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暑假，五四学生运动告一段落，南开中学学生公推代表请张伯苓校长回校，筹备成立南开大学。新建楼房已经完工，新聘教授纷纷到校，新招学生也到校选课上班。南开大学定于8月20日开学了。南开大学校长是张伯苓，大学主任是凌冰。南开大学暂分文、理、商三科，每科分若干系，每系安排若干门课程，有必修科，也有选修科。每人每学期可以选15至18积点，每人每学年可以选36积点，四学年学满140积点，经校务会议通过，认为学习期满可以毕业，由校长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
1921年南开大学在八里台买到一块300多亩的地皮，请建筑专家画了蓝图，分年按照计划建筑新校舍。适江苏督军李纯自杀，他留有遗书，捐南开大学基金银币50万元。后经他家改拨公债90余万元，可顶银币50万元。当时南开大学校董周自齐是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特许又拨给南开大学公债90余万元。这样南开大学基金就有近200万元公债。财政部不久又把这近200万元公债都给兑现了。南开大学有了这个数目的基金，就可以放手修建大楼了。八里台第一所建筑是秀山堂，给李秀山作纪念，内容包括礼堂、教室和学校办公室。第二所建筑是木斋图书馆，给卢木斋作纪念，包括卢木斋一生所藏图书和以后学校所购新书。第三所建筑是科学馆，内容包括罗氏基金团所捐赠物理、化学、生物全部设备。第四所建筑是学生宿舍和饭厅。第五所建筑是教授新村。整个建筑花了银币100余万元。
1923年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人数不多，只有19个人，包括文、理、商三科，在秀山堂举行毕业典礼。第二期以后毕业人数逐渐加多。南开大学以后组织逐渐扩大，各科都扩大为学院。最突出的是经济学院和化工学院。经济学院还发展到经济研究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曾有重点研究。
《天津南开大学》
邱真踪：私立的好处
南开从中学到大学都是私立性质，好处是不受反动政府和军阀的限制，虽多年处在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却没受到任何伤害，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所办的学校都不同，与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也不同。南开虽然向军阀、官僚、政客募集基金和经费，有时也请他们做董事，但多是私人性质，是利用他们的钱办自己的事，并不依附于某一政治势力。南开虽然也从国外募集基金和经费，但从不受外国人的辖制。只是后来张伯苓离开了他用毕生心血创办的南开，违背了自己举手宣誓“一生为南开”的志愿，去南京做考试院长，搞“国大”，举总统，最后只落得他焦头烂额地逃出“国大”，病倒在上海。惜哉。
《天津南开大学》
梁吉生、王昊：日机炸毁南开大学
这是历史的见证。日本要炸毁南开是早有预谋的。
7月28日，侵华日军对天津发动全面进攻后，即以猛烈炮火攻击各教学楼和师生宿舍，并派出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轮番轰炸。正如日本史学家石岛纪之文在其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说，日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后来，日军承认30日轰炸南开大学。7月29、30日，中央通讯社从天津发出报道：“日机对南开大学进行有计划残酷的破坏，秀山堂、芝琴楼全被毁，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炸毁……”“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为观火者，皆嗟叹不已。”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设施损失殆尽，其中包括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珍贵成套期刊和理工科大部仪器设备，全部教学及办公用具等。以战前价值计算，损失约663万元（法币），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1/10。日军不仅炸毁南开大学，同时也对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毁掠，共毁坏房屋30栋、中西文图书5万册及全部基础设施。日军在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后，还对校园进行了军事占领。南开大学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校。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央通讯社1937年7月30日从南京报道：“天津南开大学经已故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及现任校长张伯苓博士四十年来惨淡经营，至今计成立大学、男女中学、小学四部，学生合计达三千余人。其大学、中学两部竟于昨、今两日被日军仇视，以飞机、大炮炸毁，中外人士莫不震愤。本京教育学术界人士，除教育部王部长30日晨曾亲访张氏，致深切之慰问外，该校留京各校友，亦均纷纷前往，向张氏表示对母校极关切之意。”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等7人于8月1日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侵略南开暴行，并请转达各国对日本进行制裁。
《抗日战争中的南开大学》
吴大猷：“捐”出来的大学
南开大学是天津严范孙、范静生、张伯苓所创的一所私立大学。民国8年成立时约有一百人，到民国12年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二十一人；到民国26年抗战前夕，第十五届毕业生60余人，学生总数亦只有420余人，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大学。
开办时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50万元（实收到十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万元；美国罗氏基金会先后捐十四万五千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十六万五千元；民国10年至14年得李组绅氏捐办矿科款十五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氏捐十万元、书二万册；李典臣氏赠藏中文典籍七百册。这差不多是南开大学首十余年全部所得。
