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民代言】

    老支书几年前曾向村里的孩子发话说，谁家爹娘不支持你们上学，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撑腰！这一招还真灵，该上学的孩子都上了学，全村没有一个家长来跟老支书打横。这天，两个女孩子跑来找老支书，状告爹娘说，学校叫每人交二十斤皮棉，不交齐就不准再进学校。爹说，不叫上正好，那就在家里干活吧！娘说，女孩子上啥学，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俺向爹娘讲道理，爹说，别讲了，这道理都是从老支书那里发来的，俺早就听得耳朵起茧子了。咱村不种棉花，我上哪儿去给你屙这些皮棉啊？

    老支书还没来得及问清学校为啥派购棉花任务，打门外又进来几个正上高中的男孩子，他们不是告爹娘的状，而是对学校有意见。他们说，俺爹可支持俺学习哩，跑到棉产区去买棉花，不料被小分队查住了。上级有规定，在棉花收购任务没完成之前，谁敢私自到乡下收购棉花，就收一罚十，严加惩罚。俺爹一再声明，他不是棉花败子，是为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才来亲戚家买的。爹好话说尽，最后才获得到宽大处理，把所买棉花没收，不再另加十倍罚款了。几个男孩子又补充说，俺向校长提出，每斤棉花补交二块钱行不行？校长说，上级叫我交棉花，我要是交钱，有人反映上去，这不成变相搜刮民财了吗？我不敢，我不敢！你们还是交棉花好！

    老支书听了，大惑不解，真有这样的事吗？他亲自跑到乡办中学，只见几个学生家长在那里骂娘。老支书走近一看，原来他们是状元村的，也是为棉花的事发牢骚。

    状元村是大伙给起的外号。这个村仅有百十口人，这几年居然出了十多个大学生，有一家村民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老大南开，老二清华，小三北大。这下惊动了市里的领导，亲自来向小三的家长祝贺，市报还为此发了一条消息，题目就叫《状元村里喜事多》。这事对老支书鼓舞很大，他一直把状元村作为典型，向大槐树村的乡亲讲教育兴村的道理。老支书敲钟助学的故事也很为状元村的人们所敬重，称赞老支书是真正的共产党，还专门请老支书到状元村作报告，激励大家齐心协力办教育。所以，老支书和状元村的人们便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老支书来到校园，只见老校长正从教室里往外赶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跳墙进来的，学校大门已经关了一个星期了，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更是急得直哭。老支书见此情景，气呼呼地质问老校长说，你太不像话了！学生来学习，你反而把学生往外赶！世界上有你这样狠心的校长没有？

    校长自然认得老支书，他忙赔笑说，老支书，你别生气，我这也是没法啊！还有三天期限，完不成交棉任务，我这校长就要被免职了。这是乡里向我下的死命令，我不采取硬手腕，怎么成？

    老支书问他，你的乌纱帽就这么主贵？你看学生可怜兮兮的样子，你这当校长的就忍心把他们赶出学校吗？

    老校长把老支书拉到一边说，老伙计，我这也是做做样子，给上边看的。从外边看，学校大门紧闭，其实呀，毕业班已经换了个地方上课去了。乡长每天来检查，他要是看到学生在班里上课，还不拿我是问吗？

    老支书和状元村的人一块去乡政府，乡长不在家。老支书问，乡长啥时候回来？办公室里的小办事员对老支书说，你们来找乡长也是白费口舌，这向学生派购棉花任务是县里决定的，乡长也做不了主，你们有胆量就去找县长吧！

    老支书对张春海印象很好，那年他在古河乡当书记时，卖了小汽车向教师发拖欠的工资。到了县里，还为《黄淮时报》题词“科教兴国，教育为本”。于是，老支书对状元村的人说，这歪点子不知是谁出的哩，我去县里告他们去！张县长会支持我们的。状元村的几个人说，咱一块去吧，多个人就多个心眼嘛！

    老支书有经验，向领导反映问题，光口头说说不行，得有个书面材料，这样送到领导手里，才有个抓挠。你口头讲讲，谁有时间来听你唠叨呢？

    老支书来到郑喜成住处，见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便高兴地说，喜娃子，你混得不赖啊，赶上县长的住房标准了。郑喜成忙解释说，哪里，哪里，我这是临时租用的，一月得几百块钱哩！

    老支书看看附近都是这样的二层小楼，便说，真是生活提高了，家家都住上小洋楼，城里跟乡下到底不同啊！

    郑喜成说，群众把这一带叫腐败村，全是干部盖的小别墅。有的盖了几处房子，自己住不完，便拿来出租。

    老支书听到这里，便不言语了。郑喜成给老支书倒水递烟，忙活一阵才问，老支书，你找我一定有啥事儿吧？

    老支书把上访告状的事向郑喜成讲述一遍，郑喜成听了皱起了眉头。这状子告的可是县委和县政府啊，具体来说就是告张春海。自己刚惹了一场大祸，要是再替老支书他们写状子，直接把矛头对准张县长，可不是好玩的……

    老支书没注意郑喜成的表情，他想起那天在大槐树下喜娃子主动捐钱资助王志民老师的事情，便夸赞说，喜娃子，从小我就看你是个不一般的孩子，现在果然叫我看准了。王老师用你给他的那些钱，买了两头老母猪，你王婶又把他接到家里去了。我没看错，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人要是失去良心，我看他连猪狗都不如！

    郑喜成听了老支书的话，心头猛的一震。他仿佛又听到大槐树下那口大钟的轰鸣，一股热流便在他全身汹涌奔腾开来。是啊，乡亲们用自己的血汗养育了我，我若拒绝了老支书的要求，这……这算什么人呢？

    郑喜成提笔展纸，正要为老支书写状子，他忽然想到赵老师和王大笔对自己的警告，握笔的手便有些颤抖。

    状元村的几个人看见这房门上贴着《黄淮时报》的字样，便猜想郑喜成是这家报社的负责人。他们不知是从哪条渠道得来的消息，说如今记者写稿也要收钱，谁给钱报纸就给谁发稿。面对郑喜成的迟迟疑疑，他们暗暗猜想，这个记者是不是也想收点儿润笔费呢？所以，当郑喜成又一次把笔放下时，他们便掏出一沓子钱，放在郑喜成面前说，俺不能叫你白忙乎，这几个钱你就收下买盒烟吸吧！

