前月下、情意缠绵而著称的唐玄宗李隆基，也有收复辽西、打击渤海国、平后突厥汗国、迫使突骑施汗国归顺、反击吐蕃进攻等五战的经历；明永宣盛世，67年历史中只有16年没有战争，80万大军下安南，朱棣5次亲征漠北直到逝世于亲征的途中；清康乾盛世，康熙有平三藩、战台湾、战雅克萨、征噶尔丹、剿策妄阿拉布坦等五战，雍正有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征讨噶尔丹策零二战，乾隆有“十全武功”，三代君王都没有歇过手。在他们所进行的战争中，有的是平定叛乱、实现统一的“内事”，也有的是反击入侵、消除边患、支援蕃属国或邻国（部族）等“外事”。但是，不论“内事”还是“外事”，这些战事都没有影响王朝走向昌盛。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既有胜战的能力，也有胜战的胆识、气魄和努力，并通过敢战、善战带动和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的帝国，以及那些虽然没有迈进帝国门槛但确实昌盛过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以武力成就帝国大业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武力不仅是消除外来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扩张领土，进而掠夺资源、人畜和财富的必然选择。即使像奥匈帝国那样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成为帝国的，最终还是衰亡于企图以战争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当然，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所以离不开战争手段，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今天，一个国家要走向昌盛，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手段，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建立在更多地占有和消耗全球资源、市场、劳务就业岗位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很难不让其他一些国家“冒火”。不管你的和平努力有多么真诚，不管你的微笑有多么甜美，也不管你有多少说词，只要你吃了、喝了、穿了、用了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市场、劳务岗位，回报你的就绝不仅仅是甜美的微笑。因此，要维护海外资源尤其是能源基地安全、维护战略通道安全、维护市场稳定和海外劳务者生命财产安全，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必要的战争准备。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和战略取向问题，也是一个智力问题。至于打不打，那是一个环境、时机问题。
有消息报道，用不了15年，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45种大宗矿产资源，仅有6种还能自给自足。其中，铜矿储量只够使用10年。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如果仅仅在国内进行竞争，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更何况随着WTO的全面“解禁”，许多外国企业还要“走进来”。企业需要到全世界去寻找资源，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要实现从“以投资换技术、资金”到“以投资换资源、市场”，从“以资金购买换取本国发展”到“以建设合作换取共同效益”的“两个转变”。这种经济上的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变，势必导致国际政治上由“旁观”、“弃权”到“支持”、“反对”的转变。那么，军事上怎么办，就是一个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了。按照“讲政治”的要求，战略上的“军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就是要实现由“防守反击”到“跟随慑止”的转变——“国家利益”走到哪里，国家安全保障就跟随到哪里，以坚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让那些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威胁者望而却步！
理想是美好的，但绝不能把理想当现实，更不能认为理想的口号一提出，理想就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对达成战争目的最美好的追求，但《孙子兵法》通篇讲的都是战而胜之；和平崛起是中国走向昌盛、成为世界强国的理想选择，但能否实现这一理想、完全按照这一理想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因。东方式的忌妒自古到今是背后小捣鼓、脚下使绊子，弄你个灰溜溜的不好做人；西方式的忌妒以往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今天则是火箭、导弹炸你个血肉横飞，弄你个死去活来没法做人。
就当今世界而言，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五大国，可以说没有一个对于中国崛起持欢迎态度的，充其量是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5616亿美元，排名稳居世界第三位。随着中国实施“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的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五大国眼里显露出来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忌妒的眼神儿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自不必说，就说其他两个：日本最为敏感，进入21世纪之际即已明显地表露出对未来的恐惧，钓鱼岛事件、俄罗斯输油管道、“春晓油田”、大陆架问题、对华援助、防卫指针修订、向伊拉克派兵，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印度在2002年4月即与缅甸、泰国拟议修建从印度莫雷经缅甸中部城市蒲甘至泰国长达1448公里的公路，以为印度“东进”战略提供更多的方便。2003年9月，印度还宣布将斥巨资与东盟共同修建一条穿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直达越南河内的铁路，以回应中国的“泛亚大铁路”的构想，改变其在湄公河领域竞争中的被动态势。更紧要的是，近年来印度与新加坡、越南、印尼、缅甸等东盟国家加大了军事联系，频繁进行联合军演、开展军售、加强军人培训，以及进行反恐情报领域的合作，等等。这些举措显然并非仅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
