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唐诗的花与果

    一个人怎么会在心灵中如此迷恋一件乡村之物？

    这种感觉的来源并非是人在乡村时，相反，心生天问的那一刻，恰恰是在身披时尚外装，趴在现代轮子上的广州城际。那天，独自在天河机场候机时，有极短的一刻，被我用来等待面前那杯滚烫的咖啡稍变凉一些，几天来的劳碌趁机化为倦意，当我从仿佛失去知觉的时间片段中惊醒，隔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所看到的仍旧是挂在对面小商店最显眼处那串鲜艳的荔枝。正是这一刻里，我想到了那个人，并且以近乎无事生非的心态，用各种角度，从深邃中思索，往广阔处寻觅。

    那个人叫石达开。这一次到南方来，从增城当地人那里得知，习惯上将这位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说成是广西贵县人，其实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只是后来家庭变故，才于十二岁时过继给别人。十二岁的男孩，已经是半个男人了，走得再远，也还记得自己的历史之根。传说中的石达开，在掌控南部中国的那一阵，悄然派一位心腹携了大量金银财宝藏于故乡。兵匪之乱了结后，石姓家族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改了姓氏，当地官府甚至还容许他们修建了至今仍然显得宏大奇特的祖祠武威堂，大约是这些钱财在暗中发挥作用。身为叱咤风云的清代名将，对于故乡，石达开想到和做到的，恰恰是乡村中平常所见的人生境界。

    岁月不留人，英雄豪杰也难例外。增城后来再次有了声名，则是别的缘故。因为有了高速交通工具，这座叫增城的小城，借着每年不过出产一两百颗名为挂绿的名贵荔枝之美誉忽然声名远播。那天，在小城的中心，穿过高高的栅栏，深深的壕沟，站到宠物一样圈养起来的几株树下，灵性中的惆怅如同近在咫尺的绿荫，一阵阵浓烈起来。

    不管我们自身能否意识到，乡村都是人人不可缺少的故乡与故土。在如此范畴之中，乡村的任何一种出产，无不包含人对自己身世的追忆与感怀。正如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这辈子不可能找到的替代品，而自认为是世上最珍贵的小小物什。乡村的日子过得太平常了，只要有一点点特异，就会被情感所轻易放大。乡村物产千差万别，本是为了因应人性的善变，有人喜欢醇甘，也有人专宠微酸，一树荔枝的贵贱便是这样得来的。因为成了贡品，只能是往日帝王、斯时大户所专享，非要用黄金白银包裹的指尖摆着姿态来剥食。那些在风雨飘摇中成熟起来的粗砺模样就成了只能藏于心尖的珍爱之物，当地人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容易，长此以往当然会导致心境失衡。

    从残存下来的历史碎片中猜测，十二岁之前的石达开，断然不会有机会亲口尝到那树挂绿的甜头，如能一试滋味，后来的事情也许会截然不同。乡村少年总会是纯粹的，吃到辣的会嘬着嘴发出嗞嗞声，吃到甜的会抿着嘴弄出啧啧响，率性的乡村，没有爆发什么动静时，连大人都会不时地来点小猫小狗一样的淘气样，何况他们的孩子。石达开甚至根本就不喜欢荔枝，在这荔枝盛产之地，如果他尝过所谓挂绿，只要有机会，便极有可能用其掉换一只来自遥远北方的红苹果。事情的关键正是他缺少亲身体验。绝色绝美的荔枝，或许根本就是地方官吏与前朝帝王合谋之下的一种极度夸张。小小的石达开想不到这一层，而以为那棵只能在梦想中摇曳的荔枝树，那些只能在天堂里飘香的挂绿果，真的就是益寿延年长年不老之品。

    是种子总会在乡村在发芽。难道就因为位尊权重，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掠走乡村的心中上品？后来的石达开，一定因为这样想得多了，才拼死相搏，以求得到那些梦幻事物。后来的石达开，得势之时还记得这片乡村，难道没有对少年时望尘莫及的荔枝挂绿的回想？

    现在的据说是用石达开捎回来的财宝修建的宗祠的屋檐上，至今还能见到“当官容易读书难”的诗名。当年不清楚的事情，留待如今更只有猜度了。正是由于如此之难，更可以让人认为石达开当然吟诵过杜甫的名句。那些开在唐诗里的乡村之花，一旦与历史狂放地结合，所得到的果实，就不是只为妃子一笑的一骑红尘，而是一心想着取当朝而代之的金戈铁马万千大军。

    没有记忆，过去就死了，不得再生。没有记忆，历史就是一派胡言，毫厘不值。没有石达开了，没有挂绿，荔枝总不至于不是荔枝了吧？将唐诗当作花来盛开，最终还得还以唐诗滋味。这样的荔枝才是最好的。

    武汉 武汉的桃花劫

    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家的，上有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弟弟。

    如今父亲母亲早已老态龙钟，弟弟也因单位的破产早早披上岁月的沧桑与无奈。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江和瑞昌一带的地震余波殃及湖北。我着急地打电话回去，问他们的情况如何。弟弟从前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单位的破产申请被接受后，那辆公车就被银行查封了。因为还有一点事做而被称为半待业的弟弟，在电话里语气之平静，分明将地震当成了曾经驾驶着那辆桑塔纳轿车所遇上的坑坑洼洼。

    照片上的弟弟也看不见有多少意气风发。那一年弟弟刚刚出生，抱着他的父亲和母亲，却是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在他们身后注定要闻名于世的一座桥头堡高高耸立着，从那些纵横交错的钢梁中，隐约看得到一种显然不是桥梁的身影。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从小就将藏在钢铁丛林中间的这个影子，当成一列正在桥上飞驰的火车。同样也是没有证据，我们非要认为父母们的笑意中，与弟弟相关的成分只是由于不得不抱着他，其余的全都献给身后这座象征着那个时期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庞然大物。

    中国文化中有物竞天成、顺其自然之学说。在日常现实当中，除了那些多得不能再多的逆来顺受，以及发展下去就会关系到自身的事情面前，保持一种只管自家门前雪不顾别人瓦上霜的装聋作哑掩耳盗铃姿态，真正具有天然特征的便是那些俨然因时因地随口取得的人名和地名。这座桥建在长江之上，因为地点是在武汉城区之内，将其叫做武汉长江大桥是任何人都能想到，不会产生丁点惊艳效果的下意识的事情。

    纵观我们的历史人文，仅从那些普遍习惯的姓名上，就能体会到一些带有教义色彩的纪念词。譬如“唐”的使用，譬如“汉”的流行，譬如国内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发生重大更迭后而让许许多多的人取名为“国庆”与“解放”。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也是那一年出生的弟弟，与太多的同龄人一样，被情不自禁的父母们取了一个与这座桥相关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前后，武汉这座城市在迫不及待的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不肯顾及个人隐私的短暂时期。那一阵，不管愿意和不愿意，只要交钱安装住宅电话，其电话号码必定会被公开在那本厚厚的黄皮书中。少数提前意识到隐私权受到侵犯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羡慕那些拥有汉桥、大桥、新桥以及美桥、艳桥、爱桥等名字的人，还酸酸地说，那些人的父母大人太有先见之明。当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让人叹为观止的不是电信部门的蛮横霸道，而是其中动辄十几页和几十页地连接在一起同名同姓的那些人。一页接一页的“李汉桥”、“王汉桥”、“张汉桥”；一页接一页的“李大桥”、“王大桥”、“张大桥”；一页接一页的“李爱桥”、“王爱桥”、“张爱桥”。如此等等，电话号码簿上的百家姓中，所有姓氏里都有人在一九五八年之后，因为长江大桥的建成所产生的共鸣，而获得一个用“桥”作为后缀的名字。形容铺天盖地有些夸张，只说漫山遍野又有点不到位，电话号码簿上那些连绵不绝的相同名字汇聚到一起后，平添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反倒将个人隐私置于更加秘密的迷魂阵中。

    在没有长江大桥之前，武汉是一座不完整的城市。由于大江大水的关系，管治这座城市的政治机器总要比别处多一层复杂。八年抗战之初，民众所呐喊的“保卫大武汉”也只是一种泛地理称谓。一九五一年之前的武汉，多数时候只是一种概念。而作为一座城市，它一直在时废时存中变迁。江南是武昌，江北为汉口，各有各的纵深，各有各的供给，这样的自然分治也是无话可说的。那一年，在欧洲小国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郊外的一条界河边，对岸的奥地利垂钓者一次次将鱼钩抛过河流的中间线，不用说我们的陪同，就连巡逻的边防军人也都熟视无睹。作为地球上屈指可数的河流，长江有将欧洲的全部界河加在一起也比之不足的理由，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天堑。如果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桥，至少那个在一九五一年正式宣布成立的武汉市，也许依然要在存与废的历史选择中反复轮回。

    从概念中的武汉，到实体中的武汉，其过程一如人之初信口叫来的大毛或小妹等等名，慢慢过渡到正经八百所取的学名。乳名是非常具有亲和性的，然而人的生涯越往后，越是觉得它的虚弱。而那些从乳名中生长出来的学名，才是相伴着酸甜苦辣直到终老的真实。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联系而成的武汉，从来不乏名胜：知音琴台、白云黄鹤、清心东湖、禅意归元——哪一处不是诗画情浓人文春秋。化入姓名的也都不绝如缕，却难比一梁一柱打造而成的那座大桥。

    昔日一次次咬断船桅的活生生的浪头，在现代化的高坝面前无可救药地变得平淡无奇；昔日一场场考验男性胆略女性意志的水道，在迈向平庸的舒适里心甘情愿地消沉了自我。

    岁月倥偬，时光如尘，多数来历亦真亦幻，却归于了一统，或位列神话仙班，或藏于人云亦云。

    不管我们自身能否意识到，乡村都是人人不可缺少的故乡与故土。在如此范畴之中，乡村的任何一种出产，无不包含人对自己身世的追忆与感怀。正如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这辈子不可能找到的替代品，而自认为是世上最珍贵的小小物什。

    就像任何一座桥的诞生，看上去是人对河流的超越与征服，其内心深处共鸣的反而是人对自然的顿悟与臣服。

    因为明了历史的沉重，因为懂得既往先哲前贤的不语，越是身在人群，越能清晰地听见孤零零激荡江涛的脚步声。

    庄严常在，高贵难修。得失之间，悲喜之际，经常是最微小的失当就使人前功尽弃。

    有轰鸣，但无浑浊，很清静，却不寂寥。狂放过后是沉潜，激越之下有灵动。

    长江中下游两岸绵绵不绝的梅雨时节，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没事时宁可站着，只要不坐在椅子上，就是一种幸福。