    这叫老支书吃了一惊，他问，喜娃子，你给人家写材料都要收钱吗？

    郑喜成像被人扇了一耳光，脸腾的一下红了。他忙辩解说，老支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怕……

    怕什么，郑喜成也没有说出来。老支书有点不耐烦，说，现在的事儿就是怪，一端起公家的饭碗就胆小怕事起来。良心也不要了，正义也不要了，好像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乌纱帽！

    郑喜成忙向老支书说明，我没有乌纱帽，我只是白丁一个。

    老支书一惊，怎么？你大学毕业，还能不是干部？

    郑喜成想向老支书说明情况，但他张了张嘴，还是把话咽到了肚子里。老支书是个急性子，他见郑喜成吞吞吐吐，迟迟疑疑的，半天没动笔，便生气地说，喜娃子，乡亲们都夸你笔杆子硬，我才来找你。那次写假农药的胆子哪里去了？

    一提假农药的稿子，郑喜成又来了劲头。当初因为这稿子挨了爹一巴掌，以至下决心不再写批评稿。可是事过之后，他才知道那篇假农药的稿子一直为老百姓所称赞，说他为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是真正的包青天，敢为民代言！现在老支书也用赞扬的口气提起这事，这使郑喜成又动了感情。我这就写，我这就写！郑喜成感到一个人能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敬，这才是一种幸福。

    郑喜成激情涌动，笔走龙蛇，一篇千字左右的上访信便在他笔端诞生了。他不但真实客观地申述了老支书提供的事实真相，还向社会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希望工程的广泛实施唤醒了国民的爱心，使一个个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而你们却把学校大门关起，使一个个在校生含泪离去。请问，你们的爱心哪里去了？你们把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基本国策置于何种地位？你们为保乌纱帽竟让孩子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你们难道不感到愧对父老、愧对后代子孙吗？

    郑喜成把稿子念了一遍，老支书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说出了咱庄稼人心里话。喜娃子，几年大学没有白上啊！

    【2、老支书死了】

    黑牡丹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写作班子组织起来了，连王大笔和赵写家都愿参加。黑牡丹把花名册递给郑喜成看，郑喜成也乐了，呀，有机关的，有学校的，还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这批笔杆子汇合在一起，足可应付各种文稿的写作。郑喜成又一次领略到黑牡丹的办事能力，他把办公室重新作了布置，简单写了个牌子，写作公司就算开张了。大批跨进他们家门的是五大毕业生，他们急于撰写毕业论文，以便拿到一份大专文凭。郑喜成是学哲学的，各方面的知识都了解一点儿。无论财经、政法、新闻还是历史方面的，他都揽下来，亲自动笔写作。既然黑牡丹对人家作出了硬邦邦的承诺，他不能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纵然有千难万难，他也得硬着头皮去写这些狗屁文章。

    就在郑喜成啃苦果的时候，老支书又来找他了。

    老支书面色蜡黄，神态恍惚，原来那种倔强那种自信和那种威风全都荡然无存，留在脸上的是木然和失望。老支书长长地叹息一声说，如今老百姓说句话……咋恁难啊！

    郑喜成给老支书倒了杯水，递了支烟，不由扫了一眼桌上的正在撰写的文稿。这稿子今晚要交货，每千字二百元，比当今任何报刊的稿费都高。郑喜成心里的话全写在脸上。老支书喝了口水，便站起来说，我不打扰你了！站起身便要走。郑喜成忙拦住他问，老支书，有啥事吗？老支书在门前又停下了脚步，从怀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郑喜成说，这包材料你先放着，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郑喜成把老支书送到门外，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句，你走好！便回到住室，埋头去写那文稿，老支书交给他的那包厚厚的材料被他扔到了墙旮旯。

    第二天上午，赵写家突然给他打电话问，你们大槐树村是不是有个叫王栓柱的老人？

    郑喜成原先也不知道老支书的名字叫啥，在村里，无论大人小孩，也不分辈分高低，都叫他老支书，以至不少人都忘记了他的尊姓大名。是这次写上访书，郑喜成才知道老支书叫王栓柱。郑喜成问，他是俺村的老支书！出啥事了？

    赵写家说，你快来一趟看看吧！

    郑喜成急忙赶到县政府大院，围观的人群已把院门堵了个水泄不通。郑喜成挤进院里，只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已将一具尸体用被单裹了起来，抬到一辆救护车上，但那被单没有裹严，郑喜成从露在外面的苍白的头发和枯瘦的脸皮上很快认出死者正是老支书！郑喜成大叫一声：老支书——！他正要冲上前去，却被几个大盖帽拦住了。救护车呼啸着驶出县政府大院，围观的人群仍然在那里议论纷纷，有激进者竟然冲着那座办公大楼高声叫骂起来。

    郑喜成无心听取人们的议论，他奔上五楼，找到赵写家问，赵老师，老支书是怎么死的？昨天他还去找过我呀？

    赵写家把门关严，说，这老人太可怜了！这几天他天天来这里，要见张县长。信访办劝他说，张县长到市里开会去了，得好几天回不来。他不听，一直蹲在大门外等。其实，张县长就在这楼上，只是出入都坐小车，老人蹲在大门外哪会见到他？赵写家说到这里，唉了一声说，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这样执着的，他硬是在大门外死死地等了一个星期！原先有好几个人跟他在那里等，后来别的人都走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他一直没能见到张县长，昨天下午才失望地走了。谁想到今天早起我到大门外散步，呀，一个人横躺在大门前，身上盖着一个白色的床单。床单上写着几个十分醒目的大字：可怜可怜孩子吧！下面是他的署名：共产党员王栓柱。我吓了一跳，揭开被单一看，那老人已经停止呼吸了，身上散发着一股强烈的农药味儿！

