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类研究先天不足，客观上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人类用科学仪器观测气候和环境变迁的历史太短。温度计一类气象仪器的实际应用不过160年，而世界上拥有160年延续记录数据的只有50个点，其中45个集中在西欧。历史上经常拥有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疆域的中国一个也没有，最早的气象站——上海天文台还不满140年。即使那些有160年数据的地点，与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气候变化周期相比，连半个周期的数据都没有，要推测未来的长远变化趋势有多少把握？
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同样有这样的困难。如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口数量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实施人口普查之前这恰恰是一个难题，中国大多数地方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才留下确切的分地区人口统计数。又如对植被的类型和分布的正确了解只能以实地科学考察为根据，但对半个世纪以前的了解只能通过数量相差悬殊、质量迥异的文字描述。至于对自然灾害的记录，更多的是根据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被影响者所做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完好程度。根据这些记录重建或复原的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自然与实际状况相差甚大，甚至根本相互矛盾。
中国或许是一个例外，因为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开始，中国拥有基本延续的历史记载。特别是明清以来，遍及县级政区的地方文献和大量民间记录保存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就160年之前的气候与环境记录而言，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丰富、时空分布相对最广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史料或数据能够原封不动地加以运用，或者可以直接作为科学研究的结论。就拿我比较熟悉的户籍登记数而言，尽管看起来精确到个位数，甚至不可思议地精确到十几位小数点，但在多数情况下与实际人口数有很大的差异，甚至与实际人口数量完全没有比例关系。有的记录在局部范围内非常精确，但用之于讨论全局却必须非常谨慎。例如，明清以降，对某次地震的记载非常具体，可以精确到死伤人畜的数量、损坏房屋的间数等，对地理景观的改变也有很具体的描述，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却有大片空白，本来应该、实际也是频繁发生地震的青藏高原几乎找不到相关的记录。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些与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研究面前畏难止步，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努力攻克这些难关，踏踏实实逐一解决具体的难题。例如，如何将史实中纷繁随意的词汇与今天的科学术语和规范词汇对应起来，如何对文字描述做尽可能的量化分析，如何平衡或调整不同参照系产生的记录，如何弥补或替代时间或空间上的缺陷。
正因为如此，当郑维宽与我讨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还是赞同他的选择，以清代的广西作为研究生态变迁的对象。这样一个二三百年的时间、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空间、文献资料相对充足而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的客体，有可能在几年时间内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加上维宽已在广西工作多年，并有机会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尽管清代离今天已有百年之遥，但那时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有遗迹可寻。在一些比较偏僻、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的地方，甚至还能见到二三百年前的原貌。作为一个研究样本，清代的广西还有一个特点，有相当多的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人地关系中是否存在民族差异，不同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什么差别，也有望从这项研究中找到例证。
这样的目标不算太高，但也不低。这样的成果积累多了，再来研究关乎全人类的大课题时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才不会沿用以主流自居的谬误，或重复那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预言。一个个地区、一个个阶段的研究做好了，全国性的研究方才不至于出现过多的空白。
现在，维宽已经完成这篇论文，并且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经过修改补充，这本专著也将出版。当初他从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曾希望他能来我们研究所继续学习。得知他决定到广西工作，还颇感遗憾。现在看来，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未始不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否则，维宽就写不出这篇论文，广西就没有这项新科研成果了，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性特征就不会那么鲜明。我为维宽庆幸，为广西庆幸，也为历史地理学科庆幸。维宽要我为他的书作序，我义不容辞，写了这些话，与维宽共勉。
2011年元月4日于羊城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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