和平崛起是中国走向昌盛的理想，它既是要求自己做到的，也是希望别人看到的。但理想终归是理想。别人能不能相信，那是别人的事情，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就以祖国统一而言，分裂势力能心甘情愿地与祖国走到一起吗？一旦擦出火来，那些担心中国崛起的国家能够袖手旁观吗？因此，在走向昌盛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能忽悠别人，更不能忽悠自己。希望走和平之路，但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随时准备以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
中国应当努力实践毛泽东的宏愿——“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宏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行动。从美国的历程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十分重要。过好日子、享受生活固然没错，但由于这种目标很像橡皮筋儿，可长可短、可紧可松，搞着搞着就自满自足了。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是逐步形成的，并最终是一个可望又可及的“高指标”。建国之初，美国的发展目标仅仅是绝对的自由、极大的富足。然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最强，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充当调停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在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抛在后面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强国后，它的发展目标确定为领导世界、决定世界。20世纪初的美国众议员吉布森曾直言：“财富、权力和光荣是人类野心最伟大的目标。它们是海盗两千年前就渴望的三件东西。这就是促使他们的后代敢于在海上冒险，在大陆上追随作为指引西进道路的‘帝国之星’敢冒风雨的三件事。……老海盗精神表现在陆地上。它是我们民族的主导精神。它决心走自己的路。‘天定命运’是它的宣言，它的格言，它的信念和它的战斗呐喊；即使现在美国人民正开始新的航程，他们依然在这种精神和这种原则的激励之下……”。“二战”之后，美国的发展目标是全面领先、全面掌控、全面主导国际事务，遏制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美国正是在“天定命运”说、“新天定命运”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撑下，不断提高自己的发展目标，所以在二百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个殖民地向世界第一强国的根本转变。简言之，只有具有世界责任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目前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还要承担起“世界工厂”的重担。可以预见，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实验室”、“世界人才培养基地”。这些都是中国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贡献更大！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家，应当确立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历史上的六大文明，其中有五大文明还产生了帝国，但唯中华文明传承到了今天。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印加的文明历史都比中国久远，文化也都比中国发达，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巴比伦空中花园、印度河流域的阿旃陀石窟、雅典卫城的帕德嫩神庙、罗马圆形剧场大斗兽场，以及阿里巴巴大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等等，都是它们辉煌历史的记载。然而，唯有长江、黄河孕育的中华文明一脉至今，绚丽多彩。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盛世频出。上下五千年，中国历经十数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仅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出现过光彩夺目的战国盛世、西汉文景盛世、唐开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中国几千年来虽然历经侵扰，但始终生生不息，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
中国人聪明、勤劳、生存能力极强。在中国西部戈壁，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中国人能开垦出一片片绿洲，建起一座座现代城市；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中国人却让一个个塑料大棚在那里生机盎然，把冰冷但肥沃的土地变成真正的粮仓、菜园；在非洲大漠，刚刚吃饱了、穿暖了的中国人硬是用两只手建起了坦赞铁路，至今，还有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帮助当地人们与饥饿、艾滋病作斗争；在中东的巴以前线、在伊拉克战场、在阿富汗反恐斗争一线，在欧洲、在拉美、在北美，在北极、在南极，不管是富庶的地方还是穷困的地方，不管是安全的地方还是战火仍频的地方，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中国人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讲，“缺乏国际责任感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没有为我们深感骄傲的事物分担责任的激情——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真正的自豪感并不是来自于回避矛盾，而是投身于矛盾之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奋斗”。④像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不该为人类社会多作一点贡献吗？！不该承担起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更多责任吗？！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要实现“天下大同”，这就是中国的责任，这就是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
【注释】
①罗祎：《战略构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②[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③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④［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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