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藩属国关系的演变、与此相关的疆域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组成部分。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往往视为畏途，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尚无改观。固然，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做过不少，因而不易取得新的成绩，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障碍——一旦涉及现实需要，历史事实也会变得非常敏感。有时学者辛辛苦苦完成的论著，得出的结论，却因不合时宜而被束之高阁，或者只能作为内部流通，无法为学术界与社会所利用。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大多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有的则因某种权威说法公布于前，尽管未必正确，却再也无法改变。对国内学者或外国政府的错误说法，也难以做出及时和有效的批驳。这种状况不改变，学术自然无法繁荣，但国家利益受到的损失更大。没有实事求是的研究，不首先查清史实，不了解中国与邻国关系和边界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何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睦邻关系？

    以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越南时，曾亲自去河内的“二征王庙”祭拜，并称中国古代曾侵略越南，对此应表示歉意。这位领导人的做法显然是受到某一种《中国通史》的影响，因为该书的作者认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应以今国界为限。据此，东汉初设置在今越南北方的交趾郡就成了外国，伏波将军马援出兵前往平定二征姐妹的反抗就成了对邻国的侵略。实际上，不仅交趾郡，就是更南的九真和日南二郡（至今越南中南部）当时也是汉朝的疆域，马援出兵充其量只是统治者镇压民间的“起义”或“叛乱”。直到公元10世纪越南脱离中原王朝自立，并成为中国历代的属国，两国间才建立起一种宗藩关系——既不同于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异于现代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但由于过于突出“政治需要”，片面强调“古为今用”，在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的状态时，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讨论两国学者间的分歧，尽管在某些方面一直很尖锐。而当两国交恶时，似乎以往2000多年间只有冲突和战争。

    正因为如此，当孙宏年提出以中越关系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着实为他担心，深恐难以把握，或者完成后无法发表。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放心，因为他收集的史料相当全面细致，对已发表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也了如指掌，论证的过程都以事实为根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以往我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并未做过专门研究，但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时，多次聆听先师在审定《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所作教诲，得知先师十分重视戴可来先生对中越关系和中越边界方面的见解，并有幸见过戴先生。因此我让宏年去郑州大学向戴先生求教，并请戴先生评审宏年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好评，在答辩时也顺利通过。

    毕业后，宏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之余，继续修订和完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这本专著。在本书问世之前，宏年要我写几句话，因此我做了上述说明。

    近年来，中越两国领导人已经形成“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共识。历史学者的任务虽然是“记录过去”，但同样是为了开创未来。因为只有了解过去的事实，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开创未来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因此，对中越关系过去的研究不会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失去意义。

    2005年3月27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