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史讲座，讲演的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4时至6时举行。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规定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口才又极佳，每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毫无倦容，诚可谓诲人不倦。他的讲演受到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也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梁先生授课认真，凡因事误课必定补讲；并进行正规的考试，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占全校学生半数。讲座结束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关系甚是融洽。
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后经整理，便以同名著作出版，风行一时，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倍受学界推崇，而梁先生之讲座对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自可想见。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范绪锋：梁启超多次来校讲学
梁启超对南开的感情是深厚的，他多次来校讲学。1922年2月，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式作演说。他指出，从学校到社会为人生最危险时代，从而鼓励南开学子“从物质、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的资料”，“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观”，养浩然正气，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坏习惯作斗争。1923年7月，梁启超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他不仅自己来校做学术指导，还邀请国外名学者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人张君劢、梁漱溟、蒋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刘集林：心系南开的梁启超
1921年11月间，还在南开讲学的梁启超主动向张伯苓提出，希望能将南开文科全部交给自己办理。此前一直委托梁启超罗致人才的张伯苓当然是求之不得，欢欣至极，梁启超亦踌躇满志，开始精心筹划。计划让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陆续开进南开，还希望能邀请梁漱溟加盟，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海内所重的硕学名流，梁启超深信有他们六人坐镇南开，必将使南开文科“光焰万丈”。梁还计划每年为南开文科募捐数千元，以巩固自己在南开的地位。展望未来，梁启超豪气干云：“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也就是说，要将南开文科办成全国的文科中心，气魄不可不谓大。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一宏大的文科计划终未如愿。
尽管南开文科计划受挫，梁启超仍然心系南开，1922年下半年，在外奔波的梁启超又与南开大学校方共议在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欲将南开大学作为其弘扬东方文明的核心基地。双方经过了半年的积极筹划后，1923年初，梁启超正式发出《为创设文化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求助启事，文章力言中国儒家人生哲学、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佛教、中国文学艺术、中国历史等五项文化事业的发明整理，为创造新中国赋予国民新元气所必需，也是国人对世界文化应尽的义务。启事传出，各地学子闻讯雀跃，西方报纸对此创举也“赞美有加”。可以想见，这一计划如能实施，于南开的意义将何等重大，但又因经费筹集困难而付诸东流。这对梁启超对南开来说，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陈省身：做姜立夫老师的助手
姜立夫老师当然也很喜欢我，叫我做他的助手。因为大学没毕业，不够资格做助教，只能做助手，帮他改卷子。助手一个月十块钱。第一个月领到十块钱，当然是很得意的了。比一个报贩的钱多一点。报贩一个月七八块钱，做助手可以拿十块钱。姜老师一礼拜三堂课，每堂课都有习题，一星期就要改三次卷子。开头是一、二年级的，后来三年级的卷子也让我改。不只替他改，张希陆（就是张伯苓的公子）的课，卷子也让我改。反正每月总会赚十块钱，没有超过十块钱的。当时我在班上，可能在数学系，也是年纪最小的。可是他们有些不懂的题也来问我，大概他们知道我懂，告诉他们就是了。
《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刘秀芳：“我愿把一生献给数学”
1920年初，应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聘请，姜立夫来到南开大学，独立创办起南开算学系，并将自己名字改为立夫。20世纪20年代的南开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大学教职工的薪金一般要低于国立大学或省立大学。据记载，1931年，国立大学教师的月薪平均165.6元，省立大学217.5元，而私立大学仅为124.3元。为什么姜立夫选择进南开呢？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天津一带是学术中心，学术界很活跃，一批刚刚归国的青年学者，都想在事业上有所贡献，他们对学术环境看得比较重。就大学水准而言，由于招生严格，南开大学学风朴实，学生勤奋，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开设课程宁缺毋滥，学生专心学，教师认真教。姜立夫就是这样选择南开以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心，教书育人。姜立夫先生深情地说：“我是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款去留学的，那当然不是美国的钱，也不是清政府的钱，那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钱，我应当为全国人民做一点好事，我的决心是把西洋数学（现代数学）一起搬回来。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所以也需要数学，我愿把一生献给数学。”