    赵写家悄悄拿出那张白被单让郑喜成看，那七个用鲜血写成的大字出自老支书的手，它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炙烤着郑喜成的心。郑喜成说，赵老师，你把这交给我吧！这是老支书最珍贵的遗物！

    赵写家说，是我悄悄把这被单收藏起来的。你可不要透露给别人啊！

    郑喜成赶到县医院，只见状元村和大槐树村的人们也赶来了。村民们本来是动员老支书回家的，因为他们已把孩子应交的棉花交过了，学校也恢复正常上课了。可惜他们来晚了。老支书再回不到大槐树村去了！……

    郑喜成想到昨天老支书给他留下的那包东西，便急忙回到住处。他打开那厚厚的信封看了看，里面装着他起草的那封上访信，只是这信是经过别人誊抄的，已经辨不出他的笔迹来了。里面还有一大张白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和指印儿，有小孩子的，有大人的，郑喜成数了数，足有五百多个。这显然是老支书走访了好多个学生和家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代表着他们来上访的。一个个指印代表着一颗颗火红的心，这几百颗火红的心聚拢在他撰写的文稿下面，好像是他在统领着这几百名庄稼人和他们的后代子孙在申述他们的不平和愤懑！

    郑喜成一下被这份材料感动了！他想起老支书交给他这材料时说的一句话：这材料先放你这里，也许以后会有用的！老支书为什么要把材料交给我？郑喜成细细地分析着，琢磨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从他心头油然而生，他挥笔在稿纸上写下一行有力的大字：一个冤魂的呼喊和一群孩子的祈盼！

    黑牡丹见郑喜成面对着那张稿纸发呆，再看看上面那行字，便明白他又在考虑什么问题了。黑牡丹警告他说，这可是件大事！你要是把这事捅出去，今后可别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真是青山易改本性难移！郑喜成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他说，我活得太窝囊了！我总是处处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何曾写过一篇满意的文章？我整天谨小慎微，在人生的夹缝中生活，一片诚心地为别人撰写歌功颂德的狗屁文章！当初老支书送我上大学，难道是为了把我培养成这样的奴才吗？老支书敢来上访，敢以死相争，我就不能为老支书伸张一点儿正义，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吗？我郑喜成从今天起不再作奴才，不再写违心的文章！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

    郑喜成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手摸着那份鲜红闪亮的签名，好象自己背后有着千千万万的群众拥戴着他，去为老支书讨个说法，去为那些莘莘学子说句公道话！

    一番话说得黑牡丹直眨巴眼，好像这个郑喜成突然变了个样子。在黑牡丹眼里，那个撅着屁股趴在桌上写假农药稿的喜娃子似乎更可爱，更亲切，更叫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原生态。黑牡丹感到这是一种美，一种善！她将一支笔递到郑喜成面前说，写，写，老支书培养你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让你用这支笔为人民申张正义吗！我们已经成了自由撰稿人，谁的饭碗也不端，还怕球啥？

    黑牡丹这句粗话，一下把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在一起了。他们挑灯夜战，写了一篇新闻稿，复印十来份，连同那份签名和老支书写的“可怜可怜孩子吧”的手迹照片，分别寄给了中央和省市的新闻单位……

    【3、敲山震虎】

    老支书的死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强烈。尸体送到医院，医生经过检验，开具一份证明，然后便送到火葬场火化了。大槐树村和状元村的人们不服气，他们扎了花圈，开着小四轮，要到市里去为老支书鸣冤叫屈。小四轮还没出村，县里乡里的人便赶到了。他们拿出医院证明，说老支书是突发性心脏病死亡。县里又拿出一笔抚恤金，安葬了老支书，在张春海送的花圈上，还称赞老支书是模范共产党员。这么一来，村民的劲头便慢慢小了。在中国最老实最听话的还是农民，几句好听的话一说，再加点儿体察民情的举动，足可把他们郁积多日的忿怒化解开来。当村民提出孩子们上学的事时，县里来的领导表示，棉花不交了，所有学校全部复课！面对这番许诺，村民们便陆续把小四轮开回家去了。

    在县委和政府倒是有点儿实质性反应。有人暗暗为老支书洒几滴同情的眼泪；有人则对向学生搞摊派提出批评；有知内情者则在心里打了个问号，咱县棉花收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县里为什么还要硬着手腕强行摊派收购任务？当然，还有人暗自高兴，悄悄跑到市里向纪检会的李书记反映张春海的独断专行。

    其实，说张春海独断专行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那天张春海从市里开会回来，连夜召开县委扩大会，把加大收购任务的内情向大伙作了一番说明。

    开源节流是张春海扭转财政困境的主要手段。节流没有节出结果，那假文凭依然在县里泛滥着。开源如何开？这叫张春海发了愁。本县工业基础差，国有厂子有的倒闭，有的半死不活，有的只能用贷款来抵税收。农村形势倒还不错，各种农作物都是大丰收，可上级一再强调不准加重农民负担，对农民口袋里的钱也不能乱掏，自己若是顶风而上，那不是自找垮台吗？正在张春海苦于生财无路之时，一位财神降临到他的身边。

    此位财神不是别人，是挂靠在县政府名下的一个皮包公司的经理。他说，今年全国棉花吃紧，南方有不少纱厂和棉织厂吃不饱，甚至出现无米之炊。有的厂愿出高价收购棉花，但苦于运输途中关卡太多，风险太大。如果由县棉麻公司出面，以国家计划调拨的名义申报车皮计划，然后再来个偷梁换柱，那就顺利多了。那天他来找张春海时，二人一拍即合，最后商定，由县棉麻公司出面，向他提供五万担皮棉，每斤比国家收购价高两元。

