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文化通史类的新著作数量不少，但真正有见地、有突破、有创新的并不多，原因就在于很多区域和阶段的文化史研究还没有新的进展，甚至还是空白，综合性的通史就成了少米或无米之炊。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往往不能用具体的内容或例子来说明，究竟博在哪里，精于何处，某种文化源在何方，又如何流传至今。更不易将这些内容和道理本土化、具体化。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文化现象的研究，特别是缺少在此基础上的量化分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普遍性的描述，无论对内对外，都无法做有说服力的比较研究，优势无法被认同和肯定，缺陷难以被发现和弥补。
区域文化的研究虽已受到重视，但选择的空间范围往往过大，并且囿于古代的概念，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其本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如华夏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其空间范围变化很大，或等于大半个中国，或跨今天的好几个省区，或仅限于一个特定的区域。其典型性与保存程度也迥然不同，有的延续至今，有的荡然无存，有的特色鲜明，有的踪迹难觅。
正因为如此，选择一个空间范围明确、内部结构稳定的文化亚区作为研究样本，并集中在一个有代表性又史料丰富的历史阶段，是区域文化史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具体而言，唐宋以降的县以上政区，在明清形成一个稳定的府，大多是一个合适的文化亚区。一方面，这类府在自然地理方面或有相似的条件，或属一个较完整的区域。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行政权力在人文地理环境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府治所在一般就是该府的文化中心，属县在文化上的内向交流和传播优先于外向，内部的共同性明显而稳定。
以本书研究的空间范围常州为例，从隋朝的毗陵郡、唐朝的常州、元朝的常州路和江阴军，到明、清的常州府，辖境基本不变。一个地区1000多年来在同一个行政区的管辖之下，又有一座城市长期作为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一个极富典型性的研究样本。早在1000年前常州就已跻身中国最发达地区，清代是其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为近代文化奠定了高水准的基础。清代常州的传世文献又最丰富，大量口碑资料、遗物遗址、民间影响保留至今。这些都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但要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成果，还离不开扎实的调查、归纳、分析、综合和深入的研究，所幸本书的作者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分工合作，完成了这部有价值的著作。
本书虽称“简史”，内容却相当丰富，并且富有特色。如清代常州的科举、教育、宗族、文学、学术等方面不仅居全国前列，而且有不少独特的要素和执牛耳的人物。常州虽是一个稳定的政区，但包括不同的地理环境，内部的梯度差异也很明显。外部因素对常州文化演变的影响很明显，如开埠后的上海、太平天国战争等，引发大规模的移民，在方言的分布和变化中都有所反映。诸如此类，都已包括在本书之内，并得到恰当的安排和处理。
江南和常州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其历史、文化也为世人瞩目，对作者和这一题目也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常州的传统手工业、民间工艺素称发达，民间的音乐、艺术也有其特色，如近代二胡天才华彦钧（瞎子阿炳），一度在上海也风行的锡剧，都应有其渊源。这些方面如能得到增补，读者对常州文化的了解会更全面丰富。
晚清文化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常州名人辈出，群星灿烂，期望本书的作者能继续努力，续写新篇。
2014年8月
注释
[1]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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