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东：

    来信收到，没想到这篇文章花了你这么多时间，让我于心不安。本想利用春节几天仔细读一下文章，不料我家里发生一些意外事情，没有时间细读了。于是我想写封信，谈谈我对我的专业研究的一些想法，供你修改时参考。

    我自己也常常想，我的专业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但我为什么会如此执迷不悟地投身到它的深层漩涡里去？为什么会轻易地把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传统与这门专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究竟是我在寻求那些被时间或者其他原因所淹没的文学史真相，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化斗争需要在文学史里寻求某种精神资源？在我的眼里，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个过去的文本，它是一条长河，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从我们的身上漫淹过去。大约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作者都不会有我们今天那样强烈的文学史意识，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是个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但我也是在书写文学史。当然不是说，我会无中生有地编造文学史，我所指的“创造”，也就是我和我的同行们努力的目标：把现代文学史从人为的三十年时间限制中解放出来，让它延伸到今天以至未来，使现代文学成为一门未完成式的开放性学科。中国人向来具有创新意识，1949年是一次，“文革”结束后又是一次，1990年代还有一次，“新时期”以后就有“后新时期”，“文革”以后就有“后文革”等等，总是企图中断文学发展历史，开创出一个“新纪元”。但事实证明这些提法都经不起检验，新文学的传统依然在艰难曲折地发展着。《西游记》里写孙行者在如来的手掌心里翻筋斗，孙行者的空间概念已经是几个十万八千里过去了，可是在如来的空间里还没有翻过他的掌心。我们身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文学时代里，不断被一些新鲜事刺激着，动不动以为“新纪元”来了，其实在稍懂一些历史知识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又来了”而已，知识分子自世纪初社会转型以来的自身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完成，这道历史的文化的序幕拉开一百年，但有没有拉到位还是个问题。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是这部文学史中人，我们从面对的现实生活里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以求解决问题，都能够从这部正在从我们身上流淌着的文学史里寻求精神力量。

    当然，这只是我们开掘的第一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其文化背景，不过是近百年的历史，而且生逢乱世，价值体系屡易不定，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它不过是块贫瘠的土地，提供不出更多的精神养料。但是，二十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史）并不是孤立地形成的，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它的开放性与世界性因素，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和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大格局。正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梳理和整合出自己的新“道统”，没有圆通庙堂、民间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三个不同价值体系，所以二十世纪的新传统是一个不完善的开放性思想文化空间，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也就是面对了整个世界的文化传统，其提供的精神资源不可能仅仅是中国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里研究中国作家巴金的思想和生平传记时，不能不追寻着研究对象的思想脉络，学习和研究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理论，从俄国民粹派到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都涉猎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知识分子个人与历史、民众的关系，关于个人信仰、理想、道德的自律与绝对个人自由的精神追求的关系，关于利己与利他的伦理冲突，都曾经作过探讨，这些思想理论后来就成为巴金一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源泉。近日我读到《文艺争鸣》上王晓明兄组织的一组青年学者关于精神资源的讨论，很有启发。那些青年人所关注的问题，都使我想起当年那些让我读之激动不已的历史文献，我不知道克鲁泡特金等人与别尔嘉耶夫有什么关系，但有些高贵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它们曾经哺育过巴金一代中国作家，今后也会鼓励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新的困扰和疑虑时，我们同样能够从这部历史的承传中获取许多有益的精神财富。这也许是我沉浸于现代文学史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因为我所面对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史，而是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追求与探索的全部思想历程。

    这样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都使我在文学史观念及其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我们这一批在“文革”后走上学术岗位的研究者，先是从“文革”的江湖里认识人生这本大书，再是在“文革”后恢复和承传五四精神的学术氛围里接受专业训练，我们的精神上被烙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烙印，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念和现代战斗精神或多或少制约着我们的学术活动。别人怎样想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一面是明明知道学术的非功利性和求知的独立价值的重要，另一面却在提倡非功利性的背后，真正的旨意仍在破除以权力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的功利目的。这几乎是一个宿命，我有时也怀疑我这样做是否违背了科学的研究态度，但我更明白我所面对的这部文学史究竟意味了什么。或许在下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严谨的文学史研究者对我们这一代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但我们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会作为后人认识历史的一份资料，被融入文学史的传统。历史正在我们身上流淌，我们无法超越。也许只有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才会富有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力，我徜徉在其中十多年，深知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帮助这门学科激发出这股生命力。严格地说，这门学科没有太丰厚的遗产，前人每走一步，都是伴随着权力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浸透，就像是一株从田野里移植过来的幼枝，被层层绳索与铁丝结扎成一个盆景，现在最需要的工作就是将那些绳索与铁丝剪除掉，让它自由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在这个领域里，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既定的条条框框是不可以被质疑的。我在这十多年来一直做着这门学科的证伪工作。既是证，就需要认真艰苦的材料收集和分析，不能随心所欲地标新立意；但证的是“伪”，就需要史识和史胆，要有无畏无饰的求真精神。从研究巴金开始，我每涉及一个研究课题，都是希望能破除一些东西，你不妨读那篇致汪应果先生的信，大约能明白我对这部文学史的证伪工作做到了哪一步。你在文章里提到“重写文学史”，其实“重写”的真正用意也就是想提倡“怀疑精神”，这是方法论，并非在于对具体文学史现象或人事的评价（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些人以为“重写文学史”是一场翻烙饼运动）。我比较喜欢胡适之的一句座右铭：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怀疑精神是适用于一切学术对象，既是对谬误的揭露，也是对真理的检验；但证伪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希望在指出真理的有限性以后，将原来的文学史理论观念内涵的缝隙撑开，从中发现被遮蔽的隐性现象，提出新的解释理论。我后来关于战争文化心理与民间理论的提出，都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的个人研究结果。如果没有对一些文学史的观念前提的证伪，是不可能产生这些想法的。我感兴趣的是在研究这些课题的过程中，一旦摆脱了以前文学史的一些基本命题束缚以后，突然产生出自由想象的空间，许多前所未有的想法都不邀自来，纷沓相间，这才能体会思想的快感。至于这些学术观点本身的价值，因为只是一种个人性的参与，能不能获得一般认同倒在其次，我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个命题的突破性研究引申出一系列的学术争鸣，也包括被证伪。现代文学史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它自身不完善并不一定是缺点，倒是它可能再生新的生命力的优势。近几年来现代文学这门学科遇到了各种思潮的挑战，我有许多同行朋友都表示了应战的态度和坚守岗位的信心，我理所当然会赞同朋友们的这一立场，但我想做的工作，还是继续剪除这株盆景的各种废枝和人为束缚，并且不断帮助它吸收和包容异质文化的营养，我想只有让它成长为真正的大树，才能真正有效地阻挡风霜的侵袭和摧残。