校舍由开办时在南开中学旁的一座小楼，至民国13年迁入在八里台由捐、购、租的地七百余亩，在抗战前夕的大建筑思源堂（科学馆）、秀山堂、芝琴楼、木斋图书馆、男生二宿舍楼等。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元，宿费两学期30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十元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这样的学宿费，400个学生所交的学宿费，只够十来个教授的薪金。笔者没有该时教授的总数的资据，估计或40余人。学校的经费是如何筹措来的，不甚清楚，可能得助于中基会给予理科的补助（具上文）。在抗战前，国内（北平、上海）有许多的私立大学，是借学生的学费维持的（如北平的民国大学，容纳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人数颇大）。南开虽经费困难，但从来未作多收学生之意。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姜海龙：南开校董会
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既为私立学校，它的管理方式也有别于公立大学，采取的是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
南开校董会最初成立于1919年，由校父严修以及为南开创建出力甚巨的范源濂等人组成。1920年，董事组成包括范静生、严智怡、孙子文、孟琴襄、蒋梦麟、王溶明、陶孟和、刘芸生、卞俶成等九人。1921年之后校董会人数一般固定为九人，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除了学校董事会之外，各个学院也可以成立自己的董事会。历年来能够当选南开校董的多是南开的“财东”，由于南开私立学校的自身定位，办学经费成为制约学校成长的关键要素，所以，那些能够经常为南开捐款、筹款的官僚政要、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往往列身南开校董会的成员。与此同时，私立南开大学虽然在接受社会捐款上采取“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粪土浇灌出来的”的实用态度，但在校董人选的取舍上却慎之又慎，并不是完全“任人唯钱”，当选校董的政要商人除了必须能为南开筹得一定的捐款外，社会声望也一定要良好。此外，校董的组成人员还包括当时与南开渊源极深的社会贤达与学界名流。以1932年校董会为例，九名董事分别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晋、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其中胡适、陶孟和、丁文江三人皆为著名学者。
根据南开大学章程规定，校董会的职责是：（1）聘任校长；（2）筹备本校经费；（3）议决预算及审查决算；（4）对于本校章程之制定变更或撤废予以同意。在这四项职责中，以第二、三项职责最为重要。南开校董其实成为了一个介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平台，一方面向外筹款保证南开的生存发展，同时也利用董事自身的声望与影响为南开结交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与钱款一样，都是南开发展的必需。另一方面，他们向内对南开的发展方向也有影响，南开的校务一般都由张伯苓统筹规划，但是关于经费的使用、规章制度的变更等重要问题，还需要董事会的讨论决定。所以，南开的校董之于南开就如同保姆与新生孩童间的关系一样。
《南开老校董》
吴大猷：南开大学的系科设置
南开于民国8年至18年期中，学生由数十人至二三百人，设有文、理、商三“科”（民国10年至15年曾设矿科），各科有各部门的教授及课程（但不分“系”），例如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部门（民国十八年遵教育部令，始将“科”改为“院”）。每“系”教授只有二至三人，助教一至三人，学生三数人至十余人不等。每一教授授课三至四门；每两年将课程轮调，使二、三年级同习某些课，三、四年级同习某些课。
每一课程上课时间部分排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教学的参考书及习题要求均甚严：例如每一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课的习题，学生务须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于该星期五课时（由助教）阅毕发还，余类推。物理课程的实验，皆须作详细的报告。这样的训练，学生当时从未以为苦，后来且多感念。
民国8年南开大学创立时，国内已有大学多所，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学及后来师范大学的前身“高师”、天津之北洋大学、南京之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高师、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南开以无何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张校长对教育的信心，是不敢尝试的。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黄肇兴、王文钧：成立经济研究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该组织是由何廉建议，得到张伯苓校长赞助，经校董会通过，于1927年秋正式成立的，何廉任委员会主任。1927年至1928年从学校预算中拨款5000元作为经费。同年，经陶孟和从中努力，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4000元。此外，还有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暄教授在何廉回国前赠送其个人的美金500元。这些资金加起来将近万元，按当时的标准暂可开始科研工作了。何廉一面担任着繁重的教课工作，一面主持进行科研和调查工作，所用的助手往往是大学三、四年级选习何廉课程的学生。也有个别是中学毕业生经一两年工作后考入南开大学学习，多半是半工半读学习优良勤奋能干的大学生。先后有薛迪铮、李锐、吴大业、冯华年、华文煜、鲁光垣、李惠龄、李兰英、张英元、冯华德，后来有严子祥、胡元璋等。这些人毕业后，除个别病故或另就他业外，都成了研究委员会内的年轻骨干力量。当时委员会的工作，一是收集有关中国经济的中外文书刊资料，加以初步整理分析，并成立了小型图书室；二是编制分析物价统计资料。研究工作先是围绕着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以后就从事天津地区手工业及半机械化工业的调查研究。由于工作开展，1929年初，何廉又邀请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廷来南开大学任经济史教授，兼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何、方两人长期的友谊与合作奠定了后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开展的基础。