    弟弟的名字与前面说过的那些略有不同。在他自立后的最初几年，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了一半。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中也含有“桥”，那一阵他却在各种不同的书写背景下，将“桥”的前面那个怎么看都有嫌俗气的字，改写为与之谐音，但要文雅的另一个字。弟弟没有同我提起过为何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一个字，也许是因为那个字太平凡，太普通。这也是我曾经的想法，那时候，我一直悄悄地认为父母亲是在媚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俗。

    不晓得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以桥为名字的那些人，是否像弟弟那样萌生过改名的念头。弟弟的修改尚且没有动摇他那名字的本意。如今的弟弟已到了连地震来临都能处世不惊的境界，当然不会再去为用了几十年的名字耗费脑力。就像任何一座桥的诞生，看上去是人对河流的超越与征服，其内心深处共鸣的反而是人对自然的顿悟与臣服。也只有这样去想，才能明白为何武汉城市中人，不理古典，独尊新桥，实在是因为这座桥是长久以来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结。

    一如日常当中大家最爱说，人一旦犯了桃花劫，绝对没有躲避的可能。被长江所阻隔是武汉的天命。对一座城市的四分五裂，何尝不是一段婚姻的分崩离析！当然，命运又用一种解释说，桃花劫虽然不可避免，却有可能化解为桃花运。如此就能将生死之劫因势利导地变化为不会伤及身家根本的情爱之运。武汉的流水上从来不会有桃花汛，那些远来的花瓣早早就被远处的波涛吞没了。作为城市的武汉，它将越来越多的二桥、三桥、四桥、五桥……直到现在正在建的该是排到两位数的桥，当成了这大江之上流不走的桃花。所以，不管这联想是不是太牵强，桥的出现，让城市的地理劫难真实地化解为一种可爱的时运。

    城市的浪漫

    资料里说，我所居住的城市武汉有一百几十座湖泊，可是现在能统计出来的只剩下二十几座了。守着一条十万年也不用愁它会没了的长江，有得水喝有得澡洗，很多年里我们浑然不觉它存在的意义，直到九八年那场大洪水铺天盖地而来时，大家才突然想起湖泊的好处。可那么多的湖泊竟然不见了，连一片水洼一丝雾气也没留下。结果只好让洪水涌上街头，使汽车在浊浪中飘浮成船舶，使大街在儿童的戏水中异化为游泳场。回想起来湖泊的消失曾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久了也就司空见惯，甚至还没等到它消失，就不大记得它波光粼粼的样子，以为它本来就是这般模样。湖泊毕竟不是自己家的水盆水桶，什么时候丢失了，心里都有数。花多大价钱，去何处重新买回也心中有数。湖泊变成历史资料、变成由一座座高楼垒起的碑记深处的往事，我们才想起来，然后开始寻找造成湖泊丢失的原由和肇事者。

    实际上丢失湖泊的事主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湖泊事关一个人的性情。

    没有湖泊的城市性情总难天成。就像日常里见到的一些女子，纹细了眉的妩媚，搽厚了唇的炽热，填高了胸的丰满，见着了也能心动。城市失去水色以后，宛若一个五年病龄的萎缩性胃炎患者，只能在朦朦胧胧、恍恍惚惚的夜色中假借着霓虹，掩饰光天化日之下的焦黄与土灰。用酒吧，用迪厅，用多星级的酒店咖啡，用比云彩色调还夸张的衣袂裙带，还有长街马路上视人群为无物的长吻，硬生生地撑起点缀起城市时空的浪漫。城市固执地用钢铁、沙石和水泥不断地膨胀着自身，千姿百态的湖泊被挤压成一条下水道加上一条自来水管，以此作为自己的血脉和肠道，那本该昂扬着的精神与气韵也被溶解在这些锈蚀斑斑潮湿的空间里。这样的无奈，决定了城市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粉饰，以此来脱胎换骨。在电光人气的感染下，矫情的城市仿佛真的风流倜傥起来。我们都不喜欢矫情，可我们时常不能分辨这种东西，总是将它作了真情。霓虹灯下的美丽其实很靠不住，它不是真实，充其量不过是在暴发的物质基础上的奢侈。

    从远古进化而来的条件，决定了人的基因里永远包含着对水的依恋。城市的初始，何曾远离过河流湖泊！城市壮大了，人的雄心也起来了，湖泊再大再秀丽也只能乘上白云黄鹤飘渺西去。幸亏东湖比人的雄心大，也幸亏还有一条更大的长江，我们的城市才不至于彻底地失去迷人的神采，以及那些能焕发出浪漫风情的神经末梢。也许还因为这些江湖太出众了，最愚蠢呆笨的人都能感受到它那神韵的不可替代，从而将其改造山河的巨手挥向了别处。

    一座西湖让杭州城的古今完全沉浸著名诗画里，一座东湖更让武汉三镇英姿横空出世。从西安来的一位朋友面对着我们的东湖，就像我们面对大海一样，他喃喃地说，这那里是湖，分明是海嘛！那一刻里我突然很惊慌，如果没有东湖别人还会为这座城市惊叹吗？在香港，我曾经在不同的光艳下数度长时间地打量着那闻名于世的浅水湾。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真正动人的是那一湾多彩多姿的海水。水的浩荡壮阔让城市总在引为骄傲的那些矫情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仿佛虚化了，林林总总的建筑物看不大清楚时，反而获得了它本来没有的灵魂，并使那只是为了扩大消费的浪漫城市，变成了能够驱动精神的城市浪漫。在浅水湾在西湖我都曾遐想，如果城市的湖泊没有消失，一处处的浅水湾也许就在我们的街头巷尾。没有湖泊的城市里，女人往身上喷洒再多的香水也闻不到自己的芬芳，她们想不通香港那儿流行的品牌，为何在自己身上不吃香，她们朝思暮想遥望南方，就是没想到宽阔水面升腾起来的甘露，是香水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双秀目！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窝笑靥！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只美脐！

    对于城市，湖泊是一封永远也读不够，越读越不懂，越读越深情的情书。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大连遇上一场空难，从破碎的麦道飞机里再生一样逃脱性命出来，内心深处的阴影让自己的目光看着哪儿都是可能的陷阱，举手投足之际虽然胆不颤心不惊，却也离此不远。那样的时刻，朋友们拉上我去了远郊的道观河水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水，蓝处像蓝，绿处像绿，纯洁就是纯洁，情愫就是情愫！水面很宽，那天早上，船将我们载了几里后，一群男人打赌看谁能游回去。突然之间我站起来扒光了衣服，在众人的一片拦阻中，越过船头跃入水中。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驱使我如此冲动！大湖大水对我已是久远的感觉了，很多次在遥望它们时我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太可能有横渡的能力了。事实的结论是我并没有太为难自己就做到了。独自从岸边的水里站起来，心中的阴影已经不见了，回望那已成彼岸的模糊景物，蓦然觉得从此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自己。水性的一切太有魅力了，城市也是如此，有了湖泊作为灵气，千里万里千载万载也有人潮奔涌而来。为水而去的人，水最终送给了我们一世绝代的情缘。

    浪漫本是生命体之间互为区别的光彩之处，城市物化的遮蔽，消褪了它的本色。一群群人行走在大楼与大街之间，无论怎样地特立独行也还是各类人在各自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有的洒脱早就在这类角色的确定之中。只不过有了某种法则的规范，但凡在这合适的空间里，明丢一个媚眼，暗赴一个约会，就都被归在浪漫的范畴里，让浪漫成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与托词。回头再看那位用诗的意境来设计一个国度的毛泽东先生，对长江的十二次横渡，何止是极目楚天舒！在那些被江水泡着的时间里，只有将他认作是一位浪漫王子，才能从道理上说得过去。这一点正是他从此不被人忘记、不被人混淆的地方。在阳台上听渔舟唱晚，出门数步就能凭着江涛闲庭信步。城市生活里应该重现往日湖泊的辉煌！不只是为了在洪水来时帮忙多蓄几场渍水。湖泊的清凉正可以平息城市虚火，抹去躁动，扬起真性情。好水如天命，面对水时人能感应到过去未来的真实与预兆，并将生命的底蕴焕发出来，这时，灵魂里的浪漫就可以同城市交融在一起。那样的城市会很动人，当然，那样的灵魂更动人。

    杭州 给少女曹娥的短信

    下了从武汉开来的火车，杭州当地也是一样的春寒料峭。看看时间还早，便去西湖边的楼外楼，顶着寒风中的利刃，喝了一杯受到茶馆老板信誓旦旦保证正宗的龙井茶，才又启程。刚过绍兴，就到上虞。晚餐时，一群人依次围坐在一起，熟悉的少，陌生的多，大家都用自己想到的主题说话，留下许多断断续续的空隙，使我正好可以借助手机短信，与在一个连做梦都会浸泡在吴越文化里的朋友无声无息地聊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新涉足的这块土地应该是她熟悉的。这时候是这一天的十七点三十五分。

    我：这儿那条河最美？

    她：曹娥江的某一段。

    我：任何一段吗？

    她：记不清了。离上虞宾馆不远。

    我：好，我正在此。

    她：如果下雨，就别去。别进庙，那会倒胃口。看你运气，能否遇到熟知传说的老人。别张嘴，用心听河水流淌，会有感悟的。一路走去吧。

    我：穿一件黑风衣。

    她：曹娥投江时穿一袭白衣。

    我：我刚听说江上这时不涨潮。

    她：当时也没涨潮，就在身上绑了一块石板。

    我：别说了，我会醉在江上，解那千年之愁。

    她：也好，醉了可以梦见你想见的投江人，听她何言。

    我：我正饮着女儿红哩。我要多饮一杯了。

    她：买一坛带回家，埋在银杏树下，女儿出嫁时开封，于是女儿得好运。

    我：我最不想听的就是这话。难道你也不知，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她：情人不是丈夫，你做你的情人，她嫁她的丈夫，两不误。

    我：难怪如今洋人也不懂中国女人了，伤感伤心伤透心。

    她：把你的泪水洒进曹娥江吧。

    我：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她：我怎么能不理解你？我离婚时，老爸说了一个字，你能猜出来是哪个字吗？

