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引领？刻板管控？
早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对外舆论一致，有效地反击了国内外各种反苏宣传。但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水平和专业能力问题，对科学文化工作的政治引领往往变成了包办代替和层层审批。这种“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形式，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过度审批和过严过细的审查，干扰了正常的科研创新工作，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苏共推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严格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例如，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要给杂志送一篇文章，必须同时附寄大量证明文件（5 ～10种）；这样的附件还要有十来个人签名，学术会议提交报告提纲时它常常是不可缺少的一页。这样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广播电视上发表演讲，有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必须如此。这些过分的禁令常常引起科研人员的不满，人们想方设法绕着它走，或者干脆交出不伤大雅的“白开水”甚至“垃圾式”科研和文化产品。
在社会生活和一些研究领域，苏共那些善于看风使舵的“意识形态行家”经常设置各种清规戒律，层层加码，自行开辟出许多荒唐的禁区：禁止抽象艺术、先锋派音乐、摇摆舞、西方侦探文学、西方的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一系列本土哲学著作，等等。这种粗暴的“禁止”行动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往往会激起人们更加强烈的“兴趣”。[87]过多的管制使得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政治的附庸”。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专家横加批判，直至采取清剿和镇压行动，日渐将其推向政治对立面。
过多地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在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苏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庸俗的国际主义。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他们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中，以便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为解决民族问题，有的学者曾提供过好的理论建议，但是没有被他们采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他们说，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彻底解决了。
2.问题导向？空泛八股？
不重视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不仅使得苏共改革失去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而且使得改革迷失了方向。苏联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人力和智力资源浪费严重。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甚至没能预见苏联的解体和体制的崩溃。苏联哲学界如此，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苏共掌握的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在历史的关头，不仅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趋势，而且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3.知识分子的动摇
改革之前苏联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正因为如此，他们能过着舒适的生活，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科学院院士以及一些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拥有汽车和助手，可以出入豪华别墅。但实际上苏联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达自己的怀疑。由于当时苏共严格的控制，多数知识分子出于工作和生存的需要，还不敢离经叛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彻底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一些人转而批评苏联体制，并获得了媒体的欢迎和舆论的欢呼。作为苏共和苏联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很自然地对西方社会顶礼膜拜，而不管那些例证并非西方社会的本质，而只是一些皮毛和表象。8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某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特性开始显现。随着戈尔巴乔夫左摇右摆的“改革”尝试屡屡受挫，社会经济生活不见好转反而迅速恶化，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潮愈演愈烈。
在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看来，历史总是直线地向前发展，过去永远不如现在，现在不如未来。因此，只要勇敢地打破旧秩序，抛弃苏联身上的一些包袱，便会跨入美好的明天。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当前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
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苏联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曾要求西方金融家提供240亿美元，以支持苏联的“改革”。后来的盖达尔，曾指望从西方国家和金融中心获得200亿～400亿美元的援助。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纲领中，也提出要在5年时间内争取外资向苏联投入1500亿美元。当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多次卑微的请求，[88]还是苏联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乞求，西方总是口惠而实不至。最后，即便有一些资助和借贷，也被部分高官和精英截留，甚至西方支援苏联的智囊也一同参与其中，中饱私囊。[89]
除领导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外，利益的诱惑和商业化的影响也是造成90年代初期苏联知识分子政治转向的原因之一。苏联体制曾耗费了大量资源，为文化和科研领域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而80年代后期，苏联一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出国到西方社会参观，之后一些文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界人士开始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致富的机会。在他们眼里，西方社会文艺界包括明星聚敛大量个人财富，这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所不能想象的。而他们的才能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因此他们要突破体制实现自己富足的梦想。[90]
对功名与仕途的追逐也推动苏联部分知识精英背叛自己原本的信仰。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曾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不仅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而且受到媒体的吹捧。一时间，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谓名声大噪，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加·波波夫，经济学家瓦西里·谢留宁、彼得拉科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等。
然而，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第一波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如经济学家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哲学家拉齐斯，法学家沙赫莱等所代替。这些年轻的知识精英已经不像第一波的知识精英们一样，只限于发表某些修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他们开始大胆地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他们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例如，他们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完成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变，走出“苏维埃野蛮”的死胡同（“历史的黑洞”）；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的干预，要求国家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自由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坚持货币主义，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打开大门，实行经济“世界主义”等。在经济生活中，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对于这些，苏联社会感到既陌生，又新奇。
