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世前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苏共和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8年）在通过的党纲中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制度，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苏联逐渐消灭了文盲，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也取得可观的成就。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上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占1/3。70年代对科学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 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一番，从150万人升至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中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上排名第五。[61]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贝雷蒂在他的著作《苏维埃社会的变化》中写道：“众多图书馆的建立、戏剧艺术和电影工业的进步、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组织的活跃——这些是苏联最成功和最明显的成就之一。”[62]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思想教条和体制僵化倾向
在教条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文化建设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严重，苏共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影响了各种艺术风格和文化流派的竞争和百花齐放。在社会科学方面，领袖人物的几篇著作和讲话就能影响苏联哲学、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年，一些新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被看作资产阶级的东西，长时间被禁止；恢复和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复杂的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变成“附庸”，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被推向政治对立面。
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队伍庞大，效率低下。例如，在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除中央马列研究院、科学院、高校等行政隶属关系庞杂外，苏共中央还设有专门处室对相关学科和学者进行调控，如管理经济学研究的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学科处。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科学界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严重，盛行严格的等级和论资排辈之风。结果是，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在历史的关头，不仅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趋势，而且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看客”。
没能处理好文化与科学对外开放和自我创新的关系，没把握好“度”。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隔离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外。一段时间内，苏共将十月革命前俄国和当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文化成果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的毒素，全盘否定和拒绝。有意识地减少或限制科学家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出国交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致使苏联社会科学长期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状态，限制了其活力和创新能力。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冷战结束后，面对打开的大门，苏联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丧失了应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由对西方的恐惧变成对西方的无限崇拜，任凭“病毒”入侵，最终在瞬时泛起的各种思潮的夹击下，落得一败涂地。
2.后期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体制僵化、官僚文牍盛行等严重弊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推动“公开性”“民主化”，鼓吹对外关系“新思维”，宣扬“全世界的价值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瓦·梅德韦杰夫等人倒行逆施，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奉为圭臬，公然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3]
1987年前后，不顾党内的反对，在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指示下，《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忏悔》等文艺作品纷纷出炉。1988年取消报刊检查制度，苏共放弃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苏共“民主化之父”“改革的谋士”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充满教条主义，至今还死死抱着1930 ～1940年的陈旧格式不放。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学者们的思维为止。[64]
在苏共主要领导人的纵容和推动下，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新闻舆论领域掀起了层层巨浪，否定自我，美化沙俄，崇拜西方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一股股激烈的政治改组风暴和否定历史的热潮使文化界和理论界迷失了方向。思想理论界变得一盘散沙，社会科学队伍出现严重分裂。在理论界，受西方化、市场化的影响，“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被终止或被改头换面，变成西方哲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教学或研究机构。一种简单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甚为流行：非社即资，非此即彼，非红即白。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苏共的失误加上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使得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被看作“旧极权主义制度的残余”，几乎陷入被解散的境地。政治动荡加上经济的困境，造成包括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人才流失严重。文化和科学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能否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之风，实际上是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这实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却正是这样全面诋毁苏共历史的。
对于苏联的历史，自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批判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解释。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勃列日涅夫于60年代中期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热”，舆论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和苏共历史。他们无休止地纠缠历史旧账，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否定历史的运动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1.反思历史运动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当今一些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热”运动时写道，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65]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有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和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时谈道，对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66]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雅科夫列夫等人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67]报告在列宁的名义掩护下，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68]。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的目的是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69]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70]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71]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账，苏联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目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的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72]
2.趁报刊“反思历史”之际，掀起平反历史错案运动，制造声讨苏共的舆论氛围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大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造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原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造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73]
3.在这场“反思历史热”中非历史专业的记者、作家等充当了“急先锋”
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 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的：“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74]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尤·阿法纳西耶夫和德·沃尔科戈诺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90年代中期以后则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将军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极力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75]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认为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瓦·梅德韦杰夫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76]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4.反思历史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导致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呈蔓延之势。反对势力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过去的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