    我：别让我猜了，情的事，最简单，也最复杂。

    她：大笨蛋。

    我：我不信父亲会这样说自己的女儿。

    她：我老爸说的一个字是好。大笨蛋指你。

    我：哈哈，其实父亲永远是女儿最爱的笨蛋。

    她：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吧。每次看来你的短信就发闷，这么笨，还说自己是作家。

    我：作家不假，但不是最时髦的手机短信作家。

    她：短则如此，长也罢了。开玩笑喽，不许生气。

    我：没，从有了女儿后，我就没有生过女孩子的气。

    她：我要是与你共进晚餐的人，定会气晕，哪里是喝酒，分明是吃手机。

    我：内存小速度慢的手机就是菜。

    她：那就是说，谁跟你聊天，谁倒霉喽？

    我：是呀，我们那里二十年没下冻雨，今年下了，将梅树冻倒不少。

    她：打错了吧，看不懂哦！

    我：就是说，人笨手机也笨。

    此刻，饭局已经散了，一群人正走向某座茶楼。江南小城的雨夜格外幽静。我从已发信息中找出“曹娥投江时穿一袭白衣”这句话，看着它不断地在一半黑一半灰的索爱T618荧屏上闪烁，心里有了一种介于感动和震动之间的情愫。来自头顶的江南雨，声音很熟悉，溅在肌肤上的感觉也是那习惯中的冰凉。天气很冷很冷，是那种北方人闻之色变的典型的湿冷，出了门就像钻进冰窖里。对于一向身在南方的我，几乎一切都是十分熟悉的，唯有心里丛生了许多陌生。小城的夜生活非常火热，跳跃的霓虹灯，同时尚音乐一道炫耀夺目到处飘扬。待到天亮后，才赫然发现那条从手机短信流入心中的曹娥江，就在昨夜路过的高楼底下。

    几乎是在目睹这条江的第一个瞬间，我就对事关这条江的传说，萌生了一个天大的疑惑，或者说是颠覆性的诘难。曹娥之于那些一代代轮回的历史，一代代重复的传说，爱，独立，自由，如此人生三大价值标准从何体现？都说蔡邕曾专程来此地拜谒少女曹娥之碑，可读遍史书，也只见到这位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仅以两句谜语形容其碑文是绝妙好辞；后来的李白，寻迹而来后，并留诗存证，如有沉吟只与前朝才子的黄绢谜语相关，其余文字全是嬉笑读之。孤傲狂放的李白这样做用不着多说，蔡邕则不同，他敢于不顾天子强令拒绝晋京，并借一部《述行赋》，抒发对豪门奢华民间疾苦贫富两极的满腔郁愤，使自己的文品，从习惯歌功颂德的汉赋中独立出来。所以，当蔡邕都不肯具体对少女曹娥进行评说，仅凭一些替官府和朝廷做事的人在那里高声吆喝，作为后来者，理所当然地要想一想其中奥秘与玄机。

    我不是独自约会曹娥江。

    也没有一步一步地走着去。

    因为明了历史的沉重，因为懂得既往先哲前贤的不语，越是身在人群，越能清晰地听见孤零零激荡江涛的脚步声。或许是此时此刻的我在行走，或许根本与我无关，而是少女曹娥，被从内陆深处席卷而来的风风雨雨，被从杭州海湾呼啸着涌来的大潮大水，肆意戏谑，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徘徊。

    十四岁的少女年年都会有。一年一年的曹娥，不知活了多少个十四岁。相隔几乎有两千年，若不生出多一种的思想，我们将会愧对浩如烟海的逝水。柔弱细小的曹娥，赴死的方式并非与众不同，有江河的地方，有海洋的地方，有湖泊的地方，总也断不了因一念之差而投身水底以求解脱的男男女女，还有那一头扎进水缸将自己淹死的人，他们在面临人生本质的分野时，最终抉择只是大同小异于曹娥。偏偏只有曹娥的日常琐碎人生，一改世俗的善，一改世俗的美，一夜之间便升华为非神即圣。

    一条江，长久以来并无改变，高山之上渺小的源起，大海之滨壮阔的总汇，还有那每一缕清流带来的滋润，每一朵浪潮涌起的富庶，任凭烟飞烟灭云聚云散，总也是人生常恨水常东。能被人来人往所改变的唯有名字。在舜的时代，这一带由青山舞动的绿水叫做舜江。舜之前，人们如何给它起称号呢？一定是有的，只是后来者不知道。某个时期的文化断裂，既剥夺了向后的历史，又虚化了往前的认知。就这条江而论，了解的，记得的，可思可想的，仅仅才几千年，然而，与生命共舞的每一条江，最不缺少的就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漫漫过程！之所以一代代贤人大士披肝沥胆冥思苦想，到头来一如在海涂上，每有寻获，无不是一只只貌似美丽的泥螺，就在于看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

    从此江名到彼江名，貌似水到渠成画龙点睛。一旦眯起双眼，锁上眉头往深处看，忧国忧民的舜，何以摇身化为唯独以人伦之孝为至上的曹娥？传说也好，祭奠也罢，那些假借这条江的名义，突然变得可疑起来。

    生于公元一三〇年的少女曹娥，一定不是貌若天仙，如有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本钱，就不会在十四岁时依然只是一个专事祭祀巫师的女儿，而会被地方官作为贡品，趁着尚无梁祝那样的爱情打扰，绝对保有纯洁之情、黄花之身，及时地进贡给东汉顺帝刘保，成为众多皇妃或宫女中的一员。那么，父亲曹盱就不会在公元一四三年的农历端午节，一以贯之地在杭州湾大潮溯江而上之际，迎风击浪，仿效先期的楚国人对不朽诗人及落泊官员屈原的纪念，祭祀在生是吴越忠臣，死后被奉为潮神的伍子胥和文种，祈求他们保佑一方平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少女曹娥，后来肯定像从南到北所有呼天抢地的女子那样，将早已生死两茫茫的前朝大臣，骂得狗血喷头：两个破老头，还被奉为神明，为何这般不知好歹！人性不灭！人伦不绝！一千九百年前的少女曹娥，在那不见任何预兆的灾难中，哪堪忍受无与伦比的丧父之痛！怀着巴结与敬仰之心的曹盱在江上击鼓放鞭，载歌载舞，敬上一坛坛美酒，献出一头头家畜，被他宠坏了的潮神却疏于管束，听任用惊涛骇浪突兀地撞向船头，将只知父亲，不认巫师的少女曹娥的心一举击碎。

    若要俏，需戴孝，哭成泪人儿的少女曹娥，其素其洁，如春开梨花冬降瑞雪。朋友在手机发来的短信中，仿佛亲眼所见，不容置疑地说曹娥身穿一袭白衣。我也觉得无论如何不会错。纵使一个人身着蓝黑衣衫红绿裙袂，那流了十七天的眼泪，也会将其洗白洗白再洗白，直教一根根纱线露出最早包裹在棉铃里的本色。

    十七天的时间，足够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少女，以每天二十二里的速度，将这条全长不过三百六十里的大江大河走得一寸不剩。十七天的时间，足够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将全身体液尽数化成泪水流出来，只留下那用一江春水也无法化开的浓烈的血性。在出海口驾船捕鱼的船夫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出海口的滩涂上捡泥螺的赶海人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左岸的沃土上耕耘的农夫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右岸的树林里采杨梅的农妇哪能看不到听不见？时至今日，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长江公路桥，这些年来它不得不在无奈之中见证一个接一个的殉葬者。去年有一阵，一个星期之内就发生了三起。那一天，我坐车从江南赶往江北，曾经心惊肉跳地目睹了其中一起。那些人多是年轻者，只有年轻才能快捷地翻越栏杆，将自己的肉身悬挂在大浪淘沙，亦淘尽千古风流的大江之上，动作稍有迟缓，就有守桥的警察上来加以阻止。真正将自身化入波涛的人只是少数，在劝解者的真心相对之下，多数人会转过身来引领着系在游丝上的生命，重回只有一步之遥的阳光大道。少女曹娥给这条江上赫赫有名的巫师当女儿也不是一年半载，而她又不是貌若天仙躲进深闺不与平常人见面女子，相貌平平，反而会被更多人认识。十四岁的少女大悲大恸时，三百六十里的大江两岸，竟然人人噤若寒蝉，是在心里害怕将巫师曹盱收去作了随从的潮神水怪，还是另有其它更加难以言表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人分出多一点的精力来照顾她。在出海口上的捕鱼的船夫，一门心思全在退潮和涨潮之间，万一渔船搁浅了，不得不下海拉船时，麻烦可就大了。那些挖泥螺的人。每天太阳跃出海面之前就得来到海涂边，搭上渔船到海口一带去挖泥螺。在他们的头脑里，潮起潮落的时间必须准确掌握，不能有丝毫误差，否则，无情的潮水在淹没海涂的同时，会随手将他们葬身鱼腹。左岸上的农夫有理由为自己的庄稼赶季节，右岸上的杨梅女放心不在躲在树后的暴风骤雨。反正是，天地间顿时失去了关怀，山水中突然埋没了抚慰。女人不哭，天下就没有流眼泪的人了。少女曹娥又没有声明自己死也要同父亲曹盱在一起。一般情形下，那些舍不得亲人要寻短见的，熬不到第七天，挥之不去的念头便会成为真人真事。少女曹娥连托梦给别人，都不肯说出永别的意思。看见的人以为她再哭一阵，就该收起泪眼，慢慢地露出笑容来。一天比一天孤独的少女曹娥，放任内心悲伤不断膨胀，直到无以复加了，才纵身一跃，将自己的花季年华交付给满江逝水。溺水身亡的人，在沉在水底不会超过七日就会自行浮上水面。少女曹娥亦如期在第五天里，再次出现在这条江上。只可惜物是人非，含苞待放的少女，不得已换上另一番惨绝人寰的模样。都说她救了父亲，都说她救了父亲的尸体，都说她救了父亲并身背负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一经她所背弃的人间哄传，便绵延不绝地成这经典。

    亦真亦假，少女曹娥之事，都属于她个人。凄美！壮美！苦美！他人说得越多越表明内心淤积着难以释怀的愧疚。那些听过少女曹娥泣血的人，如果在突然的良心发现后，假借神迹来稀释这类愧疚，对后人的感动与教化一定会更深刻。

