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领导弱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领域对沙俄及资产阶级旧文化残余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保证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摈弃了国家不能干涉文化的错误论点，全面实现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和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当时苏联党和政府也积极利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推进，斯大林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外不可置疑的理论权威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中也形成了一种旗帜鲜明、面面俱到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当今的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社会意识领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铁板一块’。人们相信社会公正，相信自己幸福的未来和国家的美好未来。当时看来，不用说消灭这样一个社会，甚至连撼动它也绝无可能”。[17]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停滞不前，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苏共内部几乎再没有一个既具备远见卓识的理论家才能，又具备开阔的视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苏共执政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还是在于苏共最高领导人和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苏共叛逆者。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出现分裂的苗头，苏共灭亡的命运早已注定。1990年夏，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八大期间，戈尔巴乔夫向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坦言：“听着，托利亚，别以为我看不见……我看到了……你们的信也看了。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18]……许多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劝说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不能松开绳索，放开这只可恶的疯狗（指苏共）。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反对我。”有关戈尔巴乔夫要摆脱党的思想的表现，身为亲密助手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1993年和1998年两个回忆录中均有所透露，只是害怕授人以柄，在1998年书目再版时用“怪物”一词代替了“狗”。[19]可以想象，一个党的总书记，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想弃之而去，苏共悲惨的命运实难避免。

    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具体而言在“8·19”事件之后，在外休假时被叶利钦挟持回来的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签署的命令就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勒令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1.由思想分野到组织分裂

    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重用西化改革派旗帜性人物雅科夫列夫，取代“保守”的叶·利加乔夫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熟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达到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的，他或出谋划策，或通过提交报告、演讲文稿等途径，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己的主张。雅科夫列夫成功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理想信念不坚定、意志薄弱、爱好虚荣、习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等弱点，控制其头脑，利用其嘴巴和权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从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20]据苏联科学院原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20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过苏共几任总书记的顾问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21]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说道：“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22]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

    由于长期在苏共宣传思想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和实施内部瓦解工程的手段。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像叶利钦那样的正面直线进攻的方式。他认为，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对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另一方面，积极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

    1986～1988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雅科夫列夫安插的“新人”接管：《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的总编辑纷纷换人。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23]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在1987 ～1991年间苏联解体前，这些苏共中央主办的全国性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和搞乱舆论的急先锋。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短短的几年内，雅科夫列夫成功地领导着瓦解苏共的内部工程：1985年提出“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讲话推销自由化思想；撤换异己，安插和怂恿激进自由报刊主编，领导对苏共历史的翻案；压制和打击党内不同声音等。1990年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雅科夫列夫眼见戈尔巴乔夫已经“日落西山”，影响力每况愈下，开始与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决定丢下多年的面具，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地躲进了苏共另一叛逆者——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沦为苏联和苏共“掘墓人”。

    2.随波逐流与不敢担当

    苏共后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下，为所欲为，从内部、从思想上搞乱了全党。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了一次“政治改组”，让“保守的”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主管农业，“激进”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国际问题，而起用另一“中庸”的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苏共最后一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瓦·安·梅德韦杰夫平庸无能，但在思想政治上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一脉相承。

    80年代末苏联社会舆论界，在“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搅动下，浊浪滔天，一片乌烟瘴气。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公开号召推翻苏共的声音此起彼伏。1988年身为苏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的梅德韦杰夫，在他领导编辑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抹杀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删除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24]苏共在思想上已经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丢失了一个个思想舆论阵地。此时，那个辉煌的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大势已去，穷于应付，难以招架。

    后来，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任凭他怎样打招呼，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仍我行我素，公开发行包括索尔仁尼琴等在内的作家的“禁书”。[25]1989年，为应付四面袭来的对苏共的攻击，在舆论上已是四面楚歌的苏共中央不得不最后出面，决定由软弱的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所谓的“快速反应小组”，以应付舆论界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历史的歪曲等。然而，事与愿违，苏联理论界、社会科学界对此反应平淡。因为在颠倒是非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正确的、理智的观点往往被贴上“保守”“教条”“过时”等标签。苏共已经失去了社会中坚力量的支持，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专家成了苏共被埋葬时的“看客”。

    1990～1991年初，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敌对势力的夹击下，长期“缺钙”的苏共犹如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只剩下一个外壳，内部已经成为空洞并开始瓦解和坍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和广大党员离心离德，庞大的党员队伍不但横向分裂出左、中、右三派，而且纵向也出现了三级断裂：中央委员、各级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26]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政治纲领问题上的分裂就是明显的例证。[27]苏共思想上的蜕变和瓦解成了组织上分裂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二）队伍建设不足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势，培养自己的宣传和教育队伍，转化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成为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知识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对于旧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用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影响他们，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来；在哲学界和理论界，通过几轮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人们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文化艺术方面，通过批判各种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加强了队伍统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苏共思想理论队伍的培养。卫国战争期间，为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扩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专门设立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科学处。除此之外，负责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还有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苏联人民政府委员会下属的艺术事业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处等。可以说，战争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苏联人民精神的严峻考验。战争的胜利提高了苏联文化的威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思想教育干部。战后一个时期，他们一度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骨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不应“爱惜自己的羽毛”，面对错误思潮和言行，应敢于“亮剑”。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不应论资排辈，安排照顾，做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有“两把刷子”。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列主义者后来逐渐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早在二战前，这些号称意识形态领域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便身居高位，其中一些人已接近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当中不乏毫无原则、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物。这后来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建设中致命的弱点。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攫取特殊的物质福利待遇。他们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是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28]

    苏共内部的“意识形态行家”不是专心于具体思想理论工作，而是善于制造并挑拨社会矛盾，发动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反物理学唯心主义、反控制论、反共振理论、反巴甫洛夫学说等运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科学隔绝并对立起来，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信，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言论绝对化，阻碍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包括苏联朋友如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玻尔等在内的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使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

    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与社会上的苏共势力和西方反苏势力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在中国也很快翻译出版。文集的作者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伏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29]

    其后，戈尔巴乔夫重用了一些人，他们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出了某些社会问题，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或者说他们的处方已经无益于病入膏肓的苏共。这些处方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30]，此人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在苏共执政后期，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一起，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当时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因此必须打破官僚机构，苏联应当分成50个“旧俄省”或“郡”，之后再组成“邦联”。他曾经提出“三非”理论，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31]

    在上述“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苏联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苏联社会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西方观察家指出，1989～1990年，苏联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在知识分子当中都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愈发激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共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32]。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后来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教科书中各级标题充斥着“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新的镇压浪潮”等用语，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了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至西方的自由王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