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15岁入南开

    1926年，我15岁时考入南开大学。南开就在八里台。当时的八里台全是荒地。学校最老的房子是秀山堂；另外，美国人捐了一部分款。中国人也捐了一部分款，盖了思源堂。后来被日本人炸掉了。那时南开理学院有4个系：生物、物理、化学、数学。头一年进去不选系，就念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5门课。我大概不会进生物系。我化学搞不好，实验不会做，所以也不会念化学系。我选了力学，数学的力学。这样不但不会进化学系，连进物理系的可能也不多了，就进了数学系。头一年姜立夫老师请假到厦门大学去了，二年级时他才回来，教我们的课。姜老夫子是一位很好的老师，课讲得很好。他一个人讲授高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高等代数、投影几何等七八门课程。当时南开有理学院、文学院、商学院，总共300多学生，不及现在南开一个系的学生。所以大家都认得。我们班就5个同学，我和吴大任是同班。头一年还不大熟，三年级就很熟了，差不多整天在一起。他比我大3岁。他数学也很好。

    《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吴大猷：“跳”上了大学

    1925年春，我正读高二，决定夏间以同等学力去考南开大学的矿科。考试科目有中文、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平时，我已将高三（大学）普通化学课本读完，高三物理却不如化学那么容易自己搞清楚，只好听天由命了。考试结果：物理合格，英文、数学、化学三门优良，“跳级”成功，就此进入大学之门。回顾在中学阶段的五年中，英文和数学的根基打得最好，应该感谢这两门功课的老师，他们都给了我适当的学习机会。化学的根底还是靠我自己用功得来的。

    《回忆在南开学校》

    吴大猷：被迫转系

    “跳”上了大学，也如愿进了矿科。第一年的课程有英文、数学（微积分）、物理（定性分析）、矿物学、岩石学、测量、工程绘图等。每周有五个下午都是做实验，其中物理一个下午，化学两个下午，矿物（岩石）一个下午，绘图一个下午。开始时，对物理一科觉得不能入门，但到学期终了时，感到已能应付了。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刚刚读完一学年时，学校突然将矿科停办。原因是捐款办矿科的李祖绅先生，由于他经营的煤矿不景气，本身的事业难保，因此无法对矿科资助。矿科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学校便允许我们转入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各系。

    我当初怎么会想到矿科学习呢？主要原因：矿科是一门实用科学，毕业后谋事容易；同时我认为自己天资有限，比较适宜于应用学科的学习。现在矿科停办，如果转到其他学校再读矿科，也很困难，因为在当时，大学中开矿科的学校极少，在北方仅有一所北洋大学。我如留在南开，由于第一学年成绩优良，可以免掉学费、宿费，这在我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权衡再三，决定转入本大学物理系。

    《回忆在南开学校》

    吴大猷：我在南开物理系

    南开大学那时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大学，中学倒有几千人，大学部的学生只有300多一点。教授都很有名望：理科有姜立夫、钱宝琮二位，物理系有饶毓泰、陈礼二位，化学有邱宗岳、徐允钟二位，生物有应尚德老师。

    我在南开四个学年，选修了下列课程（学分）：

    国文（6）、英文（6）、世界文学（6）、德文（6）、微积分（6）、高等微积分（6）、解析几何（6）、近代代数（6）、微分方程（3）、复变函数（6）、物理（10）、电磁学（3）、电磁度量（实验2）、近代物理（3）、初等力学（3）、力学（6）、光学（3）、分子运动论（6）、高等电磁学（6）、直流电机（3）、交流电机（3）、无线电（3）、定性化学分析（6）、定量化学分析（6）、物理化学（6）、气象学（3）、矿物学（4）、岩石学（4）、测量学（2）、工程绘图（2）。时隔较久，对上列所列学分数，容或有错误。

    这些课程，除了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科学技术进步而有所差别以外，与目前的并无大的不同之处，仅仅在训练上有些区别。那时，所有的数学课程每课都有习题。每星期一、三、五留下的，必须隔一天，即三、五、一交出，教授又隔一天，即五、一、三阅改后发还，师生都绝无拖延情形。物理课程的初等力学、力学，做习题同数字一样。此外如高等电磁学，由个人自行作《J.H.Jeans》一书中的习题。其他如电磁变量，直、交流电，无线电等实验，都要写出详尽的实验报告，就像书中的一章。这些训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清楚的感性了解，得以作出有条理的叙述。