    因人伦而殉情赴死的事，都会在每个生生不息的家族中或迟或早地发生。那些只在家庭内部流传的，只要不与地方政治扯上粘连，过不了多久，就只能成为一个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情感之结。少女曹娥之死一开始也是这样。从公元一四三年到一五一年，八年时光，汉朝年号从汉安、建康、永嘉、本初、建和、和平到元嘉，一共换了七个。当朝天子在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生死替换后，终于轮到史称桓帝的刘志。桓帝登上大位的第三个年头，在宫廷里当侍卫的度尚，被派到此地当了上虞长。后来的志书上有说此人为官清正，深察民情的。在那些溢美之词背后，可想而知的是他对当朝皇帝喜忧好恶等习性的稔熟。自古以来为官只有一条道，乌纱帽是谁给的就得时时刻刻惦记着谁。度尚是由京城外派的县官，当然就得做出一些让皇帝喜欢的政绩。那时候的地方官，千方百计要将自己治下的地方特产进献给皇上。记得老家一带就曾有贡橘、贡藕一说。至今还有人为当地极有名气的豆腐，当年无法千里迢迢送到京城，成为贡品而扼腕长叹。产于老家的中药桔梗，后被专门称为英桔或贡桔，也是得益于御医们给皇亲国戚开药方时的特殊写法。度尚对少女曹娥的所谓义举，是真感动还是伪感动，故且继续存疑。他下车伊始，就将死去八年的少女曹娥上报朝廷，硬将也许根本就是三人成虎事件中的主角封为孝女。

    都说伴君如伴虎，不是人精的人做不了皇帝侍卫。度尚连皇帝都不陪了，宁肯外放，表面上是找到一个青山绿水处，获得一份人生难得的逍遥。在传说中，少女曹娥赴死后的情形肯定不只一种，这是民间文化所决定的。既然曹盱祭潮仿效的是先楚之法，死去五天的曹娥还能在烟波浩渺中，与早她十七天死去的父亲相聚，一定是汨罗江上的神鱼跑来显灵了。神鱼能背着身高七尺的屈原，从汨罗江出发经洞庭湖，再溯长江而上，千里迢迢回到秭归老家，为死在同一条江里的两位骨肉亲人穿针引线，完全是举手之劳。这是可能性的第一种。其次，就该考虑龙的家族了，这条汇入杭州湾的大江，天造地设地归东海龙王节制。正是出门踏青的时节，龙王家的人，信步走来，就会碰上在江涛深处挣扎的少女曹娥。如果是龙太子，不说就此开出情爱之花，只要将自己嘴里的夜明珠，取出来让曹家父女含上一时半刻，那将是又一场以大悲开始，以大喜结局的天大好事。还有第三种可能，离江不远的大舜庙不是建在乌龟山上吗？少女曹娥投江的动静当然会惊醒这只正在打瞌睡的万年乌龟。说时迟，那时快，老乌龟一个翻身就将其接住，带回家中，再运用神力，将胆大包天地掠走曹盱，欲招这位多才多艺的男人为夫君的母螃蟹打得丢盔卸甲，乖乖地放了曹盱不说，还替曹盱变幻出一艘船，就是用这条江上所有的水堆成一座浪头也打不散它。这不是故弄玄虚，凡事只要超过日常人生范畴，就会在民间变化得无休无止，到头来，有多少爱说往事的老人，就会有多少怪异的传说。譬如屈原，在万里长江被称为三峡的那一段，其回归的传说就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上虞地界的这条江上，少女曹娥的传说只用八年时间就变得众口一词，毋须进行考究就能断定，是上虞长度尚的所作所为使然。

    上虞长度尚在泥沙俱下的政治江河中弄潮，首先不会容忍东海龙王一家对少女曹娥做下任何事情，接下来势必要杜绝乌龟螃蟹与少女曹娥的所有关联。凡此种种，绝对不被允许。唯有让一个黄花少女，将一般人想不到更做不到的事情做出来，才能彰显皇恩浩荡，往上感动天地，向下教化愚民。在皇宫里的短暂生涯，让小小的上虞长明白了政治生活中大大的真理，即便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飞到他的任上，也毫无用处，引不起半点兴趣。度尚亲眼目睹皇宫深似海，看上去皇帝威风八面唯我独尊，背地里扇阴风点鬼火手握一支狼毫笔也想弑君的大有人在，何况还有许多如狼似虎的大将军。

    东汉王朝传到第四代时，皇帝大多是乳牙小儿，而且再也没有活过四十岁的。和帝刘肇，十岁即位，二十七岁死。殇帝刘隆，即位时刚满月，在位八个月就死了。安帝刘祜，十三岁继位，三十三岁驾崩。顺帝刘保登基时也才十二岁，少女曹娥生命终止后的第二年，就驾崩了，时年三十。继位的冲帝刘炳只有两岁出头，在位仅半年，临死之前还在找乳母的乳头。再继位的质帝刘缵，即位时满八岁，死的时候满九岁，也只有一年的天子命。轮到刘志出来称桓帝，从十五岁起，到上苍令他交出皇权，仍只有三十六岁。此后，刘宏十一岁称灵帝，三十三岁死；刘协九岁称献帝，只有他活到了五十四岁，然而，在三十九岁那年，东汉王朝被魏国取而代之。此后的刘协被贬到度尚的老家做了山阳公。

    刘志看不到后来的事，此前的事情，他想不看都不行。冲帝嗦着乳母的乳头死去后，大臣们主张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梁冀却强行将年幼无知的刘缵立为质帝，做了桓帝的前任。童言无忌的质帝在召见群臣时，将一个刚刚学会的词语用到梁冀身上，称其为跋扈将军，梁冀便毫不手软地毒死这可能酿成后患的小小君王。又因为当时刘志正在和自己的小妹议婚，梁冀视那些又在嚷嚷要让刘蒜坐镇金銮宝殿的大臣为无物，独自拥立未来的妹夫为恒帝。在当时，朝廷上有梁冀的大妹妹梁太后临朝听政；后宫里，有新立的梁皇后颐指气使。梁家共有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七个侯、两个大将军，其余卿、将、尹、校多达五十七人。度尚外放上虞的头一年，梁太后病故。桓帝亲政，可四方贡献，仍旧先冀后帝。

    怀揣玉玺的桓帝刘志，想不心惊，也会肉跳。从皇宫侍卫到上虞长的度尚，不仅看得真切，还想得深远！黄袍加身的刘志，在金銮殿上苦苦支撑，江山还不见稳固。赶在这时候，献上死去八年的十四岁少女曹娥，绝对要远远胜过太湖和西湖两地官员，从一万个美女中，筛出一个眼睛会说话、细腰会唱歌的绝代佳人。事态发展完全在上虞长度尚的掌握之中，一天到晚担心有人篡位的桓帝，终于发现一个天下人的楷模：少女曹娥尚且晓得，哪怕死了自己，也要寻回父亲尸体，作为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中坚，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诏书既下，有谁再敢与皇帝较真？在知根知底的人看来，任凭如何描述少女曹娥之死，总是不能复生的。金口玉言的皇帝哼一声，就使得川流不息几千年的舜江，变成了曹娥江。本来嘛，大舜王当年如何做，如何不做，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事，不需要天下众多的饮食男女操这份闲心，天地之间，除了皇帝，一切的人都应该是顺民孝子。简单地说起来就是孝顺！孝顺！孝顺！

    一口气扶了刘炳、刘缵、刘志三个儿皇帝的大将军梁冀，低估了年纪轻轻的桓帝，没有透过抬举少女曹娥的烟雾，分辨出那藏得极深的杀机，继续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甚至连桓帝的宠妃梁贵人的母亲都敢暗杀。皇帝毕竟是皇帝，受够了窝囊气的桓帝，终于在一个夜晚，调动一千多名御林军，包围梁府，诛杀近百人，凡是与梁家沾亲带故的官员尽数罢免。让天下人仿效少女曹娥的桓帝刘志，一口坐了二十一年江山，东汉时期，除了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数他在位时间最长。

    多年以后，才有一些用民间文化反对封建极权统治的人出现。他们让新近殉情而死的梁山泊、祝英台化成蝴蝶，美妙到极致，神奇到极限。在传说中，皇权政治下的道德礼教，被彻底边缘化，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强权仿佛烟消云散。一江两岸的民间，在少女曹娥之死的前因后果中体现的文化传承与言论自由受到空前压制后，终于实现了对笼罩在头顶上的政治阴云的极度消减与巧妙颠覆。

    写奏折的度尚，在想像这个故事的母本时是主动的。

    读奏折的桓帝，在想像这个故事的母本也是主动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少女曹娥的如此死法，与先楚的屈原自投汨罗江后，背其回返故土秭归的有灵神鱼紧密联系到一起。在皇帝眼里神灵显现是莫大的吉相与喜兆，而发现神迹的下官自然功高至伟。下官之举，当然要投皇帝所好。再说时髦一点，上虞长度尚准确地揣测到皇帝的心思，将一件在自己任期前老早就发生的事，恰到好处地变成了为官一任，造就一方的政绩工程。这才是真相，是本质，也是蔡邕和李白，只说碑文，不究事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根由。

    二十四孝典籍中，开宗明义第一篇的《孝感天地》，记载了舜所受到的陷害。有一次，舜在深井里掏泥沙，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竟然在上面倾倒大大小小的石块，即便砸不死也要将他活埋在井下。舜却命大，活着回来后，毫无记恨家人之意。如此等等，都是一些能让神鬼泣涕的非凡举止，所以，才能在后来被选为人皇，成为一代圣君。那条见证过舜与普通人一起或渔或耕的江，因为舜为江山社稷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以舜的名字作了江的名字。十四岁的少女曹娥似乎超越了天下谁人不识的舜君，非要将舜江改名为曹娥江而后快。可是，受到历代帝王六次敕封，获有十二个褒扬封号的曹娥，并没有进入到旧道德所传颂的二十四孝中，就连经过补充的三十六孝也没有她的位置。在两种典籍中，舜在成为帝君前的所作所为，全都排在首位，是那楷模中的楷模。

