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姑以“中国文化”专指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研究哪一种文化或亚文化，都必须在时间上、空间上做出限制，不能笼统地泛指某种文化。同样，如果我们要完整地、全面地认识某种文化的话，就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种文化从形成以降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也即它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这正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
从理论上说，文化地理应该研究所有的文化要素，包括在“文化”这个概念下的全部内容。即使按照狭义的文化，或将文化集中在精神领域，也包括很多分支。即使在资料非常丰富的今天，要做到巨细靡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尽管我们知道当时的确存在某种文化现象，却无法进行复原和研究。所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往往只能选择其中若干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要素。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制约，在选择这些要素时，不仅要考虑必要性，还必须顾及可行性，即是否能收集到最低限度的资料。
所以，更深入的研究还得从具体的文化分支做起，或者集中于某种文化类型、某一文化要素。这类研究与对文化地理的整体研究的关系，就像专门史与通史的关系一样。要是没有专门史研究的基础，是写不出一部像样的通史的；但要是缺乏对相关阶段通史的理解，专门史的研究也难以具有理论深度和全局观念。
有鉴于此，夏增民选择了历史学术地理作为研究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但这项研究又不局限于历史学术地理，如果说儒学传播主要是儒学这种文化类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空间分布的变化，那么文化变迁更强调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不同时间之间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先师在为卢云《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指出：“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读过本书的引言就能感到，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自觉地遵循了先师的教导，充分运用了多视野、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因而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进步。
先师将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称为“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专著”，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同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身于这一领域，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原到边疆，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理清楚，把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搞明白，这样，科学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一定能建立起来”。[3]可以告慰先师的是，包括本书在内的不少专著、论文的发表已经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就内容和阶段而言，本书与《汉晋文化地理》不无重合，但就儒学传播的研究而言，无疑比卢书更加深入具体，反映了学术的进步，自然也是对卢书开创之功的发扬光大。
本书的研究没有包括北朝，我想无非是三方面的原因：限于作者的时间，史料不足，儒学传播对北朝文化变迁的影响较小。但对一个历史阶段同时存在的空间范围来说，这总是一个缺陷，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弥补。
2008年2月
注释
[1]原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3]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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