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的绍兴名人》收录了71位“绍兴名人”感动中国的事迹。翻阅之初，我有些怀疑自己的常识，因为其中有些人似乎不是绍兴人。但了解本书的选择标准后，我十分赞同编者的良苦用心。

    本书选择的标准，首先自然是“名人”，并且是全国性的名人，否则就不可能感动中国。无论是列名《后汉书·循吏传》的东汉清官孟尝，还是近年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所及都已超出绍兴和浙江。他们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贡献的大小也不同，但都是以各种形式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生。

    编者选择“绍兴人”的标准有三条：

    一是生于斯、长于斯、贡献于斯的绍兴人。以这些人中的名人代表绍兴，自然当之无愧，也是最合适的。

    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有限，因为名人的活动大多并不局限于故乡，否则未必能产生全国性或世界性的影响。近代大多数绍兴名人往往是外出求学或创业，从此在外地活动。这正是绍兴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绍兴的骄傲。由于他们与绍兴的密切关系，如都有一段在绍兴的经历，都受过绍兴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熏陶，或许还在绍兴留有遗迹、遗物、后裔，今天的绍兴人会备感亲切，对青少年更有激励作用。

    二是在绍兴创造了感人业绩的外地名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或许只在绍兴居留了一段时间，或许终老于绍兴，但他们感动中国的业绩是在绍兴创造的。绍兴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离不开他们的贡献，绍兴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他们同时也是故乡的骄傲，就像东汉时出任合浦太守的孟尝，一直得到合浦当地和故乡上虞民众的纪念。

    三是原籍绍兴的名人。尽管他们出生于外地，主要在外地活动，甚至从未回过绍兴。按照中国的传统，祖籍是不能改变的。即使从现代科学出发，这类名人与绍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他们的家族基因是代代相传的，如果其中有以往绍兴人特殊的基因或基因结构，在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着这类生命密码。他们的家庭往往或多或少保持着绍兴的地方文化特色，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

    与本地有关的名人、伟人越多，他们的事迹影响越大，自然越能增强本地人的自豪感。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或者名人的经历比较复杂，要确定一位名人属于哪里，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近年来，出于提高本地知名度、扩大旅游资源、促进招商引资等方面的考虑，争抢历史名人的现象层出不穷。其实，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倒不如双方或多方先平心静气地收集挖掘与名人有关的史料，调查相应的遗址遗物，也可以共同纪念。说到底，名人能起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现有的条件。否则，即使是毫无争议的名人故里或留下业绩的地方也未必能接待多少游客，招到多少商人，引到多少资金。但如果挖掘和扩大与本地有关的名人是为了弘扬他们的业绩，发扬传统，激励民心，那就不妨多多益善。像本书那样说明收录的标准，就不会有争名人之嫌。

    我祖籍绍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3岁时又迁居上海，对故乡绍兴只有5岁时留下的少许印象。但绍兴和南浔留给我的不仅有父亲一辈子不改的绍兴方言和生活习惯，我自己很难消除的乡音影响和童年记忆，更有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后了解的两地历史文化，特别是它们人文荟萃的辉煌昔日。

    在研究地理环境的影响时，人们往往过多地注意自然因素，忽视了在特定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这就不能科学地解释，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中会产生如此丰富多彩，甚至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例如，中国南方像绍兴那样山清水秀，像南浔那样水网纵横的鱼米之乡并不少，文化的发达程度却有很大差异。明清以降，人口稠密、地少人多，依靠农业生产无法供养本地人口，人们不得不外出谋生的地方也很多，但谋生的途径却迥然不同，或经商，或求学，或当官，或游幕（当师爷），或做乞丐，或为盗匪，或流落他乡，或迁居海外。其中当然不乏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更多取决于当地或家庭的传统。同样，从外地迁入这些地方的人，固然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但要创造业绩，还得顺应当地的人文条件，并受惠于民众的配合支持。

    因此，感动中国的绍兴名人之多有其必然性，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人文地理现象。由此得出的历史经验将有益于优良传统的传承、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6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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