    如果不认为曹娥江的出现，是那小小的上虞长挖空心思，用自己的伪政绩来取悦给他俸禄的皇朝，又能作何解释？那块导致蔡邕有谜，李白无诗的少女曹娥之碑，由度尚披露的来历也很难自圆其说。度尚将少女曹娥的尸骨挖起来重新厚葬时，曾令弟子，斯时少年才子邯郸淳为之撰写碑文。度尚又说，自己原本请的是当地著名学者魏朗，可魏朗被曹娥的盛名所累，担心文采有所不逮，自己才不得已让弟子出手应急，没想到魏朗拜读过邯郸淳的碑文后，一边大加赞赏，一边将其实早就写好的草稿点烧成灰烬。邯郸淳一路追随度尚来到上虞，所见所闻当然也是死后八年的少女曹娥，却敢一挥而就，百般叹息母亲早逝又失去父亲的少女曹娥，只忧虑今后该怎么活，对死却一点也不怕，还专门选了潮急浪高的时候投水寻父而去，大江之水载着她四处漂流，这样的孝女让许多人泣不成声，哀悼的人阻塞了一条条道路，好比当年的孟姜女哭倒长城，就连遥远的皇城都被这悲痛的场面惊动了。碑文写到此处，就将上虞长度尚大人的真正面目暴露了，他所要的就是惊动皇城的效果。生于乡间，长于民间的乡土知识分子，既没有李白逼高力士为之脱靴的狂放，也没有屈原以一己之死与天下抗争的豪壮，遇到此种事件，他们普遍会采取明哲保身的温和方式。譬如魏朗，他将写好的文稿烧了，还要谦逊地说自己的才华不如一个少年。就汤下面，顺水推舟，当事人的面子他也给足了，自己的命运也不至于产生意外的骚动。不久之后，官运亨通的度尚，去到洞庭湖一带统领剿匪行动时表现出来的血腥与残忍，足以证明魏朗的判断太对了。读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老先生给曾任上虞长的荆州刺史度尚所下的结论是——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者！魏朗当然更明白少女曹娥的生死意义何在，只是他实在无力阻止一条江流入荒谬的历史中，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些阴险的政治家联手谋杀大舜之江，使之成为只为少数人获取功利的所谓曹娥江时，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一个不合作者，只要不使自己成为丑陋政治的同流合污者就行。这种心理状态通常是最普遍的。才华横溢的蔡邕和李白，在少女曹娥的碑前庙里那般吝惜，不肯多写一个字，其内心只怕也是如此着想。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心领神会地达成了一种默契，官僚政治和道德礼学不约而同地发起对尚未开花就已凋谢的美丽少女的异化，各取所需的人则是心照不宣地推行着他们并无恶意的合谋。非常遗憾，如果从某一年开始，这样的合谋，变得只是为了表达对一个原本可以再活五个六个七个或者八个十四岁的少女的忏悔，那就好了。

    多少人活得生龙活虎时尚且身不由己，想让死去的曹氏父女来把握自己的命运，简直就是比天还大的笑话。本是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却被他人有所图地加以利用，无端地夸张和放大。假如曹盱灵魂知之，女儿曹娥置自己不再的生命而不顾，必然招致他最激烈的反对。一如在手机短信中与朋友所聊的那样，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是说父女之间的感情，将天下最深的几种情感元素合为一体了。所以，曹盱如能未卜先知，晓得自己死期将至，或是坦然相告，或是委婉暗示，总之，一定会让曹娥明白，绝对不能同父亲一道赴死，一副没有生命的皮囊，弃之江河湖海与深埋厚葬并无区别。人生和人死就不同了，仅仅说有区别还不行，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看得见，摸得着，其实是大到无法用天下衡器来度量。

    上虞长度尚果然受到皇朝赏识，被调任荆州刺史，后又当上辽东太守。在荆州任上，度尚剿灭了洞庭湖一带的大股匪贼，到了辽东，他又有大破鲜卑军队的纪录。五十岁那年，度尚死在辽东，他的儿女并没有将其尸骨运回山阳湖陆老家安葬。位于秦岭南麓的山阳县是多么好的地方呀，境内有天竺山脉和月亮、白龙两大溶洞，又有丰乡图、九冢星罗、二泉天鉴、道院曲流、天柱摩霄、石峡线天、孤山叠翠、金华相会等八大景致。度尚如果有过要用故土来安放自己尸骨的遗愿，后人哪有不依之理，实在是他早就晓得哪里死哪里埋入土为安的道理，几根白骨，一具僵尸，再怎么摆弄也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了。

    在传说中，硬将少女曹娥投身江流附会一个救父的说法。人都死了，如何相救？明明是女儿的尸首背回父亲的尸首，救的又是什么？到了这一步，所有能做的就只剩下对继续活在人世间的那些灵魂的救赎了。

    回忆起来，历史上许多人文传说都被后来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编为说唱戏剧，曹娥投江寻获父亲尸体一事，从未见诸艺术，哪怕是最大众化的民间书场与草台，亦难见到有此表演。同在一县之地的梁祝化蝶的故事，却使得文人墨客，歌者舞者，千古以来咏唱不绝。两相比较，人心这杆秤，就称出了它们的分量。就说鲁迅先生吧，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评说，那个只有三岁的儿子，被抱在母亲的怀里，高兴地笑着，他的父亲郭巨却正在一旁挖土坑，要将他埋掉了。因为家里太贫穷，郭巨连母亲都供养不起，儿子还要从中分食，只有将他活埋了，省下一份口粮给母亲。没想到意欲活埋儿子的土坑刚挖到二尺深，锄头下面竟然冒出一罐黄金，上面上还刻着赫赫文字：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鲁迅先生形容自己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挖出黄金了，这才觉得轻松。然而他已经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他的父亲去做孝子。其时，家境正在日趋没落，常听到父母为柴菜米发愁，祖母又老了，倘使他的父亲也学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他吗？如果一丝不走样，也能挖出黄金来，自然是如天之福。鲁迅那时虽然年纪小，也明白天下未必总有这样的巧事，万一挖下去没有黄金呢？鲁迅的老家绍兴与上虞地界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他所写的关于故乡故土的文字与文章中，只有舜的消息，从未见到曹娥踪迹。他借二十孝抨击那时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对人性的扼杀时，也没有顺便提及近在咫尺曹娥之江，大概与李白和蔡邕的思路同出一辙吧！无人晓得那个时候的鲁迅，想没想过，离家门口不远的这条江，被称为舜江和被称为曹娥江的区别。在舜江的时代，天下人间属于民众，民众有权以舜的标准来选择治国者，其情形如同千万细流汇到一起成了大江。到了曹娥江时期，天下人间全由帝王主宰，民众凡事都要学少女曹娥，就像从杭州湾涌入的大潮，逆来也要顺受。

    到上虞的当晚所发送和接收的手机短信，还有如下一些文字。

    她：曹娥江喜欢故事，不妨也留一点。

    我：留得再多也没用，不晓得谁来传唱。

    她：都互联网了，就别想元杂剧等等。

    我：可是那位绍兴人也喜欢王实甫的《西厢记》。

    她：但我更喜欢伏尔泰。

    我：有人说那位绍兴人是中国的伏尔泰。

    她：你这是在骂我。

    她：估计你喝高了，快去江边走走。

    我原本想来一句幽默：这时候还在研究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大业，是不是想当先进性教育的正面典型！可索爱T618因没电而死机了。我无法再回复。夜深时刻回到2403客房，手机中回光返照一样的浮电，让我读到二十点二十六分时，所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

    她：真喝多了，就别一个人去江边。

    那天上午，在少女曹娥庙宇前的江堤上，我高高地站了十几分钟。很大的寒风从江里蹿上来，扑在脸上也不觉得难受，问题出在身处人群之中，却发现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在与自己纠缠不清。我在想一件事，一件说出来有些惊世骇俗的事，一件是以客人身份来看这条江，却对这条江有所不敬的事。好在后来我找到一些可以说服自己的道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背景下，这样的不敬，其实是真正的尊敬，因为它在对一个时代的心灵负着责任。

    刚刚见到这条在早春的久雨中变得浑浊不清的江，我就在心里轰隆隆地想念那条从未见过的江，想念她的浩然气概，想念她的人性佳境。还想往没有手机的公元一五一年发一通短信，不管有无效果，也要肆意将为了一己的蝇头小利，竟然不顾历史名节的大小官吏痛斥一番。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大仁大义大道大德大爱大善的舜，更显得事关紧要刻不容缓。这个被用了近两千年的名字，到了要改一改的时候，应该以舜的名义，回到舜的名义！让曹娥江成为如烟往事，回到没有上虞长度尚的岁月之前，重归自由的、独立的、宽容的、浪漫的、理想的大舜之江！

    宁波 滋润

    生活在南方，对湿润有着别样的感情。

    记得第三次去北京，是参加《青年文学》召开的我的几部中篇小说研讨会。时值一九九二年夏天，在中青社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一晚，早起后，朋友发现我的左眼忽然变得通红。急忙去医务室看，一位女医生只是随便瞅了一眼，便问你是南方人吧？听我作了肯定回答后，她斩钉截铁地说，没事，是不适应北方的干燥，眼球表面的毛细血管破裂，过几天就会吸收干净的。一九九三年第二期《青年文学》的封面人物登了其时我的照片，知道的人，还能看出我眼睛中的异样。在北京待了几天，女医生所说的吸引，在我回到武汉以后，才真正出现。自那以后，我也拥有许多人不喜欢北方的理由——太干燥！

    所以，我就没有理由不喜欢南方的湿润。正如眼下，长江中下游两岸绵绵不绝的梅雨时节，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没事时宁可站着，只要不坐在椅子上，就是一种幸福。可我仍然不会埋怨，并且由衷相信，湿润是南方人生的一种根本。

    去年十一月，我去西北某地时，突然接到朋友的邀请，从干涸到十几个人共一盆水洗洗的黄土坡上的窑洞，直接飞到宁波。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由于是深夜到达，直到第二天早起，才产生对她的第一感觉。怎么说哩，当然是很好。不是虚情假意，也非虚与委蛇。想一想，一个人在干旱得习以为常的地方，最渴望什么？当然是水。而一个在长江边玩水长大的人，去到那种干旱得对水都麻木了的地方，自然更加怀念天设地造的江河湖泊了。

    偏偏宁波懂了一个对水的不舍者之心，在我抵达宁波的第一个早上，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好雨。