姜先生学成回国时的20年代，也正是南开大学刚创立时。学校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思想出发，设文、理、商三科。按照美国大学分科、选科办法将开设的全部课程分为四组，1926年又增设矿科。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数学基础极为薄弱，至于科研，还没有人在国内作出创造性的成果。显然，要把数学扎根在中国，任务是多么艰巨。姜立夫先生把培养人才作为事业的中心环节，他要培养出一批经过严格训练，能掌握现代数学的人才。他根据学生情况，需要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多年来，在他独立支撑执教的“一人系”，除了为本系学生开课外，还要为理、商学院有关学系开设选修课程。自1920至1930年的10年中，姜立夫先后为本系及外系开设过初等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理论力学、代数方程论、微分方程论、解析几何学、投影几何学、非欧几何学……他轮番讲授，都能保持高质量。在姜立夫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能得到逻辑思维和逻辑表达能力的严格训练。姜立夫先生为创建和发展南开数学系，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的教学一直为人所乐道：陈省身先生回忆起恩师来，娓娓道来：“南开数学系那时以脚踏实地见长，姜先生教书是极认真的，每课必留习题，每题必须评阅。”“他态度严正，循循善诱，使人感觉到读数学有无限的兴趣与前途。”
《中国现代数学先驱姜立夫》
刘秀芳：重视数学文献的建设
姜立夫很早就十分重视数学文献的搜集，把它作为办好数学系的重要基本建设，并且亲自动手，甚至连编目这样细微的工作他也亲自处理。他认为数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活动是思维与演绎，需要直接从已有的大量文献所记载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加以创新。姜老先生在南开时，他与国际上几家专长于过期学术期刊买卖的书商长期联系，（也介绍他们与北大数学系联系）使得抗日战争前，南开大学的数学图书质量是全国一流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期刊都是完整的，著名数学家的论文集也是齐全的，还有许多珍贵的绝版书。1932年德国汉堡大学的施佩尔纳尔（E.Sperner）应邀访问南开大学，当他看到这些数学藏书时，翻阅一本又一本，惊叹不已，羡慕不已。姜老先生爱书如命，后来让吴大任协助把数学书包装运往昆明西南联大。1937年7月29—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学校大部分校舍被焚毁，又有部分图书在海防被日本侵略者劫持而去。战后由中国驻日代表团从东京世田谷仓库追回一部分，共计中西文图书194箱，还损失了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些珍贵的数学书刊。举一个例子：姜先生1919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奥斯古德（W.F.Osgood）教授的助教，今日南开数学研究所保留着奥斯古德教授的著作12册，从借阅卡上可以看出，其中有5册书就是从日本劫后归还的，至今书上还保留日军文化侵略的印记。
南开数学所刚成立的那几年，每当召开国际会议时，图书馆就迎来很多学者。吴文俊教授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他到南开参加会议，每次都抽空到数学图书馆来，翻阅发黄的旧书，一看就是个把小时。
《中国现代数学先驱姜立夫》
白金騄：现代物理学奠基人——饶毓泰
当饶毓泰还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张伯苓校长已经托人聘请他来南开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国内有物理学系的大学并不多，为了培养物理学人才，发展物理科学，饶毓泰欣然接受聘请，远离江西家乡故土，北上到滨临渤海的天津，在南开大学创办物理学系。南开大学喜得人才，并委托他在美国购置物理学系所需要的仪器和设备。
饶毓泰来到南开大学，担任物理学系教授，兼物理学系主任。在经费、设备、师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饶毓泰的到任，全面主持物理学系的工作，才能使物理学系的建设正式开始。1922年夏季，物理学系与理科其他各系一起迁入八里台理学院，物理学实验安置在秀山堂西北面的实验室里。
在创业的道路上，创业者要披荆斩棘，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饶毓泰初来时，同时要为物理学系和矿科这两个不同培养方向的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课，此外还要筹建实验室，辅导学生的实验课。到了转年的春季，饶毓泰讲授新开设的分析力学。
《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饶毓泰》
杨志武：杨石先执教南开化学系
由于回国是临时决定，杨石先来不及与国内相关部门联系工作，因此船在上海靠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托人介绍工作。此时有位德国禅臣洋行的商人听说杨石先是从美国归国的留学生，便找到他说：“德国禅臣洋行非常需要染料和药物方面的化学技师，你如能来此工作，我们将给你优厚的报酬。”当时有许多人对这份高薪工作趋之若骛，杨石先也急需接济家用，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那位德国商人的美意，他说：“我是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我要为我的国家服务，您还是另请别人吧！”与他同船回国的两位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留学生看到杨石先还没有找到工作，便热情邀请他去他们那里执教，经权衡，杨石先欣然选择了待遇低、工作重的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与严范孙先生共同创办的私立大学。1923年杨石先来此执教时，正逢学校创建初期，办学经费拮据，师资力量匮乏。他与化学家邱宗岳不仅要承担化学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还要负责理学院各系和工科的化学基础课和实验课，同时他还兼南开中学的化学课，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讲授的课程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且用英文教科书授课。他每次上课时，总是穿戴得十分整齐，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简洁生动，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富于启发性，“声贯全场，引人入胜”，而且板书流畅，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