    在大学二、三年级时，我开始用功，涉猎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最先是在一个暑假里，将《Oliver Lodge》这本讲原子的通俗书译成中文，然后又将Planck的《热辐射论》由德文译成英文。目的，一半是学习它的内容；一半是练习德文的阅读和写作。以后又将Sommerfeld的名著《原子结构及其光谱线》的德文本与英译本对照起来阅读。并和杨景才、龚祖瑛、沈士骏等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分别研读，轮流报告，我读的是相对论。在四年级时（1928-1929），自行摸索着阅读期刊中介绍量子力学（矩阵力学）的文章。刚好，在近代代数课程中学过矩阵代数。姜立夫先生的近代代数课只有五个学生，陈省身是其中之一。因为人少，所以每人作一篇报告论文就代替期中考试了。我作的一篇是关于微分几何的，因为它与相对论有关。

    在大学的几年中，不仅真的明白了求知的意义，也提高了求知的兴趣。那时，我的希望是将来能从事研究，得列著作之林，这多少有些“功名”思想掺杂在内。那一段时间我从未经过真正的考验，不知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以为前途像地毯一样，一推就会自动展开。一个人最快乐的心情，乃是对前途的企望。

    《回忆在南开学校》

    郭沛元：大中路上的洒水车

    过了大中桥，走上“大中路”。“路”并没有铺筑花费较高的沥青路或水泥路，而是“废物利用”，铺的“灰渣”路。走在这样的路上，脚下没有水泥路那样冷冷的、硬硬的感觉，却觉得轻捷松软。

    当年在母校学习时，课余饭后，二三同学散步，走在绿柳成荫的大中路上，时常遇到洒水车。洒水车并不是载有大水罐的喷水大卡车，而是一头小毛驴拉着的木桶水车，边走边在车后放水，牵着驴走的校工不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壮汉，更不是小伙子，而是一位白发苍苍、留着一绺山羊胡子的老者。我们英文系的几位同学遇见他时总是怀着尊重的心情戏呼一声：“Longevity！”走在洒过水后软软的路上，心情顿觉悠然舒缓。

    《管窥之见——30年代初期在母校生活学习感受》

    郭沛元：一只“南船”

    伫立马蹄湖畔，忆起了那时候停泊在湖中的一只“南船”。一位天津寓公把从南方家乡运来放在自家花园池中欣赏的一只“南船”，捐赠给老校长。因年久失修，船身已经破损。老校长并不因其破旧而拒绝接受，特雇修船工匠照原格式修复一新，放置马蹄湖中，点缀校景。老校长还曾偕同二三人兴致勃勃地乘到校址南面的青龙潭试航一周。我认为老校长所以肯用一笔修船费修复此船，并非他对乘坐“南船”有多大兴趣，而是出于对捐助南开者一番心意的尊重。对于捐助南开的，无论是巨资上万，还是一二物件，同样地受到尊重。

    《管窥之见——30年代初期在母校生活学习感受》

    郭沛元：可敬的打钟人

    南开校工的任用可以说是量事用人，充分使用，十分精简，各尽职守，却并不是过度劳累。大部分校工都是中年以上，没见过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例如，负责洒水车和一些校园杂务的校工仅用一力能胜任的老年人。偌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每幢楼仅安置二三校工，工作却做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宿舍校工二人，从打起床铃开始，直到熄灯铃止，一直在工作岗位上。为了方便学生守时，宿舍校工还兼按时“摇铃”任务。楼道地板、教室、宿舍的阅报兼夜自习室、卫生间等等，经常洁净无尘，门窗玻璃明亮。就连学生宿舍卧室，校工也给拖地板，收拾干净整齐。工作这么繁重，却从未见到哪位校工劳累得汗流浃背，或有什么怨言。主要是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做起工作来熟练轻松。在这些校工中还应该说一说当年那一位守时不懈的老校工——打钟人。

    回忆南大学习生活，不由得想念多年掌握大学生生活脉搏的打钟人！

    在校园中心，马蹄湖畔，方方的钟台上架一铜钟，钟高及口径各约不到一米。据说铜钟为某寺庙遗物，寺庙被毁后转移到南大使用。这钟可以说是获得新生了。那时南大尚未安装电铃，铜钟一响，声闻全校。

