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就是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教条地理解和盲目迷信，抑或完全抛弃，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曾讲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4]苏东剧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
（一）缺钙与失魂：信仰的丧失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5]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事业的长盛不衰就必须做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对待传统和外来思想文化中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反映时代水平的科学技术，塑造民族思想，培养人民的创新和昂扬向上的精神。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否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守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苏共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垮台的思想原因首先是苏联领导人丧失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堪称典范。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充满辩证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6]。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全党和全社会人民心中，列宁作为革命的领袖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不应当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7]
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内部，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日趋激烈。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和以托派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和政治对立。双方均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战，但目的却不同。而且他们可以利用列宁针对各个完全不同的时期的著述，从中找出相应的引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党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看风使舵者”。[8]斯大林继承并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新生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封锁，新的世界大战即将到来。面对如此形势，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斯大林不仅多次过问，而且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他先后撰写或指导编撰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
俄罗斯一些学者在分析苏共失败的原因时认为，苏共是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脱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2000年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历史人物传记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对记者表示，赫鲁晓夫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作用很大，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在他领导苏共的11年内形成的。赫鲁晓夫时期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西方反苏、反共势力如获至宝，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苏共和苏联思想理论界也开始动摇和怀疑，一些人甚至变得惊慌失措，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波折，苏共和苏联历史遭到怀疑。而此时苏共内部的那些意识形态行家又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结果引发了思想上的混乱，使国际共运遭受挫折，给苏共党员队伍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为了纠正赫鲁晓夫的理论偏差，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引用经典文本对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和阐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在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国际形象。在苏联内部，苏共一方面在积极宣传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在理论上鲜见创新和突破，多数情况下只是满足于摘取马列主义个别言辞和论断，以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种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威望和影响在人们心目中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在信仰和信念以及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开始背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思想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上妄图照搬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行动上企望并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最后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苏联，埋葬了苏共，也葬送了社会主义。
（二）苏共高层领导人的背叛、背弃、背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共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先后出现了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到了苏共后期则发生了偏离最后乃至背叛。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所言，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一伙人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政治观点，政治上蜕化了[9]。
1.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刚刚起步，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对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1987～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10]
戈尔巴乔夫所谓破除精神垄断和推行多元化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放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搞放任自流。戈尔巴乔夫曾诬蔑“共产主义”是“激进的、革命的专制思想，是绝对的完全的平均主义”。他恶毒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将其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在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时妄称，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性、极权性的空想社会改良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戈尔巴乔夫极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火热的“列宁主义者”，后来又指责“列宁，特别是年轻时的列宁，却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11]
据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一位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就做好来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12]为达到目的，他认真阅读各种地下出版物及助手们挑选和推荐的一些内部读物和翻译作品。戈尔巴乔夫的这位亲密的助手坦言，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求助于那些自由的、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自然而然的。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使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1990年《苏联出版法》的出台，使得苏共失去了对一些新闻报刊的控制权。报刊编辑、记者调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由此可见，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是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党员失去信仰，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2.雅科夫列夫的公开背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高层背弃共产主义理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的另一代表人物是亚·尼·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负责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然而正是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比戈尔巴乔夫“更进一步”，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雅科夫列夫便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1985年12月，作为当时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问题就不仅仅是拆除斯大林主义，而是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13]
对于马克思主义，雅科夫列夫公开宣称：“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14]他在1991年10月自白：“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雅科夫列夫声称，历史进程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单维性、普遍性和物质的同一性等谬误学说抛到生活的一边了。他对十月革命怨恨不已，号召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叫嚣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斩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说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降临时，就落在这样充满暴力和极端仇恨情绪的土壤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烦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心的乌托邦观点。[15]长期在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工作的雅科夫列夫竟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犯罪世界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作为背叛信仰、背弃马列主义的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观念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曾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16]
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党的事业失去了信心，甚至不仅在思想上背叛党，而且在组织上瓦解党，拱手让出意识形态阵地，思想教育工作放任自流，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这样的党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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