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小岑：觉悟社

    1919年9月16日下午2点，在青年会里，10个女青年和10个男青年分开来各列一边坐在那里，两会负责人事前曾商量推周恩来为主席。20个人中有些人已认识了好几个月，也有几个是第一次见面的。经过郭隆真和谌志笃分别介绍认识，富有历史意义的觉悟社就在这天成立了。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每次开会都是公推他当主席，虽然常是经过一番推让，但推让的结果，大家都说“还是翔宇来吧”，以后也就成为习惯了。在这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预先征询过大家意见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就通过了。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

    （一）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刊物；

    （二）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三）刊物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刊物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四）觉悟社的活动内容为：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批评社会生活，介绍名人言论，灌输社会新思潮。

    在那次会议上，最后又经周恩来同志提议，决定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名义邀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讲演。

    《我所知道的觉悟社》

    谌小岑：李大钊与觉悟社成员的谈话

    李大钊先生是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即9月21日到天津来作学术讲演的，也是第一个被邀请到觉悟社来谈话的。我们对于他那种朴素、慈祥、谦虚而亲切的态度，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简短的谈话中，对我们成立一个男女合组的团体和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表示赞同，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他走后，我们都传阅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战后的妇人问题》三篇；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李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女社员对于他把女子当“人”的提出，更是非常有兴趣。有几位女社员曾长期反对把女性第三人称写成“她”字，她们主张用“伊”来代替。1923年在天津出版的《觉邮》《女星》等旬刊和1924年出版的《妇女日报》，在行文中，都是用“伊”字来代替“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呼。

    李大钊先生那次来到觉悟社，使多数社员都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从他那里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

    《我所知道的觉悟社》

    刘焱：成立哲学教育学会

    我们哲学教育系争取公费的请愿胜利之后，同学们都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经我们提议，很快成立了全系同学参加的南开大学哲学教育学会，我们3个请愿代表被选为常务理事。学会定期开展活动，如举办师生联欢会、课程讨论会、时事座谈会；公开出版壁报、研讨学术、评论时政。当时，黄先生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曾应邀参加过学会举办的全系师生联欢会，对学会给予支持。随着工作的开展，地下党以学会为阵地，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学运，一些同学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先后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党领导的青年秘密革命组织“民青”，到天津解放时，哲学教育系同学中有近一半的人先后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或民青成员。其中张怀武、越德敦、韩敬庸、黄少梅、张敏等人在1948年“八二〇”国民党发动大逮捕前后，就根据党的指示，撤入解放区，投入到建立新中国的战斗。

    《回忆黄钰生先生》

    刘焱：工友夜校

    哲教学会成立不久，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建立一个工友夜校，招收南大工友学习。这样，一方面使会员有个实习教学的阵地，另一方面可使同学接近工人，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以哲学教育学会要求有个实习教学的阵地为由，我们向学校正式提出申请，又去见黄子坚先生。作为老教育家的黄先生，很赞同我们要求办学的想法，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就顺利地向学校正式办理了登记办学手续。

    之后，我们即制定教学计划，遴选教师和工作人员，推举学会常务理事杨思复负责工友夜校工作，并很快开始招生。当时工友大都粗通文字，学习热情很高，报名学习者达五六十人，约占全校工人的一半。按原有文化程度高低分两班上课，课程设置有语文、算术、常识、社会发展简史及时事等。参加工作的同学有张敏、程德华、施尔鸿、黄浣、孙凡斌、童若兰、刘立华、冉光秀等人。地下党也以夜校为阵地，通过时事、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加强工人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工人觉悟，在工人中创建党和民青组织，到天津解放时，先后参加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人有张德茂、董昌亮、陈金荣等13人，他们在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忆黄钰生先生》