杨志武：重视化学实验的杨石先
针对一些同学中存在的重视化学理论学习和英语学习，轻视化学实验操作的问题，杨石先在讲授理论课的同时，特别强调熟练掌握化学实验操作的重要性，并且在学校实验经费、实验仪器、设备安装及药品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将化学实验列为化学系学生的一门主课。他曾告诫同学们说：片面地强调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化学实验操作能力的提高，即使专业基础知识再强，但连一些必要的实验都没做过，无论是在国内国外从事学习研究工作都将很难进行。他向同学们讲起了他在国外留学时的亲身经历。1921年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兼管过实验室，看到有的中国留学生由于不会化学实验操作，在几天内损坏了很多仪器，赔偿损失之后，连吃饭都发生了困难，不得不改学文科。他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吸取教训。
杨石先不仅在授课时将实验引入课堂，而且还经常到实验室，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和实验报告。见到有的学生实验不合要求，他就当场演示，帮助同学提高实验技能。为使学生的实验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他和助教一起制定了《实验室规范》。杨石先说，对于实验数据必须达到成功的让人能重复，失败的要找出原因，并要有具体数据来加以说明。他反对不做实验，凭经验下结论的空谈。在杨石先的倡导下，化学系同学们在认真学习基础理论的同时，在实验操作方面也肯下功夫，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普遍得到了增强。这种既重视理论教育，又重视实验操作技能训练的学风一直延续到今天。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
申泮文：不许更换座位
石先老师在授课时十分认真负责。第一次上课就跟学生约法三章，规定女学生坐第一二排，男学生坐在后面。把学生坐的扶手椅按行列编号，每人座位固定，不许更换。这样谁不来上课座位就空下来，石先老师从讲台上一眼望去就看出几排几座的学生缺课。所以他一步入课堂，便拿出点名册给未到者划旷课记号，花费时间不多。学生迟到超过十分钟的不准进入课堂，记为旷课。这些细微的地方都显示出石先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和追求课堂高效率，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讲课的教室就是今日经重建后的南开大学第二教学楼211阶梯教室。
《怀念我的老师杨石先教授》
申泮文：从来不给高分
在入南开大学后，我为了解决生活费用，每个星期要为南开中学数学老师张信鸿先生批改五个班的数学习题，所以学习和工作都很紧张。学习基础课就不能不抓重点。那时二年级有许多学生是我的中学同班生，各种教科书我都不需买，都是他们借给我。我上课时注意听讲，揣摩哪些内容是石先老师讲得有兴致的地方，那就是重点。课后又向二年级同学请教，石先老师考试时喜欢出什么样的题目，得知石先老师常常出论述性的大题目，我就在课下按讲题用英文组织笔记，把一个个讲题作有条理的整理，未雨绸缪，把准备考试寓于日常复习之中。石先老师每学期有两次小考、一次大考，每次上课有10分钟左右的提问，我坐在后排，常常幸免于提问。考试时，考题常常是我猜中和已准备好的，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用英语快速地写出答案，每次考下来我总是全班（百余人）成绩最好的。但石先老师却从来不给高分，每次我至多得89分，学年成绩也是89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我一年级普通化学的成绩给石先老师留下了印象，把我列入了优秀生，以致后来他给予我许多热情的帮助。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各门课都取得了好成绩，获得了南开大学三六奖学金（为纪念南开中学建校30年和张伯苓校长诞辰60年由校友筹集的奖学金），每年300元银币，我求学的经济困难暂时得到解决。
《怀念我的老师杨石先教授》
陶钝：生物系主任萧采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萧采瑜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于1946年冬携夫人乘太平洋通航后首批客轮回国，出任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职务，并投入天津各校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当时南开大学刚刚迁回天津，南开旧址已被日军炸成一片瓦砾，教学条件非常艰苦。萧采瑜自己动手制作动植物标本，建立实验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并担任多种课程讲授和实验教学。在平津战役开始、炮火横飞的时刻，他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在中共天津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保护了南开大学的财产。
《怀念萧采瑜》
王端驯：张克忠毅然回国
24岁的张克忠，戴上了博士的桂冠。这时他面临着严峻的抉择。他的老师路易士博士执意要把张克忠留在身边，留在麻省理工学院。路易士博士曾先后三次在麻省理工学院为张克忠安排职位。是留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越的美国呢？还是返回贫穷落后的祖国？出于一片赤诚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张克忠放弃了路易士博士为他安排的职位，毅然决定回国，返回自己的家乡——天津，而且毫不计较南开大学比同类大学低得多的工薪，在美国就接受了南开大学的聘请。因为，南开大学是他的母校！