    打钟人每晨必先于学生起床打起床钟，早、午、晚餐钟等等，打钟的任务由他一人全权掌握。记得只有一次是由学生“掌权”打的钟，就是那年学生自动集合，开动员大会，准备南下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那一次。

    打钟人在秀山堂内休息，每次打钟，他便步行走到钟前，恰好正点打钟，打钟完毕，又回到秀山堂。自秀山堂到钟台往返不过百米上下，但每日往返若干次，每年累计他要走多少里路，可能只有他心中有数。无论冬夏，也无论风霜雨雪，更无失误，若没有一种精神支持着，恐怕不易做到。

    《管窥之见——30年代初期在母校生活学习感受》

    何廉：课堂上的激烈辩论

    我的努力有了成效，我和我的学生都非常满意。学生对于他们功课的兴趣增加了，他们很重视课堂上讨论的机会，而且常常提出很现实、很尖锐的问题，把讨论引向中国经济问题中的本质方面。比如，我记得关于土地税问题，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基本土地税包括土地和人头税及折合粮食税。前者缴钱，每亩折合银若干两，后者缴物，每亩折谷若干石。然而由于此时的纳税者手中没有银子，而且送缴实物也行不通了，土地和人头税由交纳银两变为交铜币，然后变为交现洋，折合粮食税由交纳谷物变为交银两，然后变为交铜币，最后变为交现洋。谷物和银两之间以及银两和现洋之间，纳税时的兑换率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县份之间都有区别。至少到1931年，当废除银两的时候，就由各个县太爷在他管辖的区域内为纳税者规定了兑换率。一位学生问我，为什么收税规定交银子，而他父亲却只能用现洋来交税呢？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我就趁机指出这个兑换率正是增加税收的手段，是贪污中饱的来源。因为兑换率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给所收税款总额上带来极大的变化。政府可以并且已经实际利用兑换率的变更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同时收税官员们从他们当官的利益出发，必然利用兑换率作为盈利的手段。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吴大任：靠奖学金自立

    我上大学之前，父亲那个供我上学的朋友去世了。幸而四年的学宿费都免了，而且我在大学又两次获得理学院的奖学金，那本来也是免交学宿费，但因我已经得到中学的免费，所以那两年每学期就发给我现金45元。此外，有两个暑假我到中学暑期学校教书，每次有大约50元薪金，还免饭费。我还为姜立夫先生抄写数学名词，干了半年多，每月有10元报酬。这样，在大学期间我的生活费有2/3可以自给，解除了经济问题在我思想上的压力。

    当时南开大学奖学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达到一定条件的才能获得奖学金，但每个学院每学年至多授予一个。奖学金是根据前一学年的成绩评定的，而授予的形式是免下一年的学宿费。1926年因矿科停办，大猷转入物理系，他得到1926-1927和1928-1929两个学年度的理学院奖学金，我得到1927-1928和1929-1930两个学年度的奖学金。

    《我的自述》

    吴大任：初入物理系

    上大学时，我认定我宜于学物理，就入了物理系。南开大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体育外，每人可选五门课，成绩好的可以选六门。所以一年级上学期我就选了体育、中文、英文、微积分、物理和定性分析。下学期又加了地学通论。那年姜立夫到厦门去了，教微积分的是专长中国数学史的钱宝琮，教物理的是饶毓泰，而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邱宗岳的定性分析和竺可桢的地学通论。邱先生是物理化学专家，讲定性分析非常细致深入；竺先生的地学通论讲了不少的天文，而我对天文早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在1931年暑假，我就到图书馆大量借阅无机化学和天文的书。

    在二年级，我选了饶先生的理论力学和现代物理，饶先生对基本概念的阐述比较深入。在理论力学班上，学生有陈省身和吴大猷，饶先生对这班学生的成绩很赞赏。现代物理全面介绍了当时实验物理的新成就，使我大开眼界。一次，饶先生让我看他老师密利根所作的测定电子质量和电荷的实验报告，并且让我在班上介绍，他听了很满意。课外，我常到理科阅览室看美国的物理杂志《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我看到密利根关于他发现宇宙线的报道和他对宇宙线来源的最早分析。那时宇宙线还没有定名，我写了一篇短文《大宇中的高频辐射》，在我负责编辑的《理科学报》上发表（《理科学报》是理科学会的小报，而理科学会是理科学生的群众组织）。饶先生拿了这份学报在班上连连说好，显然有点激动（这是他第二次这样赞赏，第一次是学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光之追越》）。