    五万担皮棉对一个产棉大县来说，实在不足挂齿。全县五十万亩棉花，每亩多收购十斤，这数目也就出来了。所以，张春海只向棉麻公司经理暗中交代一下，单等秋后把这数字落实了。谁料郑喜成一篇报道给他扒了个窟窿，最后市里按四十万亩给他们重新下达了任务，这一下就增加了十万担，那五万担计划外任务自然也就泡汤了。市里分配的任务要完成，给人家达成的协议也得落实。这么一来，张春海便感到不是件轻松的事了。对郑喜成的处分再重也难抵挡那十万担任务，于是他在那次扩大会上提出，严格管理棉花市场，狠狠打击棉花贩子，各乡镇组织小分队，设卡检查，收一罚十，直到把那些棉花贩子弄个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据调查，农民手里的棉花还是不少的，关键是价格偏低，农民硬是存着棉花不卖，只等着以后卖高价。张春海向大家提出，有什么方法能治住农民，让他们多交棉呢？

    张春海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有人出主意说，要想把农民治住，得抓住他最心疼的东西狠整！

    张春海问，农民最心疼的东西是什么？

    那人笑了，孩子呀！

    一句话打开了人们的新思路。有人说，在城市，那些独生子女被称做中国的小皇帝。在农村，人们虽不这样称呼，但他们却是爹娘的心尖子，心头肉。要想叫农民听话，必须在孩子身上打主意。这时，又有人具体地提出实施办法，咱县不是有二十多万中小学生吗？每个学生派购二十斤皮棉，不就完成任务了吗？

    现在的领导班子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副手只能顺着一把手的竿子爬，就是有意见，最多来个沉默不语。“在领导班子里不准有杂音！”张春海就曾这样向领导班子成员发出警告。目前张春海虽不是一把手，但人们都看得出来，袁书记一调走，这书记就是他的了。所以，人们早把他当成一把手了。有人从张春海脸色上看出他对这派购法是很赞赏的，便随声附和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让学生动员家长多交爱国棉，这也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手段嘛！有人更进一步说，中央刚下达一份文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三爱教育。咱这正好是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嘛！这话让张春海最后下定了决心，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定了！要是上级有人追究，咱就按这个口径回答！

    会议结束，张春海便召开各乡镇一把手电话会，以学生在校人数将任务分配给各乡镇，同时还强调务必于某月某日前完成，像夯楔子似的硬夯给了各乡镇。各乡镇自然也如法泡制，又将任务夯到了各个学校，最后学校又夯到了各个班。这办法倒也真灵验，三天内，全县就收购皮棉两万多担，这更增加了张春海的信心。

    但是管文教的副书记却有自己的看法。有的乡镇不产棉花怎么办？有的家长舍不得卖低价又怎么办？本来普及九年制教育难度就很大，这不是强迫孩子失学吗？但他不敢向张春海明确提出来，却借故去老河市看病，去找袁书记去了。

    袁书记不在医院里，他只在医院办了个住院手续，便回家里休息去了。其实他也没在家里闲着，他是在忙自己的调动。这次市直机关调整领导班子，空缺下来不少名额。袁书记想回市里，找个肥缺儿，打发自己的晚年。可惜他迟到一步，好差使早叫人家抢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几个清水衙门。袁书记听了文教书记的汇报，他自然不能再睁一只眼合一只眼。张春海给我弄一屁股臭屎，我今后咋个收拾？于是他急忙打道回府，返回平原县里来了。

    袁书记在县委大院门前下了车，故意看了看大门上贴着的几副标语，一幅是“救救孩子！”一幅是“老支书太冤！”袁书记明知故问，哎，这是怎么回事？

    办公室的同志马上把老支书之死作了简要汇报，袁书记深表同情地说，我认识这个老同志，他对党忠心耿耿，是一位尊师重教的模范。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能死了呢？

    袁书记简单几句话，已表明了他的态度。人们从这简单的问话中看出他跟张春海的分歧，于是也就纷纷表明自己对老支书的同情，对向学生摊派棉花收购任务提出了异议。袁书记发出几声感慨，来到办公室坐下，便追问，向学生摊派棉花任务，这关系着教育法的落实，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责问表面看来是对着办公室的，但人们也很清楚，这是袁书记向张春海发出的挑战。办公室主任不在家，几个办事员能溜的溜走了，没有溜走的则趴在桌上面对一张报纸做专心致志状，对袁书记的责问只哼啊哈的应承着。其实袁书记也知道他们无法回答，他这样作只是先来个敲山震虎，让他们先给张春海传个话。

    果然，袁书记回到他的办公室刚刚入座，张春海便及时赶回来了。

    【4、烟的妙用】

    张春海早已从亲近者口中得知了袁书记的态度，但他装作刚从别的地方赶来的样子，先询问一下袁书记的病情。其实他有啥病？只有一点气管炎。张春海知道，当年他来当科技副县长时就没有打算在这里久留。最近市直机关调整班子，他可能要回市里了。有了这个分析认识，张春海才大起胆子把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俨然是平原县的张老大了。现在看来，自己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袁老大没有达到目的，又杀回到县里来了！

    张春海装作刚从乡下回来的样子，好象什么都不知道。他把手伸到衣袋里去掏烟，想主动向袁老大敬支烟，以表示自己对他的敬重。但他摸到手里的是玉溪，这比袁老平时吸的红塔山高一个档次。若用这么好的烟去敬他，只会引起他的不高兴。张春海忙把手缩回来，从袁老大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先递给袁老大，同时打着火机，给他点上。这行动表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下掏出了二人的一片旧情，掏出了一种亲密。袁老大马上笑嘻嘻地说，闹烟荒了？顺手从桌子里拉出一条阿诗玛，扔给张春海说，先凑合着吸吧！

    二人的关系很快调整到原先那种亲密状态。袁老大心里也明白，他进县委大院里的态度，很快便会成为小道消息传遍全县。上层领导的分岐永远是下层群众评论和传播的热门话题，而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更是这小道消息的热诚传播者。这种小道消息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作用，而这作用又很微妙，只能用心去揣摸，却无法说个明白。袁书记此时需要的正是这个，他不能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张春海首先向袁老大简单汇报了一下这次棉花征购情况，然后感慨起来，他说，咱辛辛苦苦忙一年，汗流尽，筋努断，年财政增长不足二百万元，光新增干部和正常调资就吃光了，县里想办点啥事也办不成。这样下去，别人不说咱主要领导是大笨蛋大饭桶吗？你看——张春海站起身，打开窗户，指着县委门前的那条大街说，这街道又窄又短，坑坑洼洼的，外地客人来到咱县，第一印象就是嫌咱穷，说咱懒。我早就想把这街道拓宽，改成水泥路，可到财政局一问，教师工资还欠着五个月没发哩！

