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想起了出生地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的情况：幼年在镇上生活时就注意到镇上不乏外来移民的后代，但来自本省绍兴、宁波和安徽徽州等地的移民集中在镇上，一般从事商业；而来自苏北、河南等地的移民则聚集在镇外，从事一些本地人不愿干的行当。我的父亲迁自绍兴，母亲一家则迁自徽州，都属于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或其余波。
1996年秋，我与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的滨岛敦俊教授等人去浙江长兴县调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该县县城一带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周围的移民，离县城稍远的丘陵地区是来自浙江南部和河南的移民，而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基本上都是原住民，这一格局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才形成的。
以后又与滨岛先生谈起嘉兴一带的渔民，他们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后移民的后代，所以保持着与当地农民不同的风俗习惯，供奉的偶像也不同。
当时我已基本完成了《中国移民史》第一、第二卷的撰稿，在导论部分对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已有所涉及。这一阶段的内容属于由曹树基兄撰写的第六卷，他对太平天国战争对移民的影响也做了大量论述。但限于体例和篇幅，作为通史的《中国移民史》虽多达六卷，却还包括不了这些内容，更无法做更深入的论述。
我知道，以中国移民史内容之广泛、影响之深远，一部通史是远远不能包罗的。若要对阶段性的、地区性的、专门性的移民历史做研究，只能寄希望于各种专门史和各种专著，而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也需要大批专门人才。所以这些年来，在我指导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以移民或人口迁移作为选题的，我的影响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诸位同学的努力，这些涉及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移民历史的论文完成得相当出色。经过进一步补充和提高，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张根福的《抗日战争期间浙江省的人口迁移》都已经出版，现在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在上海市出版基金的资助下也将出版了。
让庆华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或许不无我对故乡的偏爱，但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它的意义。不管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如何评价，太平天国战争对中国人口造成的空前损失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否定的，在完成了《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后，我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江浙皖三省相接地区不仅是人口损失最多的地区之一，也因其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又毗邻上海而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的价值无疑可超出移民史本身，而对研究者来说，也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和提高。
尽管太平天国战争去今不过100多年，涉及的地区离上海也不过数百里，但研究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缺乏基本的数据。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太平天国前后的人口数据还停留在户籍登记阶段，一般与实际人口数都有一定的差异。对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和战后的流动，本来就缺乏详细的数据，又混杂了大量片面的、夸大的、歪曲的记载。所以往往不是毫无数据可查，就是矛盾百出，令人难以置信。因而要推算或估计出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来很不容易，但离开了基本的数据，移民规模和意义就难以成立。
其次是资料分散和缺漏。除了少数比较集中的资料来源外，一般都分散在地方志、文集、类书、档案、笔记、书信、日记、报纸之间，查阅量很大，并且如大海捞针，未必有收获。还有一些完全没有文献资料可考的区域或年份，只有通过实地考察、口头调查或同类比较等方法，才多少能弥补一点空白。
再者是如何正确把握移民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移民史涉及的范围很广，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毕竟还有主次轻重之分。既不能将什么现象都看成移民的产物，又不能无视移民产生的影响。这就不仅要求研究者能比较完整地占有史料，掌握基本史实，而且要进行合理的分析，得出客观的结论。
对庆华来说，还有一个特殊困难：他一直生活在山东，来复旦没有几年，连上海话都不能完全听懂，更不用说听江浙皖的方言，而调查中接触的大多是只能讲方言的老人。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只有作者明白其中的甘苦。至于这些困难克服得如何，研究的成果达到何种水平，我想这本专著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无须我再赘言了。我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历史地理和专门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实地调查和考察，庆华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在史料中毫无头绪可寻的问题，都是通过实地调查才得到了答案。二是在近代研究中应该重视报刊资料，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未见著录、分散在各地的近代报刊还有不少，这些报刊记载的内容非常广泛，也非常具体，是很宝贵的史料。
由于我对这篇论文负有指导之责，所以在它出版之际有义务做个介绍。如果论文中还存在什么问题，自然也难辞其咎，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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