    《我的自述》

    吴大任：从物理系到数学系

    尽管我对物理兴趣很高，但在上三年级时我还是转到了数学系。原因有三个：第一，饶先生身体不好，不能再开许多课。第二，二年级时我还选修了交流电和无线电两门课，它们本质上都是工科课程，其中理论不难，但我对实验操作兴趣不高。我认识到，我对物理的兴趣主要在理论方面（对化学也有类似情况，我对定性分析兴趣很高，学定量分析，因为理论简单，兴趣就大减）。第三，姜立夫先生回来了，我选他的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都是学年课。可是到了下学期姜先生让申又枨接他教立体解析几何，他自己另开学期课投影几何。在选课时，理学院院长饶先生不让我继续选立体解析几何，要我选投影几何（我不能都选，都选就是七门课了）。我知道这是姜先生的授意，就选了投影几何。姜先生讲这门课也确实精彩。

    这样，数学系对我的吸引力就超过了物理系。不过，我对理论物理的兴趣依然很高，我是怀着对物理的惜别心情和对饶先生的深深歉意转系的。在三年级，我仍然选学了饶先生开设的电磁学理论。三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论，它们不是几何，但是作为几何专家的姜先生讲这两门课总是密切联系着几何背景和几何应用，因而讲得活。四年级，我选修了姜先生的微分几何、n维空间几何和非欧几何，这些都是姜先生的专长。学了那么多几何课，我的兴趣自然就集中于几何。至于姜先生教学质量之高，教学方法之灵活多样，我已写得不少，这里不重复。可以一提的是，我的微分几何听课笔记，姜先生后来打印发给以后的同学作为讲义了。

    最后两年，我还学了两年德文，一年法文。这两种文字的数学书我都能阅读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大作用。在英国时，我需要看意大利数学文献，有了英、德、法文的基础，我又自学了意大利文，很快就达到能阅读的水平。

    《我的自述》

    吴大任：回南开做助教

    1931年秋季我到清华复学，又和陈省身同班。在清华这一年也不理想，我选了四门课，可是那年“九一八”事变后学习不安定，更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明显没有科学意义的。所以，当1932年姜先生叫我回南开做助教时，我马上接受了，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

    在南开，我除了批改两门课的作业外，还把姜先生的投影几何课上我记的笔记整理成讲义发给学生。

    这一年我还得到科研的初步训练。德国汉堡大学的中年教师斯佩尔纳（E.Spemer）在北大讲课，姜先生知道他让北大的青年人看一篇文章，就让我也看。不久，斯佩尔纳来南开大学访问，姜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告诉我，那篇文章应当改进，让我试试。我根据他的思路作出了初步成果，他很满意。

    《我的自述》

    张源：五育并进

    南开不但倡导“智、德、体、群”，还加上一个“美”字，五育并进。美，就是生活美术化—艺术化，但不是浪漫派，不修边幅。每周不定哪天上午，舍监们检查宿舍，看看哪个同学床铺整理得整齐清洁，用军事用语说就是检查内务。南北长廊墙壁上布告牌内有住宿学生名单，检查结果最好的，名下就打个“美”字，最差的打什么字我忘记了，不好不坏名下空白。这也是鼓励学生生活美化的方法之一。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春假

    那个时候，春假放七天，正是春暖花开的好天气。学校在每个春假都组织几组旅行团，到天津附近的名胜或工业地区参观游览。有的到北平，游览明陵、长城等地；有的到塘沽参观久大、永利两工厂及渤海或黄海研究所；有的到唐山参观启新洋灰厂（水泥厂）、开滦煤矿和交通大学。有一个参加去唐山的这一组，住在交通大学内，我们团员还和交大里的南开校友比赛一场篮球。

    大概是在民国20年的暑假，校方与北洋舰队洽妥，南开学生乘坐海圻号军舰，自天津去青岛往返，在渤海上遨游。我性喜旅行，跃跃欲试，可惜收费太高（20余银元），我无法负担，只好作罢。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学费偏高