在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77]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20 ～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的材料开始减少，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的批判。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78]1988 ～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实则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 ～1988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79]
“反思历史”运动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或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俄罗斯理论界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构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80]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苏联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苏联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就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和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81]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82]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历史之门。20世纪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文章和言论公开全面否定斯大林，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故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实际上是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三）文化建设的成就与失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思想文化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列宁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耐心、细致、说理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由此，列宁领导党积极探索各种长久而有效的思想教育形式：倡导要积极利用纪念性的人物进行教育工作，先后有数十座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文化活动家的纪念碑落成并揭幕，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马拉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等；与此同时，一系列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性节日碑确立下来；各种文化剧目等也积极宣传革命精神的历程和优良传统。
30年代以后，为了维护和加强苏联社会的团结，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在思想领域肃清错误思想和流毒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注重对知识及人才的尊重，注重社会榜样的作用，强调正面宣传工作。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各行业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激发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出台奖励和功勋制度，注重发挥榜样和英雄的作用，借以激励群众，引导群众行为。
例如，1927年设立了劳动英雄称号（1938年改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0年设立列宁奖章。1929年起，全苏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以后又先后开展合理化建议、突击队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等。斯大林时期还拍摄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培养苏联人的国家和民族精神。苏联政府给予“切留斯金号”船员、帕帕宁探险队员和契卡洛夫机组成员[83]以极高荣誉。俄罗斯军事传统也得到恢复，如肩章、军衔等，对东正教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这样，通过制度规范和思想宣传，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劳动光荣，懒惰、钻营、投机可耻的氛围。
当今俄罗斯学者指出，30 ～40年代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准备用胸膛保卫苏联！”“誓死保卫斯大林、誓死保卫莫斯科！”“祖国母亲在召唤！”，等等，现在被看作宣传口号的东西，那时却是发自内心的呐喊。
赫鲁晓夫时期成为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批在某些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紧张的政治生活，舒缓人们的精神，但其鲁莽的行事方式特别是“秘密报告”却给国际和苏联国内思想界及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国际共运出现分裂，西方向往社会主义的人士调转方向，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给敌人以口实，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坦言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
列宁不仅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还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苏共执政后期，一方面掌握了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一方面所从事的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更加脱离实际，宣传空洞乏味，简单化且套话盛行，不仅无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反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一些言论集、选集经常再版并广泛散发，苏共“意识形态行家”宣讲和空洞文章连篇累牍，但这些都没能抵得住来自西方的侦探小说、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著作或者抽象派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的冲击。苏共一些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遇到问题不做具体的分析，而往往过多使用行政命令甚至安全特工手段解决。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所吸引，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得出苏联落后的结论时，苏共“意识形态行家”既没有给予及时的解答，也没有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是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出现了思想教育和群众心理“两张皮”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心中一方面暗暗滋生对西方社会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出现不问政治、厌恶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观念倾向：什么政治不政治，都见鬼去吧，我们只想好好地生活，挣钱过日子，自由自在地呼吸，享受物质生活。[84]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苏共意识形态体系的反叛分子，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十分熟悉也善于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苏共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公开性”口号，取消报禁，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开禁；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反思历史，否定过去，靠攻击苏共历史，成就自己“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短时间里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观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除不遗余力地利用苏共各种思想教育手段反其道而行之外，还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错误主张。
苏联主流的报纸和电视台的转向，极大地影响着群众的意识。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这种影响强烈冲击着多年形成的思想观念。后来群众的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舆论导向的错误首先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中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败于苏共的对手。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后来，其势头越来越猛。据统计，1990年1月苏共有19228217名党员，而到1990年10月，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为17742638人，退党人数接近150万。[85]而1990年全年共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名。[86]到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已经由原来最多时候的2100万名党员减少到1500万！
苏共领导人的言行和舆论导向偏差也严重地影响了苏共党员的思想。部分党员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感到厌倦，产生了冷漠观望情绪；也有部分党员失去了航标，信仰发生动摇。1988年1月8日，《真理报》在《读者论坛》专刊中发表了一封名为《为了不失去信仰》的来信，明斯克市一位名叫韦切尔的居民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我三十岁）和许多其他几代人一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不信上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都是培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我们靠社会主义思想生活了七十年。社会主义思想给过我们并正给予我们生活的目的。但是，由于公开性政策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没有节制的批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已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别人都怎样，我不谈，但我个人的信仰是动摇了。我过去会把任何一个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喉咙咬断。可现在连我都动摇了。那些年轻的、还不坚定的心灵会如何呢？假如反面信息的巨流会向我们滚滚涌来的话。”宣传舆论的误导，造成了苏联社会思想混乱，人们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和对苏联社会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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