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对“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曾经发生过争议。我认为，某些人对“公共知识分子”含义的过分解读实在可笑，但也认为不必过分强调“公共”二字，因为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具有公共性的。

    记得年轻时，毛泽东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必须经常学习的。其中提到500万知识分子的确定标准，就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一标准显然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不仅是由于今天的中国不要说高中毕业生，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已不止车载斗量。连最高学历的博士，据说每年也可增加5万之多。但根据当今世界的通例，一定学历或学位、一定专业等级的人只能称为专业人士或专业技术人士，知识分子另有其特定要求。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或者实际上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没有上过大学又没有实际达到大学程度的其他人才。对社会做出贡献，甚至做出重大的或决定性贡献的人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如有些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艺术家既没有大学学历，也没有比较全面地达到大学水平，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既然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范畴、一种身份，无论如何总得有一定的标准。

    其次，必须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理论、比较系统的知识，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与知识有关的某一方面的发言权，才能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才能通过这一部分知识来思考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她）的主要职位应该是与知识有关的，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技术或体力。如果知识分子被长期剥夺这样的权利，没有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的机会，那也就不称其为知识分子了。

    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或职位，而应该关注整个社会，至少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领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连相互间的对话都会发生困难，更不用说对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或研究了。即使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每个人研究的领域再广，也不过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细胞、一个器官或一个局部。当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部，但多少要有些整体性的观念，才能对思想领域和社会现实发表负责任的意见。这一点，也是知识分子不同于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地方。

    如果说上面三点是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能否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取决于第四点，即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当尽可能做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但是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不断探索、发现和创新。知识分子不应是执政的党派或团体、主流社会、利益财团、学术权威的工具，而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反对它们，或者一定要与它们唱对台戏，也不是说它们不需要有自己的工具或喉舌，但这类角色不必由知识分子来扮演，完全可以由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社会经验的官员、公务员和专业人士来承担。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需要两个不同的方面，既有肯定和维护的人，也有怀疑和批评的人。两者相反而相成，缺一不可。而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也得益于怀疑和批评者，得益于他们使社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内容，持肯定和维护态度的人一般不能发现，或者碍于地位和立场而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质疑和批评或许不尽全面，甚至不乏夸张，但对社会起了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站在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评是完全必要、非常有益的。允许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能帮助当权者或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在三峡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都发出过批评和反对意见，今天还有人在继续批评。但正是这些批评，使三峡的建设方案不断完善，做了多次调整，如降低了大坝高度，增加了环保措施，调整了移民方案，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能比较及时地解决。三峡没有成为第二个三门峡，能够取得已有的成就，也应该感谢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三峡工程如此，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知识分子影响社会主要通过自己的言论或文字。在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自然可以选择最合适的途径和形式，但直接面对公众，既发表自己的意见，又听取公众的反映，通过交流互动，让公众形成更深刻的印象，或者使双方能做更深入的思考，面向公众的演讲无疑是有效而便捷的方式。我每年要做数十次公开演讲，听众中有普通民众、学生、专业人士、公务员、党政官员，也有下岗工人、进城务工者、离退休人员、老人、少数民族同胞、港台人士、外国人。讲的内容既有我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的疆域、政区、人口、移民、文化、历史、民族、环境变迁等，也有时政、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读书、社会现象，还有我这两年新涉足的图书馆。在传播理念和知识的同时，曾面对询问和质疑；在得到赞扬和支持的同时，也听到过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也是我所希望的。

    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是我多次参加的讲坛之一，每次都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热情的听众不仅自始至终与我保持着心灵和语言的交流，而且往往延续到会后或场外。而《南方都市报》及时发表忠实的记录稿和答问录，进一步扩大了演讲的影响，也使某些讨论得以继续深入。现在这些记录稿陆续汇编出版，相信更有利于公众的了解和参与。作为演讲者之一，我写下这些感言，也可作为我自己的言论的补充。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同一本书中的演讲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在有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其实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这一论坛的特色。我希望，今后的论坛能有更多不同的声音，那么论坛将有更强的生命力。

    200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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