这些年轻而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新人，言辞激烈，富于感染力，且具有攻击力。在他们的映衬下，不仅苏共官方理论开始显得苍白无力，就连拥有众多院士的苏联科学院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望而生畏。1990年前后，他们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由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二）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
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社会主义的尝试是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判断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项长期问题。苏共执政后期在文化和科学研究领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非但没能顺利解决，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
1.地下刊物：从有效监管到遍地开花
对于苏联肌体上的一些伤口或病痛，苏共领导人不是积极医治、施以良药，而是经常简单地加以掩盖，致使伤口化脓，疤痕扩大，甚至癌变，结果不仅损伤了自身肌体，而且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病毒入侵的窗口。
苏联时期的地下刊物指的是“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称“萨米兹达特”，为“自己出版”之意。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亚·金兹别尔格搜集和编辑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诗人的一些诗歌，并以打印机打印出来，秘密传播诗刊。诗歌内容主要反映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如“大清洗”和集中营等，两月出一期。刊物印刷后秘密传播。
应当指出，苏联有关部门对地下刊物给予了有效的监视。到1965年，据苏联克格勃秘密报告，从事地下印刷的只有35～40人，有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地下刊物情况的绝密报告，但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将其列入议题，而是提请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伊参考和研究。196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倾向：“在这些材料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点被作为普遍现象表达出来，歪曲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表达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见，宣传各种各样的‘改良’苏联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废除书刊检查的要求，要求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要求修改苏联宪法。”[91]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政治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已经多达400人。印刷的内容也由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变为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中心还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也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与此同时，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运到苏联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苏联侨民中间或运回苏联传播，这些刊物与“萨米兹达特”相类似，被称为“他米兹达特”，意指“境外出版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而及时播送。
2.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失策
俄语中有两个相近的词语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译为“异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音译转为“диссидент”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在此，我们统一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提法。20世纪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只是立场与官方不同的少数知识分子；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则经常与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在近30年的历史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者”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也引得世人关注，但人数不多、实际影响不大。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使他们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们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永远正确的观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结成秘密小组、出走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国外、发动人权运动等几个阶段。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主张十分复杂，有宣传俄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有暗含西方自由主义的；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也有不少当时以及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92]。其中最后一部分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特殊的健康力量。他们敢于直言批评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政论家、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著作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们纷纷倒戈，改弦易辙，与苏共划清界限。而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却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
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新的动向。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该文件规定“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苏联以此获得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与此同时，协定标明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的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流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学者指出，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因此，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关注人权问题，且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与国际上取得联系，获得西方的呼应和支持。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级声誉。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获得津贴，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扬名苏联和世界。[93]
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是持不同政见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它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先提出这一战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94]。20世纪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明确提出“和平战略”，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与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战略”的目标。[95]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思想上的进攻，诋毁苏联社会主义，支持那些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得到了美国苏联学家和美国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达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96]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
但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衰落了。长期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曾经说，影响社会安全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