    南开是私立，学校的发展固然靠校长募捐，但经常费用还是靠学生缴费，所以学费偏高，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念南开的时候，学费每学期大洋30元，宿费15元，预偿费2元，还有别的费用约2元，中学、大学一样。每学期之初注册缴费，总得带上50银元，还不算膳费。每年下来，要花费300元左右；手面大的，甚至得400元，这个数字不是一般家庭负担得起的。当时乡间的小学教员全年收入也不过200元。民国26年，南京最著名的鼓楼小学资深教员每月薪水只有40元。所以体育主任章辑五先生早年想考南开，因为花费大而投考他校。可是张校长也顾到附近的贫民，在南中校墙内西南角划出几间平房，办理平民小学，一切免费，选高中部年长学生充任校长。成绩好的学生还可免费升入南中，我同年级至少就有这么一位学生。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行政工作效率高

    南开办事设想周到，有条理，有效率，以每学期之初的注册来说，其效率之高，当时并未注意，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敬佩。注册是在一斋（北楼）楼下第一、二、三几个房间办理，沿着长廊摆有椅凳，供学生排队时坐。缴费、领书、宿舍分配抽签（同年级学生可以单独或伙同二人、三人或四人同住一房，房间号数由学生自己抽签决定）等事，分别在这几个房间办理，一个学生不要几分钟便可注册完毕。

    还有一件事也足可证明南开办事效率之高。每次寒暑假放假后不出七天，我就能接到学校寄来的成绩单。我家距天津九十里，寄信则要走两天。换言之，放假后五天内学校即寄出。在五天内，全校学生的考卷得评阅、计分并誊写完毕。还有每逢暑假，学校并寄来一厚册是年教职员及同学通讯录，并不另外收费。试问现在的学校，哪一所能办到这些事？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暑期学校

    想考南开的，大多先读南开暑期学校，补习英文、数学一科或两科。每星期一至五上午上课，一科两小时。教师多由南开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是否也补国文、理化，我忘记了。我在民国15年补习英文一科，因为南开初一英文自商务的模范读本第二册教起，而我以前读的是法文，英文一窍不通，必须在暑期六个星期内读毕全年的模范读本第一册。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居然以第十八名考中，学号是5498号。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学校里的露天电影

    暑期，学校每逢星期六夜晚，演一场露天电影，票价是一角钱。我还记得民国15年第一次演的是《小场主》，由王元龙和黎明辉主演。学校开学后，每两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在大礼堂演一次电影，票价也是一角钱。当时戏院的票价是四五角钱，加价的电影如《璇宫艳史》（Love Parade）是一元。我初入南开，还是默片时代，演电影时，由二三同学演奏钢琴和提琴，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完全服务呢，还是另有报酬。

    提到《璇宫艳史》，这部由Maurice Chevalier（法国人）和Janet Mac Donald（美国人）主演的电影，真可说是轰动一时，一元钱的票价我看了两次。电影中的阅兵歌，南开军乐队为各种乐器谱成了乐谱，在运动会运动员绕场一周时演奏。我在军乐队吹大号，同班同学严保泰（民国21年考取上海交大）吹小号，他吹这个曲子特别动听。

    《从小事看南开》

    张源：整齐清洁的校园

    再必须一提的，是南开校园的整齐清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南开墙外环境很糟，西边是“臭西湖”，乃是天津下水道之总汇；南边是墙子河，即“臭西湖”流出的脏水。由西南城角到达南开的马路是泥路，根本没有水沟，一遇下雨，满街泥泞，不坐“胶皮”（天津话，洋车）寸步难行。而一进了南开大门，则另有一番景象。窗子上没有破玻璃，玻璃无不倍儿亮，花园里的稀疏花木，鱼缸内的点点金鱼，到处整齐有序，顿使人发生一种飘然之感。这主要由于管理“堂役”（即工友）的成功。盖每一堂役均有其特定的职责，划分清楚，无可推诿。哪部分出了毛病，就以该管堂役是问。所以人人尽职，不敢疏忽。如学生在操场踢球，打破玻璃，该管堂役马上手持赔偿条跑出，找你签名，在赔偿费内扣缴，立即便有工匠装好玻璃，至迟不超过次日。这是何等的效率！