《缅怀张克忠——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王端驯：以校为家的张克忠
年轻的张克忠教授在国外的所行所为，使我钦佩不已。而他在南开园里那种一心用在教学、科研事业的情况，也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在学校选读了他所开的一门与数学有关的课。记得有一天，我为了功课上的一个难题，第一次到他的公事房（当年不叫办公室）去请教，我看到他的屋里除了书籍、资料，就是各种化学药品、样品和一些实验仪器，以及电炉之类的东西。案头图书、文稿盈尺。屋里充满了呛人的药味。在学校的助教们和同学们都知道这位青年教授实在非常用功，他整日埋首做实验，并以其所得，撰写科研论著。我看到这些情况，很受感动，所以不肯多打扰他而分散他的精力。
《缅怀张克忠——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王端驯：爱好文艺的理工科教授
开始时我和张克忠教授的个别接触不多。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图书馆看书，张克忠教授出乎意外地来到我的座位边，轻轻地告诉我，要我到他的公事房去一趟。原来是会宾大哥从美国寄回了一些书籍，托他转交给我。这样的事情一连有三四次之多。为什么会宾大哥不把书直接寄给我，而要托张教授转递呢？看来，大哥是别有一番用心的。后来，在兄长的积极促进之下，张教授主动约我到市里去看电影，我们之间的交往渐渐密切了。我发现这位整天和药品、烧瓶打交道的理工科教授，对于文艺却也有很深的爱好。他把这一点归之于中学时代在南开中学所受的影响和熏陶。他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如作文比赛、演说比赛、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歌咏队，还有新剧团演剧活动，以及多种出版物。他认为：那些好的课余活动，培养了学生高尚的思想情操，使学生获得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他说，可惜的是他自己既不善于演讲，又缺少文艺才能，所以当年他只能够给敬业乐群会的会刊写点文章。其实，据黄钰生等老校友回忆：当年克忠参加了歌咏队Glee Clab，克忠唱高音，黄唱低音，歌词多出自孔云卿之手。每当周恩来等人的新剧团上演话剧时，他们的歌咏队就在幕间插唱歌曲。他曾对我取笑说：“我的细胞中，不像你，那么富有艺术分子！”原来，他对我上大学以前的一些情况，竟也有所了解呢！
《缅怀张克忠——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王端驯：“以学养学”的策略
我与克忠结婚之后，居家在南开园西柏树村一座小巧精致的别墅式的教授宿舍里。姜立夫、邱宗岳以及新自国外留学归来的美学家冯文潜教授等，有时到我们家里来，他们对张伯苓校长是很推崇敬佩的。因为他们与张校长或为知交朋友，或有师生之窗，所以关系也比较亲密。有时他们聚在一起也喜欢谈笑老校长办学思想上不为外人所知的某些“隐情”，其中之一就是办学上的“竞争”问题。当时，国人公认的名牌大学，首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清华、北大历史悠久，而且都是国立大学，教授阵容强大，设备条件、经济力量都胜南开大学一筹。那么南开大学以什么去与清华、北大媲美呢？能不能在办学的某些方面努力而超过清华、北大呢？这是萦系张校长心中的一大问题。为了把南开大学办得出色一些，张校长要求文、理、商各学科面向实际，培养有用之才，研究解决切合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是理科！张校长想在“应用”方面胜过清华、北大。
克忠长于应用化学，他的办学思想也切合张伯苓校长的意愿，所以创建化学工程学系与应用化学研究所的计划得到校长的大力支持。有些先生们开玩笑说：张校长从麻省理工得到了“及时雨”。不过校长对克忠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赚钱，实行“以学养学”，这是张校长办学的一种思想方针。“赚钱”二字，乍一听有失“高雅”，事实上羞于言钱，也是不行。张伯苓校长办南开，从中学而大学，经费主要来自募化，相当拮据，所以才有借办应用化学研究所筹措经费的打算，以实现他“以校养校”的理想。
《缅怀张克忠——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
侯洛荀：邱宗岳创办化学系
1921年邱宗岳为南开大学平地起家创办化学系，他任系主任。开始只有四名学生，物理化学、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六七门课都由他教。没有实验室，主任便带着学生去借用南开中学的实验室。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杨石先先生自美国康乃尔大学归来，即应邀来南开；随后，邱宗岳又为他主持的化学系请来了两位教授，他们就是朱剑寒和高振衡。他们都是留学欧美，学成归国，为国内化学界特别是高等学府所瞩目的人才。他们应邀来到了南开大学，协助亦师亦友的邱宗岳先生办化学系。此后，他们一直在南开大学化学系、理学院，忠心耿耿，献身于南开事业。事过许多年，邱先生回忆草创化学系的经历说：“那时实在有点谈不上什么办学，只能说是惨淡经营！”经费困难到连购置最简单的玻璃仪器也要费周折。邱先生不得不事必躬亲花钱的事。他总是要把一个钱当两个钱来花，一个烧瓶、一个软木塞他都要自己去挑选，当宝贝似的使用。邱宗岳曾用“化学系是我的，我的也是化学系的”来表明他与化学系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也确实如此。
《南开大学化学系第一人——邱宗岳教授》
侯洛荀：自行制造煤气的邱宗岳
邱宗岳是以开拓者的形象出现在南开大学的。他不畏困难，艰苦创业，从不说空话。南开大学化学系实验室是最早使用煤气的。煤气现在已经作为普通燃料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在五六十年代前，它可是稀罕物。我国化学实验在20世纪中，大都是使用酒精，从时间与经济上说，都是不方便、不理想的。虽然曾有少数大学自制煤气，以图代替酒精，但需费浩繁，技术也比较复杂，不克着手。而南开大学理学院在邱宗岳教授领导下，于1924年即着手于煤油热化器之研究，一方面意图解决实验燃料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来进行。我还记得，我到南开大学之初，即听说在思源堂的地下室里，邱宗岳教授与张志基带着一些人自行制造煤气，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设计出一套定名为“煤气热化”的装置，制出了“煤油热化气”，亦即煤气。南开大学理学院有了自己的煤气厂，以后凡理科实验，除非用酒精灯者之外，一概可以使用煤气。许多大学闻风兴起。有的还借镜南开，建立气厂。前来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为推广煤油热化气之社会效益，邱宗岳与张志基撰写了《天津南开大学煤油热化装置述要》一文，并绘制了这一装置的详图，将这项创举公之于世。