3.非正式组织的兴起及演变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非正式组织又滋生开来。并且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非正式组织便犹如雨后春笋般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
1986年开始，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和单位而言，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性、业余等特点。1987年，非正式组织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辩论会、俱乐部、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例如，1987年2月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杂志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跨专业的“改革”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人有后来的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丘拜斯等。1987年3月，“改革”俱乐部召开了一次最具影响的讨论会，研讨的题目为“国有企业法”。随后，这一俱乐部当年先后召开一系列经济改革研讨会，吸引了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等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自由选举、取消书报审查、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97]
1987年底之后，受苏共“公开性”和“民主化”思想的启发，一些非正式组织趋于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趋于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
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1987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首先出现了亚美尼亚民族自决联合会。在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1988年6～7月，在此基础上，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阵线。[98]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民主组织”公开宣称：“与各地的人民阵线组织有着共同的敌人。”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左摇右摆，经济不见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罢工特别是煤矿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开始活跃。1988年夏，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联盟”公开提出了“反苏共”的口号。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查尔科夫叫嚣：“等着，很快我们将要将枪口对准你们。”[99]他们于8月21日和9月5日两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进行示威，公开叫嚣推翻苏联制度，引得报刊记者争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苏联警察部门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释放。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推进，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起非正式的出版物开始出现。与过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这些报刊已经基本是正式印刷和散发了。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又出版了一份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苏联境内其他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这类刊物的主编还会聚列宁格勒市，邀请了《消息报》《接班人》《文学报》，以及列宁格勒市共青团的记者或代表与会。总之，随着“公开性”的推进，这些报刊并未萎缩，反而经常得到一些大报的支持。
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则演变成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三）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告诉我们，在思想领域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理论，创新思维；必须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时刻保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坚守思想阵地，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党性，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必须把握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改善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思想教育工作要深入人心，贴近群众，保证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苏共及其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和组织工作一样被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除历次党代会外，还经常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全会。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禁得住思想风浪的冲击，在内部叛徒和外部敌人的思想进攻下，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1.理想信仰：从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到思想上的背离和背叛
长期以来，苏共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千篇一律、万马齐喑的状态，这就是不准许探讨被他们称为唯心主义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只准照搬被他们阉割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且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新思想、新理论不加分析均被斥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因循守旧，文件泛滥成灾，死抱住老一套不放，而不是根据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沉醉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极力回避社会矛盾和冲突。当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时，苏共没有及时认识到发展趋势，沉醉于石油美元，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社会却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大大超过了苏联。七八十年代之交，苏联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幅度放缓，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苏共在思想领域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宣传机器中的“发达社会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抗性矛盾和全面危机”的口号无法被许多人理解，成为空洞无物的空话和套话。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出现了。此时，民族独立思潮和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借口的地区分裂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苏共内部开始分裂出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西化激进势力。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轻声一呼，便极具诱惑性和感染力。与已经显得过时的、俗套的、群众感到厌烦的苏共思想宣传口号相比，兜售任何具有“新鲜味儿”的思潮都具有穿透力和杀伤力——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西化、激进的，或者是原始宗教色彩的。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一些理论家和“弄潮儿”连篇累牍地向人们灌输“改革”“市场”“西方文明国家”“私有化”等观念，却有意地回避这些观念的实质。苏联社会一些人被这些漂亮的言辞所迷惑，流露出对西方自由和富足的无限憧憬。苏共无数党员自动放弃了思想武装，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他们做好准备，情愿接受任何社会改革试验。
2.宣传工作：由表面文章到哗众取宠