    张春海把目光收回来，往沙发上一坐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到年底，咱县里拿出百十万，再发动群众和企业搞点儿集资，把这条路修成咱县的形象工程，两边栽上常青树，再搞它两条绿化带！

    袁书记听了却没有马上表态，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工程不小啊！

    张春海说，袁书记，你勤政务实我赞成，但有些建设也得搞一搞。街道是一个县的脸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

    一番话说得袁老大咧开了嘴巴，前两年，他只想着如何走，并没把县城建设放在心上。既然他要在这平原县再干几年，自然要制造点政绩让市里领导看看。他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想图个漂亮？有粉要搽在脸上，给县城好好化装化装，彻底改变咱县这副寡妇脸模样！想到这里，他问，只是咱县有没有这个力量？

    张春海要的正是他这句话，于是淡然一笑说，办法是有，只看你支持不支持了？

    袁书记说，我哪能不支持？你到底有啥办法？

    张春海说，咱县是棉产区，每年的棉花都卖给了国家。咱为啥不能在棉花上做点小文章？我想多征购五万担计划外棉花，高价卖给南方几家棉纱厂，仅此一项就可为县财政多创收五百多万元。

    袁书记说，今年国家对棉花抓得很紧，市里分给咱的任务可不能马虎！

    张春海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这已写进十五大党章里了。可有人还按计划经济那一套办，硬往下面压任务，这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嘛！农民按着棉花不交，也是想等以后卖个高价。我的意见是两方面都要照顾，等咱把任务完成个差不多时，再适当提点价，把农民手里的棉花收购出来。咱直接同南方纱厂签订购销合同，打通销售渠道，这可是一条黄金之路啊！今年咱县财政收入要是能增加五百万元，你书记好当，我县长也好当。所以，我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发动中小学生动员父母踊跃交售爱国棉。这也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有的乡镇已经基本完成任务了。张春海说到这里打住了话题，想试探一下袁老大的态度。

    袁书记本想利用老支书之死，来个敲山震虎，向张春海发出一点警告，不料张春海一番话反而把他说动心了。他说，这办法有啥不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都要兼顾嘛！只是要讲究方法，不要搞强迫命令就行了。

    张春海为表示对袁老大的尊敬，忙说，好，好，好！我马上开个电话会，把你的指示传达下去。坚持自愿原则，不搞强迫命令，这一点太重要了！

    袁书记一下心软了。张春海对我这样尊敬，事事照办，我怎能再难为他？袁书记为了表示友好，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盒玉溪烟，递给张春海说，你尝尝这个！

    张春海吸了一口，装作第一次吸这么好的烟似的，连声说，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味道就是不一样！

    袁书记拉开抽屉，拿出两盒玉溪烟，递给张春海说，别人给我送了两条，就剩这两盒了，咱俩就有福同享了吧！

    张春海本来站起身要走，两盒烟一送，二人的心好象贴得更近了。他重又坐下来，向袁书记交待了一个秘密，就是南方来的那个公司经理给二十万元回扣，作为对他的报答。张春海说，我当场收下了。商人有个特点，你要不收他给你的回扣，他便心里不踏实，以为你信不过他，办事往往留一手。我一收这回扣，他便铁了心，认为这笔生意肯定能做成。

    袁书记听了，眼前一亮，二十万？

    张春海说，我当天就把那二十万元交给了财政局，向他们说明，这笔款只能由袁书记和我有权支配，不能列入计划内收入。

    袁书记听到这里才真心地笑了。张春海向他交待这个秘密，说明是对自己的信任，也证明这个张春海不贪，是一心想把县里的工作搞好。袁书记深表同情地说，我知道最难的是你，下边给我要钱，我可以推给你，你手里没钱，想给下边办点事也办不成，你最难啊！这笔计划外棉花钱要是能到手，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两个一把手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张春海立马召开电话会。书记务虚，县长务实，二人似乎一个吹笛一个按孔，配合默契，但是乡镇长和书记们还是听出了二人讲话的侧重点不同。袁书记讲到向学生派购棉花时强调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积极做好工作，不要强迫命令等等。张春海强调的却是要坚决完成任务，不能动摇，这件事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袁书记也很支持。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聪明的乡镇长们听出了门道，在研究如何贯沏县委和县政府会议精神时，他们便对两个党政一把手作了一番分析和权衡。袁书记是要走的，张春海是得罪不得的，上次分配的任务必须完成！他们再次向各学校发出强硬命令：谁不交够二十斤皮棉就不准上课！

    人们不由哀叹说，老支书啊，你真是白死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篇署名夏风的通讯《一个冤魂的呼喊和一群孩子的祈盼》在中央几家大报发表了，电台也广播了。下边还传说，中央电视台还要来人采访，要在焦点访谈给县里曝曝光……

    刚刚平静下来的平原县一下又热闹起来！

    【5、郑喜成失踪了】

    张春海跟袁书记取得一致，他觉得今后的工作更顺利了。他去县棉麻公司，问问这几天进度情况。二大爷虽然对张春海耿耿于怀，但下级对上级的指令永远是服从。二大爷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也为了表示自己的顺从，他悄悄告诉张春海说，那计划外任务我已经落实下来，分散在几个棉花厂里存放着，不用等国家计划完成，就可陆续外调了。张春海说，调动时可要小心！二大爷说，这事我自有安排，你县长就不用操心了！

    张春海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位原古河乡供销社主任能力特别强，想到上次对他的处分，心里便有点儿愧得慌。但领导者绝不能向自己的下级作检讨，临走时他只是说一句，老主任，姜还是老的辣啊！一切均在不言中了。