《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黄肇兴、王文钧：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来源
南开经济研究所从其前身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时起，经济情况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研究所成立后，由于教学和调研工作扩大，而调查研究及购置国外书刊耗费则较多，开支随之大量增加。1930年至1931年预算是10万元，1935年至1936年增至30万元。大学经费每年10万元，不足部分就需要寻求新的资助来源，主要是靠金融界、实业界以及个人捐助。捐助最多的是金融界的所谓“北四行”，即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商业银行和实业界的水利化学公司、久大盐业公司。此外捐助户还有华北的纺织、水泥等工业和煤矿业。它们的负责人或者与何廉或者与张伯苓校长都有个人朋友关系。但是这些捐款都是按年捐赠，头年捐了，次年不一定再捐，因此仍是不稳定的。
再一项资金来源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feler Foundation）。通过费暄教授的介绍，罗氏基金会对南开经济研究所进行了解之后，决定从1931年起给予5年的捐助，每年补助15000美元上下。这是罗氏基金会第一次对中国私立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给予年金补助，以后又增加补助一定名额的毕业生和研究人员出国进修费用。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给予直接间接的补助。在经济研究所经费最高时，罗氏基金会的补助达到全部经费1/3以上。这样就稳定了经济研究所的经费预算。
此外，还有在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时期接受的国外资助，主要是拉铁摩尔主持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补助进行的专题调查研究在经济研究所成立后持续下来的研究项目，其中主要的有山东、河北两省向东北移民的调查研究。在20年代后期，每年从华北往东北移民的数量很大，这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口移动。1929年秋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上，何廉提出调查方案，经太平洋国际学会决定每年拨款7500美元，为期三年，用于这项调查研究工作。
《何廉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鲍觉民：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经济研究所自1935年秋开始招收研究生，是我国解放以前高等学校成批地招收社会科学研究生的唯一学校。从1935年至1948年的十几年中，除了1937年和1938年两年因抗战发生，学校迁移，以及1946年因抗战胜利，复员北返，曾两度暂停招生以外，经济研究所先后在天津、昆明、重庆三地共计招收了十一届研究生。每年招生人数多少不一，最多年份（如第一届）招收十名，少的年份仅有三四名，总计招收了研究生60多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近20所学校。
每届招收研究生的专门科目（或称学门），并不完全相同，包括经济理论、国际经济、货币银行、时政金融、经济史、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工业经济等。报考资格除规定为当时公、私立大学有关学系毕业以外，强调要求具有“明确畅达”的中文表达能力和必须具有外文的阅读能力；在报考时还要求具备在原校所习全部课程的成绩和该院长或系主任的介绍证件，然后通过汉语、英文以及至少三门专门学科考试及格后，才能录取入学。
研究生一般学习两年，学习科目及其内容，在抗日战争以前，主要分为地方行政、土地问题、合作、经济史四个方面。第一年规定必须在导师指导下从事基本学科的学习；第二年得分赴国内各地作实际考察（经济史则可代以专题研究），然后写成论文。抗日战争发生后，根据当时具体条件和需要，研究生的学习科目，重点为经济理论、经济史、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统计学等方面。第一年仍以基本学科专门著作的学习为主；第二年第一学期则集中力量从事专门学科的研究，第二学期写成论文。两年学习期满，经过笔试及格后，经本所聘请校内外学者，组织论文审查委员会，负责评阅论文，并举行口试，及格后，授予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习期间，除每人每年发给相当或略高于大学助教工资的奖学金外，并在生活和学习条件等方面，也给予比较良好的安排。不少研究生，在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资送或考取出国进修深造。
《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鲍觉民：经济研究所的特点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1927至1948年这一期间，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的破坏和几度搬迁，但就其总的工作中，可以归纳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着重从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工作；
（2）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重视结合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强调社会科学问题的整体性及其各专业学科之间的联系性；
