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与吴松弟、曹树基合著的《中国移民史》出版时，曾有学生问我：“你们已经出了《简明中国移民史》，现在又出了六卷本的《中国移民史》，今后我们还能写什么呢？”我告诉他，且不要说我们的书中还有不少疏漏，也免不了很多需要不断纠正的错误，就算它是一部合格的移民史，也只是出了一部通史，还需要有中国移民的断代史、区域史、专门史。就是通史，也应该不止一部啊！以中国移民历史的年代之久、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形式之多、影响之巨、贡献之伟，应该研究而尚未研究的专题不知有多少，还怕没有内容可写吗？

    此后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有好几位选择移民史为研究方向。考虑到博士研究生时间有限，一般都以某一区域或某一阶段为研究范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都相当深入细致，他们的成果足以弥补《中国移民史》的不足。已经出版的有安介生博士的《山西移民史》、葛庆华博士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和张根福博士的《抗战期间浙江省的人口迁移》，都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成书的。即将出版的王卫东博士的《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领域尽管极其广阔，但博士论文作为一项阶段性成果，还是要选择恰当，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当然，最重要的着眼点应是学术价值及对本学科发展的意义，但也得兼顾个人的基础和兴趣、现存史料的多寡、实地考察的条件——毕竟是要在两三年内完成并通过答辩的。介生选择了山西，根福选择了浙江，自然是因为都是他们的家乡，既有桑梓之情，也便于调查考察。介生钟情于古代，特别是北朝史、民族史，所以确定为前期（博士论文完成后再扩充为通史）。根福有近现代史的基础，故集中于抗战期间。大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山东的庆华将研究区域放在苏浙皖交界地区，多少受到我的影响，因为在研究移民史和人口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一地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有一些以往所没有的特点。加上我自幼生活在该区域的边缘，我的个人经历和见闻多少能给他一些帮助。至于卫东选择绥远地区，又以清初至抗日战争前为研究阶段，我更看重于这一选题的意义。

    中原对绥远地区的移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就将大批人口迁往那里，并设置政区。秦、汉以来，多数中原王朝设有政区，移民不绝。即使在分属不同政权的明时期，在蒙古俺答汗的招纳下，依然有大批汉人迁入土默特川垦殖和定居。但自清初至1937年，绥远地区与内地同属一个政权、长城内外合为一家延续近300年，这是中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且绥远地区的移民还有其他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绥远移民的高峰及主体出现在清末和民国前期，即光绪初开始的70余年间。此期间，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突破4亿，最终逼近5亿，绥远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山西等省都已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些移民不仅出于自发，而且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承垦、升科和定居的过程，当地也迅速建立起以农业人口为主的行政区，并最终建省。还应该看到，当初的绥远移民面临的矛盾也是空前的。俄国对内外蒙古垂涎已久，在一手策动外蒙古“独立”后，对内蒙古并未置之度外，自然不希望有利于中国抵制分裂的内地移民源源而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将分化直至占有内蒙古放在与满洲同样重要的地位，侵占东北后进而染指内蒙古。绥远地区的民族构成由蒙古族为主变为汉族为主，产业构成由以牧为主变为以农为主，宗教信仰由以藏传佛教为主变为兼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口外晋绥文化区。

    正因为如此，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移民从迁出到定居的过程的重建，也不局限于对移民来源和数量的考证。尽管要完成这样的重建和考证也并非易事，但作者进而将视野扩大到移民对绥远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变迁的影响，而以移民与当地民众的融合、移民文化促成新文化的形成为归结，绥远省的建立就是这次移民取得圆满成功的标志。

    至于这本书的学术水准和对中国移民史研究的贡献，当初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的专家已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不必由我画蛇添足。卫东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出版界，曾编辑《历史地理》和其他历史地理著作，同样学有所用。不过站在移民史研究者的立场，我还是希望他能在此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毕竟中国移民史研究还有那么多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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