    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新来的报纸，张春海打开，只是看了一眼标题，不由骂了一句，这个熊孩子！就慌忙去找袁书记。袁书记看了那报道，也吸了一口冷气说，这可不是小事！立即召集在家的几个常委碰了个头，研究了对策。最后大家统一了口径，一是通知各乡镇立即让学生复课；二是只承认让学生动员家长多交爱国棉花，没有分配具体任务，更没规定完不成任务不准上课；三是老支书是老上访户，多次要求给他一份退休补贴，因县财政困难，没有答应；这次因遇突发性心脏病而死，跟这次棉花征购没有关系。作者夏风因多次写假报道受到领导的批评，他心怀不满，才抓住这事大做文章，故意为我县抹黑，添乱！

    会上有人提出，郑喜成家在大槐树村，最了解下面的情况，老支书临死前还对他交待过什么。记者要是找到郑喜成，这些问题可就瞒不住了。

    张春海一听郑喜成的名字便恨得直咬牙。他说，是我瞎了眼，一手把他扶植起来。过去他写稿惹了点麻烦，我以为他是个书呆子，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这次我才看清，他是故意跟领导作对，是个危险人物！最后，张春海提出，为了防止记者来了他瞎说，公安局是不是暂时对他适当“控制”一下？

    如何“控制”一下？张春海没有细说，这个任务最后交给县委办公室主任了。其他常委各负其责，分头行动，有的给各乡镇打电话，有的到县直单位传达县委意见，以便统一口径，对付记者的采访。

    这几天，黑牡丹一直为写作公司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天黑了才回到住处。她打开门一看，不由吃了一惊。郑喜成不在家，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份报纸和杂志扔在地下。她从床上捡起一份报纸，只见署名夏风的那篇“呼喊和祈盼”登在显要位置上。标题下用红笔划了一道粗杠，下面写了一行大字：为人民而写作才是幸福的！但那福字只写了一半，那笔便扔到了一边。红墨水洒在被单上，一滴一滴的，跟血一样！黑牡丹看了，似有不祥之兆。这座独家小院几乎与世隔绝，上哪儿去打听郑喜成的下落呢？

    黑牡丹给王大笔打了个电话。王大笔抱怨说，这个郑喜成啊，真是死不改悔！我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过多少次，他就是不听。一个小作者，公然把矛头指向了县委和县政府，我看他是不想在平原县呆了！

    黑牡丹问，是不是这篇稿子惹下祸了？

    王大笔说，问题就出在这稿子上！写批评稿得掌握个“度”，超过这个“度”就要惹祸端！要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下来，批评一下县级领导，他们可能不敢吭声，要是省报批评县委书记就不那么顺利了，批评个乡长还差不多。市报就得再降一级，只能批评一下村干部，要是批评乡一级的，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了。咱是这县里的小作者，只能批评批评一般老百姓，比如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呀，有人破坏林木呀，有人搞封建迷信呀，就是批评一般老百姓也得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背景！

    黑牡丹不愿听王大笔在这里大谈从文之道，就软软地顶了他一句，还是王老师活得滋润，人们有再大的疾苦也不会找你去诉说。

    黑牡丹又给赵写家打了个电话。赵老师对郑喜成深表同情地说，小郑呀，真是个好青年，这次我算真正认识他了！自古以来，文人都有一种正义感，敢于为人民鼓与呼。小郑不愧是农家子弟，农民的淳朴和忠厚在他身上体现得最突出。虽然他遭受不少曲折，但他这种本性不变，一到关键时刻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想想我自己，唉，实在是自愧弗如，愧对父老！

    黑牡丹问，郑喜成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被人抓走了？

    这让赵写家也大为吃惊，真会这样吗？那太卑鄙了！

    赵写家毕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知道一些内部情况。他告诉黑牡丹说，中央几家大报都发了关于老支书之死的报道，中央电视台也打电话要来人采访。县委领导专门开会商量，一个个面孔紧绷，神色紧张，如临大敌一样！

    黑牡丹一听这些，便料定郑喜成被抓起来了。她先跑到看守所，找到一个爱写稿的小民警，向他打听郑喜成的情况。那小民警说，下午见郑老师跟几个青年来看守所一次，进了后院就不知具体到哪里了。

    后院是牢房，黑牡丹为了进一步证实郑喜成是不是在里边关着，她便从街上买了几样好吃的东西，装进一个精制的饭盒，以给犯人送饭的名誉到了看守所。值班的民警看看在押犯人名单，连连摆手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犯人。黑牡丹一再说是下午刚来的，可能手续还没办好。这时过来几个年轻的民警，看看那饭盒里还有一包鬼子肉，便对那值班民警说，你叫她先放这里吧，我们查查再说！

    黑牡丹连送几次盒饭，值班民警都顺利地接收了下来，于是她便断定，郑喜成被关押在里面了！

    黑牡丹面对这不公正的待遇，她能有什么办法？在县城虽认得几个笔杆子，但他们仅能表示一下同情，却也爱莫能助。无奈之中她来到大槐树村，向郑喜成的爹娘报个信。村民们一听，一个个便怒不可遏，有人主张要到县城去为喜娃子喊喊冤，有人主张到市里告状。前些天为老支书的死大伙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这次两股气汇合在一起，更显得怒气冲冲。倒是郑喜成的爹比较冷静，他说，咱不能干出格的事，咱也得讲究点儿策略。

    有什么策略呢？黑牡丹当时也没细问，郑喜成的爹也没多说。到第二天，七八辆小四轮拉着大槐树村的几十个老娘们，一下开到了县城。她们多是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一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瓦罐儿，一路走着一路咋呼着。有的高喊，喜娃子，大娘给你送饭来了！三天不见你的面，你到底在哪儿啊！有的喊，成儿，老奶奶给你做了好吃的，给你送来了。你现在哪里，快给奶奶说一声啊！她们先去县委县政府大院转了两圈，后来又一路呼喊着去了公安局和法院。这弹丸小城，在街心跺跺脚，四门都忽闪。这群老娘们在县城溜了一大圈儿，好像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郑喜成被抓起来的新闻顿时传遍了整个县城，继而传遍了全县三十多个乡镇。