    那一天，只要在户外，自己坚持不使用任何雨具。

    并说，自己是从西北来的，那里的人将打伞当成一种罪过。

    宁波的雨，竟然如此深得我心。人在室内时，她便下得激越而豪迈。一旦发现我们走到门口，那雨马上变得温婉而抒情，细细密密地从空气中弥漫下来，比打湿脸庞多一点，比浇透衣服少一点，让人实实在在地放心地走在雨中。

    说来很怪，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机会来宁波，自来过一次后，不算因故没有成行的那几次，仅成行的，半年之内竟然来宁波三次。

    第二次从武汉自驾来宁波。时值四月，沿途没有不是艳阳高照的。一到宁波，天就下起雨来。待我离开宁波，出城区不远，那雨就消失了。所以，第三次来宁波时，心里已经不可能有其他假设了。从武汉开出的动车到上海后，不出站依然是动车转到宁波，七小时的动车车程，我一直在入神地看一位藏族肢残写作者的长篇小说打印稿。但有放下书稿，朝着车窗外若有所思时，一定会在心里重复地问：宁波会再下雨吗？

    宁波后来用我所喜欢的湿润回答说，会，一定会下雨。

    事实上，在我前往的路上，宁波正下着一场少有豪雨，只是当我们走近时，那雨才变得温情脉脉。对于外来者，走马观花是其永无休止的真理。第一次来宁波，只与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书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诗意而建造，是为浙东古代雕刻艺术最集中、最精致，内容最丰富的建筑之一林宅，有一些接触。第二次来宁波，也只看了两个地方，除了少有人去，却有国内最早全木榷穹隆顶结构的保国寺，再就是赫赫有名的天一阁了。坦率地说，第三次宁波，所了解的是比天一阁的存在更让人为之心动的另一种事实，2010年11月2号的《宁波日报》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84家，其中国办71家，民办13家；由文化文物系统归口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31家；国家三级以上博物馆10家；向社会免费开放66家。让人觉得惊讶，同时又更觉得欣慰的是，文章所说的十三家民间博物馆，馆舍总面积有44800余平方米，藏品总数已逾19600件。这样事实如何不让人心动！如何不使人觉得，这是一场无声细雨在湿润这座城市！

    在宁波的最后一天下午，去阿育王寺，瞻望佛顶骨舍利。

    一行人一边排着队，一边听管事的僧人细说瞻望之要领与心得。说是，自从佛顶骨舍利供人瞻望以来，无数得到佛祖引领的人，所看到的景象，再没有任何重复的，人所各异，异所各人。终于轮到我们一行，并终于轮到我自己，诚惶诚恐地上得前去，尽可能地贴着阿育王塔的小小飞檐，放飞自己的视野。或许只有十秒钟，这样短的时间，想要看清一种影像该是何等的不易，更何况是在金玉辉煌的背景之中。所以，我只能说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一种感觉。至于是什么，则不敢轻易地说定。

    从寺庙里出来，上了车，迷迷糊糊中像是又遇到一片雨雾。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词：滋润！

    是这样的，在阿育王寺内的阿育王塔中，我所看到的正是一种滋润，将人的渴望还给人，让人的渴求满足人的滋润。

    正如宁波的雨，可以轻浥心尘，却不会寒侵筋骨。

    哈尔滨 为哈尔滨寻找北极熊

    我站在马迭尔宾馆外面等车时，手机响了。“爸爸！”准备上幼儿园的女儿刚刚起床，她习惯地靠着妈妈的枕头，在千山万水之外细声细气地要求：“哈尔滨有北极熊吗？给我买一只北极熊！”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丝毫没有料到这会是一件导致自己在整个旅程中一直忙碌不已、并且险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有四年了，我很少外出，一边写长篇，一边照看女儿和上高中的儿子，同时也在弥补曾经缺席多年的家庭生活。这一次上哈尔滨，虽然是临时得到通知匆匆忙忙地搭上末班车，到头来却排在因接受哈尔滨工业大学荣誉教授之职、而先期到达的徐刚先生之后，第二个赶到犹太人在一九〇四年修建的马迭尔宾馆报到。隔天早上五点半钟，在火车站的贵宾休息室里等候迎接采风团大队人马的那段时间里，一队身着礼服手捧鲜花的哈尔滨姑娘在门口不停地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这其中已经包含着“马迭尔”的原意，逮住一位东道主问，他却不好意思地回答，从小就这么叫，从没想过这名称后面还有别的意思。后来，我查过资料才知道，百年前流连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之所以要将自己的饭店称为“马迭尔”，实则是为了“摩登”。在哈尔滨的那些天，以及回到南方后，语言中的“马迭尔”与“摩登”仍让我觉得非常意味深长：“摩登”是“马迭尔”无法改变的历史，“马迭尔”则是对“摩登”没心没肺的忘记。这样的事例在人人的经历中并不少见。

    离家之前，太太将她去年深秋在哈尔滨的见闻重复了好几天。这些年，从北方到南方，我们的城市发展得异乎寻常地迅速，快则快矣，到头来所见到的无非是对香榭丽舍的抄袭，对莱茵河两岸的复制，再不就是临摹曼哈顿，翻印拉斯维加斯。大城市们如此，中小城市或者再小一些的乡镇，更是明目张胆地东施效颦，盯着上海和深圳无休无止地参观学习，致使一方水土中的家园气氛丧失殆尽。经过四个小时的旅行，飞机落地后出现在眼前的北方名城让我心里生出一种可以略感庆幸的陌生。在找到摩登一说之前，陪同者所有的介绍全都无法进入到可以铭记的境界。正在涨水的松花江上仍旧可以游泳；正在举办的啤酒节上只要花五元人民币买上一只酒杯就可以仰起脖子尽情地享受中国最好的啤酒；太阳岛上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清理与整顿；索菲亚教堂周边的房屋即将被拆除……想像中这座离冻土带很近、离极地极光很近、被萧红的呼兰河所环绕、被迟子建的漠河所烘托的城市，是与铺天盖地的大雪联系在一起的，冰清玉洁的！没有雪的哈尔滨，无论怎样的百态千姿，也只能出乎我意料之外。毕竟雪的姿态最令人神往，因为雪的本质是高贵！

    在久负盛名的中央大街上，听人说，脚下那一块块露出来的只有砖头大小的方块石，在当时每块价值一美元。这可是没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通货膨胀、还有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世界经济不断出现的周期性衰退与危机的一美元。在那种年代，就算是最富有的纽约华尔街也不曾像哈尔滨这样，几乎是用黄金来铺就一条淌雨积雪烟云过眼的马路。为了了解中央大街在当时的摩登程度，我专门向一位在大学里教授经济学的朋友求证。他在电话里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三十六美元，到了一九九九年，其价格已变成了三百六十。仓促之中，他没有查阅资料，只能凭着记忆提醒我，到二十世纪末，美元已经贬值到只有世纪初的二十分之一。以黄金作为不变价格计算，中央大街建造之时，一盎司黄金大概相当于十八美元。我曾试验过，在中央大街上，不管是左脚还是右脚，都会踩着一又三分之一块石头。这就是说，百年之后的我，每走十二步就会将一盎司左右的黄金踩得闪闪发光。在整个远东，不管是同时期的上海，稍后一点的香港，还有更晚一些的东京与汉城，都不曾有过这种将千万黄金掷与泥土的事情发生，除了富有，除了摩登，除了奢华，在当时，还应该有一种只差一点点就会变成妄想的集群性的浪漫因素。那年那月，也只有满街都是嬷嬷和教士、街角上的卖花女曾是俄罗斯贵妇、玛达姆茶炉前拉手风琴的男人、不久前还是只说法语的莫斯科绅士的哈尔滨，才能使喝完半瓶伏特加、两杯不加糖的咖啡的激情构想变成现实。如今，当地人还敢说，不用出中央大街，就可以见识世界上所有的名牌。

    一个三岁女孩所衷情的北极熊显然不是她心里的一种名牌。

    我在中央大街上不停地寻觅，不断地询问，我没有得到的问答。或者说，我得到的并不是回答，那些芭比娃娃和迪斯尼狗熊的代理商回应给我的表情全是带着矜持的否定。不只是她们，哪怕是卖水货手机配件的小店女人，笑容中也隐现着一种同整条街道相呼应的冷傲。那位敢在远东的沼泽地上将一块石头埋入地下仅仅露出二十分之一真容的俄国人，独出心裁地设计出一座与东方各民族气韵迥然不同的城中之城，假如这种后来的变化是其当初就料定了的，那他实在是太有远见了。在南方，眼际里能见到尽是妩媚：虞美人，声声慢，鹊踏枝，念奴娇，一剪梅，浣溪沙，水调歌头，蝶恋花。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冷美人，多半还有若要俏、需戴孝的悲伤和忧郁背景。坦率地说，男人对女人的瞩目从来没太多的审美与赏析的因素。行走在中央大街上的那些形体与修养上不曾熟悉的女人，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中原大地上那些来自北方的铁马金戈。我相信，一座建筑的冷傲，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信仰；一个女人的冷傲，表达的则是一方族人的力量。

    那一天，在金上京遗址，一望无边的断垣残壁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从金兀术到后来受尽嘲笑的八旗子弟，在他们初盛之际，无论是骑的是红马、黑马或者白马，都是那样的冷傲。也正是这样的冷傲才使富饶的白山黑水平地生出一股高贵的气脉。想一想那些来自中原腹地的所谓的农民大起义吧，哪一次不是一哄而起，像饥饿的狼群一样扑向任何他们认为富裕的地方。大凡起事，财富总是他们的第一目的，第二目的就是女人了。说他们建立了新王朝是很无理的，而应该认为旧王朝的不再是被他们所毁灭。梁山泊里的宋江好歹当过几天县府小吏，所以他能想到无论如何也要将身名显贵的卢俊义拉入山寨。发起武昌首义的那群热血青年，因为上过一阵新学，知道自己身上并没有治国安邦的素养与才华，这才不惜拿着枪逼迫黎元洪出来统帅自己。北方的匈奴人，北方的女真人，北方的满清人，当他们决意进伐中原时，其中坚力量正是族人中的贵族。说这些佩戴兽骨披裹兽毛的人野蛮，只不过是汉人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时的自欺欺人。在骨子里，在血液里，这些来自冰天雪地的征服者，支撑与涌动着的是黄河两岸，长江上下所稀罕的高贵。我不会去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应该颠倒过来做出修改，不再说农民起义何其伟大，北方民族的侵扰则是何等卑劣。事实上，历史教科书已经有所修正，不再对匈奴人、女真人和满清人出言不敬了。今年夏天，我在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听管理处的负责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位先生也是听国内考古界那些泰斗级的人物说的：但凡要动手挖掘“王”以上的陵墓，头天晚上当地一定会下倾盆大雨，这是考古界习以为常但又无法用科学规律做出解释的事情。也是在明显陵，导游小姐在讲述李自成的部下放火焚烧明显陵时，超乎寻常地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对中华文明来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南方女孩子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的思想界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更多人脑子里的乾坤。这样做与其说是尊重史实，不如说是尊重现实，要想达到更深的思想境界，就必须重新检讨我们的认知武器，否则就只能长久地让顾城的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历史与现实中的共同真理。作为东北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金上京，最终沦落为一堆堆荒丘，那条曾经直通黄河、淮河和长江的绕城运河，也成了一条毫不起眼的水沟，却不是农民起义铸下的大错。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可历史的必然又是什么？作为后人，由谁来解释这种放之四海皆准，却又等于什么也没说的必然在历史中的真正意义哩！