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苏共依赖手中掌握的强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狂轰滥炸、一味灌输。意识形态领导人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上的思想一致和舆论一律，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变化；热衷于进行声势浩大的鼓动活动，对社会心理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深层动向缺乏调查研究；习惯于以各种会议决议等行政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缺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具体思想教育工作。20世纪70年代苏共经常发出号召，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100]然而，这些号召经常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就连苏联知识分子对上述决议和号召都表现出漠不关心、充耳不闻的态度。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科技人员在内，极力回避政治。相反，他们当中许多人却对核扩散、核污染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十分关心，积极参加环保活动，对苏共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方面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特别是要关注艺术形式、宣传话语的创新和吸引力。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必须在坚持党性的原则下，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已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日渐丧失生命力和吸引力。一些宣传概念对于最为广大的受众来讲，适应了经济学上“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一些文艺形式或研究手段对习惯了单一的苏联民众极具吸引力，自西方引进的一些概念或提法虽意思不甚明朗，却能哗众取宠、耸人听闻。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理论宣传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弘扬正气，批驳错误思潮，固守主流阵地。但苏共忽视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强调革命性、战斗性的同时，没有注意话语范式的创新，没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创造出针对不同受众的文体和话语体系。相反，一些错误的理论或舶来的观念虽晦涩难懂，却能假借新鲜的概念或时髦的词语迷惑受众。因此，增强宣传理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做到“以理服人，以言动人，以文引人”。二是在注重理论和思辨的同时，应注意使用鲜活的事例。一些反共的思潮往往是假借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事件，任意夸大和放大，进而延伸到对根本制度和方针的影射和批判，常常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甚至产生轰动效应，达到其分化、瓦解苏联的目的。苏共在开动宣传机器的同时，很少利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不善于利用一些反面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警示群众，因而宣传思想工作缺少说服力和战斗力，变得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
3.政治教育：由形式主义到失去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知识教育体系，出版了不少教科书，开设了系统的正规党校和业余课程。在教育系统，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程——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习的达数千万之众。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共党校系统和各高等院校都在学习总书记“著作”和历次代表大会文件，而这些领导讲话和文件常常充斥着空话和套话，意思模棱两可，主题含混不清，缺少鲜活的思想。这些政治教育活动后来成为群众讽刺的笑话。自我标榜的伟大的“列宁主义者”——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契尔年科的空洞无物的“著作”被百万册地出版和翻印发行，并指示在党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科学领域组织学习和研究。这些政治教育内容干瘪，形式枯燥，理论内容与实际严重脱节，效果很差，流于形式，社会反感，与和风细雨和寓教于乐的境界相去甚远。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但苏共领导人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的时候，多数党员和群众显得不知所措，失去了前进的航标。
4.文风与学风：由文牍主义到照搬照抄
苏共缺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斯大林时期，苏共专注于世界性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却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基层考察过。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个人经常轻率地做出重大决策。当然，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常出现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却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这些出版物居然还获得了苏联最高的“列宁文学奖”。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照本宣科，也常不知句读，前后颠倒。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常常是苏联社会私下里政治笑话讽刺的对象，被民众揶揄和调侃。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干部思想中充满“守旧性”和“惰性”，行动上循规蹈矩。苏共一些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文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失去了主动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苏共《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有体会地回忆说，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为表明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语、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时，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5.党风与作风：由言行不一、文过饰非到唯利是图
苏共后期官僚作风严重，干部等级制度森严。苏共上层的特权阶层习惯脱离群众，享受特权和各种特供、特需。苏共官僚的作威作福行为逐渐曝光，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共一些高官逐渐丧失了布尔什维克党遗留的革命献身精神，抛弃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口头上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想换取向上爬的“捷径”。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理想已不再神圣，重要的是学会阿谀奉承，尽快捞取实惠。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共领导集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逐步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些理论和说教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可笑的、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在一种虚假的、片面的宣传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脱离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苏联群众之所以表现出对政治的漠然态度，是由于苏共高层丧失意志，自己首先变成了“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苏共党员虽有不满，仍沉默地接受了这一个又一个现实，这本身恰恰说明苏共高层在普通党员和群众心中的威信已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赖以生存的石油价格下跌，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中地下经济活动猖獗，领导人腐败和特权现象蔓延。社会纪律松弛，政治思想教育与群众心理变成“两张皮”。社会心理和道德风气开始败坏。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本来如此。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也借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却紧锣密鼓，一方面加紧支持和怂恿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舆论攻心，另一方面积极在苏共党内高层寻找代言人，附加金钱或物质许诺来收买。[10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信息和宣传部门，加足马力，开动宣传机器，西方的价值观在一些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掩盖下逐渐渗透到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头脑中。苏共领导人忽视了西方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西方针对苏联开展的“心理战”和“攻心战”缺乏认识，丧失警惕，最后甚至全面敞开胸膛，试图一下子投入西方的怀抱，妄想融入西方，结果苏共犹如被勾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失魂落魄，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轰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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