    最后，几十个老娘们来到了看守所，向着牢房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叫着，招惹得整个县城的人都围拢来看热闹。民警们一次次出来劝说，郑喜成没在这里关着！你们要干什么呀？她们回答得也很得体，俺啥也不干，给俺孩儿送饭吃，总不算扰乱社会安定吧？她们好像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坐在看守所门外不走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们趁机向人们宣传说，喜娃子是个好孩子，他为老支书鸣冤叫屈，为失学的孩子伸张正义，到底有什么错？为啥这样对待俺孩儿呀？俺孩儿犯了哪道法呀？这些老娘们都这么大岁数，劝不得，动不得，有个小民警想拉她们出去，她们直把那小民警骂了一顿，娘那个脚，你拉老娘去干啥呀？是不是饿了，想吃蜜蜜了？那个小民警脸一红，跑了。最后看守所长也来了，问，谁叫你们来的？你们听谁说郑喜成在这里关着？这些老娘们早有准备，便说，你们这公家人也不说实话，叫俺老百姓咋活呀？看守所长说，你们聚集在这里，是妨碍公务的。老娘们回答，俺不堵你的门，不拦你的路，妨碍你啥子公务？面对这群老娘们，看守所长干急也没法，最后摇摇头走了。黑牡丹一直远远地在一傍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她终于暗暗笑了，郑大叔真是老谋深算啊！

    第二天，人越聚越多。有人听说郑喜成是为孩子上学被抓起来的，于是也纷纷来声援来助威了。有人说，你们跟郑喜成八不沾九不连，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他们说，俺咋能是凑热闹啊！俺孩子这么多天上不成学，不是人家郑喜成向中央反映了这情况，俺孩子还得被关在学校大门外。人家为咱出这么大力，如今被关了起来，俺给人家送顿饭吃，还不应该吗？

    看守所长出来作证说，郑喜成没有关在这里，你们不要听信谣言！

    大伙自然不信，她们说，前一天还有人给他送饭吃哩，他不关在这里，送去的饭就会有人接了？你们不用骗俺，啥时郑喜成放出来，俺啥时才不来送饭！

    看守所长也无可奈何，便查问是谁收下了给郑喜成送来的盒饭？当然，查了半天也没查清，那几个年轻民警早已订下了攻守同盟，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谁送来的盒饭。

    到了第三天，可就不得了啦！全县有几万人跑来声援。当然，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眼下正置冬闲，农村没啥活儿，闲得无聊的庄稼人为了寻找生活的刺激，也乱哄哄地跑来看热闹。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开着小四轮，还有的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像赶庙会似的，一下子把县城弄了个水泄不通。为了表示一种正义的行为，他们也从街上买了糕点果品之类的东西，加入了声援大军。更有人宣扬说，全县二十多个乡镇都行动起来，一支支送饭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向县城开拔。看守所长忙向公安局长打电话，报告事态的严重性。公安局长又向县委书记和县长当面汇报情况，要求县委领导出面解决问题。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张春海所料，一个小小的郑喜成竟有这么大的能量？背后会不会有人操纵？然而，几万人聚集在一座小小的县城里可不是小事情，闹出事来其影响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张春海马上下令各乡镇，立即做好工作，凡未到达县城的要千方百计把他们劝阻回去，一律不准进县城。同时责令公安局作好防备，以免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搞不轨行动。

    袁书记倒是比较沉着，他说，不要把问题看那么严重。群众主要是关心郑喜成的下落，到底把郑喜成弄到哪里去了？只要证明没有把他关押起来，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

    郑喜成到底去了哪里？张春海追问办公室主任。主任挠挠头，也说不清。

    【6、圆满的结局】

    那天，张春海叫公安局把郑喜成“控制”一下，办公室主任觉得动用公安机关不合适，便叫两个负责看大门的保安员去把郑喜成“安置”一下。他扔给两个保安队员两盒烟说，这几天只要不叫郑喜成呆在县城，不叫他跟记者见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两个保安队员是刚从县城招来的临时工，狗屁不懂，但却有不少鬼点子。他俩也认得郑喜成，便跑到郑喜成住处，一个喊老师，一个喊大哥，一个搂腰，一个拽胳膊，一个说我早就崇拜你，一个说今天我请你喝几盅，一个说咱去大富豪，一个说大富豪咱去不起，咱去野味餐厅换换口味多好。郑喜成说我有事，我有事！可他们拉的拉，拖的拖，郑喜成挣了半天也挣不开，三个年轻人像要好的朋友似的，亲亲热热地走出了县委大院，走出了小小县城。最后天也快黑了，郑喜成才发现前面根本不是什么野味餐馆，而是看守所。你们要干啥？你们想干啥？郑喜成怒斥着两个小保安，两个小保安嘿嘿一笑，软中带硬地说，你先在这儿委屈几天吧，这是领导交给俺的任务，俺不完成也不行。

    原来这两个保安有个同学在看守所当民警，他俩打电话说，俺有件东贵重西想叫你保管几天，可成？那小民警一口答应，中中中！可等那两个保安来了，一看被保管的是个大活人，那民警连声说，不行，不行！两个保安说，只有你这里最安全，别叫他进号子，在你住室住两天就行了。你门外有高墙，门上有铁锁，这对你来说，也不是多重的任务。民警说，你们别走，我得请示请示所长！所长不在家，等这个民警回来，那俩保安已经没了踪影。

    小民警先对郑喜成盘问一番，方知这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风，他平时就很崇拜这位笔杆子，这次有缘相见，自然十分高兴，只可惜此时此地不是谈论创作的时候，更不是拜师之地方。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伸手抓住郑喜成的手说，郑老师，我先给你看看手相吧！不等郑喜成作出回答，他抓住郑喜成的手，左瞅右瞅，忽然惊叫一声说，大哥，不好！这几天正是你倒霉的时候，你最好离开县城，到边远的地方躲一躲。郑喜成问是啥灾？那小民警也说不清，只说，此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出去几天躲躲有何妨？郑喜成也猜想到那篇报道会给他惹麻烦，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告别小民警，离开了看守所……