    与证伪的工作相应的，是我一直在努力使这门学科摆脱某种共名的观照，提倡个人性研究话语对它的解读。我这里说的共名，不仅指过去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也包括今天的各种被时代认可的流行话语。记得在主持“重写文学史”的时候，有不少人认定我们提倡“重写”，就是想否定前人的文学史而自己取而代之；也有些好心人建议说：你们不要提“重写”，可以提“另写”“复写”，等等；后来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中，又有了类似的指责，说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就是抢“话语权”，就是破坏了宽容、多元的大好形势，等等。这两种批评意见都有相似的思维特点：批评者并不关心你的主张和结论对与不对，只是关心你的发言态度，他们只允许一种“共名”，新的观点只能在认可共名的前提下作补充发言，但不能与“共名”平等对话，当然更不能争鸣。这就有点像1950年代“反右运动”时的主调：你不是不可以提意见，但要看你提意见的立场和动机，决不允许你利用提意见来与党分庭抗礼。以此推理，对文学史“另写”“复写”甚至“补写”大约都没什么问题，唯独一提“重写”就成了立场问题。我是不同意这种禁忌的，在学术领域（其他领域暂不作讨论）不管以什么名义制造的“共名”，一旦成为对个人学术思想的妨碍与压制，都是有害的。文学与文学史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文学史是研究者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整合，它包括对文学现象的诠释、褒贬和取舍，这完全离不开研究者个人性的艺术感受和主观把握。文学史只有成为个人的研究工作，表达个人对时代、历史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展示研究者个人的人格魅力，才有可能使这门学科体现出真正的自由精神，文学史才会有一个蓬勃的前景。

    “要写个人的文学史”，我在1988年就这么提倡过，但“重写文学史”倡导已经八九年了，在这方面的成效甚微，你也可能感觉到了。我去年在日本庆应大学作了一个讲演，谈共名与无名的关系，你来信说已注意到这篇讲演，但我在那篇文章里要说的，不仅是创作的问题，有感而发的正是针对了这个无声的时代。当时在“重写文学史”专栏里发表过一些对1950年代的文学作品提出质疑和否定性意见的文章，虽然在有些人的眼里纯属离经叛道，但在我看来，“重写文学史”在以启蒙为主流的研究界里仍然是一种共名，我的新文学整体观就是取的这一立场。在提倡“重写”时，我对这种逐渐固定起来的研究思路也开始有些怀疑，我觉得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仅仅提出一个价值判断就可以了事，更需要的是以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既要破除以往定于一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又要使这种新的解释成为真正的个人话语，它当然需要充足理由，但又只能是个人研究思路的逻辑推理，并不是一般逻辑推理，也不是要定于一尊，以新的结论来取代旧的结论，因而这种个人性解释又必须是开放性的，才可能鼓励和推动真正的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出于这样的学术立场，对于我的一些朋友们提出的将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倡议，我是有点怀疑的。我感到疑虑的是将由谁来决定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是否“经典”？文学的经典化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各个时期的共名内容和审美趣味都不一样，同一个时代中各人对这些文学创作现象也是歧义丛生；这部文学史随着世纪的延伸还在慢慢发展着，未来每出现一种新的因素都可能会改变文学史原来意义的坐标系，我们今天能做些好的选本或者有独立见解的诠释，已有功德，何必轻易地为后人去决定经典？与经典化相反，我倒是觉得应该鼓励研究者打破各种共名的框架，提倡充分个人化的学术研究，只有在个人的多元中，在互相不谐和的学术争鸣中，这门学科才能全面保留这个时代的学术信息，为它在下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但是想真正地做到个人性研究谈何容易？我近年来东西写得不少，有些杂乱，所谓的杂而且乱，正说明了我的思想立场相当游移。有些问题，依托了时代的共名，就比较容易说明白，也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如你的思路游离了共名，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自己也不曾完全搞清楚的个人性思想和感觉，这就有些吃力。我自己是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有时宁可用随笔的方式来随便谈一些实在的人和事，想有所依托，隐约地表达一些想法，也就是藏拙之意。我现在越来越相信“知难行易”的老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真正有“知”之“行”恐怕也不易，但这比起无“知”而随着时代流行的风尚乱吼，到底是有了自己的立场，即使实践失败，仍是一个有力量的人。近年来读顾准和张中晓的遗书，大概就得出这么一点感觉。先驱们用生命点燃的探索之火，不过是朝着“知”的方向微微挪了一小步，就被熄灭在大黑暗中，这足以使后来者清醒，在求“知”的前景中任重而道远，是难以言说的。

    此致撰安

    陈思和

    1997年2月16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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