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听形势报告。不管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从区里来的领导，都会讲一点报上看不到的内容，或者传达一点上级的“精神”。后来知道，有些内容只是《参考消息》登的，连“大参考”上的消息也不会有。偶然有机会到市里听报告，更会看作一种政治待遇，坐在平时没有机会进去的会场，直接听更高的领导讲别人听不到的内容，印象特别深刻。我曾担任《青年报》的通讯员，有一次报社请团市委书记给我们做报告。他讲到苏联因为搞修正主义，经济一团糟，人民生活困难，连番茄也买不起，更吃不到肉。不久前，苏联一个歌舞团来访，请他们参观食品厂，一进午餐肉车间他们就深呼吸。工厂送给他们肉罐头，团长说他们是歌唱演员，不能吃脂肪太多的食物。马上有团员报告团长：“我是吹小号的。”“文革”期间还有一些“内部报告”，今天想起来有的内容很可笑，但当时却信以为真，甚至因此而大受鼓舞。
真正将听报告作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是在1978年考入研究生之后。特别是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学内外的各种报告讲座或振聋发聩，或引发激辩，或大开眼界，或闻所未闻。复旦校园内经常有一些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稍晚到的人连过道旁的窗口都挤不到，只能听断断续续传出来的声音和掌声、笑声，但还是舍不得离开。记得地理学家吴传钧教授访美归来，我从复旦赶到华东师大听他的报告，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始举办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讲座，我也被邀请做报告。这些讲座以大学师生为主要听众，以报告者的专业为基础却不限于专业，兴起后就长盛不衰。凤凰卫视得风气之先，开设《世纪大讲堂》，通过电视传播，影响所及，轰动一时。节目的形式也颇有新意，一般以大学为拍摄场所，大学生为听众，有主持人介绍，与报告人对话，主题演讲，提问互动。我讲的几次分别由阿忆、王鲁湘等人主持，其中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老礼堂，古朴典雅，令人神往。以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盛况空前，风靡全国。我偶然讲了几讲，居然至今还有人将我介绍为“央视《百家讲坛》讲师”，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之右，俨然成为终身殊荣。
近年来，各种各类讲座、讲坛、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及学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部门、公共文化单位、报刊、电视、网络、社区。虽然也有的旋生旋息，有的逐渐被淘汰，但大多数还是得以生存发展，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喜好的听众。如《百家讲坛》注重普及，走的是大众路线，曾要求我将听众定位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而大学的一些讲座显然是以大学本科生为起点的，专题的学术讲座则不仅起点更高，而且会更前沿，更专门。《文汇报》办的“文汇讲堂”则突出“智慧声音”，围绕社会和新闻热点，邀请权威高端人士，追求雅俗共赏，兼顾普及与提高，借某一领域的具体事件，讲透某一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或者纠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众多讲堂中独树一帜。
我有幸成为欧阳自远院士那次讲堂的对话嘉宾，在他演讲结束后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并参与讨论，也听到了听众问题和回应。我的专业背景和从事的研究与欧阳院士的专业和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听众的背景和兴趣肯定更多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而且我也了解到欧阳院士原来是研究陨石的，但一旦事业需要，他就出色地完成了这样一项宏大的航天工程的总体设计和协调。我忽然想到，这不就是讲堂所追求并希望传播的智慧吗？真正的智慧才能突破各种人为的藩篱，使不同的人都能受益。据讲堂的策划者介绍，这是讲堂追求的特色之一——视角多元，希望各种角度的观点有所交集，启发更开阔的思路，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追求。
现在，讲堂的内容经过整理完善，以汇编的方式出版成书。编委们不仅和每位演讲者一起对当年刊登在《文汇报》上的演讲稿做了批注，有些是补充最新的发展，有些是将浓缩的观点注明了出处，有些介绍了时下不同的观点，这些工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更可贵的是有科学的精神在做支撑，这也是智慧的要素之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此书还将在现场做成“小电影”播放的嘉宾简介的文字稿首次公之于众，这是主办方研究传播规律的特色产品，既有嘉宾成功的人文要素提炼，也有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展现，读来如同小传记，既传神也励志，这彰显了平面媒体的文笔优势，也是智慧含量所在。在这些要素的聚合下，我想，这本演讲汇编已经能实现多次传播的价值，其智慧的声音将更加响亮，传播得更远更广。
大概因为我与讲堂有点关系，编者要我在此书问世之际写几句话。谁知这引发了我的回忆和感慨，讲了不少与讲堂无关的话。
2011年3月底于京华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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