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安庆兄：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虽然出版才数月，把它放在我的面前，我只感到像是面对一位几年以前的熟朋友一样，能够模模糊糊地引起一些关于往事的回忆，却失去了拥抱自己的新生儿时应有的喜悦、欢快和骄傲。也许是它出世太快，来得太容易，以至我还没有细细玩味那从孕育到分娩的痛苦；也许是它还没有能够全面、系统地展示我的思路，以致多少有点嫌弃它的冒失、粗率和幼稚，“牛犊丛书”本该是鲜蹦活跳的小牛犊撒野的场所，如今让早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去扮演老莱子[171]的角色，总感到不太自然。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它的问世，借助于它，我有了与更多的朋友交流感想的机会。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力图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鸿沟，还不如说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新文学史上的某些既定的偏见：诸如对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思潮在中国的引进、地位和命运问题，民族文化从文学审美意义上的重新评价问题，以及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但真正促进我写这本书的，是在1985年北京召开的“现代文学青年学者研究创新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谈了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的沟通问题，我也发了言，谈的是现当代文学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这个发言稿发表在《复旦学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篇《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收入书中时我又作了较大的补充和删节），你看得出这篇文章中关于六个文学层次的描述，是受了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影响的，这其实已经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对这个问题的触动和最初的构思，是在1982年左右。那时候读了李泽厚的那篇“后记”时间不长，他的关于几代人的思路启发了我，促动了我去对中国新文学从本世纪初到新时期作一个整体的考察。原先我打算把这个题目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结果因准备不足，一时完不成这样的构思，就搁置了。以后几年，我又参加了“二十世纪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资料汇编工作，对当代文学创作也作了一些研究，才使这个题目愈来愈丰富、清晰和完整。直到1985年，为了参加学术会议才动手写了这一篇文章，虽然，它还带着我几年前思考的痕迹，而且有些观点，我到了第二年写《圆型轨迹》[172]那一篇时，才得以补充和修正了。这次收入书时，我没有改动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说法：即新文学的第二个阶段，究竟始于1942年的解放区整风还是始于1937年的抗战。现在我的观点近于后者，正准备就这个问题再作深入一步的探讨。

    然而当我打算把这个研究再继续下去时，就诧然发现：把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学置于一个整体下加以考察，它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对两个时期文学的分别研究，它可以导致我们对以往许多结论发生怀疑！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中检验出各自的生命力；同样，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由于找到了源流而使它们的生存有了说服力，这不是一个时间的拼接问题，而是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与现实，去改变一系列的现成观念。我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受到过皮亚杰《结构主义》的启发。但我承认，那本小册子里许多专门性的论述我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我只是受到他关于整体性、转换性规律以及自身调整等一些说法的启示。所以我从没有搬用过结构主义的一套术语。我只是用了自己的名词：史的批评，或者说整体观。关于引进新方法的问题，我极羡慕有些学者能够深入各种深奥的专门化的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各种批评理论流派，使人们能够完整地去把握、理解西方各种批评流派。不过我自己却无力去做完这次工作，我有自己更加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现象的考察。记得王晓明兄在一篇评赵园的文章里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对当代生活的激情超过了对纯粹学术性的追求。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至少在我能够被吸引的，只是与当代生活、当代文学发生着密切关联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不太喜欢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视作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存在，而与社会、激情全无关系。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我们能以完全超然的态度来讨论中国文学的结构审美学，而在现在，这样的学术游戏实在还为时过早。因此我所追求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来重新认识、评价以往的文学现象，并在历史的观照下，推进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当你问到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时，我只能回答：热爱当代生活。这似乎离开本题太远，但我以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我想，搞文学研究虽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的支持。我的那一组系列论文，几乎都是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完成的。当我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中写到“忏悔意识首先是以对人的自身价值的确信为前提的，当这个前提被否定，不存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时，‘忏悔’就丧失了它的全部文化价值，成为一种自我作践”时，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发痛。我在最近写《中国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也是属于这组系列论文之一）时，谈到我们今天正缺乏浪漫主义的想象力，我忍不住地写道：“我辈凡人，平常的梦境总不脱白日场景的重现……我们无法像庄子那样梦见自己化作蝴蝶，无法像曹雪芹那样梦见太虚幻境、梦见大荒山无稽崖，甚至也无法像鲁迅那样梦见死火、梦见复仇、梦见好的故事。我们太实际，我们的想象力都被世俗的计较紧紧缠住，我们的心灵无法驰骋。”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激动得不得不放下笔来松一口气。这种激情是通篇论文的精魂，有了它，所有的材料、理论、研究才能变得有生气、有光彩。如果失去了这根本的精神，那一篇篇论述过去历史文学的文献又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书时建立理论框架与搜集研究史料的关系。你是赞赏《整体观》中的一些理论框架的，这也是许多读者共同感兴趣的地方。但似乎有些朋友忽视了另外一方面，即在建立一些理论框架，提出一些理论见解之前，是需要有艰苦的实在的基础训练。就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就是对于原始材料的广泛搜集和综合研究。任何思想都不会凭空产生，即使你能够在一些外来的理论方法触发下产生出新鲜的见解，也不过是你已经熟悉了你所要研究的材料的缘故。在文学研究领域，浮丽的才华与偶来的小聪明是无法有真正的学术建树的，我很明白自己，如果没有在大学期间读了几百种现当代文学作品，没有系统翻阅了《新青年》《晨报副镌》《学灯》《顺天时报》《小说月报》等七十多种报刊，没有在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严格指导下搜集、翻译许多国外的研究资料，我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也不可能发表这一系列自己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提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冲击不在1930年代而在五四初期，提出五四初期接受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大多数也是反对现存社会、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永远处于主潮地位，提出新文学发展中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演变轨迹等，都不能空口说白话，都必须有根有据。唯有对大量的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给予新的评价和认识，才有可能使材料获得新的生命；反之，也唯有在大量的材料研究的基础上获得新鲜感受，以修正改变自己头脑里所盘踞的学术偏见，补充原先构思时的种种不足，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见解变得更锐利，更扎实，也更加有说服力。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非常佩服范文澜先生的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现在此风不倡已久，但我想，年轻的朋友知道中国现代学术界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也还是大有好处的。

    我能回答你的，大约就是这些。随便说几句，愿能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

    陈思和

    1988年1月于上海飞龙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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