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族：一是人口众多。目前回族人口将近1000万，在55个少数民族中排名第三位。二是分布广泛，从塞北大漠到南疆海岛，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都可见到回族同胞的身影。三是形成时间较晚。无论将回族的形成时间定在元代还是明代，都比中国境内的多数其他民族要晚。四是回族完全是移民的产物，要是回族的祖先不迁入中国，就不会形成这样一个民族。正是回族这些不同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给回族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
记得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说过：“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同样，对于回族史的研究来说，也应该从基础着手，即由区域史、专题史而建立整个回族学研究的基础。有了扎实的基础区域史、专题史研究成果，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出现。
当然，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和通史性的研究往往各有利弊：即使是高质量的通史性研究，也会不够深入，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犹如枝叶零落的大树，缺乏郁郁葱葱的感觉。而区域或专题的研究又容易将自己封闭起来，把握不住整体方向，缺乏与相关领域的沟通，将视线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满眼尽是繁茂的枝叶，却看不到主干。不过相比较而言，通史性的研究要求更高，风险也更大。如至不自量力，率尔操觚，或许能形成皇皇著作，却难免累累错误，甚至只能成为学术垃圾。但如果先从一个较小的空间或时间范围入手，或先选择某一方面，所获成果即使尚未臻成熟，却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至少也能积累一批资料。
正因为如此，在云生向我提出以河南回族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时，我犹豫再三，曾劝他改变。尽管我对回族史所知有限，但在研究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时也断断续续有些接触，知道相关学者对回族的起源和形成就见仁见智，分歧颇大。而直接的史料相当缺乏，未必有多少开掘的余地。回族区域史研究还存在一些学术之外的困难，云生并非回族，如何克服民族与区域的障碍，深入回族民众，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心态？
但云生的坚定执着与百倍信心，使我逐渐消除担心。在了解他的阶段性成果后，我转而鼓励他继续努力。
河南省是中国仅次于宁夏和甘肃的第三个回族人口大省，加以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基于这一特定的人口、地理、文化背景下梳理河南回族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回族与汉族的族际关系、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许多学术问题，无疑增加了该书的选题价值与现实意义。云生生长于河南，从1988年进大学起就开始接触、收集河南回族的资料，在此后的10余年间，对河南100多个县进行了田野调查，收集到了大量的乡土资料，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回族的学术论文。他最终能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并且超过了我的期望，还得力于他这两年间的勤奋学习和深入调查。因而无论在资料的发掘，还是在理解的深入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云生的博士论文是从回族形成与族源多元性、农商相结合的经济形态、回族伊斯兰教的内部运作机制、涵化中的汉文化作用等四个方面展开的，力图跳出单从回族的角度或仅从回族外的视野探讨河南回族社会的历史变迁，借助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回族在河南土著化、本土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影响河南回族社会历史变迁的因素，特别是伊斯兰教、汉文化、国家政权在其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对回访我们的个人意义。他力图全方位地展现出河南回族的“中原特色”，但并不限于中原，如对回族认同的讨论实际上是立足于全国的。
这本书问世时，作为指导教师，我本不该对本书做出先入为主的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目前为止关于河南回族研究最为详尽的成果。至于本书是否达到了作者预设的目标，相信学术界自有公论。这只是希望，作者以本书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对区域回族史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期待着他的新成果。
2007年4月3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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