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当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从一篇报道中读到王业键教授在一次学术报道中转述何炳棣先生《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主要论点，感到非常重要。为了看到这本书，我自己不仅在上海图书馆等地寻找，还请先师谭其骧先生写信给北京的熟人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检索，结果都劳而无功。因为此书没有中文译本，而英文原版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在当时的大陆还少得可怜。

    1985年夏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此书。读后不禁感慨万千，原来在此书涉及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方面，我们至少落后了20多年。1980年，我所在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位本科生的文章，指出清代史料中的“丁”不等于“口”，有人撰文称这是一项重要的新发现，但不久就有人撰文指出，萧一山、孙毓棠早有此说。接着争论的焦点转到“丁”与“口”的关系，究竟一个“丁”相当于几个“口”。到我出国时，这场争论还没有得出结论，以后也不乏这方面的论文发表。但早在1959年，何先生就在此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做出过这样的结论：“丁”在明清时代的绝大多数年代只是一个赋税单位，根本不是人口数据，与“口”或实际人口数量当然没有任何比例关系。这一观点早已为西方汉学界所接受，此书也被公认为经典之作。所以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问那些中国学研究生时，他们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含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不可能什么都先进，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学者也不可能处处领先。重要的是及时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不必要也不应该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将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成果当成新发现。如果我们在引进和翻译方面多花些工夫，至少能够减少很多无效劳动和低水平的重复。所以当时我就萌发了将此书翻译为中文的念头。1986年春，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会后多次拜谒何先生，承蒙他在百忙中赐教，并慨允授予我此书的中文翻译权。同年秋，何先生来华讲学，在上海陪同他期间，我向他请教了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以后又请他校阅了大部分译稿。1989年，《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海外汉学丛书”的一种出版。

    此书只印了1000册，对于这样一本经典著作，如此少的数量自然远远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求。书店很快售完，不久出版社的少量存书亦告罄，只能将读者求书的来信转到我这里来。这本书成了我最珍贵的赠书，连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未必能得到。

    海外曾有出版社表示过出版意向，但为便于国内读者，何先生和我都希望能在国内再版。现在承蒙三联书店出版，此前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支持，同意作者收回版权，此书得以再次问世。

    更重要的是，何先生亲自校阅了全书，改正了译文的错误，并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虽然原译文也经何先生校阅，但事先他告诉我，由于不习惯看用横式稿子写的简体字，所以不可能看得仔细。

    将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译为中文，本来就非易事，对英文水平有限的我来说自然更加困难。何况作为译者，我只能按照字面的含义来揣摩作者的本意，即使词义无误，也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现在由何先生自己校定，书名已由何先生改译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无疑为此书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中文文本，其意义自无须赘言。

    200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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