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的水旱灾害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从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这方面研究的难度很大，要取得可信可靠的成果并非易事。

    要研究今天的水旱灾害，一般不存在资料和数据上的困难。对一次水灾或旱灾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灾情的大小和造成的影响，可以找到各种精确的数据和具体的记录。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使人类能够对这些灾害进行全方位的跟踪观测，各种仪器仪表会自动进行收集和记录。即使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卫星遥测，还可以在灾后进行实地考察。但对发生在古代的水旱灾害，除了极少数有遗迹可寻，比较接近的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获得一部分口述资料外，主要只能通过历史文献来复原。但在一般情况下，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相当粗略的，而且往往存在不少错漏，更缺乏必要的数据。由于原始记录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知识，了解的范围也很有限，后人很难在不同的记录间进行比较或作量化分析。例如，同样的“大旱”“大水”，完全可能代表着相差很大的灾情。而“旱”与“大旱”之间，往往未必有太大的区别。很多资料或许不愧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从历史或历史地理的研究看，却缺乏科学价值。如“赤地千里”“遍地白骨”“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万不存一”等词语固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要据以确定真正的灾情却无从入手。

    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区别自然与社会因素，即分清哪些是天灾，哪些属人祸。实际上，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天灾就越来越少了。而且，天灾之所以得到记录，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否则，纯粹的天灾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认真、详细的记载。中国的史料中之所以多水旱灾害的记录，就是因为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历来水旱灾害频繁，这些灾害曾经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给民众留下惨痛而深刻的记忆。正因为如此，一次灾害是否能得到记录，或记录是否详细准确，往往不在于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对社会的影响，如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影响了什么人，损害了谁，甚至是谁想掩盖它，或谁想利用它。

    尽管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水旱灾害还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完全地、精确地做出预测预报，人类所能做的只是防范趋避，消除或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但另一方面，人类的防灾减灾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样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可以相差悬殊，连影响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也会有很大区别。所以对水旱之类自然灾害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灾害本身，而应结合人类活动，兼及灾害直接和间接引发的社会变迁。否则，就连灾害本身都无法正确复原，更无论其演变的规律。

    河南地处中原，人口稠密，民国时期水旱灾害频仍，与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以“水旱蝗汤（当地军政长官汤恩伯）”著称。加上耕地和资源有限，人口压力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是本领域典型的个案。民国期间的资料相对完备，而且去今未远，可以通过书面记录以外的手段进行研究。新留选择这一课题，显然不仅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深情，也是在充分了解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

    作者比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了现有成果，收集了包括档案、地方志、各类论著、报刊资料、碑刻、“文史资料”（以回忆录为主）以及调查资料，以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辅之以比较研究、图表分析等方法，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省水旱灾害概况、其地区的变动和趋势；考察了社会对灾荒的应对机制、灾荒期的乡村民生；研究了灾荒打击下的乡村经济和灾荒造成的各方面后果。对我在前面提到的种种困难，作者既面对事实，适可而止，也提出了一些弥补的办法。对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政治立场和现实利益影响的史料或回忆，也能注意加以分析，摒弃了不实内容。在作为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后，作者又根据有关评审专家的意见做了修改和补充。本书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了一项新的成果，所以我乐意将它介绍给学术界的同行和广大读者。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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