    女儿一如既往地在电话里追问买到北极熊没有，其余的事一概没有兴趣。一条中央大街被我找遍了，当地的朋友和来自外地的朋友都说，随便买只熊吧，能哄孩子就行。我不想也不能这样做，明明是一只狗熊，做父亲的能对女儿说，这就是北极熊吗？类似这样做法的大有人在，那也不是指鹿为马、黑白混淆。这有点像一个身在异乡的人告诉当地人，他们的城市是世上最美丽的所在。这种结论在事实上通常是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的本身却是美丽的。正因为有了这种美丽的错误，才有可能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冒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又想到心中的那个悖论，难道没有雪的哈尔滨就不是哈尔滨吗？习惯上将北方当成大雪纷飞极目苍茫的场所，我的足迹新至之处只是离北极熊出没的地方更近一些，因为女儿的愿望，又不仅仅只是女儿的愿望，在南方想往北方，到了北方所想往的当然就比北方更北了。

    经由青岛前往哈尔滨的飞机落地之前，舷窗外早早地铺开北方浑厚的原野，还有那条看上去有些小却格外无羁的松花江。机舱内还在循环着的来自武汉的空气。这就使人有了在一瞬间脱离旧气息，融入新气息的体验。那一刻站在从未到过的土地上，只觉得扑面而来的清新中有一股心醉的稠酽。这种稠酽让我产生一次次回忆，它使我觉得北方的天地原野草木河流皆有气味，甚至使我从到处都是绿得发黑的植物那里闻到阵阵浓墨的芬芳。几年前在西藏，曾经仰望蓝天，幻想可以从庄严的白云中聆听出某些声音。与西藏所见的不尽相同，白云在哈尔滨上空缓缓地流动，宛如那些走过太多苦难，在金婚或银婚纪念日才披上婚纱的沧桑女人徐徐而过，身后那片蓝得很深的天空更像许多神往的眼睛。我有理由来让自己相信这就是民族文化与生活中本就稀少而今更加匮乏的高贵，就像我在中央大街上不时见到的，如果这方曾经彻底欧洲化的天地，还不接纳这种人性当中的最特质，我们就只能彻底放逐自己的寻找，将国民性中的高贵情结扭成一只死结。庄严常在，高贵难修。得失之间，悲喜之际，经常是最微小的失当就使人前功尽弃。

    女儿在北极熊前面加上“我的”二字，她在电话那边开口就问：“我的北极熊买到了吗？”其实她不这样说，我也明白我必须为她做成这件事。这也是以我对哈尔滨的信任作为基础。我相信偌大的、在中国最接近北极熊的哈尔滨，一定能够满足一个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见到雪就欢天喜地的南方小女孩的愿望。

    早来的那天晚上，女儿还没说出她的愿望。市委宣传部的几位将我带进一家名为露西亚的酒吧。酒吧里摆着许多旧时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生活用品，墙上挂着的也是那些主导中央大街修造的俄罗斯人的各种生活照片，酒吧主人的远亲当年在马迭尔宾馆举行婚礼的照片也赫然入目。酒吧主人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女主人则是见到是朋友和顾客都礼貌哈腰的日本人。这样的介绍顿时让人深入到哈尔滨的近代史之中。酒吧里最醒目的是一架钢琴，尽管擦得非常亮，那根突兀地伸在外面的蜡烛架轻易就将其经久的岁月说得清清楚楚。邻桌上一个气质不错的女孩子问那钢琴还能弹吗？男主人作肯定回答时，女主人轻轻地笑了笑。天下没有不能弹奏的钢琴，问题是弹出来的是什么：响声，还是音乐？在听者心里，任何一种声音都不会只有一种回响。一架旧钢琴，曾有多少优雅如天鹅的手指在上面抒情过舞蹈过，当年的旋律不用弹奏就应该在我们的情怀中回荡。朋友们丢开我，悄然谈起一位我当然不会知道的女人。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下午，那个在我听来免不了有几分神秘的女人，独自呆在那架旧钢琴前的座位上，有时候甚至是趴在桌面上睡觉，直到天黑了，外面的路灯纷纷亮起来才离开。酒吧主人大约也听到了这些内容，似是不经意地走近了说，有那么十来个人，看不出有别的值得深究的原因，隔上一段时间就要来独自占一个台位，一杯咖啡，一杯红茶，此外决不再要任何别的东西。还有两个更怪的老人，他们的习惯完全相同，晚上七点钟来，九点钟离去，每次来只要一杯冰水、几片柠檬。如果一个老人是星期六来，另一个一定会在星期天来，反之亦相同，两个人从没有在酒吧里相遇过。我以为这座酒吧与中央大街的年头差不多，问起来才明白它存于历史的时间，与听着窗外的林涛声早早入睡的女儿的年纪相差无几。一样东西经年历月之后变得旧了，就会有其了不起的地方。需要点蜡烛的钢琴，不用提醒便显出尊贵。不用动手弹奏，就这样静静地与她相对，想像夹在岁月风尘中的一只音符，一个音节，一段乐句，一篇乐章，在安宁中感受华彩，从短暂里体验悠长，将激越变成坦荡。老人也好，神秘的女人也好，只要他们愿意与不再点蜡烛的旧钢琴为邻，就不需要任何其它理由。

    一叠酒吧主人自撰自编的《露西亚小报》随意地放在门后。虽是小报，那上面载有一些让我们心颤心悸的东西。在哈尔滨，有一位名叫弗洛夏的俄罗斯侨民，今年九十二岁了，是当年带着小提琴和钢琴，带着油画和鲜花，带着艺术家和小说家来此的二十几万俄罗斯侨民在当地的仅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除了俄语外，还会讲英语和法语，却不会说汉语的俄罗斯老人不管受到何等的羞辱，她只是竖起食指在与胸前第二粒扣子等高的位置来回摆动着，劝告那些人不要如此。在酒吧之外听到的故事，让我立即联想到小报上的俄罗斯女人。小报上还有一个老人写给在天国的父母的信：“我饿极了，夜里睡不着，我想你们，我想听见爸爸的咳嗽声，想在你们身边。我做了一件事，也许会让你非常难过，但我的确做了。我用餐刀切开了手腕。我很害怕血，非常怕血，很快我把血止住了。我又用自己的手帕缠在那刀的刀刃上，我觉得那把刀太不了解我，它太简便了。今天是我六十三岁生日，我会好好地活下去。下午，米亚托夫兄弟来了，坐了两个小时，他们劝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健康，我害怕，不敢出门。他们带了很多吃的，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和肉、牛奶。我们一起喝了一点酒，祝贺我的生日。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很不好，可是这和我们没有关系，也有很好的中国人。米亚托夫不害怕，他知道怎么走路，他穿着中国人的衣服，把帽子压得很低。请保佑这些好人吧！我不会再做那种事了。我很后悔，请你们原谅我，我是饿坏了，头脑太乱了。我在那餐刀里面裹了一张纸条，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要帮着我让别人难过。”信的落款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如果这个叫尼娜的女人还活着正好与唯一留在哈尔滨的弗洛夏同岁。这时候的哈尔滨早就下雪了，我怀着从未见过隆冬时节松花江模样的南方心情，希望那雪能厚到再多的人践踏过也露不出底层的污垢。那是一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代。也正是那个时代，让卑贱升华为荣耀，高贵贬低为耻辱。到头来我们又不得将历史早有定论的基本真理，重新用实践检验一番。

    此时此刻，是我从露西亚酒吧出来的时候。那边大街小巷早已安宁下来，哈尔滨的夜晚，十点钟一过就难以见到当地人，那些仍在街上晃荡的大部分是外来者，少数当地人也是因为陪同的缘故。然而，在南方，我们的城市反而掀起阵阵别样的喧哗。熟睡中的女儿轻轻咳了几声。女儿是过敏体质，稍不经心便会如此。回家后陪女儿去芭蕾舞学校练舞，只顾看着她乐，忘了及时换下那身天鹅般的小舞裙，秋风一来女儿就感不适。调整了几天，既做雾化，又喷鼻子，才控制下来。熟睡的女儿用一只小手搂抱着那只北极熊。站在她的小床边，轻轻地用手去拿时才发现北极熊已被她身上的汗浸湿了。我很庆幸，自己到底寻找到了北极熊，三岁的女孩对此不会分得清楚。可我分得清楚。也许是心情所至，同女儿先前拥有的各类小熊相比，北极熊的模样怎么看都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尊贵。