    《从小事看南开》

    慧珠：死里逃生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我们刚一跨出门槛，忽然落下一个炸弹，侥幸还没有炸开，却把我们吓回屋了，胸脯起伏着心跳得更厉害。第二次我们又冒险走出去，才走了几步，前面一个炸弹轰然爆炸了，我们又慌忙逃回来，这样出出入入一直到4点钟。炮弹的距离越来越近，炮声也越来越响，如此情况，实在不容我们再行等待的。总算还有勇气，我们拍拍胸，紧紧拳，一鼓勇气直奔后门，急忙上了小船。炮弹像生了眼睛一样，老是跟着我们，直向我们追逼来，一个个越逼越近，有一颗恰巧在小船附近的河岸上猛烈地爆炸了。我们一群中某一位职员跌在小沟里，“咕咕咕”地喝了好几口黄泥水。有一位同学也使劲地往船舱底下钻，又一位拼命拿草席往头上盖，好像草席可以挡得住炮弹一样。

    小船离校航行只五分钟，一个炮弹击中了秀山堂的楼顶，轰然一声，一团黑烟从楼顶冲出来，熊熊的火光也跟着冒上来。在我们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渐暗淡了，模糊了，消失了！“完了！”我们叹息。小船上每个伙伴，眼角挂着辛酸的泪珠，眼眶一圈圈地泛红。遥望那30年来南开校长、教职员、学生们努力结晶的秀山堂，现在只冒着团团愤怒的烟火了。

    《南大被焚记》

    慧珠：亲历日军轰炸南开

    我们到达了天津的英租界，敌人的飞机已经出动轰炸南开了。图书馆、经济研究所、芝琴楼（女生宿舍），都相继中弹起火。一直到傍晚，八里台的烟火还旺盛地燃烧着。啊！全天津，全中国同胞都遥望这烟火而愤激！

    第二天，100个野蛮的敌人骑兵，带着煤油和铁铲等破坏工具，冲进南大。所有科学馆（思源堂），男生第一、二宿舍，教员新旧宿舍（柏树村），电机工厂，木斋图书馆，幼稚园等学校的建筑物全然被焚毁了。

    现在，假使我们站在天津英租界的高处往八里台望去：“水木南开”已经只剩下“枯木焦木”，400多亩的校址也只有瓦砾一堆。在那废墟上，秀山堂的水泥钢骨还巍峨地屹立着，似乎这便是我们卓越坚忍精神的象征。前日，张伯苓校长发表谈话说：“敌人只能毁掉我们的物质，毁不了我们南开的精神！”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南开全体师生与校友的一般情怀和态度。我们深深地了解：“恢复南开”与“收复八里台”这两个口号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希望“明天”能在八里台重新“埋头苦干”。

    《南大被焚记》

    邢源：杨校长家的小花园

    杨石先校长是1923年秋搬进东村的，当时住40号。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南大校园被日军轰炸，百树村住宅惨遭兵燹，仅余22所。1946年复校后重新修建，杨先生入住东村43号，直至去世。

    43号杨校长家的院儿最与众不同的是，杨先生特别爱花而且会养花，他家除了院儿里的几蓬修竹一树海棠和高高爬上屋顶的凌霄花外，院儿外的花坛也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月季、紫竹、石榴、丁香、四季桂、一品冠，在东村堪称真正是一个小花园。

    有一年暮春，我父亲路过43号，看见杨先生提着一把喷壶正在给花浇水，那是一簇绿杆儿带刺儿长长枝条开着小黄花的植物。父亲便请教杨先生这是什么花？杨先生说，这是荼蘼。说着又随口道：“不是说‘开到荼蘼春事了’吗，就是它。”后来父亲对我讲，杨先生不仅是一个化学家。听他念这个断句的语言节奏，就知道先生的国学素养非浅。父亲说，荼蘼花又叫悬钩子蔷薇，古称佛见笑、独步春、百宜枝，有雪白、酒黄、火红三色，大多为白色。杨先生所吟句出自宋朝诗人王琪的《暮春游小园》，原诗一般都记为：“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还有记为“开到荼蘼春事了”。杨先生选用后者透露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荼蘼花开过了还有别的花会一直开下去，但春天自荼蘼花开过后就结束了，一个“春”字贴切、明亮，杨校长确实有深功底。

