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到12岁时才迁至上海。尽管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长，毕竟有过直接的体验。通过与生活在附近乡村的亲友的交往，对乡村的情况也有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初，江南的乡村还比较闭塞，古风犹存，所以我后来每每读到明清时的记载，颇有似曾相识之感。“礼失求诸野”，江南市镇和乡野的经历使我比生活在城市的同龄人更易理解已经消失的“礼”。记得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每每谈及江南旧事，我往往能联系到自己的见闻。为此先师颇为感叹：“你知道的事情比你的年龄要大一代，这就是生长在小地方的好处。”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是他母舅。他曾长期在南浔生活，并在南浔中学教过历史。1982年夏天，我接连随侍先师出席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审会，前后二十多天。唐先生得知我长在南浔，顿时将我当成忘年的同乡。顷刻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江南，听长辈说着开天遗事。
吴滔入学以后，除了课程之外，我对他的帮助实在有限。一则因为我杂事多；二则是我认为像他这样基础好的人完全可以让他自由发展，不必过多干预，读博士学位只是给他一次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在我们次数并不太多的谈话中，却几乎每次必谈江南。其实江南不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关的文献资料他看过的比我多得多。我告诉他的是，根据自己经历和见闻所了解的江南，在这方面，年龄的优势无疑在我。我还告诉他一些书本上不齿记录或士大夫不屑留意的琐事，我以为这些事实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发生作用，并且经常是社会稳定或保守的因素之一。
我提醒他注意地理因素对江南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甚至左右着日常生活，并进而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例如江南的水网地貌和平坦低洼的地形，为工业化前的社会提供了最便捷廉价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且早已形成公共交通系统。达官贵人、地主富商可以通过私家船舶进行“门对门”的来往，就是没落的士大夫和穷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航船”来往于城乡之间。我还特别解释过“航船”，因为儿时见过、坐过，我相信明清时早已存在，因为那时南浔的人口往往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多。搭乘航船极其方便，即使不是本村人或熟人，量力付几文钱就行，偶尔不付钱也照乘不误。这些可用以理解城乡日常关系的细节，光看书未必知道，也未必能把握。我不时和他谈到，同样的自然环境下，文化和传统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们对某种地理环境的利用，只要没有超出它的极限，就能产生相对无限的创造力。明清时的江南，有的是那样一些具有创造力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高水准的文化和各种地方的、家族的、社会的传统。所以我鼓励他尽可能多地做实地考察，还要尽量到一些相对边远闭塞的地方去，发掘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是否闭塞的重要标准是通公路的时间，一般来说，通得越晚，古物古风保存得越好。
我提醒他的另一件事是江南保存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散落民间的文献比想象的还多。我举南浔镇为例，凭我儿时记忆，尽管谈不上家咏户诵，但断文识字的人的确相当普遍。其间正好我另一位研究生去湖州调查，发现了一种20世纪30年代一位老师带领小学生做的南浔调查记录，其类别之细、数字之精、水平之高绝不输于现在的专业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镇上不止一家印刷所，有的还不止一台圆盘印刷机，寻常百姓婚丧喜事、日常生活的不少文书都是铅印的，我亲眼看到过这类铅印的喜帖、讣文、广告、账册、日记本等。据我所知，不少镇都曾有过本地的报纸杂志，本地人出版的著作也不少。尽管经过近代一次次天灾人祸、政治运动的扫荡，散落民间和收藏在公家至今却未被利用的文献资料肯定还不少。因此我鼓励他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县城乡镇，肯定会大有收获。
但等到他决定以明清江南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却颇有忧虑：前人已产生这么多的论著，又是当今的显学，你还能有多少创新或突破？再说，博士论文有规定的年限，不可能随心所欲、竭其所能，题目过大了完不成，过小了又显示不出真本领。尽管我知道他不会改变，还是一再劝他要慎重。
果然，在他的论文进行答辩时，尽管评委诸公一开始就肯定“你和他们（指其他博士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甚至有人自谦“这不是答辩，是同行请教”，结果却责难苛求，评分连优都没有达到。这对吴滔无疑是个意外的打击，我表面是对他大度的劝解，心里也不无疑虑：诸公难道要用教授的水准来评博士论文吗？
所幸吴滔果然不负诸公的苦心，从答辩至今的6年间从未间断过在江南的调查，到中山大学做博士后和任职后也没有停止。他的博士论文也没有匆匆出版，而是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终于形成这本《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所谓“十年磨一剑”，如果从最初的设想开始，吴滔花的功夫已不止10年了。其实，吴滔对这本书还是有不满之处，他新的调查计划并没有随此而中止。如果不是现实确有需要，吴滔或许还会推迟出版，继续修改下去。
作为他当初的导师，我特别要感谢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不仅在吴滔毕业之际热情接纳他去做博士后研究，而且慷慨无私地帮助他继续做这个并非本单位重点所在的题目，并亲身参与吴滔的实地考察，传授他们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使吴滔的江南考察开了新境界。我感慨吴滔的幸运，也对中山大学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和踏实学风不胜敬佩。
至于这本书的学术质量如何，究竟是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没有多少发言的资格，还是留给同行和读者吧！
2009年11月20日于奥克兰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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