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农业文明的形成比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早。至迟在公元初，中国已是世界上农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供养了6000万人口。19世纪前期中国人口突破4亿，这些人口也是完全由本国生产的粮食和食物供养的。相比之下，先民对农业和农民生活的记录和研究就相当有限。这是由于真正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人基本不具备记录的能力，而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却不愿或不屑了解和研究农业和农民。所以尽管传世的古代农书中不乏具有当时先进水平的杰作，很多重要的内容仍然是空白。

    以农事节律为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受到重视，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天象、气候、自然因素与农事相结合的授时节点——节气。在春秋战国时就形成了仲（中）春、仲（中）夏、仲（中）秋和仲（中）冬四个日子的名称，日历中有了固定位置。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到秦朝（前221—前207年）和西汉（前202—8年）前期，形成了24个节气的名称，确定了它们在天文历法中的位置。公元前103年（西汉太初元年），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中已采用二十四节气，此后的历法一直沿用。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显示了某种气候、景观、概念、特征，能够方便地被用作农业生产的节点、日程、指导、警示，都与特定的农事相联系，如耕耘、播种、除草、间苗、整枝、施肥、除虫、收获等。甚至直接与某种作物的各种作业相联系，如稻、麦、豆、小米、高粱、蚕、油菜、茶、漆、蔬菜、水果、花卉等。尽管节气的确定主要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与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但只要根据本地的实践和经验在时间上略做调整，就能适应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实际上，节气在中国古代获得极其广泛的重视和运用。与节气相关或从节气产生的民谣、谚语、民歌、口诀、诗歌、绘画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诀窍和日常生活的经验。

    虽然自先秦至汉代，传世的《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务训》、《四民月令》等书中都有农事节律的记载，但内容比较简略，一般限于中原地区，而且并未随着农业本身和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我想，这是由于要了解并记载农事节律，比一般记载农业生产更需要深入实际，而且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基本不具有记录和研究的能力，而具有能力的人不愿意或不可能进行记录和研究，所以中国以往各地长期形成的农事节律大多没有得到正确、具体的记录，更缺乏必要的研究。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事节律仍未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因而在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时不尊重农事节律，甚至完全不顾农事节律。如在江南农村强制推广三熟制，实际效益并不好，而农民花费的劳力和投入的农本增加，特别是改变了长期形成的合理的农事节律，所以遭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反对。他们一种形象的说法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即三熟的产量加起来不过是九，而两熟种得好就有十。在“农业大跃进，产量放卫星”时，更完全不顾农事节律和农业生产规律，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钱学森以著名科学家的身份，计算出光合作用可以使粮食亩产达到多少万斤，即使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至少也是不了解、不尊重农事节律的结果。

    所以当王加华确定以江南的农事节律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我非常赞成，唯一的担心是能否找到足够的史料以及他能否顺利进行调查考察。我知道加华大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山东，研究生期间也生活在一个普通话与山东话夹杂的环境中，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江南老人的方言。所幸江南不愧是中国近代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加上加华的勤奋，收集到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足以复原基本的农事节律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普通话的普及也使他不难找到方言翻译，顺利地采访了一些经验丰富、见闻广博的老人。最终他的博士论文如期完成，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在此基础上，加华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时间的概念，从时间的角度研究农事节律和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分配，并且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他利用去韩国访学的机会，比较了中韩两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的生活结构，使研究更加深入。

    加华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有感于这项研究的意义和加华的努力，我有义务向读者做以上的介绍。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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