    叶雪芬、王昊：人生与文学社

    为了培养人才，罗皑岚和柳无忌于1935年初发起组织了人生与文学社，出版《人生与文学》月刊和丛书。这一社团的成员大都是南开英文系的师生，其中有梁宗岱、刘荣恩、张镜潭、王慧敏等才俊，在北大任教的罗念生也是成员之一。罗皑岚不仅是《人生与文学》的主编之一，也是该刊物的主要作者。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天津《大公报》曾连载了罗的描写大革命时期男女青年恋爱的长篇小说《苦果》，风靡一时，受到读者欢迎。为了活跃英文系的学术空气，罗、柳等人联名，先后邀请当时文学界著名学者朱自清、孙大雨、罗念生等人来南开讲学，内容涉及方言问题、美国现代诗歌、古希腊文学等等，这些讲座曾引来南开学子对文学问题的热烈讨论。在南开的紧张工作之余，罗皑岚也找些机会自我放松。每逢周末，他便约上柳无忌、李霁野、王芸生、王余杞等文化名流一起聚餐，席间随意谈论文艺问题，他们高谈阔论，品评月旦，甚是欢愉。这种愉快的“星期聚餐会”着实持续了一段时间。

    《罗皑岚在南开的日子》

    廖永武：“一二一八”大示威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令，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爱国示威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12月18日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

    这一天的上午9时，天津学生组成两支游行队伍：一支由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等校组成，他们在出发前，召开了大会，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队伍出发后，会合了中西女中和汇文中学的一部分同学，途经南马路、东南城角、东马路，到达金刚桥南边。一支由法商学院出发，路经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震中中学、工业学院等校，会合成更为雄壮的队伍，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布旗，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推代表要求面见市长。市长不敢出来见学生，由秘书孙某出来接见，孙某对学生所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动员全国抗战，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等要求不予答复，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求荣，仇视革命人民的反动面。当请愿代表向全体学生报告交涉经过时，学生们怒不可遏，立即举行游行示威。

    南北两支队伍正准备会合时，遭到杀气腾腾的军警所排成的一堵人墙所阻挡。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爱国警士们和我们一致要求抗日！”经过数度冲锋和反复搏斗，许多学生虽然被军警打伤，但士气愈来愈旺，在统一指挥下，两支队伍一声呐喊，南北夹击，终于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拦和堵击而胜利会师，沿官银号，东马路，进东门，出南门，一路上举行浩浩荡荡的抗日大示威。学生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喊出了天津人民数年来被抑制在心坎上的挽救国难的呼声。

    游行队伍在预定地点——南开操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并发表了抗日宣言和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大会还决定19日举行总罢课。

    “一二一八”大示威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气氛，提高了群众的抗日觉悟，揭开了天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的一页。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

    梁吉生、王昊：抗日救亡中的南开师生

    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南开大学师生没有屈服，而是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责任感。他们以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为依托，组织教授和东北籍学生有计划地深入东北工矿企业、社会机构、农村调查研究，揭露日本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罪行。他们还编印《日本问题专号》，举办陈列展览，出版专著，对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事实予以揭露，教育和警醒国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是开风气的。不仅如此，张伯苓、何廉、张彭春等人还利用出席“太平洋国交会”的机会，多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与日本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的战争阴谋。

    南开大学师生还开展了校内外募捐活动，以支援前方抗敌将士。“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来津难民不下千人。天津在新车站铁道外旧道尹公署、西头清化寺及戒严司令部旧址分设三个收容所。东北来的学生多在戒严司令部旧址收容所，南开及各校学生热情为他们服务。南开大学还破例接收东北大学学生免费入学，使东北学生在国难流离中免遭辍学之苦。

    1932年初，上海爆发“一·二八”对日抗战，南开大学师生积极投身到宣传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事迹的活动中，同时广泛发动捐款慰劳抗日将士，一次汇洋500元。