《南开大学化学系第一人——邱宗岳教授》
侯洛荀：重振思源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于1946年从昆明迁回天津。当我们一踏上长期眷恋萦怀的土地时，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校园里断壁残垣，一片荒凉景象。我和邱宗岳先生带着从联大运回的七八件光学仪器来到理学院基地——“思源堂”。一眼望去，原来矗立楼前的两盏大灯不见了，那灯原是铜制的灯架，灯盖朝天，很是别致，因为侵略者需用铜制造武器，便将它弄走了。思源堂南面有座古钟，那是南开大学在八里台建校时从海光寺移入校园的。此钟铸造于明代，是南园中的吉金之一，也不见了。邱老神色黯然。思源堂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已荡然无存。而搬不动、移不走、烧不尽的房屋也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有的教室房顶被炸，只剩四壁，试验室门窗改为“铁窗”，做过禁闭室，阴森脏乱，办公室有的做了厨房、厕所。至于地下室的煤油热化装置则全部被毁，变成侵略者的马厩。看着这一切，大家心情沉重，默默无语，倒是邱老说出了鼓励大家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时连思源堂都没有，我们不是平地起家的吗？只要有人，有一颗心，一双手，就能够也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
邱宗岳先生仍然出任理学院院长，仍以思源堂作为复兴工作的根据地，经几年的艰苦奋斗，规模渐复，有些方面还超过了战前。工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也在理学院里。
《南开大学化学系第一人——邱宗岳教授》
戴家祥：带病上课
1935年5月30日，南开大学举行“五卅”惨案10周年纪念。我被邀在会上做报告。记得在1935年“何梅协定”后的一天，华北刮起大风，我讲完北宋统一南唐政权之后，在黑板上写了李后主的两句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学生都默不作声地在自己的座位上，体会这两句词的含义。还有一次我身体不适抱病上课。学生们看到我满面病容，讲话有气无力，群起扶送回家。教师们也都登门探望。文学院长张纯明准备请朱庆永代我上课，第二天我却依然抱病而来，同学们感到惊奇，我却毫无倦意。把南宋的历史讲完后，在黑板上写上陆放翁的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那一天正是1935年的9月18日。
《忆在南开大学的二年》
戴家祥：有争议的人物
1935年下半学期，“中国通史”停了。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号仲述）倡议开一门“近现代学术代表人物”讲座，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在内。例如化学家诺贝尔、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理学家斯坦因、数学家阿达姆等。我讲的是“明末清初学术代表人物”顾（炎）、黄（宗羲）、颜（元）、李（逮）。全校教员、学生可自由听讲，实行“三不主义”：不点名、不记分、不考试。我把写好的讲稿发给听课的师生。
我每周上3个下午课，每次课时3小时，共讲30个下午，讲稿计200多页。我从明朝政治腐败讲到朱家王朝走向灭亡的必然。最后，我从全国各报纸搜集到当时揭露社会腐败现象的文章，与明末政治腐败作对比，借古评今。讲座讲完后同事们纷纷议论。有的理科教师常带着奇异的口气问我，读报怎么搞到那么多资料？校长室秘书黄子坚则以轻蔑的口气问我：“要向学生打气吗？”一位教农业经济的教师李适生当面斥责我“借古讽今，鼓动学生闹事”。唯独哲学教师赞赏我讲的是“肺腑之言”。商学院长何廉则说我“文举不错”，避而不谈内容。毁誉交织，我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到了学期末，学校给我一封信：“环境不许可，请另谋高就。”语文教师张洪城告诉我，有人说我常在课堂上骂政府，疑心我是共产党员。从岭南大学调来的陈序经教授的小姨子在南大旁听，对我讲的课由衷地佩服。陈序经曾为我奔走说情无效，转请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受颐推荐我去四川大学。
《忆在南开大学的二年》
刘无忌：梁宗岱讲西洋名著
宗岱来到南开那年，正是英文系鼎盛的时期，系务在发展，同事关系好，学生人数多，大部分资质优秀，对于文学有兴趣。学校为成绩优良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名额不多，但我们总是每年能得到一二名。在文学院内英文系独树一帜，为人才荟萃之处，师生感情和洽，学术空气浓厚，课外活动频繁。名作家应邀来校演讲者，有朱自清、朱湘、孙大雨、罗念生等。师生合组的“人生与文学社”，出版期刊与丛书，校外的罗念生（此时在北大）与水天同（山东大学），都是此社的支持者。皑岚的《苦果》，念生的《朱湘书信集》，在此时期先后印行。教员学生中的社员，如刘荣恩、曹鸣昭、高殿森、张镜谭、李田意、王慧敏等，在中西文学的研究与翻译方面均有成绩。等到1936年秋季，梁宗岱来校，“人生与文学社”又多了一位健将。为了这位法、德、英三国文学都精通的教授，系里增设一门新的功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除本系教授外，还请早期提倡话剧运动有功的张彭春参加（他曾改编西洋剧本，在他的指导下，周恩来与曹禺都曾在南开中学登台上演）。在宗岱的主持下，系中教授轮流主讲自己所喜欢介绍的西洋名著，但讲演最多的还是宗岱，对这门功课他的贡献也最大。我还记得，《浮士德》是宗岱所选的名著之一，也许即由此引起他后来从事翻译这部歌德杰作的兴趣。
《才华横溢的诗人——梁宗岱教授》
杨静年：政治系主任张纯明
张纯明先生是南开大学政治系主任，是我在经研所教行政学的老师。当时经研所的老师不但包括经济系的全体老师（教学与科研统一），而且也包括政治系的一些老师，如张纯明、王赣愚、林同济、张金鉴等，此外还有社会学家陈序经、法律学家刘朗泉等，仿佛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似，是兼容并包的，这是经研所的第二个特色。当时经研所设在木斋图书馆（今行政楼所在地）地下室，师生同时上班，每天8小时，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休息。每人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张先生是河南人，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何先生的连襟。当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后来出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