（3）对大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在学习内容中十分强调基本学科的重要，在学习中强调严格要求；
（4）十分重视高等学校教师必须兼负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强调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密切关系。
《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伉铁儁：创建应用化学研究所
1932年，南开大学还没有工学院，应当隶属于工学院的化工系当时尚在筹建中，而应用化学研究所作为理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创建，为什么要创建这样一个研究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大学里办研究所强调“学以致用”，使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社会之需要，培养能从事专业实践的有用人才，则是这个研究所创办的目的与宗旨。当1933年出版《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第一卷时，就研究所的“缘起”写了一段话：“我国学校与社会之间，夙称隔阂。隔阂之意，盖谓学科与国情不合，而学生之所学，非即其将来之用也。此其流弊，在工程学科之中，以化学工程为尤显。”因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与研究所创办人张子丹教授在给研究所定名时特别强调“应用”（Applied）二字，在化学研究所上冠以“应用”二字。
南开大学创建应用化学研究所，为国内外有关方面注目、欢迎。因为50年前，化工尚属新兴科学，大学里办化工类的研究所更属凤毛麟角，而创办人张子丹教授20年代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归来，在国际、国内化工学界负有盛名，由他来创办研究所，可谓众望所归。更为重要的是“应用”二字为实业界、为社会所欢迎，因此当时国内有关方面，有关实业界的人士以及拟依靠研究所提供协作的天津化工制造厂家，都捐助资金，促其筹建，因而张伯苓校长批准研究所在校内领取的经费很少。研究所自力更生，自己来解决经费困难，本着少花钱多办事，乃至不花钱也能办事的精神，开展了科研、教学、试验、生产诸方面的活动。在抗战前的那些年，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办得颇有生气。
《抗战前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伉铁儁：初期的应用化学研究所
1932年应用化学研究所初办时期，由于人力少，子丹教授就从化学系学生当中，选择了几个人，参加研究所的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子丹教授办事业，不事浮华，不做表面文章，而是要求实干，要效率，要效益。他身为所长，却没有他所不干的事，对于我们这些在学的学生，要求是格外严格；对于一般研究人员、工作人员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工作数量、研究课题。子丹教授以身作则，每日不分八小时内外，埋头苦干；把研究所当作休养场所，视研究工作为清闲差事的情况，可以说从所未有，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人员的队伍，一直保持着短小精悍的特色。全所人员最多的时候，包括所长在内不过15人。而著名的化学家、理学院院长邱宗岳教授和著名的化学家杨石先教授也在15人之中，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指导科研，所以全所实际工作人员只有13人。留美的著名化工学家张洪沅教授担任副所长兼研究部主任，高长庚（少白）教授为导师，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六人，练习生三人，还有助理员一人，主要担负后勤管理工作。人员不多，而严格要求择优使用，避免滥竽充数。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均为国内大学高材毕业生，练习生也要求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大学毕业生入所为助理研究员，工作三年而有成绩者，晋升为研究员。现华东工学院化工系主任苏元复教授和化工部设计院总工程师卢焕章先生都在研究所工作过。
这个应用化学研究所没有高楼大厦，只由学校拨款建筑了一个比较简陋的平房，其中开辟了三间专题研究室，一间普通研究室，一间分析实验室，两间化工实验室和一间图书资料室，一间天平室。后来，由于社会上委托任务很多，研究所也生产一些社会上所需的化工产品，才增添了一些简易的厂房，成立了工厂。研究所上自所长，下至研究员、助理研究员，都肩负教学与科研任务，这是大学所设研究机构与独立的科研单位的不同之点。除此之外，由于研究所经济条件所限，加之许多科研、生产设备都不易购置，所以根据需要，工作人员还必须自己担负设计制造化工设备及简易仪器的工作，又先后设计安装了精馏塔、双效真空蒸发器、压延设备、连续过滤机、旋转干燥机、螺旋原油机、混合机、喷洒干燥机等。通过设计并制造这些化工通用设备，不仅解决了生产、科研的需要，也丰富了化工教学的内容。所以全体15人，每人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负担都不轻。而大家精神饱满，除上课以外，就是在所里搞分析、搞设计、做试验，进行科研，工作效率极高，计划一年完成的分析，用短短一个寒假的时间就完成了，马上又接新任务。我们对于上下班、度假日这类观念很淡薄，除吃饭、睡觉外，几乎大部时间都是在所里度过。这里面有为造福人类从事科学工作的神圣责任心在支撑着我们，也有古今中外优秀科学家刻苦的传统在砥砺着我们。同时，也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试验和实验，往往不能上班做，下班停，工作要求连轴转，工作人员也就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也正是由于大量的科研实践，使我们增长了专业知识，提高了水平，并且锻炼了能适应国内工业发展形势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我们每年接受来自工厂、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委托项目总数不下几十件。
《抗战前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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