    慰问长城抗日将士。1933年冬，侵华日军进逼热河，在喜峰口长城附近遇到中国守军的殊死抵抗。宋哲元、赵登禹、何基沣等将领率第二十九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张伯苓不仅亲自致函感谢前方将士为国杀敌，而且多次组织南开及天津各校师生慰问前线将士。在喜峰口战役之前，部分南开师生就曾到河北三河慰问二十九军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抗战。翌年初，南开师生24人携带饼干1000磅、毛巾3000条、肥皂3000块赶赴通州慰问。5月教职员工再次捐资购置担架28副、手术台10架、药箱20只及大批绷带、棉花。同时，将厦门大学教师职员救国会所托寄的2494元捐款代购钢盔捐助抗日将士。1936年11月，日军联合伪蒙军进犯绥远，遭到国民党军傅作义部英勇抗击，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在全国各界群众掀起的援助绥远抗战热潮中，南开大学学生踊跃参加活动。他们不但到街头巷尾发动各界群众为抗日将士捐款募寒衣，还举行义演。同学们将募捐来的钱和衣物寄往绥远，并派南开大学学生代表冷冰、阎沛霖等人亲赴前线慰问将士。

    《抗日战争中的南开大学》

    梁吉生、王昊：地下党组织的成立

    1936年2月根据中共指示，平津学生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南开大学民先队由李明义等人以“铁流社”为核心组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地下党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加强，朱家瑜、程人士、贾明庸、刘毓瑶等先后加入党组织。7月南开大学党支部成立，程人士（宏毅）任党支部书记，贾明庸任组织委员，刘毓瑶任宣传委员，隶属该支部的党员有5人，另有在市内工作的李明义、沙兆豫、王绶昌、朱家瑜等分别参加民先党组或学联党组。

    这年暑假后，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改组。地下党组织完全控制了学生会的领导权，民先组织也进一步壮大。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学校党的工作跨出了过去狭小的圈子，慎重而又积极地开展起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师生同情和支持。这时期，党还组织南开学生开展了对二十九军爱国官兵的工作。

    《抗日战争中的南开大学》

    戴家祥：到南京请愿

    不久，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南开大学的同学和教职员工立刻响应，集合在大礼堂宣布罢课，到南京请愿。南下的办法是在同一车次的火车，每人买一张短程车票，分头从几个车站上车。青年教师杨学通、戴家祥等到东站送行。

    请愿队伍为了不引起有关当局注意，上车后按约定时间同时戴上赴京请愿的红袖章。列车长看到这种情况，遂即向上级报告，有关当局下令火车停开，在沧州车站把车头摘走了。当时正是数九寒天，车辆断了暖气，请愿队伍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消息传到学校，教职员工组织后援队伍，用小汽车送衣食支援。南京当局派教育部参事戴亢观、科长谢树英来到沧州。他们劝说学生：“当前外交、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要给政府一个安定的秩序。”请愿队伍愤怒地说：“华北形势糟到这个地步，难道政府不知道吗？”戴、谢二人被学生的话语感动得哭了。后来南京政府以蒋介石的名义通告全国各高等学校各推两名教职工和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与蒋面谈，希望学生立即复课。

    代表们到南京后，当局首先带领他们参观新编的36个调整师。每师12000人，装备有火炮、坦克、机关枪和现代化通讯等。然后蒋介石出来讲话，同时向全国广播。由于日本电台的强大电流干扰，我们在天津听得不完整，只听到他讲：“有人说，意大利攻占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还同意大利打了一场；我们阿比东尼亚却一让再让。我要出出风头那容易得很，但我是全国统帅，不能那么草率，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赢。给我一些准备时间，以空间换取时间。你们向我请愿，我现在向你们请愿。敌人敢于欺侮我们，不单是兵力强弱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落后于他们。我希望你们广大师生好好地读书，好好地研究科学，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蒋介石的讲话，有一定的欺骗性，请愿运动就此平静下来。

    此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正在南京，他赞赏学生“做得好，符合南开精神”。南开教工公推戴家祥起草告同学复课书，林同济、刘朗泉修改后发全校。

    《忆在南开大学的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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