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让他写演讲词，到处去演讲，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代笔。我被安置在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名义是调查员。我们并不上班，每天只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我也从来不曾代替张先生写过演讲词（可能是因为上面未再交下这项任务），我倒是利用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以0.9分之差落第。其实我的功课都比那位被录取的人考得好，因为专门著作占总分5%，他们送了，得55分，我没有送。当时我也有大学毕业论文可以送去，只是一时狂妄，认为每门课多考几分就得了，送它干什么，没想到竞争如此激烈。事后抄分，庚款董事会的人都为我惋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七届学生也只能去加拿大。以后我等了6年，才能考取第八届庚款去到英国。
《我的人生历程与经研所的五位老师》
吴大猷：声誉与规模不成比例
南开大学的规模，已如上述，但享有的声誉，却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卢沟桥事起，政府（教育部）即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北平其他大学迁陕之城固等处）。以学校的历史、规模、师资阵容、在社会上的声望言，南开实不能与北大、清华比拟。政府的重视南开，是由于什么考虑呢？无疑的，我认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
它在早期的十数年中，毕业生之于学术，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的，就记忆所及，有张平群（外交）、张克忠（化工）、郦垄厚（化学）、郑通和（教育）、张兹闽（财经）、查良鉴（法律）、汪峰（外交）、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数学）、宋作楠（会计）、殷宏章（生物）、吴大猷（物理）、崔书琴、成蓬一（政治）、陈省身、吴大任（数学）、吴大业（经济）等。上节所述的教师阵容和这些学生，是南开声誉之所由来也。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吴大猷：不容小觑的学术成就
南开大学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可由下举事见之。民国3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首由各大学校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400余人，继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最后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此81人中有南开师生九人，姜立夫（数学）、陈省身（数学）、吴大猷（物理）、饶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汤用彤（哲学）、李济（人类考古）、萧公权（政治）、陶孟和（社会）。后在台湾，更有南开师生被选为院士者有蒋廷黻（历史）、何廉（经济）、钱思亮（化学）、梅贻琦（教育）四人。《联合报》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人士。
上举之饶、汤、李、萧、蒋数人，皆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的。这更表示一极重要点，即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借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借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
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一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刘焱：黄钰生积极筹备复校
抗战胜利后，南开迁回天津，面临着复校重建的艰巨任务。早在南开师生返津之前，张伯苓校长派黄子坚先生到天津办理复校事宜，并推荐黄先生担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黄先生不愿做官，张伯苓让人写信转告：“天津教育局长事，校长虽不愿勉强吾兄屈就，唯为南开计，校长以为兄若能帮助张市长五六个月，实为两便。”黄先生见到张伯苓信后，经过考虑即向西南联大请假，于1945年10月来到天津，出任天津市教育局长，积极进行南开复校工作。在喻传鉴、伉乃如、孟广喆等协助下，仅几个月时间，就先后收回八里台南开大学原校舍和六里台、七里台的敌产中日中学和农场等，使六里台到八里台连成一片，成为南开校园。另外，还争取天津市政府同意，将迪化道（今鞍山道）原日本国民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及天津日本工业学校等校舍及其一切设备拨归南开大学，使南大复员天津时有了宽广的校园。
《回忆黄钰生先生》
刘焱：为争取公费而请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引起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激发了1947年5月全国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当年秋季开学后，我们一些同学交不起伙食费，有的同学被迫辍学。当时，我是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上级党指示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发动群众自己设法解决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7年秋开学后，我们哲学教育系一些同学在一起议论物价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当时听说有规定，为鼓励学生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凡上师范院系的学生都可申请到公费。为此，我们提出哲学教育系也应争取发给全体学生公费。在场的同学都表示赞成，并决定发动全系同学签名，向学校请愿，要求发给全系学生公费。那时的公费每月发一次，相当于一袋面粉（45斤）的价钱，虽然不多，但可勉强解决每月最低标准的伙食费。同学们推举韩里、杨思复和我为代表，由我草拟请愿书，向学校请愿。
