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底，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应召赴京，承担“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当时，无论是主其事的吴晗和范文澜（“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负责人），还是先师本人，都以为花一两年时间、最多三四年就能完成这项由毛泽东亲自交下的这项任务。但开始不久，先师就发现，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是无法轻易重编改绘的。原因之一，就是“杨图”只画了历代中原王朝，甚至连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也没有画全。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只有中原王朝的疆域而缺少边疆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历史地图。

    但要弥补这个缺陷却相当艰难，因为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记载，而这些边疆的或少数民族的政权大多没有自己的原始文献，不少民族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往往只在汉文史料中留下间接的、零星的记录。有的虽然还有其他文字的记载，但离最低限度的史料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史料显然是无法编绘成稍微精确一点的历史地图的。好在这项任务是毛泽东下达的，所以有条件调动学术界的全部人才和成果。“‘杨图’委员会”先后调集各领域、各地的一流学者，承担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政权图幅的编绘，如南京大学韩儒林等、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国民族大学）傅乐焕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升等和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尽管这些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但与中原王朝和汉族地区的历史地图相比，大多比较简略，有的还有大量空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的史料实在太少，这些地区或阶段的历史地理研究无从入手。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公开出版时，先师在序言中提到《图集》主要的两项不足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有关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某方向若干里’一类的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更难做到正确复原。”先师所指，主要还是已在《图集》的地图上做了记录、定了点的，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范围内的大量地理要素却连点也定不了，更不可能得到记录，其中的自然地理要素当然就更难以描绘了。正因为如此，先师认为这些“不是在短时期内所办得到的”，“这将伴随着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正补充”。

    26年后的今天，随着历史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进步，一批具有学术水准、有创见、基础扎实的论著已经或将要出版，先师的遗愿正在逐步实现。杨蕤所著《西夏地理研究》就是这样一项成果。

    此书是杨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对本书最恰当的评价，就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语。作为他的导师之一，我自然勿须赘言，只想补充几点：

    尽管这是杨蕤的博士论文，但他在入学前的学习和工作中早已留意西夏历史地理，注意收集资料，做过实地考察，并能充分利用考古成果，所以有较长时期的积累，非一般学位论文可比。

    杨蕤的另一位导师是著名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由于他原在李先生指导下工作，入学后又能随时得到李先生教诲，不仅得以运用西夏学的最新成果，而且能及时利用存世的西夏文史料——尽管仅是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无可替代。

    两年多前杨蕤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宁夏工作，继续从事西夏学和西夏历史地理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不会是他的最终成果，西夏历史地图有望画得更加充实和准确。

    2008年2月于上海 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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