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者何？晋商为明清以来中国重要的商业集团，与徽商北南呼应，是中国经济史、商业史、金融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山西地方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影响巨大。但我所知甚少，偶有所考，亦仅从历史地理角度出发，难窥全貌。山西虽多次涉足，皆走马观花，未做调查考察。贸然发表意见，岂不贻方家之笑？
何以又欣然？待见到《集成》详细介绍，了解此书之编纂宗旨与收罗范围，发现其内容之广泛、分类之精细、收集之全面、资料之详尽、数据之精确，远超我的想象，正是我理想中的史料汇编，正可解我心头多年之惑，自然乐意告诉读者，并受教于刘建民先生。
对晋商历史的研究本来应该由历史学者承担，对晋商的评价也应该建立在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非专业人士与公众自然也可以做研究，但他们的成果应由相关学术界鉴定，并非凡有说法都应肯定，都可称之为新发现，更不能就此认作定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拨乱反正，以往因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运动而被否定、湮没的历史得到彰显，获得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对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视，使历史上的晋商群体在学术界、文化界、经济界、商界和山西省备受关注，不仅成为一时显学，也与徽商一样成为长盛不衰的文化资源和公众话题。一度井喷式扩张的媒体和影视作品推波助澜，电视的普及使主持人和嘉宾拥有最大的社会话语权，凡在电视节目中发表的意见、观点、故事传诵一时，为老幼妇孺所津津乐道。与此同时，学术界却少有作为，在恢复性阶段过后，在一些长期积累的成果发表之后，后继无力，缺乏质的提升和新的突破。于是晋商成了媒体、作家、官员、商家、明星或其后人可以任意塑造的偶像、随便运用的符号和取之不竭的资源。以至在公众的心目中，晋商或是儒商、创业者、金融家、慈善家、管理大师、道德楷模；少数败类则冒险投机，黑白通吃，勾结官府，挥霍无度。其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地瘠民贫，诚信为本，管理严密，勤俭朴实；其衰落的理由也无不归咎于经营环境的恶化，外国银行与官僚资本的压力，管理的松懈，后代的腐败。
某电视台曾播出过一台节目，请晋商与徽商的后人与学者一起讨论晋商、徽商兴衰的原因，并做出评价。其实，这些后人的年龄决定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有过晋商、徽商时代的经历，他们的专业背景也说明他们基本不具备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能力，而比之于普通人，他们往往摆脱不了家族情结、个人感情和选择性记忆，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只是按制片人的意图，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的表演。但由于这家电视台的权威地位和全国性的高收视率，其影响远远超过学术研究的结论和专家学者的观点。
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但学术界的失语、失职也难辞其咎。而学术界的难处之一，正是缺少新的、有价值的，更加详细、精确、具体的史料。相比之下，徽商研究的史料不仅原来的积累多，而且近年来不断得到扩大、充实和深化。现在有了这部《集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晋商研究史料的不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普遍性还是独特性，它比之于徽商史料和其他专题史料毫不逊色，在内容的集中、详细程度上已多有超越。以前我们常感叹中国缺乏《满铁调查》那样的资料，以至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领域都离不开当初日本人的调查记录。从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不可再现而言，的确是永久的遗憾。但只要我们珍惜现存的一切史料，切实加以收集、保护、整理、利用，这样的缺憾不是不能弥补的。这部《集成》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可以大胆预言，今后要做晋商研究，要研究中国近代，特别是山西和华北的经济史、金融史、商业史、会计史、社会史，都可以从中发现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资料，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以往对晋商的一些评价或形成的概念，往往并没有必需的根据。如称晋商讲究诚信，所举事例却仅见于本人自述或请人写的传记，或者只是若干大同小异的故事，甚至只是商号门前“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之类的店招广告。又称晋商中多儒商，所以才不同于一般商人，但根据只是一些商人捐了官，买了顶戴，有人赞助文化教育，有的家族办了家塾，后人中出了教授、博士。
《集成》包含的史料极其丰富，有合约、股票、万金账；信件、信稿，包括商号信件，商人亲友、家庭信件两个部分，商号信件又分为票号信件、当商信件、一般商号信件等；簿记，包括账册、凭折、清单三个部分；票据，包括借约、发票运单、商号发行钱票、金融类票据四个部分；规程，包括各办货规程、集市规程、铺规、举荐、担保书等；商业知识，分为平码银色、粮油斗头、坛规、算学读本、外语读本、商业尺牍等；信息，分为行情单、价目单、其他信息；诉状、呈文，包括诉状抄本、呈文抄件；广告、商标、包装；著述，包括生意论述、专题论述、日记、自述、杂记；商人家庭，包括族谱选、墓志、行状、分家书、遗嘱、家族收支账、婚丧礼账；其他相关资料，包括楹联、盐业资料、会馆资料、商号改组倒闭清算资料、商铺代办报捐资料等；附录，主要收集了几种与晋商经营密切相关的刻本，如《商人通识》、《筹饷事例条款》等；仅信函就有9000多封。
凭借如此丰富广泛的史料，我们就有可能具体研究某一个人、某一商号、某一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状况，交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流传的诚信故事是神话还是事实。也可以查清晋商中有多少“儒商”，官商关系的真相，晋商对文化教育的贡献，其后人中出现“儒”到底与其商业行为有无关系。也有可能查清或证实晋商究竟有多少财富，在山西、华北和中国的商业、金融、财政、财富中究竟占多大的份额，起过多大的作用。
又如《集成》所收蔚长厚重庆分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账册中可以统计到该号每月收回的款项有六七万两，全年总放款额超过70万两，一年收取利息为15800两，但全年吸收的存款只有15400两。由此可见当时的票号与银行的根本差别在于，票号基本不吸收存款，能贷出的款项主要是暂时积存的应兑付款，只能利用客户存入与异地兑付之间的时间差。在电报尚不普及、银钱运输不便的情况下，每一分号（兑付点）都必须保持充足的“准备金”，放款额有限，且以短期为主。长厚重庆分号当年的放款额与收回数基本持平，毛利仅2.25%。这样的业绩如何能与银行比？这样的经营方式如何能与银行竞争？可见票号最终衰败，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及时转化为银行。
中国的文字可以追溯到3700年前的甲骨文，公元2世纪就有了实用的造纸技术，公元9世纪后印刷术普遍，19世纪后期又引入现代造纸和印刷技术，产生过世界上最多的文字史料。但保存至今的只是沧海一粟，除了被毁于天灾人祸外，还在于人们普遍缺乏自觉保存文献的意识，或当初不具备大量保存史料的物质条件。现在最早的户籍资料之一，是由于它被当作废纸处理后被人利用剪了鞋样，随葬入墓室。敦煌宝藏要是没有被不知什么原因密封在暗洞里，肯定早已湮灭无存。时至今日，中国人既有了保存条件，又有了收藏意识，文献的厄运应该可以终结了。上海一位家庭主妇20多年的完整“豆腐账”已为国家博物馆收藏，并被确定为高等级文物。但是有些收藏家往往只注重藏品的经济价值，一旦觅得，就居为奇货，坐待升值，使一些重要史料不为人知，无法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利用。甚至在学术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也有人出于一己私利或小团体利益，将本来应该供公众利用的资料秘而不宣，或者以各种手段牟利。而刘建民先生将自己的珍贵收藏全部公开，堪称义举；商务印书馆和三晋出版社合作，将近13部分约60册的《晋商史料集成》一次性推出，学术界受惠匪浅，值得赞扬。
201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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