    袁书记急于弄清郑喜成的下落，张春海追问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着了急，去找那两个保安，两个保安吞吞吐吐地说了个“看守所”，这下把办公室主任吓坏了，忙说，你们可不敢这样说！要是追究起来，可不得了。经过一番查找，听说郑喜成独自走了，心里才猛一轻松。但是找不到郑喜成，便向越来越多的群众说不清。公安局长只好亲自出面说，你们不要上当，我们这里没有关押郑喜成！你们要是不相信，就派代表去看守所查看查看吧！

    一般老百姓谁敢到大牢里去随意查看犯人？弄不好，把门一关，也把你搁里头了。所以，有人在县城转了一圈，觉得没啥好看的，一个个都走了。但是大槐树村的老娘们却胆大包天，喜娃子的娘和王志民老师的老伴二人主动充当代表，竟然走进了看守所，一个号子一个号子地查看，边查看边吆喊，喜娃子，你在哪里呀？乡亲们都来看你来了，你在哪里关着，就叫喊一声，大伙儿为你申冤报仇。喊了半天，查看半天，在看守所前前后后转了几圈，也没有看到喜娃子的影儿，她们这才放心地走出看守所，对大伙说，监狱里真的没有喜娃子。这样，大伙才陆续回家去了。

    一场骤然而起的风波就这样平淡无奇地结束了，这让不少人大失所望，有人骂郑喜成，这小子太没骨气，既然跟县委顶上了，那就当面鼓对面锣地干到底嘛！

    群众刚散去，从北京和省城来的记者陆续赶到平原县来，他们要进行追踪报道。他们不找书记也不找县长，却一竿子插到底，要到大槐树村去了解老支书之死和向学生派购棉花的事。袁书记和张县长一下慌了脚，立马通知运管所，凡到古河乡的汽车一律停运，理由自然好找，桥断了。从县城到大槐树村有五六十里，若步行可不是好走的。有的记者只好在县城住下。这给县里提供一个机会，书记县长亲自出马，分头宴请各路记者。有两个记者不吃这一套，他们雇了一辆机动三轮，直奔古河乡去了。

    机动三轮在一片槐树林子前停了下来。司机指指树木葱笼的前方说，翻过这道古堤，前方就是大槐树村！堤太陡，车子过不去，只好让你们辛苦了。

    记者登上老黄河大堤，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防护林。虽然已是初冬，但那黄叶飘零的景色仍然十分秀美。风从树梢上吹过，发出一阵轻轻的涛声，好像置身在大海边一样。树林里有鸟儿在唱歌，有羊儿在鸣叫，还有孩子的读书声。记者被吸引，也怀着好奇心，走进了密林深处。

    此时冬阳高照，枝叶稀疏，只见几个放羊和拾柴的孩子聚在一起，面对挂在树上的一张小纸牌儿，在读书认字。那稚嫩的童音发出金属般的脆响，显得格外诱人和动听。记者看看那小纸牌上写着太阳、月亮、乌鸦、小河，越发感到奇妙。他们问那几个孩子，是谁教你们的？他们向密林深处一指，他就是俺老师！

    一个瘦弱的青年在树林里徘徊，口中念念有词地朗读着：

    太阳哭了，

    月亮笑眯了眼，

    乌鸦发出夜莺的叫声，

    小河爬上了山岗。

    他目光滞呆，言语模糊，呈现一副疯颠模样。记者得知他就是郑喜成，使出浑身解数，启发诱导，想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但郑喜成始终发出的是嘻嘻嘻，哈哈哈，嘿嘿嘿，嗬嗬嗬……

    记者大失所望，嗨，原来他是个神经病！

    记者们感到很奇怪，那文章写得语言流畅，层次分明，思路明晰，感情真挚动人，这么精彩的文章怎么会出自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之手呢？

    两名记者回到县城，向同行们通报了情况，大伙都感到受了愚弄。张春海没有想到事情竟会以此圆满的结局而告终！他立马召开新闻发布会，说，郑喜成跟随我多年，我最了解他。他上高中时就神经不正常，写的那诗更是疯疯癫癫的，什么太阳哭了，月亮笑了，大白天净说些胡话！班主任老师当时就说他是个疯子，他自己也起名叫夏疯子，只是编辑觉得这名字不太雅观，才给他改为夏风。一个疯子胡扯八诌，你们能相信吗？说到这里，他更是得意起来，用质问的口气说，有人造谣说，学生被关在校门之外，你们到下边看看，哪个学校不在正常上课？让学生动员家长多交爱国棉，这事是有，可我们是为了向学生进行生动而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有什么错？

    记者们终于被说服，有的打道回府，有的则被热情的主人挽留下来，去采写本县的先进典型。不久，几家大报便有大块文章发表，默默无闻的平原县一下名扬四海，从而冲淡了一时笼罩在县城上空的阴影……

    【尾声】

    郑喜成得了神经病，黑牡丹陪他到省城看病去了，从此人们在平原县再没看到过他的身影。有人为之感到欣然慰然，好象平原县减少了一个惹祸的根源，日子过得格外舒展。然而更多的人则常提起郑喜成说，那家伙就是有种，连县长也敢碰！要是大伙都能像他那样，那些贪官污吏还敢为所欲为不能？

    但是，过了不久，人们在一家新创刊的晚报上发现了郑喜成的大名，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本报记者”。这让人们大惑不解，本来好好的，为啥装疯卖傻呢？那位帮忙公司的孙如九出来帮人解惑说，你想想，在那种场合，他该咋办？领导得罪不得啊！记者呆几天就走了，哪能依靠得住？他老家还有父母，还有亲朋，他们还要在这块地盘上生活！干啥事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不能把事做得太绝！他装疯是迫不得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人们听了，似乎明白了什么，长叹一声说，这年头实话难说！鸡蛋碰不过石头……

    1997.3.30晚一稿写毕 1998.10.20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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