    《杨校长家的小花园》

    南周：芝琴楼里的女生

    芝琴楼是够丑陋的，“远看像条小兵船，近看又像个火柴盒子”，许多人都这么说。

    不过，这只是她的外表，芝琴楼主对这一点是不介意的，由于她含蕴的丰富，使大家都很欢喜她怏怏而悠然地生活，在她的怀抱里。

    本来，南大的全体女同学都住在这儿的，自从去年政经学院搬了家，便剩下文理工三院的了。人口疏散之后，显得比以前宽敞恬静，不过我不愿在这里介绍芝琴楼的房间、浴室以及水厕，我只愿介绍一下芝琴楼主们的性格。

    尽管各自的生活不同，作风各异，但是在许多大事情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沈崇的事件她们便表示了最沉痛最愤怒的抗议。在反内战反饥饿的旗帜下，她们勇敢地站在前面，直到最近的反美扶日运动，她们也参加了宣传小组，和男同学一起到市内“突击”去。芝琴楼人是从来未落伍过的，她们参加过每一次的民主运动而且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而慢慢地锻炼着自己。

    芝琴楼人以天赋的女性的最伟大而又平凡的牺牲精神，为她们的共同生活不断地增进福利。谁都知道南院膳团是最“率”的，而且从未停过炊。考试放假面粉大涨价，她们不惜以最宝贵的时间很有限的精力来解决困难，理工学院的功课是够繁重的，但她们仍得要干！文学院的姐妹们往往体谅到这一点，于是抢先去做，她们就在这样友爱的气氛里，合作着干好事情。

    芝琴楼人是活泼而又朴素的，办起膳团来虽然简练得像一个家庭主妇，动起来却又像个跳跳蹦蹦的小孩子，她们晚上是常常开夜车的，但黄昏的散步、唱歌、排球却没有放弃过。她们深知这些生活节目必须保留，因为人不是机器，身体也是必要的，她们也要用功，但是不做书呆子，当别人看见她们又大又宽的大褂，也许会觉得很“土气”，可是她们就喜欢那样，她们所追求的美是闲在的，有着更高价值的。

    《复校后南开人的生活》

    南周：一年断了三次炊

    在南大比较成问题的要算吃饭问题了，仅仅东院，这短短一年内就断过三次炊，因为同学中穷的多，大部分人吃、穿、用全靠这一点点公费，自费同学更苦，好在去年起每月可以领到配给面，总算解决了一半困难，加之学校里有多种奖助金、自助金，名额虽不多，自费同学申请起来也并不太难，如能抓住一两样，吃饭问题也大致可获解决了，且东院地居市区，课余出外兼事也比较方便，有些同学就是这样一边做事，一边读书的。

    《复校后南开人的生活》

    南周：讲究穿着是可耻的

    说到穿衣了，在南大衣服方面向来是很少人注意的，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在穿着方面讲究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很多的事情等着要做，有更多的书籍等着去读，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穿衣打扮上面，所以在南大无论你穿得多么落伍也不会有人笑话你，只要你生活上思想上并不落伍，同样会受到同学们的尊崇，相反地那些西装笔挺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虽然是像十年前的大学生派头，然在今天却反会被人瞧不起，“少爷”、“小姐”这在南大是很叫人难堪的名词，很多真正的少爷和小姐自进入南大以后，也渐渐脱去了原来那一套习气，时代不同了，就以南大说，十年前的南大也不好与今日的南大相比的。

    《复校后南开人的生活》

    刘光胜：木斋图书馆的由来

    1927年3月，寓居天津的卢木斋捐资10万银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今马蹄湖北面行政楼地址）。为保证工程质量，卢木斋亲往现场督工。历时一年，这所占地920平方米，可容数百读者座位的图书馆及书库终于建成。为尽快开馆，卢木斋将本人“知止楼”藏书捐出6万卷为基础。1928年10月17日为南开大学9周年校庆，新图书馆落成庆典同时举行，严修、颜惠庆（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等暨各界名流数百人盛赞观礼，卢木斋亲致贺词，当场将新图书馆钥匙交给校长张伯苓。为感谢卢木斋先生捐资嘉惠南开师生的义举，南开大学将新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永志不忘。

    1929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卢木斋兴学助教的义举，国内各报刊载赞扬。

    《卢木斋与木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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