那时黄子坚先生任南大秘书长，并给我们哲学教育系讲授《教育心理学》。我和韩里、杨思复去办公室找他，呈上了要求发给全系学生公费的请愿书，口头上又详细申述了目前同学们生活困难的情况及请愿的理由、目的和要求，特别强调如果学校不能解决，我们将被迫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黄先生因为是我们系的教授，知道我们三人。他态度和蔼，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让我们等候学校研究答复。没过几天，黄先生将我们代表找去，告诉我们学校同意我们的要求，从下月起就发给哲学教育系全体学生公费。消息传出后，我们全系同学都非常高兴，一些生活确有困难的同学，又庆幸自己解除辍学的威胁，能继续留校求学。黄先生为解决哲学教育系学生的生活困难做了很大的努力，使我至今不能忘记。
《回忆黄钰生先生》
何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1931年由我主管商学院和经济系，后把它们与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经济学院，我就有权实现我朝思暮想的愿望，使南开所有的经济与商业课程的教学都合理化。我深切感到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而科研只有通过教学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师生之间思想的交流对教师是个鞭策，并且为学生造成机会可以激起他们的兴趣，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就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南开经济学院创办时，就有双重任务，既要根据中国情况讲授经济学，又要以研究的手段促进教学。我希望它能给师生带来这样的相互影响，使研究获得成果。因此，学院分配给每一位教员的工作是教学和从事研究相等的两个部分，这个办法在当时是个创举。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何廉：教员危机
到1929年，南开又面临新问题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治理下，公立大学从1928年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日趋正规。国立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校长治理下，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有庚子赔款这一得天独厚的资金来源，清华在学院建制上拟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为教授们提供了充裕的基金，兴办图书馆和购置实验设备。教学任务减轻了，薪金提高了。最重要的是为教授们规定了每七年出国休假一年的制度。
在政治动乱之中，处于“世外桃源”的南开却蓬勃发展了近十年。现在，在全国比较和平稳定的局面中，南开就不能再指望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继续发展下去了。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骨干教员，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给学校的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使张伯苓大伤脑筋。我了解他的困难处境，对于离去的同事我也深感同情。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消费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的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本人则已骑虎难下，只能尽力而为，为南开的继续生存而奋斗。
1929年，南开教员中发生的危机激烈地反映在对于当前事务的重新评价与对于发展计划的重新设想上。张伯苓校长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学校的问题。清华不择手段地招聘教师，大大地激怒了他。我告诉他，在招聘教师上，竞相增加工资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一贯道德准则必须重新考虑、重新评价。对于南开的资金匮乏以及在一个根本谈不上工业化的社会中提高薪水的困难均深有体会。出于他坚强的信念和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决心不向困难低头。他坚信像南开这样的私人机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问题在于私立的南开如何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承认南开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在我们讨论中产生的这个想法，促使张伯苓校长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
何廉：教学“中国化”
在1926—1927学年，我教四门课：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在打算把这几门课合理化的尝试中，我看我的首要任务是充实教学材料。除开统计学课程，其他几门课的原理都是普遍性的，所以按照现有教科书教学就行了。我觉得绝对必要的是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国的素材来解释原理，这样来使我的教学“中国化”。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本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我觉得他最多不过是在空谈。要把我的教学从“空中”带回到地面，要解决大量的难题。首先要逐步了解中国的实际经济现状。因为我受的是国外西洋学派的教育，我本人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其次，还要使教科书中得出来的结论能被学生们应用。
