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向：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及其实践的探索；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对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的探索，重新梳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从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出发，探索文学批评参与和推动创作的可能性。如果说，第一个方向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追求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和行为立场，第二个方向是建立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和学术目标，那第三个方向则是对于一种事功的可能性的摸索，它既是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描述，也是我们对改变当下处境的可能性的摸索。
这本文学史理论探索论著是我的第二方向工作的成果结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专业岗位的主要工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写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后，我的兴趣始终在重写文学史的探索，渐渐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史理论的探索与创新方面。关于文学史理论的特点与意义，我在丛书系列的导言里已经给以阐述，这里只是交代一下这本书的成形。应该说，这本书体现了我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理论探索的主要成果。1987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后，我开始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第一篇就是发表于1988年的关于战争文化心理的探索，以后渐渐地发现，这一类探索，与新文学整体观不一样。整体观是一种方法论，以文学史为背景来全面考察文学创作现象，梳理文学思潮脉络、解释文学演变来龙去脉的踪迹，揭示的仍然是文学史的某种过程；而从战争文化心理开始探索，我企图解说的是具体的创作现象，通过理论探索，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空间，从而改变文学史的既定结论。因此，我的研究提出了某些理论以后，直接开拓了研究领域的新空间。这样，陆陆续续地，我对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等方面的文学史理论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并且，以此来指导研究生，鼓励他们一起进行深入的探索。其中做得比较好的，有王光东、姚晓雷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研究，有刘志荣对潜在写作的研究，有张新颖等人对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我所谓的文学史理论，就是从文学史研究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且上升到理论概念层面来解决问题，转而对同类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它能够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实践大大地丰富了我最初提出的研究理论，像王光东关于民间理论的研究，是相当有成效的。
最初的设想，是把我的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套丛书，既有我提出的理论视角，又有研究生们的研究实践。同时，郜元宝教授和张新颖教授当时正在从事文学史与语言关系的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崭新视角，于是也邀请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加盟于这套丛书。这套丛书设计以后申报了国家社科项目，被成功立项。几年以后人事情况有所变动，个别的论著因为有其他原因而抽出另行出版，本丛书最后完成的，是郜元宝的《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张新颖与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合作的《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王光东的《新文学的民间传统——五四至抗战前的文学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姚晓雷《乡土与声音——“民间”审视下的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类型小说》以及我自己的这本著作。应该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祝丽女士，她是最早约定了出版这套丛书，并且很快就列入出版计划。但由于我们这套丛书属于国家社科项目，规定必须等验收结项以后才能正式出版，而结项过程中又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复修改过程，为此，这套丛书整整拖延了三年时间。这期间，祝丽女士对我们表达了非凡的耐心和信心，等待我们的冗长的结项过程。其次还要感谢那几位耐心将书稿放入这套丛书等待出版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是很有知名度的学者，邀稿出书的机会极多，而这几种书又都是体现了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花力气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浮躁的环境下他们竟如此耐心地陪同着我一起等待了好几年，并且耐心地按照要求多次修改，尽力使这套丛书达到比较完美的程度。我不能不为之感动。尤其是姚晓雷，他这几年一直面临求职、升职称等非常现实性功利性的压力，但是这本代表了他最重要学术成果的著作，我却没有能够及时为他出版，给他提供一点方便，但他也毫无怨言，耐心等待，表现了对我的信任。朋友间这种友谊和信任，我尤其感到珍惜。
至于我自己的这本著作，本来是不打算列入丛书的。因为我的文学史理论探索进行了很长时间，许多研究成果都陆续发表过，并不全是新的成果。但出版社方面和学校里负责项目管理的文科科研处都希望我将自己的著作也列进去，于是我只能将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理论探索的文章集中进行编辑整理，以求比较完整地表达我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成果。2002年我编过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这本书是在《十讲》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书中五个主题（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基本与十讲相同，但内容有了较大的改变和扩充，新增内容除了我在近年着重探讨的“先锋与常态”外，还有对于新世纪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形态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来探讨民间美学特点和民间叙述特点，我以为理论产生于文本，没有相应的文本分析，理论只能是空洞无当的理论，不具备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同时，唯有通过对新的文本的解读，才能不断扩大文学史理论的意义和内涵，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应该说明，书中的章节是根据丛书的要求而设的，为了体现这本书的完整性，我把原来以论文形式发表的叙述方式改成章节体叙述，原文中比较率性的论述也作了相应的删节。
最后要交代一下本书的书名。前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是接着1987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而写的，所以，最初就打算把这本书稿取名为《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有过好几个版本，最近的一个版本是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修订本，里面加入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化状态》（第三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第四章）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形态》（第五章）。这个版本距今也已经有九年时间，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三章内容与原来的整体观写作的体例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所以这次我特意把这三章从《整体观》抽取出来，经过修订后编入本书。这样，本书就是一本比较完整并且内在统一的文学史理论探索著作。曾将书名改为《文学史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比较能够体现这本书稿的主题。至于《整体观》，如果出修订本的话，将不再编入这三章的内容。但是，送出书稿后，祝丽编辑坚持说她喜欢《新文学整体观续编》这个书名，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我愿意听从她的意见，把书名改回来，又成为“续编”了。特此说明。
2010年6月7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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