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还没有考虑过此后的研究方向。但正是这一选择，使我走进了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隧道。20年后与同人合作完成了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本以为到了隧道的出口，却发现前面依然是新的隧道和峡谷。所以当我的学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会告诉他们，《中国人口史》只是一本通史，充其量只是构建了一个框架，还需要大量的专门史、地区史、阶段史方能充实完善。《中国人口史》存在的错误和缺陷也需要有人去发现和纠正，而他们更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一方面，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的同事学友，且多数在同一单位，便于他们随时请教或质疑，而这一过程既有利于他们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也可避免理解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博士论文只能是一项有限度的目标，最适合完成一项阶段性的成果。
我还鼓励他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地区，如故乡、长期居住地、工作所在地，以便收集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对中国人口史研究而言，这两点尤其重要。任何量化的研究都离不开数据，特别是可靠、精确的数据，对中国人口数量的研究更是如此。但直到20世纪初清朝宣统年间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中国才第一次有了基本符合现代人口调查要求的全国和分地区人口统计数据。而此前形形色色的民数、户籍、户口、人户、人丁、丁口、实在人丁等，都是出于征集赋役、行政制度和治安管理的产物，绝大多数不能包括全部人口。即使到了民国年间，定期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也未形成制度，现在的数据既不精确，更不完整。由于种种原因，就连这样的数据往往也没有得到收集和整理，幸存的材料有的至今深藏在档案之中，有的散落民间。要正确理解这些数据，离不开对当今社会的深入了解，掌握直接和间接的、书面和口头的相关材料，而本地人在本地做社会调查自然更为有利。
正因为如此，我赞成郑发展选择以民国期间的河南人口为研究对象，并且寄以期望。发展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回河南工作，并以郑州大学副教授身份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河南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也理所当然。但他要完成这项任务也不容易，因为他本科毕业于政教系，依靠自学方入人口史之门，攻博期间仍需承担教学和行政工作，人到中年也难免家务之累。所幸通过本人努力，师友帮助，家人支持，他的博士论文得以顺利通过答辩。经过多年增补完善，终于问世。
对发展博士论文的评价，答辩委员会已有定论，自不必由我赘言。对答辩委员会指出的不足之处，他已尽力做了弥补，读者自可明鉴。我也不说希望他继续努力之类的套话，因为实际上他现在的工作并非人口史专业。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有志于人口史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中国人口史研究不仅需要民国期间的河南这一部分。
写完这段文字时，我正乘坐飞机飞越太平洋返回上海。每次在飞机上写毕一篇或一段文章时，总会庆幸航程的缩短。但想起尚未完成的题目，又希望时间能延长，期待着下一个航程。飞机刚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来时“赚”到的一天又失去了。天道无私，谋事在人。
201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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