我可以描述一下我的财政学教学，来解释这个过程。当时在中国的大学中教这门课使用得最普遍的教科书是卢茨的《财政学》，其补充读物是塞利格曼教授的著作《租税文集》。两本书都是由美国教授为美国公众和美国大学生写的，探讨与描述的是美国的财政学。起初我的学生也不得不依赖这些英文教材，我也得在讲课中使用英文术语来填补中文术语上的不足，幸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外语训练。在每次讲课中，我都试图探讨中国的财政学和存在的财政问题。当我遇到公共消费的问题，在讨论了复杂的原理之后，我就要说明如何将这些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当讲到岁收、公债和预算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也这么做了。
在第一年中，我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只不过是油印了中国材料作为教科书和我讲课的补充。到第二年年终，我已经能够把我开始编写的一本教科书的第一稿交给学生了。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终于最后定型为一本大学教科书，于1936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何廉：教授支持图书馆建设
从某些方面来讲，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规模在1926年就颇为可观了，南开对其图书馆的投资是相当慷慨大方的。另外某些20年代初期进入南开的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花钱收集了很多的书。比如蒋廷黻就建立了一个非常便于教学的史学（特别是欧洲现代史方面）图书馆。姜立夫是位在南开初创时期就进入南开大学的享有盛誉的老师，他是现在美国的杰出中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元老，他负责收集了非常有价值的数学方面的书籍。在南开图书馆中经济学方面的藏书就十分贫乏，只有一些教科书和少数近期刊物，包括像上海发行的《银行周刊》和北京发行的《银行月刊》等专门商业杂志。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何廉：课程安排合理化
在校四年的教材，最初包括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课程，要符合经济学专业和商业专业两种类型的学生的需要，必须重新编写教材以弥补目前经济学教学中的缺陷。我对当时存在的过分专业化极为反感，觉得对于学任何专业的任何人，一般的基础课都是必要的。因此在第一学年中，要求两类学生都应当学好普通课程，包括历史、地理、语文（中文和英文）、科学（物理、化学或生物）、数学。我认为这是对一个人思维体系的训练。在第二年里，给他们介绍经济学的基本课程，包括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经济地理、普通会计学以及两门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政治学和社会学）。两类学生在前两年学习内容都一样，只是到了第三年和第四年，这些学生才按照学院规定的经济学和商业各种科目划分专业。这些科目包括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经济学和财政学，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所修课程；会计学、统计学、银行和商法则是商业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
课程繁多，有许多是言之无物，空泛肤浅，华而不实的。我减少了规定课程的数目，充实了保留下来的那些课程的内容。记得我们有个教学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讨论教学问题和教学标准，大家同意基本上按照我讲授财政学课采用的教学方式。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每个规定课程中，我们全院的每个成员都一致认为有必要使每门课程都“中国化”，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学院的工作范围也扩大到包括相当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工作。这是打算利用全院教师们在理论联系实践揭示中国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在教学中的经验来使学院得到更实际、更合适、更有用的教材。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将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规范化这个大难题。就连经济学中最普通的术语，比如像效用、供给与需求等，不仅各大学之间用法不同，各门课程以及教科书之间用法也是五花八门的。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何廉：朝不保夕的经费
然而经济学院的经费经常朝不保夕，总是靠不住的。由于教学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开支也加大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新的研究项目比起老的研究项目的开支要大得多。1930年到1931年的年度预算大约是现洋10万元，1935-1936年度则超过现洋30万元。大学每年为经济学院拨款为现洋10万元左右，所以它还得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来填补所需总数的1/2到1/3的不足部分。经济学院的董事会以颜惠庆博士为董事长，包括中国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头面人物。在1930年秋季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批准了一项提升10名教授和为20名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计划。计划向工业和金融组织建议，对教授的职位和领奖学金的具体个人不要采取在中国难以行得通的基金的方式，而采取每年赠款的方式。颜博士建议董事会成员应当向各个组织与个人提出建议，然后由张伯苓校长和我来做下一步的工作。回想起来，在1930年冬季，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支持提议的教授职位与奖学金。然而做出决定仅仅是经费运动的开始。募捐来实现这些决定则要经历一个旷日持久、徒劳无功、有时还要忍受痛苦的过程。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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