    返家的那天早上，我离开马迭尔宾馆，离开著名的中央大街，沿着陌生的街道独自走了近半个小时，走马观花般越过三处穿着红衣绿裤挥舞着过于夸张的大扇子，忘我地跳着大秧歌的女性群落，进到一处街道被挖得千疮百孔，在拆旧楼和待建新楼相互映衬，虽不是百废待兴却貌似百废待兴的地方。临街的一些小店门口仿佛还有昨夜的杀猪菜在飘香。这些房子没有任何值得夸夸其谈的历史，包括建筑时间，其模样却比将中央大街垫得如此著名的那些石头还陈旧。据说，依照各种自然和非自然磨损的规律，那些有幸铺在中央大街上的石头还有二百余年的时光供其炫耀。以我将要进入的那座名为玩具城的楼房为中心的这一大片街区，哪怕它承传着这个城市的真正日常，因为平常得近乎平庸，从竣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早早地重归尘土。按照行业分类，女儿所期盼的北极熊应该在玩具城的二楼或三楼。从二楼到三楼，再到二楼，再到三楼，记不得有几个卖主对我说过相同的话，北极熊有啥好看的？好在我终于找着北极熊了，那是在第三次来到二楼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中年女人从一大堆绒毛玩具中拎出一只北极熊扔到我面前，特地说了一句，你要是昨天来我也没货，这是昨天晚上送来的。回到宾馆，送行的东道主已经等在房间里。都以为我没找到北极熊，有人带来一只可爱的小白熊，另一位更是送给我一只打开来可以放进一卷卫生纸的绒毛狗。勉强说过谢谢后，我打开手里的包裹，取出那只北极熊。在一阵不大的惊呼声中，夹着一句疑问：北极熊怎么是棕色的？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从来北极熊都是白色的。卖主的货物中本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但在一念之间，我觉得棕色的更耐脏——说到底，在潜意识里自己还是有着同许多人一样的念头：这不过是件玩具！一如平时我们所想：这不过是一些房子！这不过是一座城市！任何时候，高贵与平庸就是这样只有一念之差，所以当年的中央大街才能成为哈尔滨后来的形象，才能用当下叫得最响的一种观点来形容我所理解的哈尔滨：百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央大街的建设走的是一条可持续性发展之路。换言之或者说是推而广之：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要素不是时髦和时尚，而是一种弥漫在灵魂中的高贵。

    我又想到了“马迭尔”。在一切“摩登”面前，我们无非处在两种角度之下。在部分人那里，它不过是生活游戏中一种新颖玩法，可以一只脚伸进去，也可以两只脚全伸进去，无论哪种姿态，都是为了后来的抽身打转。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摩登的意义重大了许多，既是态度，也是目的。对于高贵来说，“摩登”是因故掉在地上的一只纽扣。我有些明白那些将白山黑水引到长江的贵族们没落下去的原因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地方观摩赫赫有名的东北二人转，坚持到最后的只有陈世旭、刘庆邦、臧棣和我，别的人都走了。走得最早的是徐坤她们。老家在沈阳的徐坤后来用她那惯有的将锋芒藏于无形的语气说了一句话，别处演出的二人转，更俗！更野！徐坤的话让我想起有人暧昧地说过的，要看真正的二人转就必须到县里去。我们见到的二人转已经有所节制干净了许多。然而，一想到如何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多少年前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广受欢迎的民间小戏，心里就冒出两个字：粗鄙。当年的白山黑水，当年的林海雪原，当年的帝国王朝，当年梦幻城市，在岁月的潮汐中一浪一浪地沉沦下去，留下如此末日狂欢般的且歌且舞。城市里的二人转，女人穿上了洁白的长裙，男人更是没有不是西装革履的，眉眼之际飞流的尽是时下的摩登。同所有末代帝王一样，主宰金上京的最后君王，也免不了日复一日地将摩登当成了高贵。这种精神日益下流的朝代，又岂能为天下万物花开流水东逝的真理所容忍！流传在民间的文化是历史进程的活化石。二人转当然不能例外，它的存在足以证明，一个时代的精神从高贵跌入粗俗时，这个时代便只能以悲剧存于历史。

    有了这句话后，我才可以说，我到了一趟哈尔滨。

    赣南大地 新三五年是多久

    赣南是我如今常常要去，并且常常在心里牵挂的命定之地。

    第一次去，却是五年前的春节。那是我头一回陪妻子回娘家。年关时节，火车上人很多，就连软卧车厢也没法安静下来。火车在赣州前面的一个小站停了几分钟。我们抱着只有十个月的小女儿，迎着很深的夜，就这样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地踏上了总是让我感到神秘的红土地。到家后的第一个早晨，那座名叫安远的小城，就让我惊讶不已。包括将一汪清水笔直流到香港的三柏山，和小城中奇怪地起名天灯下的古朴小街。我是真的没想到赣南的山水如此美妙，第一次行走在她的脊背上，天上下了雨，也落了雪，浓雾散过之后，冬日暖阳更是习习而来。从安远回武汉，那段路是白天里走的。山水随人意，美景出心情，这样的话是不错。回到湖北境内，将沿途所见一比较，就明白对什么都爱挑剔的香港人，为何如此钟情发源于赣南的东江秀水。

    我是在大别山区长大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鄂东和赣南两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渊源。在安远的那几天，妻兄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此地从前也是苏区，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第一次就“落”在安远。那一天，他带我去看毛泽东著作中屡次提及的“土围子”，当地人称为围屋的建筑奇观。汽车先在一处苍凉的废墟前停下来。妻兄说，从前，这里是一处围屋，赣南一带最早闹革命时，里面曾经驻扎着一支工农红军的部队，号称一个营，其实也就一百多号人。那一年，他们被战场上的对手围困住了。对手虽然强大，却屡攻不下。对峙了一个月后，一架飞机从天际飞来，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扔在做了红军堡垒的围屋之上。曾经坚不可摧的围屋被炸成了一堆瓦砾，红色士兵的血肉之躯，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历史的围屋有的毁于一旦，有的仍旧生机盎然。当我站在另一座名为东山围的真正的围屋中间，庞大的古老建筑，超过一千人众的鲜活居民，还有围墙上那一只只被迫击炮弹炸得至今清晰可辨的巨大凹陷，心里情不自禁地想像，曾经有过的残酷搏杀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革命文化中泡大的。从能识字起，就抱着那一卷接一卷仿佛总也出版不完的革命斗争回忆录《红旗飘飘》看。围剿与反围剿、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爬雪山与过草地、《十送红军》与《长征组歌》等等词汇及凄婉壮美的歌曲，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在时代快车面前，历史真相往往擦肩而过也难为搭乘者所知之。如果仅仅是一次接一次的探亲之旅，老岳父退休之后所种植的丰饶的柑橘园，会同无数相同的青翠一道，多半会将红土地上的壮烈定格成用勤劳换得的甘美。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在南昌与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采风团的同行一起，同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大部分话题还在赣南柑橘味之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上。第二天的午后，车到瑞金，在扑面而来的遗址遗迹面前，脑子突然冒出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并惊讶于它在心里深藏了这么多年，居然一点也不曾丢失。当年红军仓促离开瑞金时，一位老大娘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问何时能够回还。红军战士说三五年。老人等了三年不见亲人回，等了五年还不见亲人，她以为三加五等于八年，可是还不行，等到当年的红军战士真的回来时，她一算：三五一十五，原来是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兴国县，才晓得还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让人为之动容的。一位当年刚刚做新娘的女子，自红军长征后，多少年来，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去那送别丈夫的地方，等候爱人的归来。这位永远的新娘，从来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经牺牲的烈士证明书。她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晚上，那个男人再三叮嘱，让她等着，自己一定会回来陪她过世上最幸福的日子。我们到兴国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岁的新娘，终于等不及了，她将生命换成另一种方式，开始满世界地寻找去了。

    这样的等待让人落泪。还有一种等待则让人泣血。在兴国县一座规模宏大的纪念馆里，挂满了元帅和将军的照片与画像。在将星闪耀的光芒下，讲解员特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将军以为革命成功了，家乡人肯定过上好日子了。将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发现当地仍旧那样贫穷，便流着泪发出誓言，家乡不富不回来。

    这些事，在过去都曾有过书面阅读。站在赣南的红土地上，我才感受到这一切原来如此真实。就像后来到了贵州的铜仁地区，几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生活还是如此艰苦，不时能见到公路旁竖立着国务院所认定的贫困县的石碑。那里的道路还是如此险峻，虽然乘上了汽车，走完每天的行程一个个还是累得腰酸背痛。遥想当年，那种困苦更是何种了得！

    私下里我问过一位兴国人，那位非要等到家乡富了再回来的将军后来如何，对方只是轻轻地一摇头，随后一转话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国和于都两地曾经流传一句话：兴国要亡国，于都要迁都。说的是当地的贫穷。有一次，国务院派的一个调查组来到某地，村干部为他们做了三菜一汤，三个菜做熟了，剩下一个汤因为没有柴禾了而烧不开。无奈之中，村干部只好将自己所戴的斗笠摘下来，扔进灶里当柴禾烧了。因此我便猜测，那位为家乡人过好日子忧心如焚的将军，后半生将过得比当年的长征还艰难，因为，在他心里除了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所必须继续坚持的党性长征之外，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人性长征。感恩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一个历经数不清艰难困苦才从受压迫地位上获得新生的政治组织，对执政基础的感恩，不仅也会被理解为良好道德，更是确保自身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政治资源唯一途径。如此，就不难理解，穿行在赣南红土地上的京九铁路，为何将科学常识抛在一边，而在被血与火浇浴和焚烧过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这些感动了历史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让钢铁拐个弯。

    那一天，在瑞金，顺路参观了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处柑橘园。绿得有些忧郁的棵棵树上，结满了指头大小的青果。有人问我，老岳父的果园有没有这般大。当然这话是戏谑，同许多赣南人的选择差不多，老岳父的果园只有二十亩。从一开始，当地政府却制订了十足的优惠政策，任何一片柑橘园，从下种到收获，绝不收一分钱的税费。老岳父多次笑眯眯地说过，三五年过后就好了！老岳父所说不是三五一十五年，也不是三加五等于八年，不出三年，或者五年，那时，每年就能从这片果园里收益一万几千元钱。老岳父的柑橘园种得较早，如今已有了他所预期的收益。在他之后大大小小的柑橘园的兴起，宛如当年闹苏维埃一样火热。只要问起那些在新开垦土地上培育柑橘幼苗的人聊起来，一个个都会充满期冀地说着相同的话：过三五年就好了。果真这样，将军若是健在，一定会毅然还乡，与祖祖辈辈都在贫苦中挣扎的赣南人一起开怀大笑。长征精神是伟大的，更应该是勃勃生机的。离开瑞金之前，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部门前，几个当地的男人正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忙碌着。看样子是在为盖新房预备桁条，有人拿着弯弯的镰刀在刨那树皮，有人挥动斧头，按照黑线将刨过皮的树进行斧正。见到的人莫不会心一笑，这是意味，也是象征。

    当年那位老奶奶所惦记的三五年，那份昐归的心情背后，是盼望那些庄重的允诺。即使她真的只怀着朴实的思念情怀，那也应该使得领受这份情感的人，更加牢记那曾经的千金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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